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考古，發現三具著名的圍子床。而在南北朝隋唐多朝代發掘中，床類幾乎未再見，長長的斷裂。筆者以前認為，它少了些考古學的幸運。而今再察，家具自身乃根本原因。

床上圍子盛衰與榻上屏風興廢相關。兩漢魏晉南北朝，屏風榻風生水起，圍子床中斷，一直不彰。而后，跪坐衰落，榻屏風離場，欄桿慢慢登臺，填補榻上空白，成為床圍子。欄桿床興起，大致與盤腿坐、垂足坐相時代對應。榻上加圍子（非屏風）為床。

漢晉南北朝隋代，大致為屏風榻年代，多以榻或屏風榻隨葬。宋遼金基本是欄桿床時光，常以圍子床相殉。唐代處于中間，過渡狀態。北朝后期到唐代，欄桿床已成，勢頭尚弱，大成氣候在宋遼。

北朝的圍子床，獨成新面貌，非賡續戰國圍子床余脈。它是欄桿式樣，結構來源于建筑。古典家具總體是走自己的路，僅個別形式效仿建筑，欄桿最為典型。

大部分建筑欄桿術語，可以用在家具欄桿上，為說明方便，贅述如下：

欄桿原為建筑附屬，也稱為“欞檻”“闌干”“鉤闌”“勾欄”，是用石頭或木頭制成的框架狀圍欄，用在回廊、樓梯、橋梁等處，用于圍護也作裝飾。梁思成《清式營造則例》解釋：“欄桿是臺，樓，廊，梯，或其他居高臨下處的建筑物邊沿上防止人物下墜的障礙物。”它在漢代初成，已具備尋杖、望柱、欄板、地袱等基本框架。唐代以前，已有勾片欄版、蓮花頭、蜀柱、間柱、金屬包鉚釘等小結構。

尋杖欄桿指上層有尋杖的欄桿；望柱欄桿指四角有望柱的欄桿；尋杖指欄桿上部橫向放置的圓形橫桿，又名巡杖。家具上稱為扶手；望柱指欄板兩旁的柱子，分為柱身和柱頭，也稱為欄柱。家具上稱為邊柱；蜀柱指尋杖下的短柱或泛指短小立柱，又名斗子蜀柱、侏儒柱。家具上稱為矮老；欄板指柱間的木板，又稱為闌版、華板；勾片指鏤空或攢接的曲尺紋欄板；單鉤勾欄指只有一層欄板的欄桿；重臺勾欄指有上下兩層欄板的欄桿；地栿指欄板（或房子墻體）下的條形構件，與地面相交。可借《唐代常見單勾欄分解圖》，以直觀理解。

唐代常見單勾欄分解圖

（《炳靈寺石窟的唐代勾欄與北宋石塔》《甘肅文物》2019-1-18 ）

北魏以前，欄桿主要用在樓閣亭榭、河道橋梁等共有空間。它由建筑進入家具，第一步是過渡。東魏時，欄桿圍在坐榻旁榻外，形成主人與他人的距離感。第二步由外至內轉移。在北齊，安裝到主人之榻上，欄桿家具遂立。欄桿初期主要使用在床榻上，后波及到椅子、寶座、桌子以及器架上。到宋代，發展出一套欄桿家具體系。

河南安陽固岸東魏武定元年（543）翟育（翟門生）石棺，是所見年代最早的胡人畫像石葬具。畫像上，刻“胡客翟門生造石床屏吉利銘記”，墓主坐在圍屏榻上，榻外有欄桿、斗帳及臺階。欄桿畫像寫實，僅見勾片，沒有尋杖、望柱。它為榻帳外欄桿，形態原始，帶漢代余風。“圍在榻外”為欄桿進入家具的鋪墊。

東魏 翟育石棺畫像上的欄桿

（吉篤學 ：《 東魏石刻的標形器——翟門生屏風石床研究》《美術學報》2021年第2期）

《東魏李道贊率邑義500余人造像碑》歷來被視為造像碑之冠，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其中段雕刻《文殊問疾》故事，右側維摩詰坐在有帳榻上，榻外欄桿，有階梯。欄桿大小基本合榻而設，盡管榻旁邊站有他人。

陜西西安北周康業墓石棺床圍屏墓主畫像上，榻外欄桿也是“圍在榻外”。

東魏 造像碑《文殊問疾》浮雕上的欄桿

（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北周 陜西西安康業墓石棺床圍屏墓主畫像（線摹圖）

須彌座是另一話題。它又稱為金剛座、蓮花座，代表佛教圣山須彌山，由印度傳入中國，原做佛像臺座，以示佛之偉大。它最早出現于北魏，如山西大同孝文帝時期云岡石窟佛座、甘肅敦煌莫高窟257窟單層塔。座中間凹入處為束腰，其上方、下方逐層突出的構件各稱為上梟、下梟。最上下層構件各稱為上枋、下枋。這樣向外鼓出大的式樣也叫出澀。數道出澀叫做疊澀。

