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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江口沉銀考古負責人劉志巖:重返發掘現場,在歷史迷霧中拼接碎片
“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這是明末農民起義大西政權張獻忠江口藏寶秘密的歌謠,幾百年來卻一直影影綽綽,無法得到科學實證。2017年,四川江口沉銀遺址發掘啟動,創造性地采用江面圍堰的考古方式,截至2023年遺址已出水文物七萬余件,并入選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一考古發掘對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更是與公眾共享考古成果的有益實踐。
近日,《江口沉銀考古手記》由巴蜀書社出版,本書以江口沉銀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劉志巖的第一視角,記述江口沉銀遺址考古發掘的全過程。全書以時為序,敘述江口沉銀遺址發掘工作的緣起、逐步深入的過程,兼及管理、科研中的核心難題與突破性進展,披露領隊日志、工地實景、發掘方案等一手資料,挖掘深藏于資料背后的田野考古細節,帶領讀者走入發掘現場。同時,向全社會回饋中國最大的內水考古經驗,讓公眾真正認識、理解、熱愛考古。
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中,劉志巖先生一直強調,挖寶不是目的,怎么把它挖出來的,才是檢驗考古水平高低的標準。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并不屬于某個人,也不屬于某單位,它應該是全社會共享的。
《江口沉銀考古手記》,劉志巖著,巴蜀書社2024年10月版
劉志巖
從張獻忠失敗開始,關于江口沉銀的傳說、記載就非常多,也有零星的文物發現,而且從清代到民國都有挖掘和盜掘,有的是政府主導,有的是盜撈。這一次正式啟動科學的考古發掘,您認為我們具備了哪些成熟條件?
劉志巖:其實這一次考古發掘也不是真的準備了非常多時間,并不是主動性的考古發掘,這一次是基于遺址被盜。大概在2010年到2015年左右,遺址被盜得比較厲害,公安部把這個案子破了以后,我們文物部門等于是搶救性的考古發掘,但也是因為大的時代背景賦予了我們更多比較好的條件,能夠開展這次考古發掘。比如說在二三十年前,可能當時的條件就不太具備去做比較復雜的遺址發掘。
1939年錦江淘江現場
至于具備了哪些條件,我想無非就是人、財、物這三方面條件基本成熟,才能把這件事做好。
首先,我覺得主要是我們政府有財力、資金支持做一次考古發掘,因為這涉及很多配套的工程,如果沒有政府資金支持的話,可能就做不成。我們的經濟條件好了,有資金可以支持文化工作了,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從物這方面來講,主要是一些科技手段或者技術,因為我們現在有了更多的科技手段,可以做探測,可以做記錄,可以在我們看不到的情況下,知道下面到底有沒有文物。這些科技手段,可以給我們更增強信心。而且發掘出來以后,我們也有科技手段能夠把這些文物保護好。在歷史上有很多文物被發掘出來以后就壞掉了,比如大家都比較熟知的定陵。對文物科技保護的手段,現在我們也基本具備了,所以可以放心地去做一次考古發掘。
至于最后一方面,我想以我自己為例說明。我是比較微不足道的,但可能我恰逢其時,就有了這個機會。我是學考古專業的,而且跟水下考古也有一點因緣,因為我本科是在廈門大學讀的,當時上過水下考古和海洋考古的課程,具備一點學科背景,所以就來做這件事。
這次考古發掘當然也有契機,我們之前設想過很多次要去做。十幾二十年前就大概了解沉銀的情況,老一輩的也知道,但是那個時候條件不成熟,或者是沒有想好如何在水下做考古發掘。這次遺址被盜掘案件是導火索,是加速劑,如果沒有盜掘,這個事可能還要往后推。
“眾志成城守護文明——全國打擊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展出江口沉銀遺址被盜文物
江口沉銀屬于水下考古,而且您在書里也提到,這次岷江的水下考古跟海里、湖里還不太一樣,江水是流動的。另外,這是中國考古界第一次圍堰考古,您覺得水下考古疊加圍堰考古的做法,難度在哪里?這一次的成功發掘,為以后提供了哪些重要的經驗?
