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彎曲的小河穿過村子，外形像一把張開弦的弓箭，村子起名為開弦弓村，位于江蘇省吳江縣震澤區。小河通向村外，連接著不遠處波濤萬頃的太湖。90多年前，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新式農貸在這個小村莊里登場，展開了與高利貸的博弈，并給今天的社會學、文學和史學研究等，留下了記錄、推演與實踐的真實樣本。

一、記錄者

費達生（1903-2005），畢業于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后留學日本東京高等蠶絲學校制絲科。1923年回國后，在農村巡回推廣繅絲新技術時，“第一次看到農村的苦況，決定了從事蠶絲業來改進農村經濟”。1929年，在江蘇省吳江縣廟港鄉，她參與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鄉村繅絲廠——開弦弓村有限責任生絲精制合作社。

1935年，費達生的弟弟，即將從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畢業的費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同赴廣西大瑤山考察，因向導失引，費孝通誤踏捕虎陷阱，身負重傷，王同惠覓援求救途中，失足落入山澗，溺水遇難。經醫治后，費孝通于1936年暑期返鄉休息，準備出國。在此期間，他接受姐姐費達生的建議，到開弦弓村參觀訪問，在該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為其成名作《江村經濟》一書的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費孝通的母親楊紉蘭和子女們合影。懷中所抱的是剛滿8個月的費孝通。其余四人左起依次為長子費振東、次子費青、女兒費達生、三子費霍

費孝通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業師”馬林諾夫斯基認為，“蠶絲業”是《江村經濟》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們介紹了家庭企業如何有計劃地變革為合作工廠，以適應現代形勢的需要”。費孝通在書中提到，一個從事生產的工廠需要有適合安裝機器的房子，建造工廠又需要技術知識和經費。如果技術知識由蠶業學校提供，那么經費又從哪兒來呢？

他說，“社員的義務是在工廠里有一份股金，每年供給工廠一定數量的蠶繭作原料”。這一合作社共有429名社員，基本包括了村里所有的住戶及鄰村的50多戶。開辦工廠所需的經費總共為49,848元，每個社員約需分擔114元，第一年，社員入股金額實際上僅為2,848元，約為總額的5.7%。

開弦弓村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繅絲車間（1936年攝）

名義上，合作社的“資本”固定在10,000元。這一數目被分成1,000股，每股10元。社員每人至少購買一股。第一年，認購了700股，可在五年內交款。但實際五年之后，合作社也才收到一半的股金。顯然，工廠的資金還需要靠其他來源。

蒸汽機和機器（舊式）是從蠶業學校借來的，估計價值4,000元，有協議規定，五年以后工廠從利潤中抽出錢來還給學校，但由于經濟困難，工廠尚未履行這一諾言。費孝通寫道：

為建造廠房和其他開支，工廠向省農民銀行借來了15,000元的一筆長期貸款。由于商業上的原因，農民銀行尚未同意支付。顯然，負債是受“資本”10,000元的限制的。由于工廠在農村，一旦工廠破產，廠房和其他不動產無法拍賣。但政府的政策是要為鄉村工業提供資金，這才有可能向銀行借貸。另外，工廠向最近的鎮，震澤的一個地方銀行借了一筆3,000元的短期貸款（用土地和廠房作抵押），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到，工廠資金的基礎實際上主要是政府的信貸，并不是靠人民的投資。

這是開辦資金的來源；至于平時需要的周轉資金，如收購蠶繭的資金，則是工廠借來的。費孝通寫道：

原料由社員供應。每年收集新鮮蠶繭，社員交蠶繭時，工廠交付蠶繭的70%。這筆錢，是每年從省銀行借來的，蠶繭作為抵押。

上述兩段引文中提到的“省農民銀行”、“省銀行”，實際均為江蘇省農民銀行，而“地方銀行”則是江豐銀行。

在《江村經濟》的 “資金”一章中，費孝通專門就高利貸問題作了研究。他認為，當農村資金缺乏時，從城鎮借錢給農村是必然的。他還較詳細記述了當地高利貸的數種名目。

比如“桑葉的活錢”，高利貸者出借的錢按桑葉量計算的。農民借錢時并沒有桑葉，也沒有桑葉的市場價格。價格是人為制定的，每擔（114磅）7角。如10月份借7元錢，可折算成10擔桑葉，到第二年4月，那時每擔桑葉的價格為3元，就必須歸還高利貸者30元，每月的利息高達65%。