下面主要觀察相關的床、寶座、椅、供桌。

一．床

欄桿床最早見于北齊。山東青州傅家村北齊畫像石第九石《轎乘圖》上，“所刻畫疑為送葬場面---圖中四馬抬一房屋前行，房屋體量較小，應是一棺。其底部勾欄纖巧通透，說明棺為木質。”（鄭巖：《青州北齊畫像石與入華粟特人美術——虞弘墓等考古新發現的啟示》）直接放尸體的床為尸床，放棺材的床稱棺床。放置槨的床叫槨床。有出土實物資料，自稱槨為“棺”，學界也稱以“棺床”。

《轎乘圖》上，四馬共擔的步輿，是欄桿局腳床式，不同其他。步輿另有各種式樣，如北魏司馬金龍墓屏風班婕妤畫像上的轎廂式、襄陽市王寨南北朝畫像磚墓“小輿大駕行”圖局腳轎廂式、陜西禮泉唐代新城長公主墓《擔子圖》上的亭子式、卷軸畫《歷代帝王圖》《步輦圖》上的局腳榻式、《宮中圖》上的椅子式。

步輿前身是有輪馬車，無輪使用則是手提或肩扛。“步輿則有不同的名稱，如檋、梮、肩輿、平肩輿、腰輿、步輦、輦、步輿、載輿、箯輿、擔輿、檐子、篼籠、板輿、籃輿、轎、滑竿，等等，————根據步輿的抬舉位置，可將其大致分為腰輿和肩輿兩大類。”（洪石：《略論東周至南北朝時期的步輿》《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步輿還稱為步輦、檐子、轎、滑竿等。

《轎乘圖》上部為大屋頂式槨，棺外葬具。槨下是局腳欄桿床，榻上裝欄桿。欄桿四角安望柱，火焰寶珠式柱頭。其間有蜀柱及蜀柱柱頭。正面兩個間柱，分出三個曲尺紋勾片欄板。它是近乎典型的望柱欄桿，雖無尋杖扶手。由此，欄桿家具進入歷史舞臺。

這是建筑欄桿還是家具欄桿？漢魏南北朝以來，局腳就一直用于榻，為床榻構件。局腳槨床樣式效法實用床，如槨仿照現實房子。

青州傅家北齊畫像石第八石《象輿出行圖》(原《象戲圖》），大象身上，雖然也是木作四面圍欄，但不具備上述欄桿床的特征。它是“方框狀象輿”（鐘妍：《莫高窟壁畫中的象輿圖像研究》《中國美術研究》第33期）。象輿又稱作象輦、象轎，有不同式樣，在莫高窟中唐第159窟西壁南側《普賢變》中，可見欄桿象輿。

北齊 山東青州傅家村畫像石第九石《轎乘圖》(鄭巖繪圖)

（鄭巖：《青州北齊畫像石與入華粟特人美術——虞弘墓等考古新發現的啟示》

《逝者的面具：漢唐墓葬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齊 山東青州傅家畫像石第八石《象輿出行圖》

整個唐代，屏風榻依然廣泛使用，見于敦煌莫高窟壁畫。相比，欄桿床僅是少數。逶迤至宋代，兩者慢慢一退一進。欄桿床分有兩種，局腳床、虛彌座床。

唐代，迎奉、瘞埋金棺銀槨佛骨舍利活動頗盛。“這樣做法年代最早的記載，見于唐高宗顯慶年間。—— 自顯慶年間武后為法門寺舍利造九重金棺銀槨后，各地瘞埋舍利時競相仿效。”（楊泓：《逝去的風韻》“金棺銀槨瘞‘舍利’”，中華書局 ，2007年）《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載，唐高宗顯慶五年（660年），法門寺迎奉佛骨舍利，“皇后舍所寢衣帳，值絹一千匹，為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凋鏤窮奇。”

唐代金棺銀槨，放在局腳床或須彌座槨床上，床上四周圍置欄桿。

河北省定州市北宋靜志寺塔基地宮出土的唐代鎏金銅棺、鎏金棺床，上下疊放。其中，棺長12.8厘米 、寬8.9厘米。棺床在棺下，尺寸略大，榻上裝欄桿，可名為托泥局腳欄桿床。下座正面背面各五足局腳，包括邊腿和中腿，形成四個直牙板券門。上部的望柱欄桿寬于榻身，柱頭、蜀柱頭為火焰寶珠形。有扶手、蜀柱。欄板上鏤空出纏枝蓮紋。正背面欄桿中間留出入口。這種中間開口形式，屢屢見于后來的欄桿床。

