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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善”的距離｜小行星工作坊首期分享實錄

2024-10-16 08:21

来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前言：

“小行星工作坊”首期公開招募，短短四天，吸引了300余位創作者匯聚一堂，以這塊“直播屏”連通彼此對非虛構寫作的熾熱之心。本期“小行星工作坊”由澎湃新聞副總編輯黃芳主持，澎湃人物編輯黃霽潔、前澎湃人物記者張小蓮兩位資深媒體人主講，共同探討“好人”報道、殘障議題報道的技巧與心得，并分享實際案例和經驗。

“小行星工作坊”依托于鏡相工作室的長期高校創作者激勵項目——“小行星計劃”。“小行星計劃”鏡相工作室在2021年啟動的一個支持高校老師、學生創作者的長期寫作計劃，目前已與復旦大學、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幾十所高校共創了數百篇非虛構作品。

同時，我們也希望通過“小行星工作坊”分享最當下的媒體案例，最真誠的創作經驗，最寶藏的實戰技巧，為更多高校創作者賦能。

以下是本期“小行星工作坊”分享的實錄摘要：

《如何理解與自己“不同”處境的人？殘障議題報道的寫法》

分享｜黃霽潔（澎湃人物編輯）

這個主題是關于如何理解與我們“不同”處境的人，分享的稿件為2023年12月在澎湃人物欄目刊發的《我是董宇，不是“鐵生”》。

首先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這篇報道的主人公，也就是董宇，他是一名23歲的年輕人，也是一位小兒腦癱的患者。當時注意到他是因為他在南陽迷笛音樂節被樂迷舉起來的照片。他非常熱愛搖滾樂，也經常去跑各種音樂節。當時也有一些媒體做一些簡訊，去講述這樣一個殘障者的故事。

一開始為什么我會想到要做這個選題？因為董宇他自己會有一些表達，比如他為什么要去音樂節，是因為他不甘心、他不服。即使身體上面有種種的障礙，他也要去追求他自己喜歡的東西。他也說到音樂節現場缺少無障礙的設施，比如沒有馬桶等。我們就非常好奇，他是在什么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他為什么會有這么清晰的表達？

過往我們對殘障者典型的報道一直是他們好像非常堅強，努力生活那種感覺。要不就是描述他們在非常艱難的困境中，非常慘、非常無能為力的一種狀態。但其實董宇就不是這么一個簡單的狀態。他給我們一種感覺，就是我們不想去相信命運規定、安排給我們的身份，或者先天的限制，我們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這是人性中共通的部分，在這種連接中，讀者可以去共情他的處境，去了解殘障者的生存狀態。我們會意識到，他的人生也是一個關于逃離、自由和愛的一個故事。同時我這邊還寫了另外一句話，就是殘障它不僅是一種身份，它也是一種狀態。當我們老了，我們可能會使用輪椅，這些時期我們就在體會殘障者的生活。接下來會和大家展開去聊。

“跟隨你的好奇心，哪怕它不那么政治正確”。很多同學采訪弱勢群體，會有某種想象和恐懼，不知道怎么跟他們接觸，擔心自己會不會冒犯到他？或者我能不能和他感同身受？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但你的不了解，正是由于整個社會對這些人的報道非常少。比如我們好奇，董宇這樣一位殘障者怎么一個人開著他的電動輪椅去迷笛的呢？他又是怎么喜歡上搖滾樂的呢？對于這個人真正好奇的一個開始，也是我們做報道的開始。

我們記者先去加了他的微信，慢慢地跟我們的受訪者建立聯系。你就慢慢接觸到這樣一個真實的個體，有一種“豁開真實的口子”的感覺。

董宇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挺搞笑的，還會幫我們記者出主意。同時我們發現他是一個微商，會在朋友圈賣一些衣服和鞋子。其實這也突破我們對殘障人士的刻板印象，同時也解決我們一個困惑——他有自己掙錢的方式支撐他去音樂節。

南陽迷笛音樂節，董宇被托舉而起。迷笛音樂節供圖

我們記者去到他的老家，和他一起去音樂節現場——回到他原來生長的地方，說我們做報道比較常見的了解和進入受訪者生活的方式。當時覺得一定要跟著他去一次音樂節，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在里面是一種什么狀態？記者大概跟他有一周多的相處時間。我們到真正的新聞現場之后，也會發現很多不符合我們最初印象的東西，這些沖突和縫隙，恰恰是我們理解這個人的機會。

