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1年至今，我國生育政策已從“雙獨二孩”發展到“全面三孩”。歷經10余年嬗變，“讓不讓生”已不再是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能不能生”和“生了怎么養”。

回顧政策歷程，從2011年的“雙獨二孩”，到2013年的“單獨二孩”，再到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開“三孩”，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決心。事實上，生育背后還有諸多復雜的社會因素相互牽扯，“說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聞推出“生育的細節”系列報道，精選國內外新刊發的人口研究，將后人口轉型時期人們的生育決策及行為置于“顯微鏡”下，以人為本，探究細節。

今日，本系列推出第二十二篇，關注高學歷女性的婚育轉變。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和性別地位的演變，正在重塑婚育結構。教育性別差距的逆轉，已經引發婚姻市場的深刻變革。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卿石松基于妻子出生于1950—1994年的12523對夫妻樣本，分析了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變化及其對生育行為的影響。

這篇題為《女性教育提升與生育行為變遷——基于夫妻匹配視角的研究》的文章，刊載于核心期刊《社會學研究》2024年第2期。

這項研究發現，中國傳統教育“梯度婚”（妻子學歷低于丈夫）正在減少，而高學歷“同質婚”（夫妻雙方學歷一致）和女性“向下婚”（丈夫學歷低于妻子）增多——在最年輕的出生隊列（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則增加到了25.8%，2022年的一項研究中也曾發現2014—2018年結婚夫婦中女性“向下婚”占比已超過“向上婚”。

不同教育匹配模式的夫妻間生育差異也顯著。研究指出，在同質婚中，教育與生育呈負梯度關系，高學歷夫婦的子女數量和二孩生育概率最低。同時，妻子受教育程度高出丈夫越多，二孩生育概率越小。

“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攀升，高學歷同質婚和女性向下婚逐漸成為新的社會現象，這一轉變不僅重塑了夫妻教育匹配的結構，還對家庭的生育決策和整體生育水平產生了顯著影響。”作者談到。

從“85后”夫妻開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過配偶

文章旨在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從隊列視角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的變化及其對生育行為的影響，從而深刻理解教育與生育之間的關系，并為制定和優化生育支持措施提供啟示。

“教育擴張一直被視為推動生育轉型的關鍵因素。”作者關注到，年輕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斷攀升，尤其是在新進入婚育年齡的人群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已經超過了男性，具體來說，從“85后”夫妻開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經超過了她們的配偶。

夫妻受教育程度的隊列變化

這一新格局對婚育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夫妻間教育差距的縮小或逆轉，正更為直觀地揭示教育匹配模式的深刻變革。

作者通過數據觀察到，教育同質婚在中國社會中依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在所有出生隊列中，絕大部分的隊列教育同質婚的比例都達到或超過了50%。不過，在最年輕的夫婦群體（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同質婚的占比已從1970—1974年出生隊列的57.0%小高峰下降至52.6%。

“年輕隊列的婚姻和生育行為模式可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作者統計發現，在教育異質婚中，自1965—1969年出生隊列以后，女性向下婚的比例持續攀升，甚至逐漸超過了傳統的梯度婚。在最年輕的出生隊列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則增加到了25.8%。這與2022年學者許琪的研究結論相似，即2014—2018年結婚夫婦中女性向下婚占比25.3%并超過向上婚（23.3%）。

事實上，有研究使用1960—2011年來自120個國家的人口普查和調查數據表明，年輕隊列女性向下婚超過向上婚發生在法國、阿根廷、印度尼西亞、肯尼亞、韓國和美國等多個國家，幾乎成為全球范圍內的普遍現象（非洲除外）。

教育匹配模式的隊列變化

這篇文章的數據源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是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的大規模全國性跟蹤調查項目。樣本覆蓋25個省、市、自治區，占全國總人口的95%（港澳臺地區除外）。該調查以家庭為抽樣調查單位，詳細采集了夫妻雙方等全體家庭成員的教育、生育等信息。

依據研究目的，該研究聚焦于夫妻樣本，結合完成正規教育并進入婚育年齡的實際情況，選取了妻子出生于1950—1994年（即26~70歲）的夫妻樣本，并以五年為一個單位，將其劃分為九個出生隊列進行分析。該文整合了2010—2020年的六輪數據，共涵蓋20177對夫妻樣本（個體樣本達40354個），用于描述和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及其隊列變化趨勢。經過有效篩選和處理，最終有效樣本量為12523對夫妻。

女性“向下婚”的夫妻生育水平較低

該研究發現，在不同學歷層次的同質婚中，教育與生育之間呈現明顯的負向梯度關系：隨著夫妻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子女數量逐漸減少。在所有出生隊列中，雙方均為高學歷（大專及以上）的同質婚夫妻的生育水平最低，而受教育程度在小學及以下的夫妻生育水平最高。

