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是美國制造之“心”、反映美國制造之“興”的波音，今年以來負面消息不斷，多型號飛機出現安全事故，罷工裁員接踵而至，生產經營虧損加劇，新款機型推遲交付，市場評級幾近淪落為“垃圾級”……媒體不禁感嘆，波音“正從糟糕走向更糟糕”。

與波音同樣深陷泥淖的，還有另一美國國家級領軍企業英特爾。英特爾曾是全球市值最高的芯片公司，2020年市值曾超過2900億美元，但近年來在先進制程技術上落后競爭對手，錯失了人工智能帶來的龐大商機，2024年以來股價下跌約60%，市值跌至900億美元，投資者信心嚴重不足。

這兩家公司曾經為世界級的工程設計和制造設定標準，如今對它們而言，分拆或破產已不再是不可想象的。它們的經歷，不僅是企業管理教材，更反映出美國偏狹產業政策的諸多弊端，揭示“美國制造”興衰轉向的政策因果。

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制造業向外轉移導致工業產值占比下降，引發社會各界對美國“去工業化”的討論。為解決這一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從奧巴馬的“再工業化”，到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再到拜登的“供應鏈韌性”政策，美國出臺了不少重振制造業的政策，但路徑和策略有所不同。

在政策推行初期，美國制造業支出的確經歷了快速上升。數據顯示，2023年美國工廠建設支出翻了一番，相關就業崗位創出2008年末以來的歷史新高。但到了2024年，美國制造業投資增速明顯放緩。據一份日前公布的調查結果，拜登政府的制造業回流計劃實施兩年多來，清潔技術和半導體等領域的不少項目已陷入“難產”境地，在1億美元以上的大型回流項目中，近四成的進度被推遲兩個月至數年不等，涉及金額達840億美元。

這就引發了問題，哪類制造業應得到國家支持，以及提供何種支持？媒體近日特別發文指出，在過去五年中，英特爾與波音的總市值縮水一半，這一狀況不僅是對股東的重大考驗，還有可能給整個美國帶來災難，特摘編如下：

美國正與中國展開地緣政治競爭，這場競爭不僅體現在軍事實力上，還體現在經濟和技術實力上。美國兩黨領導人都表示，他們正在積極應對，推動加征關稅和提供補貼。

無論這些措施有何優點，它們都沒有解決波音和英特爾所代表的根本問題。美國仍然在設計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產品，但正在失去制造這些產品的能力。

1999年底，美國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中有4家制造商。如今卻一家也沒有。唯一的后起之秀是特斯拉，該公司排名第11位。

英特爾和波音公司曾是制造突破性產品的黃金標準，能夠滿足苛刻的規格要求，并始終保持高品質。現在情況已不同了。

這兩家公司的處境并非來自國外的廉價產品競爭所致，而是源于自身問題。它們的文化演變為將財務業績放在首位，而非工程卓越性，另一家制造業巨頭通用電氣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走向衰落。

英特爾放棄了為蘋果公司首款iPhone制造芯片的機會，認為這不會帶來足夠的利潤。該公司在采用蝕刻最微小電路的最新技術方面行動遲緩，錯過了人工智能(AI)繁榮。

波音公司認為，與其徹底重新設計或更替機型，不如借助軟件為其最暢銷的737飛機增加更高效的發動機，這樣成本更低、速度更快。這導致了兩起致命墜機事件。該公司將供應鏈外包，加上疫情期間經驗豐富的機械師大量流失，導致了質量問題和延誤。

這兩家公司的問題可以說是自作自受，理應讓它們自生自滅。投資者很可能不會太在意：英特爾的市值不到1,000億美元，而微軟、蘋果公司和英偉達的總市值高達10萬億美元。

問題在于：如果沒有制造業務被外包出去的先進制程芯片，尤其是外包給臺積電的芯片，這些科技巨頭的軟件和設備就毫無用處。如果中國在未來幾年實現兩岸統一，整個美國科技行業都可能受制于中國。