下座托泥局腳來自實用局腳榻，明確佛教舍利棺槨床仿照生活床。

唐代 河北定州市靜志寺出土的鎏金銅棺與棺床（定州博物館藏）

河北定州市靜志寺出土的鎏金銅棺床

河北省定州市北宋靜志寺塔基地宮，還出土唐代鎏金鏨花銀棺、鎏金鏨花銀棺床。棺長14.3厘米、寬8厘米、高9厘米。棺床在棺下，尺寸略大于棺，為局腳欄桿床。正面背面各三足局腳，形成兩個券門。牙板分心拱尖，兩側各垂密集云氣紋。足下置寬大托泥。望柱欄桿柱頭、蜀柱頭為火焰寶珠形。有扶手、蜀柱、間柱。欄板鏤空纏枝蓮紋。正背面欄桿中間留出入口。

唐代 定州市靜志寺出土鎏金鏨花銀棺與鎏金鏨花銀棺床

美國弗利爾博物館收藏的鎏金舍利棺、棺床，上中下疊放。上為棺。中為須彌座，四角各有一位力士，奮力托舉。高束腰板為里外兩層，里層是完整銅板，外層銅板挖局腳輪廓，并鉚釘在內層板上，兩層合為一體。這種局腳開光束腰板，是唐宋床榻須彌座束腰板上常見做法，也顯示此類高束腰板對局腳板腿的承續。此須彌座在鎏金舍利棺下、局腳床上。不同于其他須彌座獨立作為榻體。

最下為局腳欄桿床。欄桿由尋杖、勾片、地栿組成。柱頭、蜀柱頭為火焰寶珠形。勾片為上下山字紋。前后欄桿中間留出入口。六足局腳中，牙板分心拱尖，兩側各鏤云氣（垂牙）紋。足下置托泥。托泥局腳又一次指明這欄桿是家具構件。此時局腳狀態正好，小氣大作。棺床沒有明確出土記載，年代權從博物館考證，為唐朝，八世紀。

唐朝 鎏金舍利棺床（正反面）

（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

現在家具行業內，將欄桿床稱為羅漢床。從家具史看，欄桿床和羅漢床小有區別。欄桿床是榻上加欄桿，使用于北齊至明清。建筑學將只有欄板而無望柱、兩頭用抱鼓石的圍子稱為羅漢欄板，這也是羅漢床名稱的來源。榻上加有圍板為羅漢床，最早見于晚唐壁畫，明清時期圍子床成為主流。

欄桿式、羅漢欄板式均屬于圍子床，都得名于建筑。欄桿床出生在前，是第一道風景。

河北磁縣灣漳大墓須彌座棺榻，推測墓主為北齊文宣帝高洋。“北魏時期就有“皇帝即當今如來”之說，此后相延不替，北齊文宣帝高洋正好具有這個身份。”（韋正 吳嬌：《從平城到鄴城——聚焦于墓葬文化的變遷》，《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期）

北齊 河北磁縣灣漳大墓的須彌座石棺床

唐代，欄桿須彌座舍利槨床、棺床，見于佛塔地宮。

山西太原龍泉寺塔基出土盛放舍利的金棺銀槨，制作、瘞埋年代應為武周時期。其內部主體為木制，外部以金銀外皮包裹木胎。四周以白珍珠、紅、藍彩色玻璃相間裝飾。銀槨床上部為尋杖欄桿，四面中間開口。有望柱，欄板透雕纏枝卷草紋。

下座形態復雜，為里外雙重結構，里面是須彌座。外側為局腳，上透雕纏枝卷草紋，其邊腿和中腿中間形成挖局腳。須彌座最下一層的圭角寬大。銀槨中的金棺，下座銅板腿挖出托泥局腳，成多券門式。

唐代 山西太原龍泉寺出土的銀槨和銀槨床（修復）

唐代 山西龍泉寺出土金棺上的多足局腳

陜西臨潼慶山寺地宮出土的金棺銀槨，埋藏于唐代開元二十九年（741）。銀槨、槨床鎏金。槨床上面圍欄桿，扁平銅片制作，有望柱、間柱，連接扶手、盆唇、欄板、地袱。四面中間開門。三層疊澀上，鑲嵌珍珠，共六周。圭角特殊，四周有14條寬厚的如意足，下有托泥，形成長方形鏤空座之外，也將原本比例偏高的須彌座打造得更高，有別其他須彌座。

其束腰板上，也分為兩層，外層銅板挖有七個局腳，并鉚釘在內層板上，兩層銅板用釘鉚合為一體，合成為局腳、開光束腰板。后來遼代木棺床須彌座束腰上的挖局腳、開光形態，延續這種里外層釘為一體做法。

銀槨內的金棺，底座長23.4厘米、寬17厘米、通高 28厘米，銅板腿上，挖出托泥多足局腳，與銀槨板腿相同。

唐代，各地出土的唐代成套舍利銀槨金棺中，屢屢見到金棺局腳與銀槨須彌座對應固定組合。

唐代 陜西臨潼慶山寺銀槨與槨床

唐代 陜西臨潼慶山寺出土的銀槨與金棺

唐代，須彌座廣見用于佛像、舍利棺床上。問題是，包括皇家用品在內的世俗家具，是否使用須彌座，河北磁縣灣漳墓的須彌座石棺床說明，俗世已然用之。推測墓主為北齊文宣帝高洋，也幫助理解唐代須彌座的使用。在高度皇權社會，為統治合法性，皇家可使用一切物質、尊嚴、意義，包括至高無上的宗教物。佛家當然不在話下。佛家的教義、儀式、建筑、法器等，均成為政治權力工具。