再有一種稱“換米”。清明時節，人們開始從事養蠶業。借債人可以向債權人續借貸款，按米計算。不論市場米價如何，借米的價格為每3蒲式耳5元，借期延續至下一年10月，償還時按市場最高米價計算，每3蒲式耳約7元。一個人在10月借7元到第二年10月應還48元，利率平均每月53%。

費孝通說：“高利貸者雇用他自己的收款人，在借債滿期時迫使借債人還債。如果拒絕歸還，收款人將使用暴力并拿走或毀壞任意東西。我知道一個實例，借債人死的時候，債權人便搶走死者的女兒，帶到城里去做他的奴婢。借債人通常無知，不懂得尋求法律保護，社區也不支援他。”費孝通說，江蘇吳江縣住在縣城的高利貸者每人都有一個外號，如叫“剝皮”，“這一外號說明了公眾的憤恨”。

據費孝通的調查，“開弦弓一帶的農民，一半靠田，一半靠絲”。他們所謂“種田只謀些口糧，其余都靠絲了”。問題在于，振興絲業是無法依靠高利貸的。費孝通認為，“農村問題的根源是手工業的衰弱”；而手工業的振興，又離不開穩定可靠的信貸支持。不能否認，在與高利貸的對抗中，江蘇省農民銀行是有貢獻的。費孝通寫道：

江蘇省農民銀行專撥一筆款項供農民借貸。這一措施指望基本解決農村資金問題，但它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它的管理水平和政府提供貸款的能力。在我們這個村里，我知道這個合作社借出了數千元錢，但由于借債人到期后無力償還債務，信貸者又不用高利貸者所用的手段來迫使借債人還債，借款利息又少，不足以維持行政管理上的開支。當這筆為數不大的撥款用完后，信貸合作社也就停止發生作用，留下的只是一張寫得滿滿的債單。

從《江村經濟》中的記述看，江蘇省農民銀行的新式農貸雖不十分理想，但費孝通對該行的評價還是比較正面和積極的。

費孝通開展江村調查時與本村少年的合影（1936年攝）

《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費孝通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

二、推演者

如果說，《江村經濟》對新式農貸留下的是客觀的田野記錄，那么，《繭》所展現的則是費孝通基于當時現實的合理推演。

《繭》，是費孝通1936年用英文寫作的中篇小說，曾長期被封存于作者曾經就讀的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圖書館的“弗思檔案”中，2016年才被發現并翻譯成中文，被稱為《江村經濟》的文學版。這部小說譯成中文后，僅約65000字。作為文學作品，它含有不少想象成分，卻不完全是虛構之作。《繭》的故事發生于20世紀30年代，一個類似江村的江南小村鎮，那里人們主要以養蠶和繅絲為業。

《繭》，費孝通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繭》的開篇，是“通先生”在二戰前夕的柏林，因“燈火管制”而百無聊賴，從“覆蓋著厚厚的窗簾和黑色的紙”的房子里出來，在康德大街的天津飯店就餐，巧遇自己的大學校友王婉秋。“通先生”在閱讀德文報紙時，介紹了國內太湖地區遭到日軍轟炸的新聞，王小姐聽后臉色蒼白，筷子都掉到了地上。從飯店出來后，他們去了一家咖啡館，在那里，曾在蘇杭之間一座新式小鎮制絲廠擔任管理員的王小姐，徐徐講述了她的經歷。

王婉秋在這家廠的職責，大抵相當于如今的人力資源部負責人，負責從農村招聘女工并培訓她們。她的講述，記錄了當地農民張嬸、三福和寶珠，開明鄉紳黃老伯，留美歸來的社會改革家吳慶農，經理助理李義甫，舊利益集團代表趙老板和史大爺等，面臨新式紡織工廠對傳統蠶絲業的改革和沖擊時的不同選擇和命運。

1936年的初夏， 在一座介于蘇州和杭州之間的小鎮上，一間絲廠開張了。工廠規律的哨聲提供了一個公共時鐘，“有了它，甚至集市也有了一種新的節奏感，而家家戶戶的煙囪里升出裊裊炊煙的規律也有所調整”。

這家絲廠的廠長吳慶農在美期間，學習了現代經濟體制，得出的結論是：目前的西方體制最終將導致人類走向厄運。他反對將這一制度引入中國，并在畢業論文《經濟人道主義》闡明了這一看法。在這座小鎮，他試圖將理論付諸實踐，以期拯救故里。

他認為，資本應用作支持生產，而不是積累自身。為了資助有益的生產，他決定預支給蠶農40%的蠶繭金，以便他們能用這筆錢繼續經營他們的產業。他還派專家指導蠶農飼養桑蠶。