比如我們發現他身體的障礙還是比較嚴重的。他的肌肉非常無力，要用把手握成拳頭的力氣才能抓起一些東西。他靠輪椅行動，也會在馬路上被絆倒。自己打車或者坐火車，可能有些車沒辦法放下輪椅。

然后我們記者去了董宇家里面之后，碰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在和他父母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們一家人吵了起來。其實他在家庭里面并沒有得到父母的完全理解。包括他家里面還有一個弟弟，滿墻都是弟弟的獎狀。看得出父母對弟弟的期待更高，而對董宇沒有太高期待。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并不能夠完全體會到他的處境，才會進一步想要去了解和呈現他更真實的面貌，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反復交流。還要做很多的訪談和觀察，進一步地去核實與求證。

比如他在音樂節看上去很開朗，跟人相處很熱鬧，精力充沛，還去酒吧跟樂迷一起玩。但董宇也會告訴我們，他其實也是一個挺孤獨的狀態，他非常渴望建立一些真正的、長期的關系。印象很深的一點是，他手機里只有流量卡，沒有電話卡，也就意味著他生活中除了父母之外沒有跟其他人建立長期聯系。他在家里是一種被照顧的狀態，很多日常起居需要靠他母親來完成。但他又渴望獨立，渴望去探索世界，這也是我們每個人在這個年齡都會經歷的東西。

這時候我們會采取一種類似政治經濟社會學調查的方式，了解他身處的坐標是什么樣子的，他是不是生活在某種結構性的困境里。比如身體的、家庭的，甚至背后更深遠的——他生活的城市和社會。比如董宇的老家河北霸州，就沒有這么多音樂節和搖滾樂，他才需要不停地去追音樂節。同時那個地方的殘障者很少在社會上出現，所以從他父母一輩人的觀念來看，不希望他拋頭露面，這也會影響到他父母和他的關系。他本人的啟蒙和教育也并不是來自于我們健全人的體制化教育，恰恰是通過搖滾樂，他才完成了一種自我的啟蒙。他在音樂和文學里面了解到，人可能其實生來是平等的，或者什么對于一個人來說是重要的東西。

然后關于稿件的公共性，殘障者在社會上是什么樣的處境？比如他們生活的背景、生活的城市，很多基礎設施還沒有建設好，導致很多的困難和麻煩。采訪的時候我們要有這個意識，我們透過這幾層困境去觀察他，去了解他的身邊的人，而不僅僅是在聽他的講述。因為只有這些問題的回答才構成報道真正的公共性。

同時我們還要關注的一點是，這個結構性困境之下，一個具體的人有怎樣的反應和狀態？這里面一開始會有很多的誤解。比如一開始到董宇家的時候，他自己和他媽媽都會說，他對于吃穿是不太講究的。我們也看到他吃飯很快，“嘰里咕嚕”一下就吃完了。

但實際上董宇跟我們記者說，他很喜歡吃東西，喜歡喝可樂、吃麻辣燙。只是因為自己身體的原因，他沒法吃，同時他也很喜歡打扮自己，一次去音樂節他就堅持要穿一件米色的衛衣，因為他覺得好看。

后來我們發現，他為什么吃飯吃得這么快？因為母親（喂飯）需要把勺子遞到他面前，他很害怕成為父母的負擔或者麻煩，他不喜歡這個勺子停留在空中的這么一種狀態，所以飯要盡快地吃完。所以這種（殘障的）處境，改變的不僅是身體，更是精神、思考方式和性格。

另外，我們一開始也會站在董宇的視角上，會覺得有一點點怨他的父母，覺得他是被他父母所束縛的。但后來我們記者跟他的媽媽聊了一下，發現事情也沒有這么的簡單。他出門前，媽媽會整理好他的行裝，爸爸也會在他每次回來后修理他的輪椅。

我們也有編輯老師，從為人父母的視角，進一步幫助我們理解他的家庭，也進一步理解了董宇，這個老師說：“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會給他這種束縛”。還有一點是，當我們記者在推著他的輪椅時，總是忍不住地擔心和想要去照顧他。這種健全人視角的局限也讓我們理解了他身邊的人，他的母親為什么總是這樣擔憂他。有意思的是，董宇也會照顧我們記者，會有這樣一個身份或者狀態的轉變，比如幫我們記者買飯。

