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想象，“熱”是楊勇在青藏高原冰川地帶考察最大的感受。

“一年比一年熱。這幾年夏天去野外考察，白天穿短袖短褲就夠了。而在上世紀80年代，既使是夏天都需要穿著外衣甚至防寒服。”今年10月，剛完成一次藏北無人區考察的楊勇對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說道，“在許多冰川周圍的濕地、草地或者開始荒漠化的沙地，地表最高溫度到了30多攝氏度甚至40多攝氏度。這在高原已經是常態了。”

凍土層融化形成的孺動流環繞勒斜武旦湖和太陽湖。本文圖片均由楊勇拍攝

楊勇，四川人，是中國最早深入長江和雅魯藏布江上游地區調查流域地質環境與河流水文的地質學者之一。早在上世紀80年代，楊勇就開始了對青藏高原的考察研究。2005年開始，楊勇花了近10年把青藏高原上的主要河流都走了一遍。直到現在，65歲的楊勇一年中仍然要花費近10個月在野外進行水系與地質考察。

行走在高海拔地區，楊勇經常可以聽到冰川下傳來水流和石頭的碰撞聲。他說，幾十年來，物種、植被與人類活動也與早年間大不相同。

但最大的改變還是在水文方面。“青藏高原留不住水了。”楊勇憂心忡忡地說道。

如今，青藏高原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氣候變化，其冰川融化和水資源的不穩定性，對南亞地區乃至全球的水資源安全和生態平衡構成了嚴峻挑戰。

“亞洲水塔”的水源危機

對于被稱為“亞洲水塔”的青藏高原來說，“留不住水”似乎是件難以想象的事情。

一直以來，青藏高原上廣泛覆蓋著冰川、積雪和凍土，是除南北極以外最大的固態水庫，因而也被稱為地球的“第三極”，維系著近20億人口的用水需求；長江、黃河、雅魯藏布江等13條亞洲大河都發源于此，哺育了東亞、南亞和中亞的偉大文明。根據今年8月發布的《中國第二次青藏科考報告》（下稱《科考報告》），“亞洲水塔”總水量超10萬億立方米，涵蓋51條冰川、96個湖泊、13條大河，約是黃河200年的徑流總量。

然而，這片在全球78個水塔單元中占據了16個單元的重要水土，也是最脆弱、風險最大的地區。2019年，中國科學院刊登在《自然》（Nature）上的一項關于全球水塔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是全球變暖最劇烈的地區之一，1980至2018年間，每十年升溫0.42攝氏度，是全球平均升溫速率的兩倍。

2000年4月5日西藏雅魯藏布江支流易貢藏布江擇木龍溝發生的特大山體崩塌滑坡。

楊勇認為，通過多年的觀察發現，從地質構造動力學、巖土動力學、水動力學、冰川動力學、氣候動力學、生物（包括人類）動力學等幾方面相互影響來看，在氣候變暖的大趨勢下，青藏高原的諸動力學機制變化對全球特別是周邊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楊勇回憶前幾年的一個8月中旬，他曾在各拉丹冬雪山西坡的荒漠地表測到最高溫度46攝氏度。“2021年1月的時候，我在長江源頭格拉丹東姜古迪如冰川，那里還沒有下過一場大雪，我們的雪地防寒裝備一直沒有使用過。白天酷熱的太陽烤曬，冰川表面刻出一道道深深的流水冰溝。這讓我有點震驚。”楊勇說，冰川就像一直處在類似烤箱的環境里，顯得非常脆弱，仿佛很快會快速消融、坍塌。

楊勇結合自己數十年的野外考察經驗指出，青藏高原氣溫升高的主要影響是增強了“三融”——冰川加速消融，凍土層解凍，以及降水量增加。由此，青藏高原近幾年的地表水補給量遠大于流出量，出現了水系格局變化的趨勢，如湖泊數量增加、水位上升、面積擴大，湖岸潰決等。據中國氣象局的統計，近50年中，青藏高原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數量從1081個增加到1236個，湖泊面積從4萬平方公里增加到4.74萬平方公里。

去年，楊勇看到了藏北羌塘高原色林錯湖的景象，“由于氣候變暖，唐古拉山冰川加速消融，色林錯近年來湖面持續擴大，水面積逼近納木錯和青海湖。”

“水”的增多，讓部分原本乏于生機的高原環境變得溫和。今年楊勇前往三江源地區考察時就發現，在海拔4000甚至4700米的地方都能看到灌木群落。“很多草場也長好了，水草豐美，仿佛看到了江南的生機。”短期來看，這似乎不失為一種“良性”的轉變。

然而，楊勇警告道，從更廣泛的空間和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湖泊數量增多、面積擴大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會導致更多“河流水系演變和不可預測的災變”；“三融”過程也并非水單元在不同形態之間的等量轉化，而是伴隨著“水塔”自身水資源供應能力的折損，在各種方面對依水而生的人類社會構成威脅。

