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隍廟始建于明代永樂年間（1403-1424），后歷經(jīng)多次重修，尤其是明萬歷中后期由上海知縣劉一爌主持、當?shù)厥考澣后w廣泛參與的大規(guī)模擴建、修繕活動，產(chǎn)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據(jù)史料記載，萬歷二十九年（1601）劉一爌到任上海知縣，循例拜謁城隍廟后認為廟貌逼仄，決心重新擴建城隍廟，在當?shù)氐拦伲ㄋ山兰o司、上?？h道會司）及士紳群體的積極支持下，上海城隍廟重建工程在次年十月告竣，同時立碑兩通以記其事。此后，劉一爌再次對上海城隍廟部分殿宇進行修繕，于萬歷三十三年（1605）四月竣工，并刻立重修碑記一通。

如今，萬歷三十年（1602）朱家法撰寫的重建碑記、萬歷三十三年（1605）陳所蘊撰寫的重修碑記之原碑均存上海城隍廟內(nèi)；但萬歷三十年刻立的另一通《上海縣重建城隍廟碑記》原碑已佚，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著錄碑文，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石刻文獻選編》（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23年版）亦收錄此碑，并附上海市文獻委員會舊藏拓片。

圖1 萬歷三十年《上?？h重建城隍廟碑記》拓本，收入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石刻文獻選編》上卷，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23年版，483頁。

從此碑拓本來看，部分文字已漫漶缺失，在碑記開首所列的撰文、書丹、篆額者信息已不完整，目前能辨識出“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管理起居誥敕纂修正史經(jīng)筵日講官……”、“賜進士第奉政大夫陜西布政使右參政前云南道監(jiān)察御史奉敕提督湖……”、“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邑人朱家法書丹”等信息。依照明代中后期的碑記體例及作者署名規(guī)律，一般先列碑文撰寫者，其后為書丹或篆額者。因而，此處的“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管理起居誥敕纂修正史經(jīng)筵日講官”當為碑記撰文者的功名、官職信息。其后的“賜進士第奉政大夫陜西布政使右參政前云南道監(jiān)察御史奉敕提督湖……”當為此碑的篆額者身份信息，稽考相關(guān)史料可以確定為“賜進士第奉政大夫陜西布政使右參政前云南道監(jiān)察御史奉敕提督湖廣學(xué)政邑人王圻”。再結(jié)合此碑篆額、書丹者以及同時刻立的另一通重建碑記之撰文、書丹、篆額者（朱家法、朱正色、劉嘉猷）皆稱“邑人”的情況來看，此碑撰文者亦當為上?？h本地人士。

據(jù)清同治《上?？h志》記載：“重建城隍廟碑，萬歷三十年邑人陳所蘊記，朱家法書，在城隍廟儀門外。”民國學(xué)者徐蔚南（筆名澤人）在其《上海金石錄》（刊載于《學(xué)林》第十輯，1941年版）中亦云：“重建城隍廟碑，明萬歷三十年壬寅邑人陳所蘊記，朱家法書，在邑廟儀門外?！币匀f歷三十年重建城隍廟碑為陳所蘊記，恐誤。查《明史》、《上海縣志》等史料文獻，陳所蘊為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歷任官職包括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湖廣參政、河南學(xué)政、南京太仆寺少卿等，但未曾在翰林院任職，亦未獲賜“文林郎”，與“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管理起居誥敕纂修正史經(jīng)筵日講官”身份信息不符。同治《上?？h志》等文獻著錄重建城隍廟碑目時誤為陳所蘊記，可能是與萬歷三十三年陳所蘊撰《上海縣重修城隍廟記》相混淆所致。

