【編者按】

在中國，約200人當中就有1位登記在冊的嚴重精障患者。

他們在哪？除了生活在精神病院的病人和散見于媒體報道的傷人案當事人，我們好像對他們視而不見，又避之不及。

因此，他們躲得更深了。家庭要付出閉門照護的代價，醫生要更湊近才能獲得他們的信任。澎湃新聞記者在梳理資料時發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些病人尚能被社區、家庭接納，甚至有一份像樣的工作；后來的病人則被視為失去了勞動能力，整日困守在家、病情加重，家庭也被拖入貧病交加的境地。

我們會從10月29日起連載三日、用三篇報道與讀者探討何以至此，又如何為精神病人走出家門、緩解病情提供多一份理解與支持。

三年前，楊如夢在貴州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當實習社工，幫可以辦理出院的病人聯系家屬——有一位病人才三十多歲，早先在疾病發作時打架斗毆，但已恢復得“很正常”，因為“無人認領”，他滯留在醫院很久；最后，來接他的是哥哥，滿臉無奈。楊如夢想給他講講與病人同住的注意事項，哥哥顯得不感興趣，只問“簽字會不會被人知道”，怕在社會上和精神病扯上關系。

有的家屬態度溫和，但聽得出灰心。楊如夢說，病人剛發病的，家屬會關心“他現在狀態怎么樣”，一些病情反復的老病人，家屬不會再問。

寧波市康寧醫院的工作人員曾在論文中分析2013年至2015年該醫院的2947個出院病例，發現這些精障患者住院次數越多，單次平均住院時間越長，病人似乎越來越難離開醫院。

即便病情穩定，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出院后仍可能殘留病癥，不僅需要來自家庭的持久照護（① 照護者為何不愿打開家門？）、需要基層醫務人員和社工進行隨訪（② 當壞情緒在家中“交叉感染”），也需要社會創設一點適合他們的承接空間。

出院就離婚

2022年，楊如夢在貴州大學讀心理學研究生，看到一家公益組織在招募醫療社工，抱著實踐心理輔導技術的想法，住進了精神疾病的康復病房。

她坦言，一開始惴惴不安，怕病人打她。但開始工作之后，她也感到這些工作對象“像小孩”——那會兒正值“新冠”疫情，原本公益組織在病房開展園藝治療，因為不能聚集而取消，因此住院生活非常無聊，病人看到社工來了，會圍上她，問：“什么時候送我回家？”

楊如夢有一個男同事，和病人們處得像朋友。他到病房，會被病人一把抱住：“你又來看我們，太好了。”

楊如夢問過一些病人出院之后的打算，有的說回去工廠打工，有的要繼續上學，也有的人先在家里養病。何新的想法是——與妻子離婚。他患上雙相情感障礙的直接誘因是與她大吵，發病后在街上流浪，由民警送到醫院。除了離婚，何新沒有絲毫對未來的憧憬。他覺得自己以后無論到哪兒都會被排擠，別人會認為他是一個瘋子。

她在畢業論文里描述了自己給何新做心理輔導的過程。

楊如夢對何新解釋，按照美國心理學家?阿爾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的情緒ABC理論，一起事件A可能激起非理性的信念B，導致情緒C，比如患上雙相情感障礙是一個事件，“這輩子完蛋了”是它引起的非理性信念，導致他不開心。

何新說：“我覺得我的情緒會經常變化，一會感覺很難受，一會又感覺沒什么，總是感覺不受自己的控制。”

楊如夢說，在他心里，由患病到被社會拋棄的因果關系是堅固的，而這不符合理性。她會跟他講——有的患者雖然受疾病困擾，仍然努力生活，追求個人意義，有的還會幫助其他精神疾病患者。

三次心理輔導之后，兩人轉換了身份，楊如夢扮演病人，何新扮演社工，等于由何新勸導他自己。

“你是覺得在這個社會生活非常困難對嗎？”何新問。

“我是覺得在世界上活著真的很難，本來還會對生活抱有期待，但自從有這個病，并且反復住院的時候，我對自己的未來就沒抱有什么期望了，我覺得我在別人眼里是另類的。”楊如夢說。

“可能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事實情況可能并非如此。”何新有模有樣地模仿起來，“盡管還會有人存在偏見和歧視，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對待生活的態度……”

這個畫室無人全勤

幾次心理輔導之后，根據量表，何新的悲觀厭世情緒有所減輕。

現在，楊如夢已經畢業，當了一所高校的輔導員。她坦率地說，在醫院的工作時間太短，她遇到過一些更難的案例，沒有獲得他們的信任。何新雖然話少，但如果主動問，他愿意分享，而有的病人對醫護和社工很戒備，不想多談自己的家庭，還有的干脆撒謊，不同時候吐露的家世不一致，不知道該信哪個。

按楊如夢理解，這不一定是疾病的癥狀。也許這幾個病人從前有一些受傷害的經歷，導致他們很難信任別人。

病人回到社區，要繼續面對患病多年造成的其他心理問題，比如自卑，也要和殘留的癥狀相處。

2010年，南京原生藝術中心成立。這家機構的日常工作是為一些精神病人提供場地，協助他們作畫，一部分畫作由中心出售。在這里畫室作畫的人，多少有些“藝術家脾氣”，如同他們的作品，風格多變。