最后想說的一點是，我們怎么去理解受訪者的一些愛情、欲望等私密話題。比如他自己也有一些經歷，想找女朋友，會有一些生理、情感需求。從我們記者的角度，那當然是非常開心，或者說非常感激他這樣坦誠地去跟我們講。但這些內容要在文本中如何呈現？我們也想了比較長的時間。首先我們要讓他知曉，避免這些內容對他今后的生活造成影響。我們要用更克制和平實的語言來去交代他的想法，同時我們也要在稿子里面向讀者坦誠地交代報道的意義和顧慮，并且和受訪者盡可能去達成一種共識。

關于他?活的幽深之處，寫作者是否有勇?平視真實，以及真實?性中的弱?與?尚？當時董宇說了一句話，讓我們都覺得有點慚愧，也很感謝他有這樣的勇氣。他說，我如果只能享受陽光之下的贊譽，卻不敢承受陽光背面的非議，那你們的記錄將毫無意義。正是在他的理解之下，我們才把他完整的故事基本上都呈現在報道里面，最后我們也相信他會因此得到讀者真正的理解。

最后想說一件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前兩天我去社區醫院看病，遇到一個顫顫巍巍住著拐杖的老人，我家里人覺得他好慘，年紀這么大一個人來看病。但我心里覺得有什么不對勁，他的精神狀態非常好，能一個人走路來看病，這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嗎？家附近有能走路到達的社區醫院，不也是一件好事嗎？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首先要克服的是自己內心的恐懼。我們恐的是變老的自己，恐懼糟糕的身體狀況，恐懼社會基礎設施的不友好、結構性的污名化。而正是恐老、恐弱、恐殘，阻礙我們去理解另一個生命個體。

《我們與善的距離：如何做“好人”報道》

分享｜張小蓮（澎湃人物前記者）

我想講的第一個點是“打撈平凡，回歸日常”。正式分享前先講一個小故事，中國有位女性研究學者叫李小江，她辦了中國第一個以婦女文化為主題的博物館，最近在接受采訪時她特地介紹了一件上世紀末收集的展品——兩只刺繡用的圓形花撐，花撐的主人是一位農村男人捐贈的。男人在信中寫道：“此物乃老妻翟培英閨門刺繡所用。1947年隨嫁到我家，算來50余年了。每每把玩，翟培英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如在身邊。”

翟培英是誰？她有什么來頭么？不，她其實就是一個極其平凡的女人，以女兒、妻子、母親的身份度過了非常普通的一生，然后死去，沒有做出什么重大的社會貢獻，也沒有影響過歷史。但她的丈夫，這個農村男人認為她這一生是非常有意義的，他覺得把這兩個花撐和這封信放在博物館里，就能讓別人看到他妻子的一生，并記住她。

這一點非常打動我，也給了我一些啟發。我們做記者的時候寫很多普通人，往往是因為這個人身上發生了一些具有公共性的特殊事件，或者處于某種有代表性的特殊處境里，然后我們去捕捉那些具有戲劇張力的瞬間，我們常常會用一套比較功利的標準去判斷，一個人是否值得書寫，取決于他的故事精不精彩，他的經歷和行為對社會有沒有價值、有多大的價值。

但人不是活在瞬間里的。真實的生活是由一個個日常的行為、一次次微小的選擇構成的。

一個普通人日常的、微小的去建筑生活或者對抗生活的力量，甚至是更值得書寫的。

所以我的第一點建議是，如果你想從事非虛構寫作的話，不要掉入戲劇化敘事的陷阱，就從你身邊的人、附近的環境、你的日常生活開始寫起。或許多年后，你寫下的文字也會變成那個花撐，可以照見一個普通人的一生，打撈出那點雖然平凡但也值得被珍視的意義。

