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筆者課余挑選舊書時，偶然得到一本宣統三年（1911年）刊印的《赫氏骨科學講義》，由北京協和醫學堂托馬斯·科齡校長翻譯。筆者作為協和人，尤其感慨這種特殊的緣分。此書作為一百年前的讀物，內容嚴謹詳細生動，一點都不亞于當今大部頭教材。在不少西方文獻中，科齡先生常被描述為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的締造者。赫德爵士在協和醫學堂開業儀式上曾表示：“（科齡）他也成為今天的‘鼻祖’之一，后人對他的尊敬絕不會少于我們在場的人對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京城第一所西醫院的創辦者，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的敬仰。”

托馬斯·科齡

科齡博士創建了北京協和醫學堂，但是在中國知網等中文學術網站上鮮有關于這位西醫科學巨匠的研究資料。因此，筆者試以協和醫學院館藏檔案、英語文獻及個人收藏為基礎，簡要回顧科齡先生與協和醫學院的歷史淵源。

《赫氏骨科學講義》解剖學彩頁

一、 科齡先生的早年生活

1866年11月12日，科齡出生于蘇格蘭格瑞諾克鎮（Greenock）威靈頓街的一個工人家庭?？讫g13歲喪父，很小就在碼頭工作來贍養家庭，同時堅持參加夜校學習。1882年，聽過福音派傳教士德懷特·穆迪（Dwight L. Moody）的布道后，他受到啟發，成為一名基督教傳教士。他曾在格拉斯哥大學接受醫學及外科學，1893年獲得醫學學士及外科學碩士學位，成為一名帶有濃厚基督教信仰的醫生。

科齡先生在格拉斯哥大學的畢業證

1897年，科齡與倫敦教會一起前往中國遼寧朝陽。朝陽地廣人稀，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方圓1000英里以內只有他一個西醫醫生。他的兩個孩子分別于1897年和1899年在朝陽和北戴河出生?？讫g在朝陽的醫療工作主要是給居住分散的蒙古族牧民及漢族居民看病。在此期間，他不斷向倫敦方面寫信，指出醫療場所缺少，很多病人遠道而來，沒有錢財和食物，表示“常常有天花和其他傳染病例”出現。不過，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打破了中國的與世隔絕，用武力支撐其外交、貿易，將賠款割地的屈辱與苦難強加給中國，基督教傳播的同時也遭遇復雜的境況。不管從事何種工作，傳教士與他自己母國的形象緊密關聯，因此，人們不可避免地將傳教士與其母國的戰爭行徑聯系起來，抱有憎恨的情緒。比如，科齡曾碰到一位貴婦向他的手掌心吐痰，此事令他印象深刻。1900年2月初，義和團波及朝陽，科齡及里德爾兩家人逃出了義和團的追捕，輾轉回到英國。

二、科齡先生創辦協和醫學堂

1901年，在義和團運動平息之后，倫敦教會派科齡到北京恢復被毀壞的北京施醫院。這家醫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咸豐辛酉年（1861），是由第一位在北京傳播西方醫學的倫敦會醫學傳教士雒魏林開辦的一個藥局（英文為“Peking Hospital”）?？讫g發現當地人基本沒有病菌、污染、清潔、衛生的概念，沒有任何公共衛生法規，沒有人來領導對抗疫情?？讫g憂傷地寫到：“總是有疾病的威脅，傷寒、瘧疾、天花等傳染病使得傳教士的死亡率和生病率很高?！贝藭r，西方醫學在北京的影響力逐漸擴大，科齡在北京施醫院時期，就曾醫治過慈禧的侄女德妃、太監總管李連英、肅親王等來自清朝的上層社會的患者。

《清實錄》關于慈禧太后對醫學堂賞銀的記載

1904年7月8日，科齡憑借在施醫院的診療經驗，針對“中國有病之人，每有非必死之癥，而往往致死者，或由醫治之不精，或由調治之已晚，死于非命”的醫療狀況，上書清廷，申請在北京建立一所高等西醫學院，以專門教授中國人研究西方醫學?？讫g憧憬協和醫學堂學生將來“追學醫者果有成就，于以散諸四方，不惟通都大邑廣設醫館，即僻壤窮鄉到處林立。則抱病者，既不受庸醫之害，又不至有耽誤之虞”。北京協和醫學堂的創建順應了時代的需要，也一定程度上符合晚清權貴的意愿，因此，科齡的倡議一經提出，當即得到清政府的明確支持。慈禧太后得知此消息后，特別下旨“賞給英國醫士科齡所建醫學堂一萬兩”，一些王公大臣紛紛解囊,募集22478兩白銀，此外，倫敦會捐贈38180兩白銀，總共募集到社會各界捐款62660兩白銀?？讫g用所籌款項在北京東單牌樓北石牌坊右側建造了一座引人注目的西式教學大樓，即今日協和醫學院的主體建筑。