劉志巖:凡是第一次都難,難就難在沒有經驗借鑒。這是開創性的工作。如果別人做過,我們去學習一下,按部就班地去弄就行了。當時交給我這個任務以后,我到了現場,最初完全不知道怎么干,這個是最難的。
雖然國外有一些類似的圍堰考古,但是跟我們不太一樣。我們看了相關的資料,我也請國外的同學提供了一些圍堰考古的資料。他們采用圍堰考古,大部分是那種船擱淺之后,在近海比較淺的灘涂上進行。一條船大不了就是幾十米長,所以他們做的是比較小的圍堰,等于漲潮的時候把水擋在外面就可以了。但我們是在內陸的大河里操作,在國外也沒有這么干過。而且當時因為文物在水下比較分散,所以做圍堰的面積遠遠超出了國外圍堰的面積,圍堰的面積越大,難度就會越大。其實,做圍堰考古我們也是經過了很多次商量,最后才確定用這種方式,而不用潛水的方式。
2017年第一期圍堰
所以我們實際是一邊在做,一邊在琢磨,然后一邊在改進。開始做圍堰的時候,也不是一次性就成功了,后來又在圍堰里面不斷地修修補補。根據考古發掘情況,自己想了一些辦法,比如做導流溝排水。這些都是之前沒有人做過的,所以我認為第一次就是難在這兒,沒有什么經驗可以借鑒。
如果說為以后提供哪些經驗,我想應該叫做內陸河流考古的一種發掘范式,大致可以這么總結。這樣一種范式,就讓中國的水下考古多了一種選擇。因為原來就只有潛水,以后也可以做圍堰。可以根據文物在水下埋藏的實際情況來選擇具體采用哪種方式。
您在書中提到發掘前確定了五個地點,包括預估了圍堰的面積,最后選了望江臺。不知道您當時選這個地點以及確定圍堰的面積、方位,當時心里把握有多大?壓力有多大?
劉志巖:在民國時期曾經在望江公園附近做過一次挖掘工作,但是那一次就失敗了。所以當時我當時面臨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岷江河道上確定的五個重要地點
首先是來自外部的壓力,因為當時這些文物被發現以后,很多的社會上的或搞文物鑒定的人認為這些文物都是假的。他們當時就認為,這些文物都是被文物販子埋到江里面,然后又從江里面把它挖出來。他們說,既然是文物販子埋下去的,為什么你們文物部門還要花這么多錢去江里面做工程,有沒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在我選擇望江臺這個地點以后,也有一些來自內部的質疑,因為望江臺當時是被盜得最厲害的地點。地方的文物部門包括單位里的領導都認為既然那個地方已經被盜得那么厲害了,為什么還要選擇這里去挖?
望江臺河段考古發掘現場
盡管外部壓力、內部質疑同時存在,但我有自己的理由,因為當時我們和電子科技大學合作,對整個江段都做了探測。通過這些科技的探測手段,然后結合我們當時一些調查的情況,還是認為望江臺應該是最有希望發現文物的地點。雖然有壓力,但是我最后選擇了相信科學。
水面探測實驗
地質探測實驗
您在書中也講到,整個考古挖掘的過程,運用了很多高科技的手段,從確認挖掘地點,到文物保護,最后到文物的修復,用了一系列的高科技手段。我們知道現在有科技考古的說法,想請您根據您江口沉銀發掘的情況介紹一下,科技考古究竟是一種考古手段還是專門的學科分支?