我接下來要分享的這篇報道的主角，也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他叫何剛，是河南商水縣的一個農民工。他的一生非常苦，第一任妻子很早自殺了，第二任妻子又得了尿毒癥去世了，他父親、母親身體都不好。他前半輩子辛辛苦苦把三個孩子拉扯大，好不容易蓋了房給兒子娶了媳婦之后，可兒子的婚姻也不太順利。整個家庭是過著一直借錢、一直打工、一直還債的生活，日子從來就沒有好過。最后他是在山東的一個工地，從 30 多米高的一個龍門吊上摔了下來死了，只活了 54 歲。這個事故原因沒有結論，但工地用工不規范、缺乏安全措施，肯定是負有責任的，家屬去談判談了半個月，最后妥協了。

2011年3月13日，何剛在工地上。董建成攝

就像大多數工地礦山的事故一樣，何剛的死在當時是沒有上新聞的。如果不是因為他早年給故宮捐過寶，那他這一輩子就這樣默默無聞地過去了。

他出事后過了大半個月，故宮要給他辦追悼會的消息傳出來，大家才關注到有這么一個人——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在三十多年前，竟然給故宮捐了19件價值極高的文物，可以說填補了故宮元代藏品的空白。這些文物可能隨便拿一件出來，都可以解決這個家庭的困境。

我當時為什么想去做這個題呢？其實也不是為了寫他捐寶的事，我就是想寫他這個人。出差之前我就跟編輯說，我想寫他的一生。不是覺得他捐寶不重要，而是這個老實人勤勤懇懇、認真努力生活的姿態，并因為他努力生活最后死在工地上這件事，是更打動我的。

當時一起到現場采訪的媒體有好幾家，我們需要盡快出稿。我整個采寫周期是大概五六天，文本上肯定有瑕疵，但我印象中我這篇應該是采訪對象最多，細節最豐富，對何剛一生的描述也是最完整的。

采完之后，我可能更想寫出一個普通人在底層掙扎同時又保持善良的那種悲劇性宿命吧。我想一個人如果處境很糟糕，或者他得到的很少的話，其實是很難為別人考慮的，很難守住本性的。但是何剛做到了。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對整個素材的取舍和寫作結構就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比如捐寶的理由，何剛有一個非常普遍的回答，就是“文物是屬于國家的，不能賣，賣了就對不起國家”。但是這種話是比較空的，我保留了這個回答，但緊接著下面還有一句何剛父親說的話，“誰賣了誰就要受處分”。

我沒有在報道中明說，但我個人覺得何剛捐寶的動因不是所謂的無私奉獻的精神，或者說他思想覺悟很高。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很老實本分的人。何剛三次去故宮捐贈文物，每一次都很麻煩，倒好幾次車，第三次故宮讓他把那個裝文物的破缸也拿過來，他都按人家要求去做了。

還有“不后悔捐文物，如果重來一次還會捐”這種表達，我一開始也會擔心，這是不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說辭呢？所以我整篇報道花了蠻多篇幅去講他借錢和還錢的事。因為他的處境一直很艱難，一直遇到各種各樣的需要花錢的事，他不僅跟故宮求助了三次，也跟很多鄰居親戚借錢。而我采訪到的信息是，以他的性格，如果不是走投無路的話，他是絕對不會跟人張口要錢的。他就一直跟人念叨，以后翻身一定要把錢還給故宮。他覺得欠了故宮的錢，心里不干凈，甚至說哪怕他死了沒有還清，也要讓他的子女來還。他不覺得他為故宮捐了這么重要的一批文物，故宮幫扶他給了幾萬塊錢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他不僅是本分，我認為他還有很強的自尊心。他欠錢從不失信，跟女兒借錢都是按時還的。也可以反襯出，他說以后要還故宮錢并不是嘴上說說，他是認真的，這是他的一個心病。

最后，何剛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重情義。他很心疼子女，自己一直在打工吃苦，從不跟子女要錢，還會貼補女兒。第二任妻子得了尿毒癥，這是一個無底洞，妻子自己都不想花冤枉錢，但何剛堅持要給她治，兩人還會因此吵架，有一次病危醫生都下了通知說沒必要治了，妻子娘家那邊都放棄了，只有他一個人堅持，因為他的堅持，他妻子又多活了幾個月。

他經歷了那么多坎坷，一直都很堅強，沒有放棄過。唯一一次精神垮掉了，就是妻子去世后那段時間，他每天都在喝酒，喝了酒就跑出去，他的子女到處找他，最后都是在他妻子墳邊找到他，他要么是在那里哭，要么是在那里睡著了。