科齡作為醫學堂第一任監督（校長）。1906年，慈禧親自接見科齡，詢問醫學堂一事，他也是當時唯一獲此殊榮的外國傳教士。1906年2月3日，科齡上書學部，申請學部授予醫學堂學生同中國官立學堂同等的文憑。這一申請得到批準，從此，醫學堂成為清朝唯一享此殊榮的由外國人開辦的學堂。

科齡校長簽署的北京協和醫學堂的畢業證書

筆者收藏的民國時期協和醫學院明信片

協和醫學院成立后，科齡親自為不同年級學生授課，并堅持使用中文，對低年級學生開設骨學、關節、韌帶課程；對于高年級學生，則在骨學、關節和韌帶知識的基礎上加上了初階程度的解剖實習。他挑選了適合翻譯成中文并便于華人學生理解的醫學課本，同時，他用一具法國人體解剖模型講解了腿部的解剖實踐課。1907年，科齡在居住地附近興建了隸屬于倫敦教會的婦嬰醫院。他還在北京周邊為窮苦百姓開辦了三個平價藥局。1910年，在中國教員謝恩增的幫助下，他完成了《赫氏解剖學講義》一書的翻譯工作，印刷出版后供廣大師生使用。

三、 科齡聯合多方設立北京協和醫學院

很多西方基督教文獻都把科齡先生作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締造者。赫德爵士在協和醫學堂開業儀式上說：“特別歸功于一個人的付出，促成了協和（即英文union）的精神——很多方面源于他的指引，并身體力行。他就是協和醫學堂的監督科齡博士，對他的每一份致謝都源于這份聯合。這不管是為聯合會工作，為監管這棟大樓的準備，還是為謀求本土與外國人的聯誼與援助。他也成為今天的‘鼻祖’之一，后人對他的尊敬絕不會少于我們在場的人對雒魏林的敬仰”。

其實，早在醫學堂開辦之初，資金缺乏一直是令科齡最焦慮的問題。在籌辦醫學堂及其運行中，他都承擔了極大的資金壓力。在1911年第一屆畢業典禮上，科齡說：“英國的朋友為我們提供了六萬銀元修建新的醫院，如果能更高效地工作，學堂每年需要更多的建設和維持費用。我們需要公共衛生與細菌實驗室，還需要增加醫院各專門科室。此外，我們還有非常多未盡之事，故最誠摯地渴望能夠得到更多捐贈。”

醫院面臨資金短缺，工資很低，連添置設備和建筑都是靠募集資金而來，更不用說開展研究了。慈禧去世后，科齡預感到醫學堂的前景不樂觀。醫學堂的醫療、辦學等規模不斷擴大，但清政府對協和醫學堂的捐助仍舊停留在每年兩萬元，醫學堂再度陷入經費拮據的困難處境。

1914年，羅氏駐華醫社（CMB）派了第一個醫學考察團到中國調查醫學教育狀況，縱觀全中國所有醫學院，特別對醫學堂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協和醫學堂盡管其組織不盡人意，但其基礎工作看起來頗為牢固，比中國其他教會醫院得到的資助也更多。該校有最大的教師隊伍，培養了比其他學校更多的畢業生。考察團認為應該在北京保留一個實力強勁的醫學校，如果可能，從教會學校開始，可以利用其經驗而不是新辦一所學校。

羅氏駐華醫社首任主任鮑垂克 （Wallace Buttrick）商議科齡代表倫敦教會去紐約討論移交醫學堂的事宜。經過倫敦和紐約方面多次磋商，最終達成協議。羅氏駐華醫社購得倫敦會在協和醫學堂的地產，總計十五萬元八千一百七十元三角七分。