那么，這通《上海縣重建城隍廟碑記》的撰寫者究竟是誰呢？通過綜合查詢《明史》《皇明貢舉考》《明代進士題名錄》《上海縣志》《松江府志》等文獻中所記錄的上海（松江）籍科甲、仕宦信息發(fā)現(xiàn)，在萬歷三十年十月具備“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管理起居誥敕纂修正史經(jīng)筵日講官”身份且當時仍在世的上海（松江）籍人士，惟董其昌一人。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香光居士，又稱思白先生，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出生于松江府上海縣吳會里董家老宅（今屬閔行區(qū)馬橋鎮(zhèn)），后遷居華亭，萬歷十七年（1589）己丑科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知制誥、經(jīng)筵日講官、湖廣提學(xué)副使、南京禮部尚書等職，崇禎九年（1636）逝世，年八十二，謚“文敏”，有《容臺集》、《容臺別集》、《畫禪室隨筆》等著作以及數(shù)量眾多的書畫作品傳世。董其昌的書畫藝術(shù)造詣極深，堪稱松江畫派代表人物、明代書畫之集大成者，并以佛教禪宗喻畫，提倡繪畫史“南北宗論”，對后世影響深遠。

圖2 董其昌像

對照董其昌的生平年表，萬歷十七年（1589）中進士二甲頭名，相應(yīng)的功名為“賜進士出身”，并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四年后升任翰林院編修，得以參與編修國史（正史）、入侍經(jīng)筵，同時充任皇長子朱常洛（即后來的明光宗）的日講官。這一時期，董其昌在書畫作品中使用的“知制誥日講官”、“太史氏”鈐印也佐證了其在翰林院編修任上起草誥敕、纂修正史、侍講經(jīng)筵等職責(zé)，與“翰林院編修管理起居誥敕纂修正史經(jīng)筵日講官”的身份信息相符。萬歷二十四年（1596）董其昌又獲賜“文林郎”。萬歷二十七年（1599）春，43歲的董其昌被任命為湖廣提學(xué)副使，但他稱病不赴任，被恩準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還鄉(xiāng)養(yǎng)病。于是，董其昌回到故鄉(xiāng)松江府居住直到萬歷三十二年（1604）再次被任命為湖廣學(xué)政。據(jù)此來看，萬歷三十年（1602）十月上海知縣劉一爌主持重建城隍廟工程告竣時，董其昌正在鄉(xiāng)居賦閑，可能受劉一爌等人之邀，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管理起居誥敕纂修正史經(jīng)筵日講官”（以及“邑人”）的身份為當時上海城隍廟重建活動撰寫碑記。

這篇《上海縣重建城隍廟碑記》是董其昌在鄉(xiāng)居期間積極支持地方廟宇修建活動的一則重要史料。從具體內(nèi)容上看，這篇碑記首先引述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命天下郡邑繕城浚濠，各祠城隍神”的官方祀典傳統(tǒng)作為定例，以論證地方官紳修建城隍廟、崇祀城隍神等活動的合法性，并指出這些崇祀活動蘊含著“高皇帝神道設(shè)教”之“微指”，彰顯了城隍崇祀的社會教化功能。接下來，碑文中表達了“城，民之衛(wèi)也，衛(wèi)不可弛”、“城為民設(shè)，祠為城設(shè)，靈矣常在”的觀念，即強調(diào)修建城隍廟對于保境安民、維系地方穩(wěn)定的重要意義。并且，碑文還突出了上?？h城東臨海疆、“春申之浦”具有的戰(zhàn)略要地位置，以及“往者倭夷東南，兵燹四延”的慘痛歷史記憶，進而提出“備患莫上海先”、“人賴神以益嚴其備”的主張，充分肯定了上海城隍廟的修建、崇祀活動對于加強城防守備、安定地方人心的重要功能。同時，我們從碑文中還可以看到當時上海城隍廟“周垣殿寢及余寮以棲黃冠羽流”的情形，反映了明代官方以道士住持城隍祠祀的管理制度。最后，碑文記述了擴建之后的城隍廟“堊門廡堂畗，翼然咸秩，文武吏士，奔走祠下者”的盛大景象，并認為此次城隍廟重建工程告竣是“劉侯職城社”、治理地方的積極成就，贊揚“劉侯之功，百世賴之”。