劉志巖:對科技考古我們業內的認識也不太一致,有的人認為它是分支學科,但是在我看來,可能主要是指將一些科技手段應用到考古工作中來。因為科技考古并不是某一種專門的科技手段,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科學技術都可以應用到考古工作中來。
科技應用在江口沉銀這個項目中,我覺得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發掘或者是發現階段。我剛才也講過了,我們用了一些地球物理的技術來探測河道的哪些位置可能會有更多文物的埋藏,就是確定考古遺址的核心區域。當然地球物理探測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比如有磁法,有電法,也有探地雷達。各種不同的探測手段,我們都應用來尋找文物埋藏的核心位置,這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類。還有一類就是數字測繪技術,可能數字化在我們生活中比較司空見慣,但是我們將這個技術用來實時記錄文物的發現位置,并且把它標定在一張地圖上。因為我們挖出一件之后,文物的位置就會出現在地圖上,是真實的。大家可能會覺得你記錄文物的位置有什么用,從考古學科來講,文物發現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代表了文物的歷史背景。我舉個例子,比如三星堆最近比較火,這也是我們單位做的考古發掘。如果青銅神樹或者青銅面具是在三星堆發現,它代表了一種含義;如果在北京發現或者在國外某個地點發現,它可能代表的意義和價值就完全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記錄文物的位置,和那些盜墓的、販賣文物的完全不一樣,文物發現的位置和背景,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木鞘出水現場保護處置場景
第二個階段是發掘出來以后,如何保護金銀銅器這些金屬類文物。不同材質的文物,它的保護技術是不一樣的。比如金是最穩定的,最容易保存下來,但是銀的氧化問題怎么解決?銅就更復雜了,它上面會有一些有害銹,如果不及時除掉,有害銹就會像人得了癌癥一樣,不斷擴散去侵蝕文物本體。這些都需要現在的一些技術來解決。
除此以外,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白銀,這些白銀到底是哪來的?到了明代中晚期,白銀已經成為中國的本位貨幣了,但是白銀怎么來的?全是中國開采出來的嗎?還是有一些海外貿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去甄別原料的來源,就會使用一些對文物材質的檢測技術。比如用熒光光譜、激光剝蝕的手段,來確定白銀原料的產地問題。還有,我們發現了很多的金銀器,這些金銀器的制作技術是怎樣的,那些很精細的金絲,是怎么制成的?比如它有很多焊接技術,焊藥的配方是怎樣的?我們可以通過技術分析出來,了解當時的制作技術。
總的來說,科技手段貫穿于整個江口沉銀發掘的全過程,今天能夠給我們提供更多的技術來解決江口發掘和研究過程中的一些問題。
實驗室分析
您在書中反復講過,考古不是為了挖寶,是科學的工作。江口沉銀的考古其實也是為了破解歷史謎團。可是對一般公眾來說,他們可能更關心的是挖出了什么寶貝或挖到了什么名人的墓葬。而這一次考古發現,確實是為了找到沉銀,好像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公眾的誤讀。那么,這次考古的價值和意義在哪里?
劉志巖:你說的是實情,網上說我們都是專業挖寶的。這次考古發掘確實挖出來的是寶藏,這個沒有什么爭議。所以當時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很是困擾,考古就是挖寶,是我們業內特別反感的說法。但是你碰到了寶怎么辦?所以我在很多場合不是強調我們挖出來的是什么,而是有意強調怎么把它挖出來的。因為我們業內一直認為用最小的發掘面積提取出最多的歷史信息,才是驗證考古學家水平高低最重要的證據。所以說挖出來多少東西,對我們來說只是衡量工作水平比較弱的標準;但是你怎么把它挖出來的,你從這里面能夠提取出來多少歷史信息,這才是對我們工作水平高低的衡量標準。
“蜀世子寶”金印
我們考古發掘出來這些文物,一般來講,它有歷史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這三個方面。先說歷史價值,雖然對于張獻忠的大西軍,包括明末農民戰爭、江口沉銀都有文獻記載,但是文獻記載很混亂,而且有很多是相互矛盾的。可以通過這次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對之前錯亂的一些歷史做實證。這也正是王國維先生講到的二重證據法,就是文獻記載和我們發掘出來的實物要相印證。我舉個例子,之前講張獻忠建立的大西國,財政收入主要都是從各個地方劫掠來的。但是我們發現這些文物里有很多銀錠,就是收稅收上來的。可見,他是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財政體系,如何收稅,如何運轉政府,并不是像文獻里面講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從其他地方搶來的,所以這是對歷史錯漏的糾正。他們的行軍路線,我們也能看得出來,因為傳世文獻里面寫得很神,路線飄忽不定。這些銀錠上的文字記載,上面都有一些地名,基本上能夠勾勒出比較清晰的行軍路線。
“大順二年”銀錠及拓片
張獻忠行軍路線圖
還有科學價值,明代金銀器的制作技術是很厲害的。我們之前也不是特別了解,這次因為發現的金銀器數量特別多,而且也不只是四川的,因為張獻忠把全國各地的金銀器一股腦都帶到四川來了。為我們提供了特別好的,針對明代金銀器制作技術研究的課題,能夠從中發現一些科學價值。
當然它們還有藝術價值,如果你到過現場就會看到,很多金器銀器制作得非常精美,令人贊嘆,包括上面的掐絲工藝,都非常漂亮,給人很美好的觀感。我想這也代表了明代的審美趣味。
我想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總結這次考古發現文物的價值。至于考古發掘的價值,因為前面總結過了,我就不再說了。
2017年江口沉銀遺址出水金耳環
江口沉銀考古發掘的過程,很注意公眾的關注,比如招募志愿者,發現文物后迅速召開新聞發布會,并多次舉辦展覽,您怎么看待專業考古發掘與公眾考古的關系?
