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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費正清獎”得主張仲思:一位外國學者眼中的中國“風水”

蔡丹妮 采訪
2024-10-24 11:52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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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簡稱“AHA”)公布了2024年度的獲獎著作名單,其中備受矚目的“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授予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系張仲思(Tristan Brown)博士的新書Laws of the Land: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暫譯為《山川之典:風水與清代地方行政》,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3年)。該書以風水在法律實踐中的角色為切入點,來重新審視中國的法律、宗教、科學、環境等廣泛議題。作者張仲思從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分別獲得學士和博士學位,后在斯坦福大學和劍橋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并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進行學術訪問。此前他已有數篇論文發表于重要的學術期刊,例如《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和《通報》(T’oung Pao)。另外,他還參與籌劃了《科技史期刊》(HoST-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探討清代星象的最新特刊,并撰文討論清代的天文分野。獲獎著作是他的第一部專著。

Laws of the Land: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

“費正清獎”在東亞歷史領域里影響深遠,獲此殊榮的中國研究著作基本上也是海外漢學的經典必讀書目。身為作者,你想與讀者分享關于本書的哪些基本信息?

張仲思:本書的出發點是通過研究風水在法律制度中的實踐情形來重新審視風水在中國的法律運作和知識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風水作為傳統的知識體系,通常被應用于建造房舍、陵園和廟宇等。從現代科學的視角來看,風水常被視作一種缺乏理性依據的民間迷信。盡管有一些學者探討過風水理論,但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風水對城市規劃、建筑設計和美學方面的影響,很少涉及法律與風水的關聯。實際上,風水學說在清代法律體系中發揮了實質性的功能,而這與傳統認知上的風水影響范疇有所不同。

具體地講,清朝民眾因風水被破壞而打官司的情況相當普遍。雖然糾紛起因不盡相同,但大多都涉及房舍、墳冢、自然資源等問題。為此,衙門要派人調查,繪制相關地點的圖樣,權衡風水受損程度,批評過于迷信風水的人,懲罰破壞祖墳公地的人,褒獎悉心維護墳地的人。當時這類案件記錄非常多,有一部分保存至今,使我們得以了解風水在20世紀前的中國社會是如何被實踐的,而這種實踐又不能簡單歸于“迷信”活動。我希望讀者在關注風水之余,進一步思考宗教與法律、迷信與科學/理性、傳統與現代等看似對立的概念背后根深蒂固的成見與偏見,從而打破對中國歷史轉型中的二元對立性認知。同時,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我也希望借助風水這一著眼于未來的知識體系,喚起大家思考當下與過去的關聯性,并著眼于未來,因為只要還有未來,就有改變的可能與新的希望。

在2006年,當你被哈佛大學錄取、開始本科階段學習時,你的主修專業是“近東語言與文明”,并在入學之前就已經掌握了阿拉伯語;后來因緣際會接觸到中國文化,才轉而攻讀中國古代史。我知道這與你的家庭環境、文化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這些早期的成長經歷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你的歷史研究。不如讓我們的對話回到故事的起點,從你的專業選擇談起。

張仲思:我與阿拉伯世界有著深厚的血緣與情感紐帶。我是在母親家族的影響與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我的母親是移民的后代,家族的移民故事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初。我的外曾祖父來自奧斯曼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他攜家人離開故土,在巴黎短暫停留之后,于1921年輾轉到倫敦,開了一家地毯商店。后來一家人又跨越大西洋,從歐洲來到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定居,繼續從事地毯生意。