在明代，城隍廟被列入國家祀典，得到官方的推崇與支持，同時在廟宇日常管理方面又由道士住持焚修，因而兼有國家正祀（儒家祠廟）與道教宮觀的雙重屬性，是一種復(fù)合性的禮制文化空間。人們認為城隍神具有與地方官“分陰陽而治”、賞善罰惡、監(jiān)察司法之權(quán)柄，能夠輔助、監(jiān)督地方治理并推動儒家道德教化。正如明代松江學(xué)者陳繼儒說：“城隍者，官民之耳目，禍福之權(quán)衡也。”因此，明代地方官修建城隍廟、崇祀城隍神，可以作為儒家士大夫為官公正廉明、地方安定的重要昭示與政治象征，各地郡縣長官上任伊始均要“先誓城隍尊神而后臨民，朔望拜廟”。董其昌為上海知縣劉一爌主持重建城隍廟告竣事撰寫碑記，自然亦有此意存焉。

董其昌參與支持故鄉(xiāng)城隍廟的相關(guān)活動還包括在崇禎元年（1628）五月朔為松江府城隍廟書寫《明洪武二年封松江府城隍神制誥》卷，款題“崇禎元年五月朔郡人禮部尚書董其昌書”，其內(nèi)容是明太祖在洪武二年（1369）敕封松江府城隍神的制誥文書，誥文中有“帝王受天明命，行正教于天下，必有生圣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教……唯謹松江府城隍，聰明正直，圣不可知”等語，其大旨恰與二十余年前董其昌撰寫的《上?？h重建城隍廟碑記》開首的“高皇帝肇造區(qū)夏，即命天下郡邑，繕城浚濠，各祠城隍神”、 “高皇帝神道設(shè)教”之“微指”相通。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昌這幅書法作品長期由道官保存于松江府城隍廟，到了清嘉慶二十年（1815）由郡人沈慈、道官周以忠重新裝裱并摹刻上石，碑帖俱藏廟中。與此類似，萬歷年間上海城隍廟大殿前也曾重建“洪武碑亭”，據(jù)徐蔚南《上海金石錄》記載：“城隍誥命石刻，明洪武二年己酉誥命，在邑廟殿前?！睙o論是松江府的郡廟，還是上?？h的邑廟，均以碑刻形式宣示明太祖冊封城隍神之誥文。

圖3、圖4  《明洪武二年封松江府城隍神制誥》卷之董其昌題款

明代中后期儒家士大夫參禪問道，蔚然成風(fēng)。江南地區(qū)的士紳群體秉持儒釋道三教相通的觀念甚至參與修建三教合祀廟宇的現(xiàn)象也屢見不鮮。董其昌敬慕佛道、融匯三教的觀念，在當時江南地區(qū)的士紳群體中頗具典型性。《明史·董其昌傳》評價他“性易和，通禪理，蕭閑吐納，終日無俗語”。董其昌對佛教的信奉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他在幼年時期便開始接觸佛教，7歲起在葉榭鎮(zhèn)中市街水月庵（水月禪院）私塾讀書，萬歷、天啟年間，仕途曲折的董其昌多次退居故土，自號“香光居士”，潛心佛學(xué)，精研禪理并融入書畫之中，其最為著名的“南北宗論”亦形成于這一時期。并且，他積極參與佛教寺院的修建、抄經(jīng)等活動。我們從董其昌的《容臺集》、《畫禪室隨筆》收錄內(nèi)容以及相關(guān)地方志、碑刻文獻可以發(fā)現(xiàn)，他撰寫了大量的佛教寺廟碑記，在地域上遍及上海、松江、杭州、湖州、嘉興、南京等地。例如，董其昌曾為崇明縣壽安寺撰寫《壽安寺碑記》，為青浦縣慧日寺撰寫《慧日寺碑記》。《容臺集》中還輯錄了不少董其昌應(yīng)僧人之邀所寫的募緣書，例如萬歷年間他為松江積慶寺禪堂、上海龍華寺藏經(jīng)閣、蘇州虎丘寺等佛寺寫的募緣書。在當時“三教合一”思潮盛行的大背景下，董其昌也多次為道教宮觀撰寫了碑記、匾額。例如，董其昌曾為浙江桐鄉(xiāng)縣濮院鎮(zhèn)翔云觀的三清閣、三元殿書寫匾額“三清寶閣”和“三元寶殿”，為廬江吳山崇真閣（奉祀道教神仙左元放、“全真七子”之一的玉陽真人王處一）撰寫碑記，并且在這篇《崇真閣記》中表達了他對于佛道二教的觀點：“仙與釋皆生死學(xué)也，仙曰長生，釋曰無生，其較然分途哉。至仙家七真，猶釋家五葉，蓋教跡變于此矣?！痹诙洳磥?，虛無清凈之旨，“豈惟仙家，禪亦有之”，佛道二教并非根本上的不同，佛教和道教都是關(guān)于人的生死義理，只是具體的表達方式、教法途徑上有所不同。我們在董其昌的書法作品中也發(fā)現(xiàn)有不少道經(jīng)，如《老子道德經(jīng)》、《度人經(jīng)》、《內(nèi)景經(jīng)》、《西升經(jīng)》等。并且，董其昌曾談及自己“偶書《老子》，以禪旨為疏解一二，大都天命之性，原無三教，修道之教，乃有孔、老、釋耳”。在董其昌看來，儒、釋、道三家思想在根源上并無差異，都相通于“天命之性”。這種在思想觀念、信仰實踐及生活體驗層面融匯儒釋道三教的特征，在明代中后期儒家士大夫群體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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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h重建城隍廟碑記》碑文（據(jù)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拓本校核輯錄）