2016年7月，我國西藏阿里地區的阿汝冰川發生大規模崩裂，因成為一次冰川氣候事件受到關注。大量冰體和碎屑物質滑入到阿汝錯，產生了高達10米的湖嘯；2018年，西藏米林縣派鎮加拉村雅魯藏布江左側發生大型泥石流，堵塞干流形成了巨型堰塞湖，對上下游的生產生活和基礎設施造成了重大影響。喜馬拉雅山脈南坡印度尼泊爾類似事件近年來也屢有發生。

除區域性的冰川、地質災害外，更大范圍內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也在增加。第二次青藏科考發現，在變暖、變濕、變綠的同時，亞洲水塔區也在逐漸“變暗”。變暗的主要特征是冰川、積雪面積減小和植被生長導致的地表反照率降低，它會逐步改變亞洲季風環流，進而加劇中國東部“南澇北旱”的現象。

據新華社梳理，今年4到6月，我國15次區域性暴雨過程有14次發生在南方地區，黃淮等地則遭遇春連初夏干旱，北方和南方的天氣顯著呈現出“旱澇兩極”的特征。根據國家應急管理部發布的2024年前三季度全國自然災害情況，前9個月受災人口達8402.7萬人次，極端天氣帶來的災害正讓農業、基礎設施和城市環境暴露在更大的氣候風險中，洪澇和地質災害尤甚。

中昆侖主峰布格達板冰川消融解體，部分冰塔林滑入太陽湖中。

此外，從“水塔”發源的河流不止是線狀水域，更包含了沿途的支流、河岸帶與連片的人類社區。“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自然與社會體系，任何地方發生一點變化都會與別處關連。”楊勇說。長江從唐古拉山脈奔涌而下，在我國中東部形成平原、丘陵并塑造良田，提供發展養殖和航運產業的資源條件，于是從青海、四川到江浙一帶的各地區都因這同一流域而成為了“命運共同體”。

一項對怒江-薩爾溫江流域的最新研究表明，流域下游的人口密集區由于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的雙重作用，水資源脆弱性顯著高于上游高山地區。

“就從水利設施來說，”楊勇舉例道，“一般情況下，進入汛期時上游的水庫可以攔蓄洪水，減緩下游的洪澇壓力；但若上游突發極端天氣或災變潰決，必須放水，上下游的洪水效應疊加，就必然導致下游地區洪災加劇。旱期的情況也是類似的。”當氣候變化給源頭的青藏高原帶來難以預測的河流災變，全流域的協同調度能否跟上節奏，或許仍需打一個問號。

南亞的困局

不止是中國，青藏高原的另一側連接著尼泊爾、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國家。這片橫跨南亞、中亞和東亞，包含著更廣泛的山脈和冰川區域的交界地帶，又被稱為喜馬拉雅-興都庫什（HKH）地區。

根據總部在尼泊爾的國際山地綜合發展中心（ICIMOD）發布的《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地區水、冰、社會與生態系統評估報告》，整個HKH地區的冰凍圈正在迅速變化，冰川融化加快、凍土解凍增多、積雪覆蓋減少，降雪模式愈發不穩定。

報告指出，2000年至2019年間，冰川質量損失率增加了65%。近年來，中國、不丹、尼泊爾、印度和巴基斯坦多次發生冰湖潰決事件，預計未來幾十年內，洪水和山體滑坡的風險將繼續上升，山地水資源的時間性、可利用性和季節性分布也將更加不確定，進而影響低地大量人口的用水需求。

ICIMOD的高級水資源專家曼迪拉·辛格·施雷斯塔（Mandira Singh Shrestha）告訴澎湃新聞：“即便未來全球變暖控制在1.5℃以內，HKH地區的氣溫仍可能（在1.5度之上）上升至少0.3℃，而西北喜馬拉雅和喀喇昆侖地區的升溫幅度則可能上升至少0.7℃。這種顯著的變暖將引發一系列生態和社會經濟影響，如生物多樣性減少、冰川加速融化、水資源的可預測性下降等，所有這些變化都將對HKH地區居民的生計和福祉造成深遠影響。”

更何況，南亞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最貧困、抵御災害能力最低的區域之一，也是國際地緣政治與宗教問題最復雜、國際合作最缺失的地區之一。青藏高原的水資源危機，直接關系著南亞各國在氣候變化進程中的角色、處境和訴求。

幾乎失去生境條件的可可西里腹地

近年來，尼泊爾正在遭遇越來越頻繁且嚴重的水文災害，包括極端降雨、山洪暴發和冰湖潰決。今年9月28日，加德滿都發生了“20年來最猛烈的季風降雨”，24小時內降雨量就達到了尼泊爾水文氣象局54年來的最高紀錄。穿城而過的巴格馬蒂河（Bagmati River）河水暴漲，比安全水位高出2米多。超過240人喪生，大面積地區被淹。