以上兩套出土舍利槨床實物與武則天沒有直接關系，但是依然可以她為例討論。一輪輪開窟造像、埋藏舍利棺，都是武氏的權力需求。而且，其自命是彌勒佛化身下凡。《舊唐書》卷183《武承嗣傳附薛懷義傳》云：“懷義與法明等造《大云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在長壽二年（693），她自頒尊號，標明自己為轉輪王身份——金輪圣神皇帝。女皇已然成佛，佛像腳下的座子，還能獨立于外嗎。反而，越尊貴越有標識性的符號，越成為皇室目標。

還應注意欄桿須彌座床幾個特點，一是欄桿。此前，欄桿已多見于實用家具上，北齊、北周、隋代、初唐，實用榻和椅子上均有欄桿構件。二是局腳。彌座束腰上多有局腳。局腳源自俗世生活用床。三是效法。棺床形態仿制實用床一直是墓葬穩定的傳統。南北朝至隋代，作為棺床、尸床的屏風榻均取法實用屏風榻。這也是舍利棺床使用的歷史語境。四是考古成果，北齊磁縣灣漳墓之外，晚唐世俗官員墓葬中，見須彌座槨榻。如北京房山區長溝鎮晚唐幽州節度使劉濟墓，使用石質彩繪須彌座棺榻，平面呈梯形，為雙束腰式，其上局腳、開光內，雕刻人面紋。棺床上原有石槨或木槨。

唐代 北京市房山區劉濟墓石須彌座棺榻

五代宋代，建筑上的須彌座越來越普及，同時蓮瓣等裝飾也越來越復雜多樣。而同時期，欄桿床的須彌座趨向簡單，疊澀層數減少。其新特點是束腰增高、內凹淺，觀賞面大且有凹凸變化，更適合于生活實用。板腿與須彌座兼顧。姑且稱其為“半板腿半須彌座”。它屢見于尸床、棺床，間接反映當時富貴人家用床形態。相對比，唐代須彌座，束腰矮而內凹深。如在現實中使用，也有很強禮儀性。

新疆和田布扎克貴族墓地出土的五代木棺和棺床，上下疊放。上面木棺，長215厘米、寬69-78.5厘米、高84.5-97.5厘米。四周分別彩繪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獸，透露道教文化影響。

棺床下座，為“半板腿半須彌座”式，高束腰，上下僅僅一層出澀，即僅有上下枋，形態多板腿而少須彌座成分。主體是四面木板圍合為箱式，板上彩繪局腳開光，開光中鳥紋相對。此類局腳開光中，都有圖案，葆有隋代板腿余風。床上部為望柱欄桿，高約15厘米。扶手、盆唇與望柱縱橫相交。柱頭、蜀柱頭為火焰寶珠形。柱間臥欞。

五代 新疆和田布扎克墓地出土木棺和棺床

（殷富蘭圖片）

揚州五代尋陽公主墓，出土須彌座槨床，長3.81米，前寬1.28，后寬1.13米，座高40厘米。槨下須彌座，高束腰，兩層出澀，為“半板腿半須彌座”式。束腰板由里外兩層木板貼合成，即內層為底板，外層挖局腳開光，以鎏金花瓣形銅釘將外層板鉚在內層板上，形成鉚為一體的局腳開光束腰板。須彌座和棺身上也裝飾同類鎏金銅釘。望柱欄桿安在須彌座上邊，四面中間開口，火焰寶珠望柱頭、蜀柱頭均為鎏金銅制。欄桿扶手在轉角處互搭并出頭，稱為交絞造，又名絞角造。間柱間為曲尺紋勾片。棺材前部有欄桿小橋。

五代 揚州尋陽公主墓的槨床

在河南省鄧縣宋代福勝寺塔地宮、山東省汶上縣宋代寶相寺太子靈蹤塔地宮中，也發現金棺銀槨。但是，發現的木質尸床、棺床，形態更接近實用床，更應重視。

遼寧省法庫縣葉茂臺村葉茂臺遼墓，發現木槨，做成歇山頂式“房子”。槨內有一具雕花石棺。槨下是尋杖欄桿須彌座槨床，床長2.59米、寬1.68米、通高2.3米。各個構件遍施彩繪。四面巡杖欄桿，釘在床盤四周上方，前方中間留出入口。扶手、盆唇、欄板、地袱，與望柱連接。望柱方形，柱頭圓雕火焰寶珠。欄板繪牡丹圖。