位于倫敦攝政街(Regent Street,或譯為“麗晶街”)家族地毯商店,攝于1920年代

我的外祖父生于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后來進入波士頓大學攻讀教育學專業,并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畢業后曾在麻省理工學院短暫工作過。在讀書期間,他與我的外祖母通過相親認識,并很快墜入愛河。而他當年也正是在麻省理工的校園里向我的外祖母求婚。雖然他后來離開學術圈,并接手家族的地毯生意,但他對學問和教書的熱情“遺傳”給了后代。我的母親選擇了教師這一職業。如外祖父一樣,母親也很健談,可以滔滔不絕地講上幾個小時,并擁有讓聽眾沉浸其中的魅力。我喜歡聽母親講故事,也迷上了傳承母親家族文化的阿拉伯語。童年的我經常盼著假期的到來,因為那時就可以跟隨母親前往敘利亞探親。因此,對我而言,祖輩曾生活過的家園并不是一個遙遠的文化符號,而是真真切切的生活體驗。比如說,敘利亞的現代著名詩人、外交官尼扎爾·格巴尼(Nizar Qabbani,1923–1998)與我的外祖父還是親戚呢!除了語言影響之外,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的元素也融入我的家族節日與家人聚會氛圍之中,這讓我從小就對自己所處的多元宗教背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正是在這些特殊的家族文化影響之下,進入哈佛之初,我很自然地選擇了主修阿拉伯語。盡管我對文學也有濃厚的興趣,但是我后來從事歷史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我父親的影響,他就是一位歷史愛好者。他的本職工作是一名工程師,不過他也從事寫作,還曾出版過一本有關波士頓社區歷史的小書。

就在我即將開啟大學的學業之際,一份很意外的邀請改變了我日后的學術生涯。在2006年左右,中美之間的學生交流機會增多,我則有幸收到邀請,成為浙江金華一所普通高中的交換生,在那里進行了短期的交流學習。那時的我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語言不通,在這片古老的中華大地上也沒有任何親戚朋友。但從小在不同國家、地區的游歷讓我下意識地覺得,這次中國之旅也會很有意思,所以我興致勃勃地踏上了旅途。也未曾想過,那次旅行竟改變了我從此以后的人生方向。比如說,我很快就迷上了浙江的美食、黃酒和人文景觀。直到現在,我還喜歡和中國朋友打趣說,我有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胃。我對當地的所見所聞充滿好奇,也生出許許多多的疑問,特別是關于民間宗教信仰方面的,比如說山頂上的廟、鄉里的祠堂、守護老宅子大門的神明等。我一直相信,一個地方的飲食習俗和宗教信仰,是理解這個地區普通老百姓文化的關鍵。幸運的是,哈佛大學是漢學研究重鎮,于是,我選擇中國歷史研究作為第二主修專業。在歐立德(Mark Elliott)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我的本科畢業論文。

張仲思在長江游覽,攝于2009年

在2017年春,當我收到你的博士論文初稿時,除了被論文扎實的史料和文字功底所觸動,還感慨于你能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學位論文(WORD版),看得出你對同行的信賴與真誠。以上兩點是我一直關注這項研究進展的起因。你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從中文零基礎到能熟練地聽說讀寫,并能研讀深奧的古文文獻。面對諸多值得深耕的漢學研究領域,為何你對“風水”這一話題情有獨鐘?

張仲思:當我還在哈佛時,對風水知之甚少。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后,我成為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和林郁沁(Eugenia Lean)教授門下眾多研究法律史的學生之一。如果說,當年選擇漢學是我與中國的“緣分”,那么把風水寫進博士論文,則屬于無心插柳,抑或是命中注定,讓我能更進一步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

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之后,我從紐約搬到上海,在復旦大學訪學一年,希望通過調研上海圖書館的豐富史料,找到一個合適的論文題目。那時,我所構想的還是有關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聯結這類議題。像大多數來華的外國年輕人一樣,我也熱衷于旅游。有一回我心血來潮,去了四川,在一位朋友的推薦下,獨自前往閬中古城。那里景致優美,布局講究,古風遺韻,遠近聞名。在古城徜徉了一個周末,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那個地方。在那次旅行不久后,我意識到,毗鄰閬中的南部縣收藏著不可多得的清代法律檔案,這些檔案都保存在南充市檔案館。事后看來,這一切是那么奇妙!本來只是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卻在不經意間為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隨后,我開始鉆研四川的法律檔案,很快就被其中大量的涉及風水議題的訴訟所吸引。對有關風水的刻板印象,我也漸漸心生疑惑。難道風水在訴訟中僅僅是一個可以被隨機調用、爭取利益最大化的托辭嗎?我在想,如果人們重新審視風水,那么我們對于這些法律案件會不會有新的理解?對中國歷史文化會不會有新的詮釋?我把這些想法通過郵件發給了遠在美國的導師曾小萍教授,她是北美最著名的中國法律史學者之一,也是四川地方史研究專家。當得知我想要改變研究方向時,她頗為意外,但仍鼓勵我深入探索。我很感激她一如既往的支持。