小說中如此描述：

他知道現如今村民太窮，無錢購買桑葉喂蠶，因此他愿意預付蠶繭款項，村民只需繳預付款百分之八的利息。八分利息，村子的人聞所未聞。此前急需錢的時候，他們只能去借扒皮的高利貸。七塊錢的貸款一年之后就要用一片值八十塊錢的土地來償還，不少借貸者為了不交出他們的土地而選擇了自殺，張嬸的丈夫便是其中一例。八分息借貸，真是難以置信！

工廠在開辦四個月后站住了腳，計劃中的數字已經成了日常進賬。吳廠長之前計劃，在一個月內將村里的原材料全數收購，雖然曾面臨極大的財務壓力，但是在第二個月到來之前，大倉庫里就屯滿了原料。更重要的是，他從上海出口管理部門獲悉，在近期的出口產品中，他的產品質量最優。

在小說第八章，上海一家絲織廠出現了罷工運動，原因是工廠拒絕退還工人們的保證金。據說，某些外國勢力牽扯其中，后者想要利用這次罷工來吞并工廠。上海的金融圈已經呼吁政府介入，次日將在南京舉行會議。“金融巨鱷蔣氏，可能被迫支持工廠。”

在吳慶農看來，事態并沒有那么嚴重，“工廠的資金缺口并不大，要是銀行愿意延長信貸期限，根本就沒有什么危機可言”。他認為，蔣氏早就對這家工廠虎視眈眈，這次他的機會來了，“他讓自己的銀行拒絕給工廠提供方便的財務支持，這使得工廠無力支付工人們的保證金，才有了這次罷工。”他說，“這骯臟的交易卻用愛國主義的美名來掩蓋，名頭越美，其實質越是不堪。”

吳廠長專程去了南京，他提出的關于政府保護小型絲織廠的建議，被工業部和絲業界代表聯席會議采納。但同一天，他也從報紙中了解到，工廠罷工已經結束，工廠已易手，蔣某現在是新老板。“報上還有篇社論稱贊蔣某在對抗帝國主義中取得了勝利。”

發生在上海的這起工廠罷工事件，對吳慶農所在工廠的影響也逐漸顯現出來。

這家絲廠墊資收購蠶繭的做法，顯然觸動了不少人的利益，包括當地高利貸者，以及壓低價格收購蠶繭的繭商、絲行等。他們煽動村民鬧事，密謀鼓動罷工，而此時上海的金融資本家，也伺機而動，想趁工廠資金未及時回籠的空檔，收購絲廠。此時的絲廠面臨著一場內外交困的生死危機。

活躍在城鎮的高利貸者史扒皮，在和本鄉最大一家絲行的儲老板密謀之后，往上海方面打了個電話，隨后正在南京等待國民政府援助的吳廠長，就被上海金融寡頭蔣氏的人找上門來。

但吳廠長并未屈服，“他絕不乞求敵人的憐憫，就算看到整個工廠被徹底燒毀，他也不會接受這個卑鄙骯臟的家伙提出的任何條件”。吳廠長決意不把工廠拱手讓給敵人。他告訴來人：“請回去告訴蔣老，我十分感謝他，但他必須清楚，如果我的工廠真的毀了，我絕不會感到痛惜，因為我從中吸取了教訓，這教訓的代價值了。”

小說沒有明確點出事件的最后結果，但顯而易見的是，在作者眼中，新式農貸的主導者即商業銀行，其形象主要是負面的。《繭》記述的時間段，與《江村經濟》基本吻合，但結論卻大相徑庭，或可理解為費孝通當時對新式農貸未來的預期并不樂觀。

三、實踐者

如果說費孝通曾經是開弦弓村新式農貸的記錄者、推演者，那么他的姐姐費達生，以及農學家鄒氏兄弟，則稱得上是實踐者。

費達生曾記述到：開弦弓村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開辦之初的經費預算中，除機械由江蘇女子桑蠶學校借用外，建筑及購置等約需二萬元，原料資本約須三萬元；臨時周轉的經常費，約須三千元；兩項合計，共須款五萬三千元，除社員入社時各繳納社股一期外（每股四元），均須設法借貸；“乃由本校校長作保證，向本省農民銀行商借開辦費一萬五千元，后另借到原料資本二萬一千元，其余悉向震澤江豐銀行籌借，概以月利一分計息”。

費達生

江蘇省農民銀行于1928年7月在南京正式開業，是全國第一家省級農民銀行。1930年4月，總行遷至鎮江，到1932年初，已建立分行和營業處20處。1937年，分支行處增至80所，在江蘇省設立分支行的縣份達一半以上。該行組織大綱規定，其使命“以扶助農民經濟之發展，以低利資金，貸與農民”。其主要業務就是對農村放款，放款對象有合作社、生產互助會、鄉鎮代表、農民個人和政府機關，但以合作社為主要放款對象。