下座須彌座，上下各為三層疊澀。四面高束腰，板上繪并列托泥局腳、開光，開光內施彩繪。這再次提示，墓葬中，槨仿造現實房子，棺床也源自日常用床。

有建筑研究者稱此為“棺床小帳”。小帳是斗帳別名，東漢劉熙《釋名·釋床帳》稱：“帳，張也，張施于床上也。小帳曰斗，形如覆斗也。”尖頂帳子稱為斗帳，平頂帳子稱為方棖，結構均是在架子外覆帳子，應與建筑物不同。

遼代 遼寧法庫葉茂臺村葉茂臺墓的槨床

（遼寧省博物館等：《法庫葉茂臺遼墓記略》《文物》1975年12期）

遼寧法庫葉茂臺村葉茂臺墓的槨床立面圖

（曹汛：《葉茂臺遼墓中的棺床小帳》《文物》1975年12期）棺床對應實用床

內蒙古興安盟科右中旗代欽塔拉遼墓，發現三開間木槨，成歇山頂建筑式房子式樣。槨內欄桿須彌座尸床上，置男女合葬尸骨各一具，何其典型，明確此類床母本是生活用臥床，為觀察其他槨棺床須彌座打開一扇門。其床“橫放于槨室內，其木質略有糟朽，但尚能支放。床是將各配件做好后，在槨內組裝而成，按結構可分為床身和圍欄兩部分。”（周漢信 哈斯：《科右中旗出土遼代木槨室及尸床淺析》 《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2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年）

其欄桿釘在床身背面及兩側的上方，正面不設欄桿，這與上例欄桿床不同。扶手、盆唇、地袱互相搭扣，以望柱連接。四角的方望柱，上半部八棱形，柱頭雕成八棱火焰寶珠形。扶手、盆唇兩端出榫與望柱扣連，并用釘加固。

“床身為長方形須彌座式臺座，長223厘米，寬141厘米，高24厘米。”床盤上，鋪釘橫向方木條15根，形成床面。須彌座束腰上下各成三級疊澀。高束腰板上，“鑲釘上下相對”木條，形成局腳、開光。“開光內，以墨線繪四頭瑞獸。瑞獸兩兩相對。”

遼代 內蒙古興安盟科右中旗代欽塔拉墓中的尸床

赤峰市翁牛特旗廣德公遼墓出土的柏木槨床、棺床，上下疊放。兩者都有欄桿，形制相同，各由尋杖、望柱、勾片、地栿等構件組成。望柱柱頭上端為火焰寶珠形。曲尺紋勾片。

可以分別觀察。一是槨床，長273厘米，下為半板腿半須彌座，三層疊澀。高束腰板為整塊木板，平鏟出局腳開光，并列多個，開光中應有繪畫。并列開光中間，粘貼一根根立柱木條，現已經脫落，顯示隨葬品制作的粗陋。這是板腿上加立柱做法。而參考繪畫資料，也可能模仿立柱圈口形態，即直腿立柱間鑲四面牙板。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壁畫，已見立柱券口式樣（《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發掘簡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文物》2019年6期）。

二是棺床，下座是四面木板圍合，沒有疊澀，為典型板腿。槨床、棺床，均模仿同期實用木榻的開光形態。綜合可見，當時的束腰板，有兩層木板粘貼式，也有一層木板上平鏟出局腳開光式。

槨座下有足，這可能后來演化為高束腰、帶腿的器型。

宋代《營造法式》云：“束腰露身一尺，用隔身版柱；柱內平面作起突壺門造。”建筑史學者解讀，佛塔上，以柱子（蜀柱）將束腰分割成若干段落，叫做“隔身版柱造”。

拙見以為，隋代之前，屏風榻已經使用板腿，創局腳開光形態。演變到兩宋，在局腳中間增加立柱。赤峰市遼墓出土的棺床的半板腿（半須彌座）上，模仿這種做法，佛教石塔也模仿它，形成一種加柱“隔身版柱造”束腰。隋唐宋遼的考古成果，可見完整的局腳演變信息鏈條，一環接一環。它亦可補建筑史研究之不足，解讀突然出現的佛塔“壸門”。

遼代 赤峰市翁牛特旗廣德公墓出土的欄桿棺床

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后旗吐爾基山遼墓的須彌座欄桿棺床，長2.56米、寬1.48米、通高1.07米。四面有扶手欄桿，前面欄桿留出口，四角、出口處立有望柱，上各有一只鎏金蹲坐銅獅子作為柱頭，共有6只，首開柱頭獅子雕刻先河。日后明式家具，鏡臺欄桿、臉盆架柱頭上，延續蹲坐獅子做法。

下座須彌座，四層疊澀。上梟懸有上下兩排鎏金銅鈴。令人矚目的四面束腰板上，由兩片木板上下鉚釘完成。各畫局腳開光，前后擋開光中貼金鳳紋一只。左右側開光中各貼金鳳紋一對，中間飾火焰寶珠紋。開光周邊雕刻云氣紋。它集木雕、彩漆、繪畫、貼金、鑄銅等多種裝飾工藝于一體。