1914年，北京協和醫學堂門前的兩根二十米長的旗桿被大風吹倒，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似乎預示著要“改朝換代”了。科齡將自己傾注了大量心血一手締造的醫學堂出賣給洛克菲勒基金會，除了財務拮據的原因外，還有其他的考量。科齡的理想是要把醫學堂建成為中國的“皇家醫學院”，成為全中國最好的醫療培訓學院，建立一個其他人可以仿效的榜樣，這也與洛克菲勒基金會開辦最好的醫學院之愿景相吻合。

1923年4月30日，倫敦會的外事秘書郝金斯（F．H Hawkins）給顧臨的信里提及設立與協和醫學堂相關的“科齡獎學金”（The Cochrane Scholarship），并很高興顧臨同意“以此方式紀念協和的締造者”，稱現在就可以提供6000墨西哥銀元作為部分基金，此項基金在中國投資，每年都會有400銀元的收入?？讫g寫信說“我發現學校年度公告中提到，每學年的花費（不包括衣服和旅行）要200到250銀元，建議這部分收入設立兩個獎學金，并在年度公告中寫明”。

四、科齡回英后的事業及生活

1915年他回到英國后，依然投入于醫學慈善在全世界的推廣活動。他在位于倫敦伊斯靈頓的創立了米爾德梅（Mild-may）世界慈善運動。1924年，他與志同道合的受托人西德尼·克拉克（Sidney J. W. Clark） 和羅納德·艾倫（Roland Allen）共同成立了調查申請信托基金，這是一個通過出版物促進傳教的慈善公益組織。同時，科齡擔任出版物《環球大觀》（World Dominion）的編輯。1949年，科齡創立了出版物《世界基督徒手冊》。他通過出版物和在米爾德梅中心舉行的宣教會議參與競選活動，激勵當時許多人資助和參與基督教慈善活動。四年后，他在倫敦市郊的米德賽斯鎮（Middlesex）去世，享年87歲。

科齡醫生結過兩次婚。他與第一任妻子生養了三個兒子。1930年妻子去世后，他再婚，得到了六個繼女。第一任妻子（Grace Hamilton Greenhill） 在中國東北朝陽所生的兒子Edgar Greenhill Cochrane和在中國北戴河生的兒子Robert Greenhill Cochrane最終都成了著名的醫生及慈善家。他們遠離了富裕的家鄉，服務于全世界最貧困、最需要幫助的國家。

長子埃德加（Edgar Greenhill Cochrane）生于1897年，于1924年本科畢業于格拉斯哥大學，并于1927年獲得醫學博士，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結核病學家。他在婆羅洲（緬甸）、也門、亞丁和巴巴多斯從事醫療支援服務。他早年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并于1915年入選倫敦市步槍隊學員。在法國服役，他索姆河和維米嶺兩次負傷。他于1917年10月獲得中尉軍銜。軍人生涯結束后，他回到格拉斯哥大學，攻讀并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他熱衷于在熱帶地區治療和預防結核病，并成為了隨隊首席醫療官。同年，他還因其對熱帶醫學的貢獻而獲得波斯遠征軍獎章。在亞丁擔任醫療服務主要負責人期間，埃德加能夠通過他的醫療專業知識彌合宗教和政治鴻溝。他組織了4萬名以色列人從也門過境到巴勒斯坦，他的名字曾兩次記錄在以色列的金書中。與此同時，他與阿拉伯人也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埃德加之后在亞丁的私人診所繼續工作六年，也門政府為表彰他的功績，為他建造了一所住宅和一條以他家族命名的“科齡路”。他于1964年擔任巴巴多斯衛生部高級醫療官，因此，巴巴多斯的埃德加·科齡綜合醫院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次子羅伯特（Robert Greenhill Cochrane）生于1899年，1924年本科畢業于格拉斯哥大學，1928年獲得醫學博士，后成為一名知名麻風病學家。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用于研究和控制麻風病。他的大部分工作在印度和東非完成。羅伯特主要開展了學界知名的麻風病的流行病學調查，并且將該病的治療方案加入氨苯砜等藥物，為該疾病患者的治療效果作出突出貢獻。1929年至1935年，他是大英帝國麻風救濟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島廣泛開展病情調查和治療工作。他于1931年成為國際麻風病協會的首任秘書長，于1968年成為名譽主席。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堅信為他人樹立榜樣是他一生的原動力。據他的朋友及同事透露，他也是個很具有幽默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