碑首篆額“上海重建城隍廟記”

上海縣重建城隍廟碑記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管理起居誥敕纂修正史經(jīng)筵日講官……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陝西布政使右參政前雲(yún)南道監(jiān)察禦史奉敕提督湖……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邑人朱家法書丹

高皇帝肇造區(qū)夏，即命天下郡邑，繕城浚濠，各祠城隍神。爰是……始服吏民。上朔望摳衣謁，如□雨暘偘期，又輒行雩禱於神……籲號□□其神亦……曦，人謂高皇帝神道設(shè)教哉。是不然，城，民之衛(wèi)也，衛(wèi)不可弛。語云：不備不虞，不可處國，人心……恬嬉雍容，其都謂捍圍為災(zāi)具，而儲胥為贅疣。鈍戈朽甲，□耳生□，雖有睥睨此……甲。俾知城為民設(shè)，祠為城設(shè)，靈矣常在，厰壯堤防，而人吏可賴此窳守哉？是高皇帝微指也。上海城在東隅，去波濤溟海不百步，春申之浦□□為匯齒□齧城下，日出之□所……城之險莫上海若，而備患莫上海先。往者倭夷東南，兵燹四延，上海城幾不戒矣。中□若有……詎非神□維之，而人□神以益嚴其備哉！

祠故有棹楔、周垣、殿寢及餘寮，以棲黃冠羽流，□□……月，緣餝儒雅，綜核名實，綱舉目張，百靡具新。覩神祠而愴然曰：“玩神，是以城與民玩也。”捐月……者，堊門廡堂畗，翼然咸秩，文武吏士，奔走祠下者，思神祠所繇，敢不職□共以備？若城而衛(wèi)，若民而……國家之功，令（今）劉侯之功，百世賴之，將偕城與祠□垂永之。吾儕士紳，芘侯宇下，敢不竭蹷以共獎成事？不□世□□□敘致循吏，娓娓于投巫漳水者，劉侯治尚敦大，有□□中年之致，無□一切□辦，不可與鄰縣同類共譚，而葺祠以國民圍，與投巫以絕民蠹者，意未始不相為用也。方今邊疆綏靖，荒服解辮，島寇遊魂，日以好□來見，謂無故而縣官與民為□懌之勳，有睊睊□讟之萌，上海雖一堣，實則上外府也，泄泄者方覆盂之足娛。劉侯職城社，惴惴焉惟城隍祠是崇，是以識者謂侯□□哉。祠工竣，宜有碑記其事，而劉侯之政幾成矣。它日以贔屭紀侯循績，城若益而高，隍若益而深，神祠若益而餝，則侯之精注神洽，不可泯雲(yún)。敢執(zhí)銀管以待。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上?？h事豫章劉一爌

萬曆三十年歲次壬寅十月吉日

住持道紀司都紀丁盛周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課題“江南三教合祀廟宇研究”（2021EZX005）、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宗教研究所科研課題“明清時期上海道教宮觀研究”、華東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系暨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合作課題“正一道教史研究”（321—2422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