劉志巖:確實是這樣的。我在微博上有個賬號叫“考古君”,也跟我的教育背景有關系。我之前在復旦大學讀書的時候,我的導師是高蒙河教授,我受到他的影響,比較重視如何處理專業的工作和公眾的關系。我們專業的學者和公眾關系,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對立,學者有時覺得為什么要把我們的成果讓公眾來看,這些東西公眾也看不懂,對我們的學術研究好像也沒有什么用處。不光是公眾,之前我們跟媒體的關系也不好,在大概一二十年前,我們對于媒體采訪是很抵觸的,因為我們老覺得媒體給我們添亂。但是后來慢慢地因為在網上和公眾接觸多了以后,就會發現公眾對我們工作有很多誤解,不太了解考古到底是什么。在我老師那個年代,他們出去做一些考古調查,對當地老百姓做訪問,說我們是考古專業的,老百姓認為我們可能是收骨頭來烤;四川話考古他聽成了敲鼓,以為我們是打鼓的。后來在網上也經常碰到一些對考古的誤解,觸發了我一些想法,我們應該跟公眾去解釋,或者是去做一些科學普及。現在大的學科——數學、物理、化學的科學家都在做科普,為什么我們考古就不做科普?我覺得這不正常。考古本身是科學,對一般公眾來講,它有門檻,看不懂。我受其他學科的啟發,包括我導師的影響,所以想應該去做一些科普工作。我們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并不屬于某個人,也不屬于某單位,它應該是全社會共享的。那時候我就想,文物發掘出來以后,應該第一時間和公眾見面,所以就有了后來那一次在國博的展覽。
中國國家博物館江口沉銀遺址考古成果展
在這個過程中,比如招募志愿者這件事,也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們任何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公眾的了解、支持。雖然我們是小學科,但公眾也是基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大學的考古專業都是整個學校里收分最低的。學科的發展需要優秀人才,如果一直都是考分最低的,肯定不是好現象。我那個年代,大部分考古專業的學生都是調劑來的,大家因為不知道什么是考古,也沒法報這個專業。當時我報考古專業,因為我高考那年剛好電視上在直播北京老山漢墓發掘,那是中國第一次直播考古,我看到之后就稍微了解了一點,覺得挺好玩,我就報了。
劉志巖在發掘工作中
所以這是我想說的第二個方面,公眾應該是我們這個學科的基礎,我們需要做一些科普工作,讓大家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考古,讓公眾對我們這個學科更有興趣,能夠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加入我們的隊伍。
江口沉銀博物館很快就要建成開館了,沉銀考古的科學發掘是不是已經結束了?您個人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的項目在做,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劉志巖:目前野外的發掘工作已經結束了,現在我們在做室內的文物的修復和整理,然后出版考古報告,以及為博物館開館做一些準備工作,這是我們考古隊目前的工作狀態。
江口考古隊合影
現在我個人正在牽頭做蜀道考古研究,這是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的重大項目。蜀道考古是我在江口沉銀考古告一段落后正在開展的比較重要的工作。因為蜀道是連接四川和關中的國家道路,對于國家統一、民族統一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現在聯合甘肅、陜西、重慶三省一市一起在做的大課題,想通過一些實證來了解蜀道的重要意義。這么多年大家對蜀道有很多研究,但是沒有人真正地一步一步去把蜀道的長度測量出來。所以現在蜀道到底有多長?沒有科學數據。我想我們在明年或后年,可能會通過考古隊員的腳步測量,然后再結合一些空間測繪的技術,給大家公布科學數據。我們將通過考古手段和現代科學技術給大家畫一張圖,讓大家知道蜀道本來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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