當我在十多年前開始這項研究時,南部檔案還未被整理出版,所以我需要前往南充市檔案館調取資料查閱。在此過程中,我得到許多師友的鼎力相助與支持,尤其是在現任職于四川大學的吳佩林教授的引介下,我較為順利地及時查到與研究相關的檔案卷宗。在隨后長達十年的寫作中,困難與挑戰如影隨形。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都知道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資料,而理解資料背后的文化語境也同樣重要,但這項史料解讀工作并非易事。有時候哪怕是得到一絲的線索,我就會迫不及待地找來檔案原文,甚至會馬上訂票、拎起行囊,跑去當地檔案館或圖書館查證史料。

雖然我也曾因挫折而自我懷疑過,但自始至終我沒有放棄的念頭,對這項課題我一直都傾注了極大的熱情,或許是因為“風水”這一話題在我和中國人民之間架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梁,它是一個讓我們暫時忘卻彼此的身份標簽而增進相互了解的渠道。我很珍惜和中國同事、朋友對話的每一次機會,因此一旦有學者對我的研究表示感興趣,我會第一時間把稿件發給對方,甚至在不確定能否收到對方反饋意見的情況下。當然,大多數的交流是非常愉快、富有啟發性的,這也讓我結交到不少值得信賴的學術同仁。

你剛剛提到挫折,可以談得更具體一點嗎?從博士論文到第一本專著的出版,你能分享這個過程中幾點重要的心路歷程嗎?我想,有很多正在醞釀學術專著的朋友,尤其是青年學者,會從中受到鼓舞與啟發。

張仲思:首先,關鍵的是,本書最重要的檔案研究工作,在博士階段就已經完成。我的書稿在2019年已成型,這個時間點,現在回頭來看,非常幸運,因為那是新冠疫情開始之前。在書稿成型之后,我就與出版社聯系、交涉,這中間歷經兩次嚴格的專家審閱、修改過程。你是知道的,直到向出版社提交定稿的前一個月,我和你有時甚至還在網上討論、斟酌增補某個案例的必要性,因為史料總是在不斷的積累之中,總有新的線索出現,去印證或補充書稿中某些已論證的觀點,或是重新審視某些因為之前論據、細節不足而被忽視的方面。與出版社聯系、商討修改、敲定書稿的那段時間,恰好就是從2020年初新冠疫情開始至2022年初,正值疫情期間,我跟大家所經歷的一樣,旅行受限,幾乎所有的學術與教學活動都改在網上進行,在那期間我一直在美國,一邊教學、一邊修改書稿。當然也有些遺憾,因為直到2023年夏天,我都一直未能去中國進行田野調查與檔案研究。

我在本書出版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也包括求職、就業的壓力。其實,博士剛畢業的那兩年,我還沒有找到穩定的教職崗位,內心非常焦慮和迷茫,甚至考慮過轉行。可以說,從博士論文到專著成型的關鍵階段,我始終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不知自己的努力,到頭來,是否會換來認可。幸運的是,我遇到了斯坦福大學的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教授和劍橋大學的周越(Adam Yuet Chau)教授,他們邀請我到所在的科研機構從事博士后研究,擔任我的合作導師。于是,我在2017年先從紐約搬到加州,一年之后又前往英國,開啟一段未知的嶄新旅程,直到2020年初因疫情原因回到美國。現在來看,我非常感恩這兩段博士后生涯,因為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到書稿的撰寫與修改之中。并且,我在這兩所高校所結識的一些老師和同學,也成為我的學術摯友,讓我深深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真誠交流的美好。