借助《芯片法案》提供的66億美元補貼，臺積電正在美國建造晶圓廠。但美國科技公司要想不再依賴臺灣，即使有可能實現，也需要數年時間。

英特爾是唯一一家能夠與臺積電競爭的美國公司，但現在力不從心。

盡管馬斯克的SpaceX在太空運輸方面已經超越了波音，但在大型商用客機方面，美國本土還沒有替代供應商。如果沒有波音，這項業務將流向歐洲空客，最終流向中國國有企業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商飛)。中國商飛目前正在交付C919客機，與波音737和空客A320展開競爭。

失去這兩家公司中的任何一家，都將對整個行業產生影響。它們各自都支撐著一個由設計師、工人、管理人員和供應商組成的多層生態系統。一旦這個生態系統轉移到海外，幾乎就不可能再回來了。

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主席Rob Atkinson指出，波音是美國最大的制造業出口商，“也是世界上工程技術最密集的公司之一，因此該公司在研發方面支出巨大”。如果英特爾倒下了，將對美國努力支持半導體生態系統并從東亞奪回市場份額的行動造成沉重打擊。

因此，即便美國領導人想對這些公司的困境視而不見，他們也不能這樣做。從國家安全角度看，美國需要在飛機和半導體制造方面保持專長。

當然，其他國家也是這么想的：歐洲各國政府對空客提供了巨額補貼。中國正在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在關鍵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據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數據，中國的“國家大基金”已向半導體行業投入了約1,000億美元，而截至2020年，對中國商飛的支持已達到720億美元。

美國兩黨都認同，制造業具有特殊性，因此理應獲得公共支持。這就引發了下面的問題：哪類制造業應得到支持，以及提供何種支持？

制造業戰略的目標不應僅僅是創造就業崗位，還應打造出色的、世界一流的產品。華盛頓方面可以通過鼓勵全球最優秀的制造商在美國扎根來幫助支持制造業。這將迫使美國企業提升自身水平，并培育為所有企業服務的勞動力隊伍和供應商網絡。《芯片法案》鼓勵臺積電和三星在美國建設或擴建晶圓廠，這可以間接幫助總部位于美國的英特爾、格芯和美光（這些公司都獲得了補貼）。

目前的兩位總統候選人都反對日本制鐵(Nippon Steel)收購U.S. Steel，考慮到了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立場。該工會質疑這家日本巨頭對工會化工廠的承諾。但按理來說，日本制鐵雄厚的財力以及在特種鋼領域的專長會讓U.S. Steel成為一家更強大、更有保障的雇主。

20世紀80年代初，當本土汽車制造商受到日本進口產品的沖擊，時任總統里根通過談判對豐田等汽車制造商實施了出口限制。這些制造商后來在美國建立了多個組裝廠。受益的不僅僅是這些工廠雇傭的工人和他們服務的消費者；底特律也被迫采用了豐田的精益制造和持續改進體系。

2010年，豐田將旗下一家工廠賣給了一家美國初創公司。這不僅為特斯拉提供了第一家工廠，還貢獻了種子資金、一位資深的生產主管來監督特斯拉的制造、以及馬斯克當時所說的“豐田傳奇般的工程、制造和生產專長”。

歸根結底，制造偉大的產品是企業領導者和股東的首要使命。他們可以借鑒馬斯克睡在工廠車間、優先考慮產品開發而非每股收益的做法。波音上周表示將發售新股以充實財務，推動該公司股價上漲——這表明投資者明白其未來岌岌可危。

勞動力因素在此也發揮了作用。波音工會領導層近日與該公司達成了一項新協議，待遇有所提高。該工會將波音的困境歸咎于管理層——去年在底特律罷工的汽車工人也將問題歸咎于管理層。然而，雙方都在同一條船上。工人們應該權衡的不僅是波音未來幾年能開出多少薪酬，還應該考慮該公司在一代人之后是否還能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