曾任該行總經理的王志莘后來回憶說：“當年為調查及籌備各地分行，曾遍歷大江南北各縣，深入農村，著藍布大褂，乘破舊之腳劃船，或騎瘦弱之驢馬，往來于各鄉村中，常在小菜館內品茗休憩，約集當地鄉農，共話桑麻。”

該行在人才的選擇上頗有眼光。鄒樹文即為較有代表性的一位。

鄒樹文（1884-1980），字應藼，江蘇吳縣人，1907年畢業于京師大學堂師范館，1908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求學，攻讀經濟昆蟲學，獲農學學士學位；1911年參加全美科學聯合會，并宣讀研究論文，是近代中國學生在美國宣讀昆蟲學論文的第一人。1912年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獲科學碩士學位，1913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1915年回國后，歷任南京金陵大學教授，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教授兼農場主任（場長），國立東南大學農科教授兼江蘇省昆蟲局技師、代理局長，1928年轉任浙江省昆蟲局局長等。1930年，鄒樹文赴任江蘇省農民銀行設計部主任。

鄒樹文

1918年任東南大學農科教授兼主任的鄒樹文

該行設計部于1929年設立，時任該行總經理王志莘稱：“此部之職務，在主持營業推廣，與農事指導之設計研究，及與農業機關聯絡等事宜。”具有農業專家背景兼具豐富人脈關系的鄒樹文，顯然是設計部主任非常合適的人選。他加入江蘇省農民銀行后，也確實對該行的正規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1年初，鄒樹文在《銀行周報》發表《把城市的游資移到農村去》一文，指出：“現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大埠，銀根存底，比較內地甚豐，同業拆款，往往有白借之時，而鄉村農民借款，出二三分重利，尚是告貸無門，不但鄉村，在偏僻之城市亦有此種現象。”他向金融界呼吁，救濟農村之最妥善辦法，即是“把城市的游資移到農村去”。他認為，“金融界投資于農村，雖不能一時直達于農民，亦應求其漸漸推到，使農民于金融界愈趨愈近。”

他到任不久，就提出了明確具體的工作計劃，包括技術上的重要改進、籌劃營業之發展等，以及搜羅參考資料、聯絡各界，并促進合作訓練及農事指導等。他的工作非常“接地氣”。1931年4月21日，他在鎮江合作事業演講大會演講，主題為“合作社社員應當曉得的幾件事”，從當時演講的記錄稿看，內容相當豐富，語言則非常平實，包括合作社社員開會的問題、記賬的問題、儲蓄的問題、經營副業的問題、農事知識的問題等等。

1931年，鄒樹文曾撰寫了“用商業眼光調查農村經濟”一文，頗具超前眼光。他認為，農民銀行是一種商業經營，對于農村經濟，要用商業的眼光來調查，并要特別注意對鄉鎮的調查。他的這一看法，與50多年后費孝通提出的“小城鎮建設”思想，不謀而合。

江蘇省農民銀行吳江分行開設于1929年1月，資本12萬元，其震澤鎮（即開弦弓村所在地）辦事處的營業數量占該行80%。主要營業為發放款項于農民組織之合作社，分為信用及抵押二類。其中，信用放款，每年三次，均系短期，借款人以合作社為限，月息一分五厘，實際農行收息一分，余五厘由行代為保存，分充合作社基金及各項開支。抵押放款中，定期抵押放款，僅開弦弓制絲合作社一處，計一萬五千元。活期抵押放款，開弦弓制絲合作社的繭額每年約二萬余元。此外短期放款，每年二次，均系活期，不限于合作社社員，月息一分五厘，農行實收一分，余五厘名為儲藏費。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江蘇省農民銀行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對開弦弓村的新式農貸也有著較大影響。1931年起，上海銀行專門設立了農業合作貸款部，該部的首任主任鄒秉文，也是一位農業專家，且為鄒樹文的堂弟。

鄒秉文（1893-1985），江蘇吳縣人，1910年在美國紐約柯克中學讀書，后轉入威里斯頓中學，1912年以優異成績畢業，補取為留美官費生，考入康奈爾大學，先學機械工程，后改學農科，專攻植物病理學，1915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士學位，1916年回國后，先后擔任金陵大學教授、國立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業專修科主任。1928擔任上海商品檢驗局首任局長。他在上海商品檢驗局工作期間，先后設立了棉花、畜產、生絲等檢驗處，初步實現了出口農產品檢驗的自主化，保證了出口農產品的質量和信譽。1932年初，他加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擔任該行總行襄理兼農業合作貸款部（后改為農業部）主任。