尼泊爾甘達基省瑪斯楊迪市（Marsyangdi Rural Municipality）市長阿瓊·古隆（Arjun Gurung ）告訴澎湃新聞，這場洪水是尼泊爾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災難之一。洪水和山體滑坡摧毀了房屋、道路、橋梁和其他關鍵基礎設施。農作物的破壞嚴重影響了許多尼泊爾人的生計；缺乏清潔水和衛生設施加劇了健康問題；重建中多山的地形和受損的基礎設施使救援人員難以到達受災地區，嚴重阻礙了援助工作。

“這種災害對普通人的影響是毀滅性的。”ICIMOD氣候與環境風險戰略負責人阿倫·巴克塔·施雷斯塔（Arun Bhakta Shrestha）對澎湃新聞說，“其原因是復合性的，既包括地形、季風和地震活動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無計劃的城市化、基礎設施規劃不當等人為因素，但在種種因素中，氣候變化正在成為一個關鍵的驅動力和放大器。”世界天氣歸因組織（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的研究更是直接表明，這場洪水的主要原因是氣候變化導致降雨“強度增加了約10%”。

楊勇和曼迪拉都強調，區域合作和國際合作是增強氣候適應能力，幫助改進減災工作的必要途徑。

然而現實是，面對“亞洲水塔”的豐富資源，地緣政治競爭總比互信、共建的愿景先一步出現。該地區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圍繞著水電開發有著諸多爭議，對于水文數據的分享，互信、互惠、互鑒的合作仍遠未達成。

“多年前我曾參加過的南亞國際河流（水資源）民間論壇也已經停止，線上交流和郵件往來幾乎沒有，原計劃2020年初啟動的緬甸、印度諸河流考察也無法付諸開展。”楊勇惋惜道。

全球氣候的關鍵節點

青藏高原地區并非“遺世獨立”的存在，相反，“它是氣候變化的中樞，也是全球季風的中心，它的一喘一息都對整個地球有著巨大的影響。”楊勇說。我國第二次青藏科考也發現，“亞洲水塔”的變化將驅動跨南北半球的水分循環交換，加強青藏高原熱力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調制作用。

從全球范圍來看，水資源的不穩定性已日漸明顯。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10月發布的《2023年全球水資源狀況報告》，去年是33年來全球河流最干旱的一年，冰川遭受50年來最嚴重損失——根據2022年9月至2023年8月的初步數據，冰川損失的水量超過6000億噸；水循環更加不穩定，河流流量、地下水位、雪水當量、土壤水分和蒸散等多方面出現全球性異常。聯合國水機制稱，目前全球有36億人每年至少有一個月面臨水資源短缺，預計到2050年，這一數字將增至50億以上。

“更旱”與“更澇”的局面正在同時發生。九月，英格蘭中部和南部地區在24小時內降雨量超過一個月的總量，據《衛報》報道，倫敦消防隊接到了數百個與洪水有關的電話；而地球另一端，今年亞馬孫流域許多河流的水位已降至歷史最低點，巴西自然災害監測機構Cemaden稱，目前的干旱是有記錄以來“強度最大、范圍最廣”的一次。

在這一背景下，青藏高原的變化既是全球危機的局部寫照，也提供了觀察、減緩、修復全球性氣候問題的潛在可能性。

藏北羌塘高原色林錯湖。

今年的考察中，楊勇前往可可西里羌塘高原阿爾金三大高地，在其核心腹地卻少有看到野牦牛群、藏羚羊群和藏野驢群。“以前進去是隨時能看見成百上千的種群，而這次我們在里面工作穿越近10天時間，只看到單只的狼和野牦牛，最多兩到三只。我在想這些得到保護數量迅速增加的動物到哪里去了呢？結果我們出來在青藏109公路兩側，還有109不凍泉以東215沿線，聚集著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驢等群落。”楊勇認為，也許是因為青藏線以東的海拔逐漸降低、氣溫更趨暖和，季風的條件也會好一些，更適合野生動物棲息聚集。

在藏北羌塘和可可西里腹地，大陸性氣候顯現的區域，楊勇等發現廣褒的地表上出現了“薄薄一層風化層，淋溶、凍融和風蝕作用重復交替，覆蓋了原本稀疏的植被，大面積的凍土層融化后形隭動流，使這些地區失去了生境，難怪野生動物不來到這些地方”，“這也許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現象，當相對溫暖的天氣到來時，這一風化層又會迅速消失，植被重新生長起來。”他猜測，“那是否會成為氣候變暖進程中生態重建的一個‘拐點’？”

楊勇留意到了很多細節，并憑借多年的經驗和預判對它們一一進行記錄和解釋，但尚沒有系統的科學研究能夠驗證這些微觀趨勢的最終導向。“對‘拐點’的確認必須以具體數據作為標識，我們得進行大量的基礎工作，完成足夠的數據積累，這非常非常重要。”楊勇強調說。

《自然》雜志的一篇評論也指出，必須加強對“亞洲水塔”的監測和模型研究，以制定可持續的水資源管理政策，避免未來的水資源危機。這將有助于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社會和生態挑戰，特別是保障下游國家的用水安全和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