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篇文章的標題源于一本關于中國船員生活的書《船工笑了》，要了解此書，可能需要一些歷史背景。

19世紀，英國對中國發動了兩場臭名昭著的戰爭，即所謂的“鴉片戰爭”。簡而言之，之所以稱為鴉片戰爭，是因為西方人要求中國開放自由貿易，特別是鴉片貿易。在18世紀，中國下令將其海外貿易接觸僅限制在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在那里，外國商人被允許在嚴苛的條件下與當地一小群被稱為“行商”進行貿易，這些行商為此需獲得清政府頒發的“行照”。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使維多利亞女王獲得了香港島，英國商人也得以自由地將鴉片輸入中國。此外，中國被迫向外國船只開放五個所謂的“條約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以及位于長江口的上海。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即所謂的 “亞羅號戰爭”，法國軍隊也積極地投入戰場，迫使中國增開十個沿海通商口岸，并允許外國商船在長江各口岸航行。鴉片進口更是因此變為合法化！戰爭結束后，中國被迫簽署不平等條約：首先，西方列強要求中國賠償其在戰爭中的損失。此外，外國人在開放的口岸享有治外法權，即外國人不受中國的司法管轄，而受他們本國的司法管轄。在之后的幾十年里，中國不得不忍受許多其他屈辱。直到共產黨取得了政權，這個國家才再次完全地站起來。因此，中國人稱1840年至1949年這段歷史時期為“屈辱的世紀”。

羅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鴉片戰爭導致的最初后果之一，就是進出口關稅不得不進行全面改組，因為大清帝國想要用關稅來支付賠款。由于清政府極端保守而無力建立現代海關體系，只得被迫同意在外國人管理下建立中華帝國的海關（也叫“洋關”、“新關”，清政府原來的海關稱為“常關”。——譯者注）。這個中國官僚體制中的奇怪機構長期以來由羅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領導，他是一位具有非凡管理才能的愛爾蘭人。甚至在清政府末年，以及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華民國早年的動蕩時期，中國海關作為一個運作良好的政府機構仍屹立不倒。占據該機構較高職位的外國雇員也逐漸由受訓于西方的中國員工所取代。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全國的領導權，這個獨立運行的海關機構才被廢除。 

夏士德（G.R.G. Worcester）

《船工笑了》一書的作者夏士德（1890-1969）曾經是中國海關的巡江事務長。在他任職期間（1914-1948），他的頂頭上司，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梅樂和爵士（Sir Frederick Maze）允許他長時間脫離“巡江事務長”的職責，以深入研究中國海洋與內河的傳統中國船舶類型，且所有開支均由海關承擔。這項工作直到二戰爆發后才終止。在20世紀30年代，夏士德在其中國助理張德清（Chang Ter Tsing）的陪同下，花了八年時間走遍了整個中國，為了幾部扎實的中國帆船調研專著，夏士德親自測量帆船，一絲不茍的素描圖則出自張德清之手。

一艘廈門漁船的素描圖

夏士德還制作了多種多樣形態各異的中國帆船模型，如今收藏于倫敦的科學博物館，讓人贊嘆不已。1969年，在他去世前不久，夏士德仍受聘為倫敦科學博物館的船模收藏管理人。當得知他每周都會去倫敦科學博物館一次，我非常冒失地給他寫了封信，想約他見面。很遺憾，那次會面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而夏士德也在數月之后離世。

對夏士德生活的時代和環境再贅言幾句：他是英年早逝的荷蘭當代作家兼詩人揚·雅各布·斯勞爾霍夫（Jan Jacob Slauerhoff）（1898-1936）的同時代人。二戰前，斯勞爾霍夫曾經在往返于荷屬東印度與中國的渣華輪船公司（Java-China-Japan-Line）的蒸汽船上擔任船醫。渣華輪船公司后來改名為荷蘭皇家遠洋輪船公司（Royal Interocean Lines），1970年代并入荷蘭渣華輪船公司（Nedlloyd），該公司后來又被馬士基航運公司（Maersk Lines）所吞并。大魚吃小魚，中國人也這么說。

穿著中國服裝的斯勞爾霍夫(照片收藏于荷蘭文學博物館)