遼代 內蒙古通遼市吐爾基山出土的須彌座欄桿棺床

通遼市吐爾基山出土的欄桿須彌座棺床（合成圖像）

通遼市吐爾基山欄桿須彌座棺局腳開光中的貼金鳳紋

（孟和套格套：《吐爾基山遼代大型貴族墓契丹彩棺》）

以上木棺床尺寸與實用床基本一致。束腰板均有局腳開光，它們分別以三種方法制作，一是在一層木板上畫出局腳，形成開光輪廓，里外作畫。二是一塊木板上平鏟出局腳，形成開光。三是里外兩層木板，外層上鏤出局腳輪廓，再鉚釘在里層整板上，成為一體。

秦漢至兩宋，局腳分化演變的脈絡是：局腳、托泥局腳、局腳開光板腿、局腳開光須彌座、半板腿（半須彌座）。其關系是分化、遞增，不是后者取代前者，因為原式樣依然使用。同時這也說明局腳式樣的再生產能力。

《宋高宗書女孝經 馬和之補圖》傳為“宋畫”，故宮博物院藏，其中兩處表現欄桿床，可以參考。圖一，后面左右三面欄桿，有望柱、蜀柱、扶手、間柱、欄板。后欄桿中間置高高的靠背，這與元代以后山字形寶座靠背相對應。半板腿（半須彌座），高束腰板上，貼有并列如意足，腿足呈弧線狀。上梟下梟窄小不對稱。而圖二，欄桿、須彌座與圖一基本相近，只是牙板分心拱尖，腿呈直線。

圖一、圖二上如意足、形態，比上述遼代墓槨床須彌座局腳開光形態，年代偏晚。

古畫展示某些欄桿須彌座床，也提示在宋代以后，床榻仍然是重要坐具。

參考圖：

《宋高宗書女孝經 馬和之補圖》（圖一）

（故宮博物院藏）

《宋高宗書女孝經 馬和之補圖》（圖二）

（故宮博物院藏）

另一幅舊稱“宋畫”的《宋高宗書女孝經 馬和之補圖》，藏于遼寧省博物館。圖上欄桿床也可參考。前后左右四面欄桿，有望柱、蜀柱、扶手、間柱、欄板。后側欄桿中間置靠背。前側欄桿開口，人由此可以入座。高束腰板上，鉚釘有并列圈口，上側牙板拱尖，下側牙板鏤出云紋。此云紋牙板是再演變產物。

參考圖：

《宋高宗書女孝經 馬和之補圖》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宋遼金時期，寶劍腿床出現，代表新潮流。

山西大同金代閻德墓出土的欄桿床，杏木質，長40.4厘米，寬25.5厘米，高20厘米。上為尋杖欄桿，望柱圓柱頭上端平切。欄桿左右尋杖高度不一，右側扶手明顯過高，離開間柱，應為冥器簡陋制作的過失。四根蜀柱與素欄板相連，地栿落在床盤上。床盤攢框，鋪多條縱向木條為床板。下座為案體結構，腿內縮，為寶劍腿。此腿短而簡化，上端為菱形，下為如意頭形。前后腿間連橫棖。

金代 山西大同閻德墓出土的欄桿床（冥器）

內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出土的寶劍腿欄桿床，長237厘米，寬112厘米，通高72厘米。上部欄桿規范，方望柱，上端為八棱形，蓮花柱頭。“底座與床面不用榫卯固定，可以自由挪動。”“正面床沿鑲有八個桃形裝飾圖案，內涂朱紅。”（項春松：《內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發掘簡報》《考古》 1979年第4期）

發掘報告文字和效果圖細節不詳，推測此棺床為四面板腿。內層為底板，外層挖一對如意足、“八個桃形”局腳，再將其鉚釘在內層上，合為一體。

遼代 內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墓出土的寶劍腿欄桿床

（《內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發掘簡報》《考古》 1979年第4期）

大同西環路1號遼金墓壁畫上，八字落地圍屏，包圍的所謂“紅色欄桿”，實為紅色欄桿床上部。正面左右共五個圓形素面望柱，其間各置尋杖欄桿、蜀柱、圍板、地栿。整體髹黑漆，局部點綴瀝粉涂金，墨線勾框。柱頭、柱腳以墨色勾繪圖案。床下部圖像損毀，不可論。

床代替榻后，考究人家的欄桿床，配有落地屏風，這區別于榻上屏風。落地屏風與圍子床組合，逐步取代榻上屏風與榻組合。床與榻都是一身二任，有坐具、臥具兩種功能。

遼金 山西大同西環路 1 號墓壁畫上的羅漢床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西環路遼金墓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12期）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金皇統三年趙勵墓壁畫的《侍寢圖》，繡花幔帳在前上方，分隔寢室內外。欄桿床在中景，落地圍屏居后。床旁有墓主人的侍女，床上放被褥。