經過治療，一些患者能恢復不錯的認知水平，只是時不時地意志淡漠，社交變成很大的負擔。這里的畫師沒人能做到“全勤”。

天氣差的時候，小鵬不想去畫室。他一直吃藥，工作內容也是安靜地畫畫。但他這幾天有些畏縮。

他得病之前學業很好。為了花更多時間陪他、勸他出門，母親李佳放棄了升職。這種時候，她少不得煩悶，想道：怎么搞的，病怎么好不了呢？

她把嘀咕按捺下去。

“就像爬桿一樣。”李佳形容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復，要是不堅持，患者會逐漸滑入自己的世界，變成常人口中所謂的“怪人”。前面的努力都會白費。所以，當小鵬又顯出不想出門的樣子，她決定 “忍耐”。

她說，以前不懂，會把焦躁的情緒流露給小鵬看。現在，她多說幾句，就自己出門走走，調理好心情，第二天對兒子反省自己，一家幾口互相道歉。

等到一家人克服了困難、走出家門，小鵬到畫室坐定，面前有兩百支供他自由使用的彩筆。他的心也定下來。

他會畫出一些綺麗又具體的想象物——針管里有玫紅色的粗糙巖壁，或是淡紫的宮殿帷幕，但仍是一組針管。扇子的頂部有一張昆蟲的臉，似乎憤怒地看向畫外，但仍是一把蒲扇。

小鵬的作品，一組針管

我們和李佳談話，小鵬把畫好的扇子拿來給母親，簡單地解釋道：“很古老的感覺。”

小鵬作品，一把蒲扇

機構的創始人郭海平表示，機構從來不給這些畫師進行指導。他會提一些建議，但他們可以不接受——這時候，他走過來端詳這把蒲扇，說畫得不錯，商量似的問：“以后試試看只用黑白的？”

小鵬回絕了，說自己最近狀態差，注意力難集中：“我是用意志力在堅持。”

重新開始“苦惱”

在這里，小鵬和他的“同事”們有創作的自由，偶爾還可以賣出作品，獲得分成。在郭海平的觀念里，買家為畫買單，意味著認可畫得好，而不只是出于對弱者的憐憫。

這些畫師的每一幅作品都要入庫存檔，有編號。南京原生藝術中心甚至不允許藝術家把自己的畫作帶走，擔心隨便擱在一邊，或者送人了，他們就逐漸把藝術當成打發時間的涂鴉，不再當一回事。

這種模式之下，機構的承接能力十分有限，據郭海平說，迄今為止只有二百余人曾在此長期作畫；資金也吃緊，除了賣畫掙錢，機構只靠有一搭沒一搭的社會捐贈來維持運轉。7月，他接受采訪時說，“下半年的工資還沒有著落”。

不過，他寧可保持這種模式，也不向病人收費。他認為，如果這些人把作畫當作一種需要掏錢的治療，他們可能仍然只把自己當作“病人”，心態容易崩壞。

這些人往往被社會當作一個不完全的人去教導，他們要不反抗，要不接受，進而麻木。

有一位父親對郭海平說，兒子接觸繪畫之前，家里的氣氛一度很差，讓兒子往東，他偏往西，他要兒子洗個臉，需要把毛巾給兒子絞好。

而如果在管理嚴格的病房待得太久，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楊锃表示，全力追求“控制情緒”，抹除疾病帶來的情緒波動，時間久了，人會變得什么情緒都沒了。

楊锃解釋，想象我們不幸患病，要去住院，摘下了首飾、換上病號服，變成三號病區的第五床，服從醫生的安排才能盡早出院，這是一個“剝離”自我的過程。

他在之前的論文里形容加入日本北海道的一家康復機構“浦和貝塞爾之家”的病人：剛離開醫院，他們“溫順如羔羊，且沉默寡言，成了一群喪失苦惱能力的人” 。

這個機構最初由四位快出院的精神障礙者和一位醫療社工成立，出發點是病人離開病房，想找回真實生活的感覺，包括重新開始“苦惱”，想來想去，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是去工作。

他們在海邊注冊成立了一家制造與販賣海帶的企業，工作比較散漫，符合精神疾病康復者的抗壓能力。它迄今堅持了四十年。

“橡子”的精神世界

這家日本企業由三部分組成，銷售海帶的“貝塞爾有限責任公司”、同名的社會福利法人組織，和名叫“橡子會”的精神障礙者俱樂部。“橡子會”組織各種會議，參與者分享各自的幻聽內容和其他癥狀，最近的苦惱和快樂。