有趣的是,我的一位斯坦福大學同窗好友、現任聯邦政府律師的司馬世榮(Alexander Statman)也憑借其新作A Global Enlightenment: Western Progress and Chinese Science(暫譯為《全球啟蒙:西方進步與中國科學》)榮獲今年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獎”(Herbert Baxter Adams Prize),該獎項授予研究歐洲歷史的青年學者的首部專著。我與Alex相識于蘇成捷教授組織的兩年一度的歷史系聚會,我們探討十八世紀的法國和德國醫學文獻中對陰陽五行理論的運用,相談甚歡。當時的我們絕不會想到,我們會在同一年出版第一本書,更不會想到我們會同時獲獎。這不禁讓我感慨,研究生階段不僅僅是課堂學習,更包括與同窗們交談的機會。從長遠來看,這些看似平凡的交流,卻可能改變你的人生軌跡。

從你提交博士論文到第一本專著正式付梓,期間我讀過好幾個版本,因此知道你對謀篇布局的各個細節都有考量,包括本書的封面。七年前當你第一次發現這幅圖的時候,就興奮地和我分享過,而今年夏天你又和圖中所繪場景有過近距離接觸,這是怎樣一個過程呢?

張仲思:封面源自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代《永陵神樹圖》。永陵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祖輩數代的陵墓,因其風水極佳而選定。乾隆皇帝還專門為陵園后方的一棵榆樹作過詩,將那棵樹封為護國神樹,這正是我們從封面所看到的那棵。這棵樹在同治二年的一場風雨中被吹倒,壓壞了殿宇。因為這一事件牽涉到陵墓的風水,這棵樹立刻就變成涉及國家安危的樹,因此,就有清政府的官員描繪這棵樹,最終呈現的圖像就是這張封面圖片。自從發現這張封面圖片以來,我就一直想親自前往陵園,看看那棵樹是否還留有遺跡。

幸運的是,今年暑假有機會與我的同事前往遼寧省參觀名勝古跡,于是,我決定去撫順市的清永陵一探究竟。從沈陽到永陵鎮車程約三小時,沿途風景賞心悅目,目的地也讓我驚喜。永陵遠離熱鬧喧囂的市區,徐徐清風相伴,在夏日帶給人悠悠涼意。

在陵園的后方,我找到了當年清朝官員繪制樹木的確切站立位置。我在那個位置上拍攝了一張與原景重合的照片。事實證明,在榆樹凋零后不久,一棵新樹苗就被種植在原地。如今,那棵樹苗已長成參天大樹。在我看來,這棵大樹足以與其尊貴的“祖先”相媲美。就像那棵已逝的榆樹一樣,清朝已成為歷史,但關于它的記憶依然留存在人間。而這正是我們歷史學家的職責所在——找尋過去那些消逝、遺失的瞬間,并將它們與我們這個時代聯結。

左:《永陵神樹圖》;右:作者于2024年在清永陵原景同位置所拍攝的照片

前往清永陵的這趟旅行收獲頗豐,也得益于我們在當地請的一位司機師傅。師傅是滿族人,當他得知我們研究清代歷史,就特別激動地跟我們說起他的家族故事。這位師傅也將東北人的熱情好客展現得淋漓盡致,比如,他見我們拿不定主意晚飯吃什么,便立馬推薦他常去的一家面館。那天,我們到了晚上八點才回到沈陽,而讓我吃得歡暢淋漓的那碗面和雞架,也成為我對清永陵記憶的一種特殊回味。

你的書探討風水與清代法律之間的重要關系,其中也涉及對分野和星象的一些討論。不久前你還在《科技史期刊》籌劃了一期有關清代“分野”的特刊。我想不少讀者會好奇,你的關注點是如何從“地理”延伸到“天文”的?