具體從總樣本回歸結果來看二孩生育情況，在所有夫妻教育組合模式中，高學歷同質婚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低，而小學及以下的低學歷夫妻的二孩生育概率最高。同時，女性向下婚的二孩生育概率低于傳統的梯度婚。這表明總體上高學歷夫妻生育二孩的概率最低，且從初育過渡到二孩生育的速度最慢，一孩到二孩的生育間隔較大。

分教育程度婚姻匹配模式的子女數量及其隊列變化

同時，研究也觀察到，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相較于傳統的梯度婚姻或同質婚姻，女性向下婚模式的夫妻生育水平較低。這可能反映出，在某一時期或早期出生隊列中，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和性別分工仍然根深蒂固，而那些教育程度較高或相對于丈夫較高的女性，更有可能通過夫妻間的協商實現少生育的愿望。

此外，該研究也揭示了一個重要趨勢：在年輕夫妻中，生育機制似乎正在從性別分工模式，向平等主義的資源集聚或雙薪家庭模式轉變。隨著時代的進步和隊列的更迭，高學歷夫妻在生育方面的劣勢逐漸減弱，而女性向下婚的生育劣勢在年輕隊列中也出現了下降甚至消失的趨勢。這一變化與性別角色和性別關系的持續轉型緊密相連。

具體而言，在整體樣本以及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子樣本中，相較于傳統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呈現一定的劣勢。這種劣勢可能源于生育所帶來的較高機會成本和經濟壓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向下婚夫妻中，女性在生育決策上似乎展現出了更大的議價空間。當她們感知到自身權益在傳統性別角色規范下仍未得到充分保障，例如仍需承擔大部分家庭和兒童照料的責任時，可能會選擇限制生育數量。

然而，從“70后”子樣本開始，一個顯著的變化出現了：女性向下婚相較于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勢在統計上已不再顯著。這一轉變似乎暗示著，隨著社會的經濟進步和性別角色、家庭分工觀念的演變，女性向下婚模式的生育機制可能正在經歷深刻的變革。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往往伴隨著更為平等的性別觀念和家庭分工認知。同時，受教育程度較高或相對于丈夫較高的女性（即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尋求家務外包或配偶協助方面通常有更強的議價能力。

“因此，在年輕隊列樣本中，高學歷夫妻和女性向下婚夫妻不再表現出顯著的生育劣勢，這反映出性別角色和家庭分工模式正在從傳統向平等過渡。”作者談到，在現代社會中，隨著家庭住房、生育和養育成本的急劇上升，女性在家庭經濟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對于許多家庭而言，妻子的經濟貢獻對于維持生活品質和實現生育愿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育支持政策應鼓勵夫妻雙方共擔育兒責任

作者認為，值得討論的是，盡管性別平等有所進步，但傳統性別角色規范仍然存在。這可能是教育與生育之間負相關關系雖然有所緩和，但尚未發生根本性轉變的關鍵原因。

“中國正處于向性別平等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性別觀念變革呈現不平衡態勢，男性配偶觀念轉變滯后，這制約了性別平等的進程。隨著女性在教育和收入上逐步取得優勢，她們獲得了更多將家務外包的機會，包括通過市場購買服務和尋求代際間的互助支持。然而，在育兒觀念迅速變化和教育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母親在子女教育尤其是課外學習方面所承擔的責任卻在不斷增加。這一現象導致兒童撫育特別是‘育’方面的負擔日益加重。”作者寫道。

CFPS 2020的數據顯示，在幼兒園接送以及孩子的作業輔導等方面，妻子所承擔的責任仍然遠遠超過丈夫。此外，平等的性別分工在社會層面和制度層面，仍然缺乏足夠的支持，甚至有一些政策仍在無形中強化女性作為家庭和兒童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定位。例如職業女性享有較長的產假或育兒假，但男性配偶的陪產假（護理假）和育兒假卻相對較短且難以得到有效執行。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缺乏充分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家庭領域性別平等在生育決策中的重要性愈發凸顯。

如何制定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措施？結合上述研究結果，作者認為，從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續提升以及性別角色不斷演變的社會背景出發，要實現理想的生育水平，必須積極倡導平等的性別分工并為其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隨著男性在家務和育兒方面日漸承擔更多責任，他們自身也可能面臨工作與家庭的沖突，這可能不利于夫妻雙方形成共同的生育意愿。生育支持政策應幫助夫妻雙方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進家庭發展能力的提升。這包括推廣新型的婚育文化、鼓勵夫妻雙方共同分擔育兒責任以及制定能夠減輕夫妻或家庭層面育兒負擔的政策，等等。”

作者呼吁，要將性別和家庭視角納入政策制定過程中，深入了解和切實響應女性、男性以及不同社會階層家庭的實際需求，這是構建積極生育政策支持體系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