斯勞爾霍夫最初以詩人身份成名，但他也撰寫了許多關于他在中國沿海地區旅行的短篇故事，更不用提他的小說《禁地》（Het Verboden Rijk）和《在中央之國漂泊》（Het Leven op Aarde）。《在中央之國漂泊》一書中，他化身為卡梅隆（Cameron），在國共內戰期間從上海溯長江而上，進入中國的“黑暗腹地”，并將他在中國沿海地區遇到的各色人等編進小說中。對“斯勞”很熟悉的前渣華輪船公司船長穆爾德（Mulder）告訴我，斯勞認識許多海關的官員，其中就包括因將愛好變為工作而被大家熟知的“船工”夏士德。

《船工笑了》封面

水邊的生活

夏士德文筆流暢的回憶錄《船工笑了》一書中，以優美的文筆描繪了他在中國飽受軍閥混戰、河匪橫行的時代沿著中國的各條河流探險，當然也包括“中國的哀傷”——黃河，它在過去歲月里的持續泛濫奪去了數百萬百姓的生命。

除了關于帆船本身和水上生活的各種信息，夏士德還講述了豐富多彩的種種軼事，比如在一場洪水中他看到一位中國老漢站在棺材里劃水而過。水上吉普賽人、疍家，也吸引了夏士德的注意，他們一生都在六米長，三米寬搖搖晃晃的舢板上度過。舢板上的小男孩都在腰間拴了一個帶鈴鐺的浮筒，這樣他們就不會落水不見！夏士德描繪了形形色色的帆船種類，從適合在急流中靈活行駛的歪頭船，到中國南方削尖的漁船、帶腰舵的杭州平底商船，以及極適合航海且快速航行的廈門漁船。夏士德也評論了中國帆船的一些典型特征，比如板條帆和船眼，即船頭上的眼睛。商船的船眼是向前看的，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那些漁船的船眼則是向下看的。接下來的章節是關于賭博、船工特有的游戲、水上的迷信和宗教習俗，最后是在水邊徘徊的乞丐、小偷和盜匪。對于最后這些群體，作者也從一名上海水警督查那里獲得實用性的指南。當夏士德正在跟一個黃包車夫為了從家到港口的五塊錢車費討價還價時，有幾個人推搡著從他身邊經過，一眨眼功夫，他帶的所有東西，包括素描本、鉛筆、橡皮和錢（又一次被偷），全都不翼而飛。“我被打劫了！”夏士德喊道。但那個在一旁將一切都看在眼里的黃包車夫說：“不，在你的后褲袋里還有五塊錢。”看來扒手把這五塊錢放了回去，顯然他并不想虧欠這個可憐的黃包車夫。結束了獲益良多的港口之行后，夏士德將此事告訴水警督查，督查笑壞了，對他說：“給你，拿這五塊錢回家去吧。”他把手伸進自己的口袋里，卻發現談話間他也被偷了。

夏士德書中插圖：目睹一個中國人站在棺材里劃水而過。

一天，夏士德外出對河流進行勘探，他的妻子和兩個同事收到警報，河匪即將發動突襲，想抓走他們以便進一步索要贖金。幸好這三人及時跳上了一艘摩托艇而得以逃脫。在一片混亂中，夏士德忠實的秘書王先生把他的海關制服與一名苦力破破爛爛的衣裳做交換，心想他可以穿著它藏在一艘帆船的貨艙里。不久，那些匪徒登上甲板，掀開艙門喊道：“下面有人嗎？”“沒人”，王先生回答。話音剛落，其中一個土匪就朝下對著貨艙掃射了一圈，一顆子彈穿過船艙隔板打在距離他腦袋幾英寸的地方。“‘你到底為什么要回答沒有呢？’事后我問他。‘因為’，他說，‘我不想讓他們找到我。’在我看來這確實是個充分的理由。” 總而言之，如果你想讀點關于二戰前發生在中國水邊的冒險生活，不妨找一本二手的《船工笑了》讀讀，和夏士德一起開懷大笑。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夏士德的工作戛然而止。二戰中，他甚至能夠及時地將一些帆船模型埋藏起來！而他的手稿則寄存在他的老朋友法國人埃蒂安·西高（Etienne Sigaut）（1887-1983）那里。身為法國維希政府的國民，西高這位退休的法國郵船公司（Compagn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的航運代理得以置身日本人的集中營之外。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西高將夏士德夫婦從集中營里解救出來，并邀請他們搬來與他們夫婦長住。與此同時，因為在日本占領期間，西高除了照看法國在華的房屋沒有什么事做，他就為當時還開到上海的帆船繪制精美細致的彩圖。這些圖畫現在保存在巴黎的國家航海博物館（Musée nationale de la Marine），確實很值得一看。如上文所述，1949年的革命終結了海關這個特殊的組織形式。外國雇員被解雇了，夏士德也在闊別了44年之后回到了英國。