“橡子”是一個精神障礙患者的自嘲：看起來像栗子，但沒有栗子的實用價值，不好吃——就像他們對于社會，不那么“有用”，不好找工作，但對于自己和朋友仍有價值。

一群不愛社交的精神疾病患者待在一起，郭海平的同事李金說，沒有那么親密，但他們也會互相關注、想著互相幫一把。

有一回，南京原生藝術中心的工作人員帶著一群畫師出門玩，有一個人倔強地撿了一路瓶子，問他，也不肯解釋為什么；事后發現他把瓶子給另一個畫師，想著對方家庭條件不好，可以拿去賣錢，又怕撿一個給一個，傷害對方的自尊心。

他們也會出現一些小的“競爭”。李金說，有些病人在家吃飯比較挑剔：“在家說了好多遍的道理，他（指病人）也許不接受。但到了康復的場合，看見別人吃飯也簡單，畫得也好，自然就規范了。” 

有一群境況相似的人在身邊，李佳鼓動兒子出門，可以對他說：“看看別人，發病得更晚，理論上恢復的難度更大，但看到嗎，他們也恢復得很好。”

病人們互相關心，比較生活方式、康復程度，但令人驚嘆的是，他們作品的內容和風格，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很多人看到這些畫作很完善，會覺得，是不是我們有教學，或者幫他們調整。”李金說，“但這些人（指畫師）不會接受外界的干擾。”

在郭海平看來，我們多數人在乎社會的評價，而一些患者更在意內心的感受。從這角度說，這些人更接近某一種精神世界的真相。

這家機構陳列的畫作中，有些畫與疾病相關。李金給我展示一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作品，全都做到嚴格的對稱。疾病令他非常地焦灼，需要在藝術中找回秩序感。

但更多的作品并不指向“病”，需要畫室的職員問作者：“這是什么意思？”作者有闡述的權利。

比如，牙牙是一位嚴重的自閉癥患者，發病很早，沒有學會過多數人使用的語言。他勤奮作畫，每一次，工作人員問他：“這是什么？”他都回答：“窗戶、小鳥、馬路。”

這是他眼中的世界一角，只有他能看見。

牙牙作品，窗戶、小鳥、馬路（一）

牙牙作品，窗戶、小鳥、馬路（二）

關于一些精神疾病患者與主流社會之間的壁壘，楊锃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出現幻聽的人，耳朵里有個聲音嘮叨不休，那么再聽其他人說話就變得困難。

患者的幻聽有時是些很糟的聲音，比如對他的辱罵，也有一些病例，患者會聽到很有趣的內容。楊锃知道一個病人，拿自己的幻聽當素材寫作小說。

“中途宿舍”

郭海平說，他開始這項事業的初衷并不是“助殘”，而是對正經人的世界感到了厭倦。

他反問：只有妄想中的精神病人吹牛，平常的人不吹牛嗎？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談事，有各自的立場，有些話可能比一些說話不著調的病人聽起來還“假”。

上海市黃浦區精神衛生中心醫生張英誠解釋，根據動力學的發展性觀點，一些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特點是“內心整合得不好”，不相容的念頭和感受交替出現，“說自己不想活了，但是看表情是笑的”——處于急性發作的人，可能突發這樣的狀態。

如果這個狀態得以好轉，仍可能存在一些幻覺和妄想。張英誠說，有的病人像活在孩子的世界：病人要是說，自己是一位國王，好像不可理喻，但把他想成四歲的孩子，我們就能理解，他只是想被關注、被人喜歡。

他說，不同病例可能有類似的癥狀，但表象背后，又有不同的動因。比如“思維僵化”，可能由神經的病理性變化直接導致，也可能與社會性因素存在聯系，病人知道，自己承受著不認可他的眼光：“他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進入一個思維狹窄的狀態，如果打開了思維，外面的東西會進來。他受不了。”

有一些病人的家庭關系被疾病搞得很惡劣。對于這個群體，一些西方國家、我國香港及深圳等地，有一些“中途宿舍”(halfway house)可供病情趨于穩定的病人借宿。

其中，香港的“中途宿舍”由幾家不同社會機構運營，向病人收取一定的費用，靠當地“公援”（類似于內地“低保”）可以負擔。

病人住在這里，比住病房自由，可以出門打零工、找朋友，重新開始成長。

不過，香港的中途宿舍也曾多次遭遇周邊居民的不解，乃至公開抵制。

香港社會福利署人員曾出面解釋，剛出院的病人回到社區，比較容易緊張，如果在宿舍先住一陣，逐漸適應社會，反而不容易病情反復。

在南京原生藝術中心，李金對我說，一些畫師會情緒不穩，但那是有坡度的，“不是突然翻臉”。她說起一個畫師，同事先看到他“昏昏沉沉，說話顛三倒四”，他們檢查他的狀態，他臉上現出緊張的神色。

她盡量輕柔地呼喚他：“你在畫室，是安全的。我是小李老師。”過了一個小時左右，這個波浪也就遠去。

能否包容與多數人不一樣的個體，找到共存的方式，考驗社會的包容度。

張英誠說，如果一個人有精神疾病，我們就歧視他，打上污名化的標簽，那么，我們也是“思維僵化”，和自己所反感的，沒有多大不同。

(小鵬、牙牙、何新、李佳為化名。實習生歐陽思帆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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