欄桿四角有圓形望柱。正面側面均有中高側低的三曲線式扶手，兩端連接望柱或間柱。間柱分隔欄板，欄板上側亦為三曲線狀，板內四周畫有內框，曲線與扶手形成重疊呼應。三曲線式扶手、欄板少見，突破直扶手舊形，有實驗性，費料而制作極少。但此式樣明代也有延續，見于金屬架子床冥器，如明代弘治十一年福州張海墓出土的錫床。床下部圖像損毀。

該墓壁畫中，還發現奏樂、宴會、會客等四幅精美壁畫，其中家具等物寫實，此床應非虛構，雖然它不合常規，似飄忽不實。借題發揮一下，可以說，歷史圖像上，所畫之美輪美奐家具，均難臆造。

宋遼金時期，欄桿床已經豐富多彩。

金代 石景山八角村趙勵墓壁畫上的《侍寢圖》

二．寶座

高座坐具更突顯權力、身份的象征，社會屬性遠超自然屬性。為突顯極端地位，設計者要改造坐具形態，使體量、裝飾遠超常規。故高座出而寶座生。現在可見欄桿與須彌座結合，產生出欄桿須彌座床，還孕育欄桿須彌座寶座。它代表權威、神圣，或用于神祇，或用于王室權貴。

山西太原晉祠圣母殿中的圣母像寶座，是年代最早、有確切紀年的寶座實例，上有南宋呂吉題記：“元祐二年（1087 年）四月十日獻上圣母。”其上，有盆唇、地栿、蜀柱、欄板、間柱，但未完全照搬舊欄桿式樣，而是改造發揮唐代以來四出頭椅的搭腦、扶手，以變異欄桿形態，創新寶座圍子。

彩塑圣母像鳳冠蟒袍。對應的是搭腦、扶手的六個出頭上，鳳首昂揚、曲項委婉。六根立柱上，裝飾不同旋線和瓜棱線。搭腦弧線婀娜優。靠背山字形，三面圍子中間高、兩側低、再兩側更低。

下座須彌座束腰板上，以七個矮柱，分出六個并列海棠形開光。相比上述遼墓槨床須彌座束腰上的分心拱尖牙板開光，此海棠形年代為晚，逐步演化之果。須彌座四角各有立柱，增加整體玲瓏剔透之態。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各時代家具有各時代之造型、裝飾。圣母寶座折射當時宮廷寶座，寶座上部結構為橫豎材組合的框架式，下部須彌座層次多而富變化。這奠定此后須彌座寶座樣式基礎，又以其出色傲視后來者。紫禁城太和殿髹金雕龍須彌座寶座，基本形態與之遙遙呼應。

中國家具，二元形態由來已久，一方面延續古質簡素，另方面時創紛華巧飾。一簡一繁，好像構成了平行宇宙，而且跨越代際。起碼平山戰國墓的金銅案和楚國一系列的漆器，就展示了早期的紛華巧飾，代代賡續。晉祠圣母像寶座鋪張求盛、莊嚴氣概、佛教背景、經典寓意，恰好滿足神圣感的要求。

二元形態可以再細分，僅在寶座類中，晉祠變異欄桿式寶座，明顯不同于遵義市紅花崗區南宋楊粲墓中坐像的扶手椅式寶座，這又是寶座中的兩類框架系統。

佛教給中國家具帶來諸多影響，相關用具林林總總。直接源自佛家文化的坐具，大致有三項:一是佛教繩床，演變為扶手椅、靠背椅，簡潔古直。二是須彌座、變體須彌座引發出寶座、床榻，厚重繁復。三是如意腿足，佛教法器如意，移用于腿足，適合簡素一脈需求。開始于宋，后流行于明代，再演變為馬蹄足。此外，交椅、馬扎來自西域胡人，交椅椅圈與扶手椅結合成就圈椅。中華坐具史，充滿西化和兼容故事。

山西太原晉祠圣母殿中的圣母像寶座

三．椅子

欄桿豈止僅是床上風景，一時風潮，覆蓋各類。南北朝晚期至唐代，椅子也吸取欄桿，前腿上部超過扶手、后腿上部超過搭腦，成望柱狀。循著欄桿概念，可理解早期一些椅子的做法。

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造像碑上，一對僧人，各坐望柱式繩床，其前腿超過扶手，后腿超過搭腦。