埃蒂安·西高畫的帆船細節手繪圖

帆船到哪里去了？

航行的帆船到哪里去了呢？那些曾經涂著鮮艷油漆的帆船，在近幾十年里漸漸失去了亮麗的色彩，但仍有相當數量的帆船繼續航行著，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它們才漸漸退出歷史舞臺。最后一批沿海貿易帆船和捕魚帆船也被內燃機船所取代。因工作關系，我的荷蘭朋友盧卡斯·馬斯（Lucas Maas）經常在遠東海域航行，在這方面他頗有發言權。在他親自手繪的1976年圣誕卡上，展示了他在公海上差點兒被一艘僅存無多的大型貨運帆船撞翻的場景。

盧卡斯·馬斯的圣誕卡上描繪了兩艘帆船差點兒相撞的畫面。

當時他正參加南海帆船比賽（往返香港-馬尼拉），是荷蘭渣華郵船公司香港負責人范·克雷奇瑪爾（Van Kretschmar）的帆船Lao Ling號上的船員。一天半夜突然聽到甲板上響起“順風偏轉”的大喊聲。“叫喊聲使我，”在此我引用盧卡斯的原話，“光著屁股跑上甲板（這在圣誕卡上看不到），只見中國人就在上方，我們差點兒撞到大帆船的船尾。”太嚇人了！

1980年我作為第一批外國訪問學者來到廈門大學。一天清晨，我沿著南洋研究所的樓梯拾級而上，眼前出現了一幅讓我難以忘懷的壯觀景象：出海的捕魚帆船隊從一個窗口往上向另一個窗口緩緩滑過，最后消失在海平線上。后來我嘗試到漁港近距離觀察同樣的帆船，卻被警察攔住了，我借來的自行車也差點兒被沒收——當時的說法是外國人不能騎自行車，因為太危險了。

這張照片是數年前拍攝的。這艘還保留著原始風貌的帆船作為公共旅游景點停靠在長江三角洲的太湖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此類帆船還在捕魚業中頻繁使用。

如今，出海的漁船每天返航的壯觀景象是否已經被遺忘了？幸運的是并非完全如此，因為我們還有斯勞爾霍夫的優美詩歌，詩里歌唱了廈門的漁船隊在陸海風的吹拂下出海捕魚的景象。

帆船

秘密藏在暗沉的山巒間，

晨輝正將其泄露，

薄霧再次將其擁入懷中，

海灣中一隊緘默的帆船漸行漸遠。

在光線浸透艙底之前，

捕魚在這不見天日之處，長達數世。

黑暗先使風移影換，

在巖石之間，于啟明星下。

徐徐航行，遠遠前傾，

在世人經受著風暴的時代，

透過孤寂，眼前的深邃，

船首兩側的船眼，炯炯地睜開。

20世紀90年代，當嚴格限制稍有放松，我和一些同事乘坐一艘租來的小船從廈門大學前往海灣的對岸，那里曾經是著名的港口——月港。在那里我們遇到福建省最后一家還在經營的制作傳統木帆船的木工船塢。年老的船塢老板當時只制作龍舟和舢板，他用自家釀的酒招待我們，裝酒的罐子里浸泡著一條死蛇。

包樂史與最后的傳統木工船塢老板合影

當我問他是否能夠且愿意建造一艘長度超過六十英尺（約18.3米）長的遠洋漁船時，他給出的造價是15000荷蘭盾，包括索具和船帆。為了證明他說話可靠，他還向我們展示了他的造船秘籍。

船塢老板的造船秘籍中的書頁

去年，我和同一批中國朋友們再次開車到附近的幾個漁港，想尋找各類傳統的帆船。最后我們還找到了一艘報廢的木船，船上還保留著一對船眼。我將那對船眼捐獻給寧波新建的海事博物館（即寧波寶德中國古船研究所），該館連一對也沒有。正所謂“眼不見，心不念”。這家博物館一直無法收集到貨真價實的藏品，只有一些新制的船模。借用詩人雅各·布隆（Jacques Bloem）在帕斯洛（Paaslo，荷蘭北部的一個小鄉村）的墓志銘：“過去了，過去了，哦，永遠地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