鄒秉文上任后，最感困難的是缺乏專門的合作人才。他和陳光甫協商，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出資6萬元，聘請英國合作金融專家施德蘭博士講授“農村金融與合作”，以及美國運銷合作專家斯蒂芬博士講授“運銷合作組織”與“中國實用合作會計”。該講座還設置獎助學金（金額3000元，名額10人），首開中國合作干部培訓先河。

農貸部成立前，全行從事農貸的只有一人，鄒秉文擔任農貸部主任后數月內，先后延攬了多名專業人才，其中包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徐仲迪，江蘇省農民銀行分行經理、總行調查部主任嚴遜之，江蘇省農民銀行吳江分行業務員、震澤辦事處主任薛三安，研究及辦理合作教育及指導事務多年的侯厚培，上海商品檢驗局書記惲濟川，以及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生王立我、李啟田、王一蛟等。

1932年9月至11月間，鄒秉文先后在安徽烏江，江蘇吳江，河北定縣、無極、深澤，湖南沿洞庭湖各縣，“視察各地農村之新事業，尤注意其農業合作運動”。他視察開弦弓村所在地的江蘇吳江縣時，同行者中包括上海商品檢驗局生絲檢驗處主任繆鐘秀、吳江縣立農產場長孫受廉等，以及費孝通的姐姐、滸墅關江蘇省立女子桑蠶學校教授費達生。

他發現，吳江縣的金融問題比較突出，“農家于出售農產后，有款無處儲蓄，因而消磨于茶酒賭博者，為數甚巨，所余貨尚不足以清償債務”。此外，“及至農作開始，或青黃不接之時，則又不能不舉債，或向商店賒欠貨物。舉債或出之典質，或向地主借貸”。在吳江縣的震澤、同里，各有典當三家，盛澤二家，每鎮每年典借額，均在五十萬元左右。“典質貨物，以衣服首飾為主，間亦有典質食糧農具者，利息尚不過高，手續亦稱簡便，但典價不大，過期無力取贖而抵沒者，其損失額不小。”至業主借貸，則重利盤剝居多。震澤賬房之重利盤剝，尤為著名，有“梢葉”“糙米”“加一錢”等名稱。其利息自四分至對本對利。“近年利息稍減，但至少二分左右，仍有高至五、六分者，農民受其盤剝，自必體無完膚。”此外，農民必需之品，向各鄉鎮商店賒欠者，為數較借款更巨，如育蠶所用之柴碳、紙張，以及肥料、食糧等品，“每節結賬，雖不加息，但暗中往往貨次價貴，分量不足，若再加利息合之，借貸實甚于重利盤剝。”

他所撰寫的“吳江視察記”一文，以相當篇幅介紹了開弦弓村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他認為，從該社開辦數年的情況看，“有盈有虧，與一般絲廠比較，可謂穩固而持久，且原料自給，人工自有，即營業不利，于原料價格之提高，及工資之收入，為數亦已不少”。他同時提出：“惟社中資本不足，開辦費多半向銀行息借，尚未完全清償，營業資本則完全息借。農行月利，既需一分，他行往來，利息更大，故每擔生絲納息，常在百元以上，此則其困難問題中之最重大者耳。”他認為，吳江縣在農業合作事業方面已有相當基礎，“惟金融方面對于農民放貸仍覺薄弱，供求未能相應，故本行對于吳江農民事業，尚有協助之可能”。

1935年，在鄒秉文的努力協調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金城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等聯合組成中華農業合作貸款銀團，分別按照生產貸款、運銷貸款和利用貸款等項目實施，為農業改進和農村合作事業注入大量資金。從1935年至1937年，該銀團共向合作社貸款500余萬元。

根據李金錚教授的研究， 1934年，在長江中下游六省，銀行資本僅占農民借貸來源的2.8%，合作社占4.7%；到1947年，銀行資本、合作社資本在農民借貸來源中分別增至27.5%、13.2%，但仍不能壓倒舊式借貸。盡管如此，他認為，新式借貸是鄉村借貸關系轉型與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它提供了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東西，多少改變了以往傳統借貸尤其是高利貸一統天下的格局，是中國鄉村借貸關系史上的重大進步。

建國前后，費孝通共計到訪開弦弓村26次，進行跟蹤調查，并提出了不少推動發展的建議。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不僅僅是記錄者、推演者，實際也是一名積極的實踐者。

（本文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