北周 造像碑上的僧人坐椅圖

（選自柯嘉豪：《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中西書局）

莫高窟第427窟隋代壁畫上，僧人所坐椅子，欄桿式前腿超過扶手，火焰寶珠紋柱頭。后腿矮于搭腦，搭腦出頭。它展示欄桿式和出頭式的共存。

隋代 莫高窟第427窟僧人坐椅子

（楊森：《敦煌壁畫僧人所坐榻形高座和椅形高座》《敦煌研究》2020年2期）

莫高窟第334窟初唐壁畫《舍利弗》上，四腿上端出頭，成欄桿望柱狀。靠背中間置臥欞，為靠背橫棖，是早期椅子的重要特點。

初唐 莫高窟第334窟壁畫《舍利弗》上的繩床

日本正倉院重新復原的朱漆扶手椅，名為“赤漆欟木胡床”，其長78.4厘米、寬70厘米、靠背高48.5厘米、椅座高42厘米。椅盤左右后三面置豎欞欄桿，四角有望柱，柱頭寶珠形。靠背中間置臥欞橫棖。座屜藤編。搭腦之出頭、扶手之短出頭、座盤轉角、四足等處，均包銅角。漢末以后，稱為馬扎為“胡床”。因為椅子也是來自西域胡人，日本人謂之“胡床”。

正倉院 赤漆欟木胡床

當然，南北朝時期，也有出頭搭腦、扶手。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壁畫《林間禪修圖》中，禪修主人跪坐在繩床上。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繩床（椅子）圖。平直搭腦左右出頭，兩側扶手不出頭。棕繩或藤繩編網紋坐面，直觀顯示繩床得名來源。

欄桿還有另外的大貢獻，誘導出欄板扶手、多段靠背板。寧夏賀蘭縣西夏拜寺口西塔地室塔中，發現的西夏彩繪欄桿座椅，推測為高僧大德使用。拜寺口雙塔身上文字，表明它是重要皇家寺院。

其長96厘米、寬110厘米、高92厘米，主體髹朱紅漆 ，進深大于寬窄，或為轎椅。結構包括靠背、扶手、底座三部分，榫卯組合。搭腦弓形，有凹凸曲線，左右出頭上翹，兩端圓雕忍冬尖紋。

以明清家具解讀方式會這樣靜態描述：扶手圍子分為上下兩段，上段中分為四框，各裝開光心板，下段裝木板。若沿著欄桿思路觀察，這實為欄桿演變形態，包括尋杖、蜀柱（以及圈口）、欄板。三段式靠背板也來自于欄桿，只是僅取一豎條，且吸納中有變異，下段亮腳，創立三段靠背板。與欄板扶手相參照，更容易理解欄桿靠背板之來源。靠背板下有長橫板連接左右腿，依然有欄板之態。這與三段靠背板一起，都加大器物觀賞面，形成中實外虛的后背形態。

宋代以前的椅子靠背上多見臥欞橫棖式。此三段式靠背板異軍突起，逐步替代早期靠背上的橫棖。

明清座椅靠背板的發展，由獨板到三段，那是另外的變遷軌跡。實物考察，明式家具黃花梨椅子，初期多是靠背獨板，晚期三段背板為眾。年代再晚的清代中期紫檀座椅，全部是三段式靠背板。

西夏 寧夏賀蘭縣拜寺口雙塔出土西夏彩繪四出頭轎椅

（寧夏博物館藏）

四．供桌

宋遼金時期，欄桿也登上桌案，供桌出現，用于祭拜先人。宣化下八里遼代韓師訓墓壁畫《備茶圖》的桌上，置四面欄桿，有望柱、扶手、欄板，各面中間開口。圍欄中盛放著茶具與茶，當為供品。

遼代 宣化下八里韓師訓墓壁畫《備茶圖》上欄桿供桌

雕花陶欄桿供桌冥器出土于山西大同東郊元代崔瑩李氏墓，上下分體，上為欄桿，下為桌子。欄桿尋杖扶手，在轉角望柱處相互搭交而又伸出頭，稱為尋杖絞角造，這在上述槨床上也有。它們僅占少數。多見的尋杖在轉角不伸出頭做法，稱為尋杖合角造。扶手下云拱碩大，連接間柱，欄板浮雕牡丹紋。此欄桿四面沒有出口，而宣化下八里遼代韓師訓墓壁畫《備茶圖》上欄桿四面開口，兩者形成對照，但均為供桌。

元代 山西大同東郊崔瑩李氏墓出土的鏤空雕花陶供案

揚之水說，這類欄桿桌子為“禮物案” ,“元代流行在香案、禮物案和表案等桌案類家具上加裝圍欄。”“詔案、冊案、寶案，為天子舉行冊立儀式時擺放詔書、冊表和御璽之用，表案和禮物案則用于擺放群臣表章和朝覲者的禮物貢獻。”（揚之水：《從禮物案到欄桿桌子》《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2期）《元史》記:“表案、制如香案，上加矮欄。”“禮物案，制如表案。” （《元史》卷七十九《輿服志·儀仗二》第1959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在唐代莫高窟壁畫上，還有佛像座、欄桿牙盤、欄桿象輿。陜西彬縣五代馮暉墓彩繪浮雕磚人物《打鼓圖》,還有欄桿鼓架。均不再展開。

到明清時期，欄桿帶著高貴的底色，在家具上越來越走向小器物。最多見于鏡架，雖為嫁奩，但夸飾性、奢侈性大。偶然出現在其他大器具上，均為佳作。

作者：張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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