張仲思:天、地、人這三者之間,在傳統中國宇宙觀里,有著密切的關聯。我對宇宙觀、尤其是《易經》這部經典著作,一直都有濃厚的興趣,也嘗試著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天、地、人的關聯。在這一點上,我深受美國學者司馬富(Richard Smith)教授等前輩漢學家的影響。我在本書題記中也提到,與風水相關的很多歷史文獻,都被稱作“地理經書”,傳統文獻中的“地理”一詞,有別于現代漢語中的“地理”。而與“天”相關的星象學(也常被稱作占星術)概念也滲透于風水文獻的方方面面,本書對此也有分析。其實,星象學本身是一個極富魅力的話題。在所有傳統科學知識中,星象學或許稱得上是最具有全球化影響力的。自近代以來,許多關鍵的中外科學交流都出現在星象學領域,并非偶然。如果跟傳統醫學來對照,希臘、中國、中東等地各有一套醫學知識體系,其區域性特色非常明顯;而星象學的知識則是一直在這幾個區域之間流動、傳播。這也不難理解,因為歐亞大陸上的人們,抬頭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

另外,我對分野和星象的深入研究,則得益于一個重要的契機,是我有幸獲得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即馬普所,Max Planck Institute)為期一年的訪問資助。在2022–2023年,我又一次整理行囊,搬到了柏林。在馬普所科學史研究所,我有幸能與仰慕已久的科技史學者薛鳳(Dagmar Sch?fer)、陳詩沛、邱靖嘉共事。與我同期在柏林訪問的,還有來自中國、歐洲其他國家和北美的許多優秀學者。這些學界同仁都想回答關于中國天文學史上的一些宏觀問題。比如說,在明清之際,當西學傳入中國時,當時的文人是如何挪用耶穌會士的天文學知識,用以支持、并融入中國的傳統宇宙觀,而不是一味地抵制或排斥西方天文學?星象學在醫學和風水中的應用,如何使星象學在后世流傳并產生持續影響力?這些基本問題,也是我們那期清代“分野”特刊的出發點。

在麻省理工學院,你的中國歷史文化課相當受歡迎,每年都會吸引超過上百名的學生選你的課。在學校的報紙上,有學生提到你的課程非常受用,甚至影響到學生與其父母或祖父母的關系。你是如何做到這些的呢?

張仲思: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來自教師之家,而優秀的老師同樣也應該是合格的故事講述者。通過母親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學會了如何講好故事。中國的歷史交織著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當然,有一些并不容易講述。因此,我在講課過程中,需要用全部的熱情去感染觀眾,去吸引那些像曾經的我一樣對真實的中國知之甚少的學生。我也一直鼓勵我的所有學生去中國,不管是短期旅游,還是訪學交流,身體力行地去感受中國,與中國老百姓聊天,結交中國朋友,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也時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我在中國的旅途游記,希望能透過我自己的有限視角,去打動更多的美國年輕人學習中國歷史文化。

得知學生對我的課程有如此積極的反饋之后,我也非常高興,因為這意味著學生們會在課后繼續談論中國歷史。我的一個目標是,學生在秋季學期上過中國文化通識課,那么在接下來的冬季學期,則是向其家人傳授自己此前的課堂所學,這既可以用來檢驗學習的效果,也可以讓更多普通美國民眾(當然也包括華裔家庭)了解到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你之前分享過一篇兒童史的文章,介紹了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提倡的“小先生制”,從學校教育延伸到生活教育,這很有趣,就是類似這樣的理念。我希望,課上教的、對話談的、文章讀的,都應該是生動鮮活、能引起每個學生心靈共鳴的。我還試著引導學生們向長輩提出恰如其分的問題,因為了解父母那一代的過去,也是在探索每個人的當下與未來。我的班上還有不少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裔,其中有一部分學生在假期回到家之后,中國歷史就會成為兩代、甚至三代人溝通的話題。也有學生曾對我說,共同的歷史記憶將自己與其長輩聯系得更為緊密,這是學中國歷史之前未曾想到的。

你的下一個研究課題是什么?目前的研究進展到什么階段?

張仲思:“天文”“地理”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研究議題,這些議題持續引領著我在科技史、法律史、環境人文等領域的探索。除此之外,我對明史越來越著迷。我近期的研究回到了我自己的文化“根源”,探討中國明代的穆斯林社會文化史。我感興趣的一個問題:以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為交流語言的穆斯林團體是如何適應明代社會、并繁衍生息的?通過這個課題,我也在尋求與自己家族的歷史聯結。目前這個課題已經有了初步的書稿框架。

    責任編輯:于淑娟
    圖片編輯:張穎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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