我沒有去強調他是一個多么善良無私的捐寶人，我就是想寫出一個非常真實、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怎么在這種困境里對抗生活的，怎么去處理他跟別人的關系的。

何剛的一生，除了給故宮捐寶的事，可能也沒有什么所謂的很有戲劇張力的瞬間。但一個人在如此艱難的困境中，還能一直保持善良（更準確地說，是保持本心），我覺得是非常可貴的，也是最打動人的。

這就是我對這篇報道的分享，我們常常需要繞開標簽和光環，才能寫出人物的骨骼和血肉。

第三點我想談談如何看待好人報道。好人報道的對象可能是像何剛這樣善良淳樸，或者像我接下來要講的退休教師葉連平一樣無私奉獻，道德品質比較高的人。

但是在這個追求個性和復雜的時代，所謂的好人、道德并不是那種會被重視的選題。包括我自己當時也會覺得有些無趣。中國好人葉連平這個題當時是編輯派給我的，我一開始不太樂意去做，心想這有什么好做的,中國的鄉村教師、支教老師太多了。

我當時的編輯，也就是今天的主持人黃芳老師，是怎么說服我的呢?她說這個老先生有點像古典的教書先生，置身鄉野，卻有一種讀書人的氣質，相比很多鄉村教師是出于樸素的情感，或者種種原因不得不留在農村，這個老先生是主動選擇了這樣一種生活。

編輯還說，她不喜歡“好人”這個標簽，用好或壞去形容一個人，等于把這個人這么豐富、跌宕起伏的一生，一下子就抹平了。

哪怕世界上真的有很純粹的好人或者純粹的壞人，跟我們普通人肯定是有距離的。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是一些有點自私、有點瑕疵的平凡人，我們一生當中可能會做幾件好事，也可能會做幾件壞事。前不久很熱的臺劇《不夠善良的我們》，這個劇名就很能代表我們大多數普通人。

我覺得在基本的道德底線之上，所謂的善良，以及善良到何種程度，已經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種自由選擇。

所以我很好奇，葉連平這種選擇背后到底是什么？

我覺得把這個東西寫明白了，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問題是，你怎樣寫得有說服力？怎樣縮小這種純粹的善跟我們普通人的距離？

當時出發之前，我自己對葉連平這樣的人，還是處于比較迷茫無知（或者說不太入心）的一種狀態，他做這些事情背后的動因是什么？那個東西可以說服我們么？如果用一些比較常見的理由，什么振興鄉村、為人師表，是不足以讓我去相信這個故事的。我覺得如果你要讓讀者相信你寫的東西，你自己的采訪首先就要做到讓自己相信。

他的動力是什么？是什么塑造了他？什么在支撐著他？我就帶著這三個問題去接觸葉老師。

所以我的采訪寫作，重點沒有太放在他為鄉村教育做了哪些事，因為他做的事情太多了，報道中只呈現了一部分。整個采訪素材有十幾萬字，除了我對葉老師和十幾個外圍的采訪之外，他自己還寫了回憶錄，是有一年他動手術后當遺囑寫的，厚厚一沓手寫的稿紙，可能有兩三斤重，從這點可以看出，葉老師的一生是很豐富的。戰爭、運動、下放、饑荒、改革開放……上世紀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他都經歷過。

面對如此龐大的素材，寫稿必然要做大量的取舍和總結。基于那三個問題，我前面大半的篇幅都在寫他前半生的經歷，因為我最終找到的那個支撐他的動力，讓他一直這樣去奉獻自己，甚至可以說是燃燒自己，不停消耗他的身體去做義務教育，最根本的動因就在于他前半生的經歷。

葉連平在上英語課。張道寬攝

在文革時期，他被動地來到這個村莊，受到了最重的政治壓抑，但也有很多村民幫助他，給他住，給他吃，幫他干重活，多次保護他，比如有一次被批斗之前，有人特地來提醒他，說不管別人怎么批斗你，哪怕說你殺人放火了，你都不要吭聲，他照做了，所以那天他安全回來了，回屋之后情緒上來很想死，這個時候又有一個村民特地過來開導安慰他，幫他打油菜、收菜籽。后面他被抓去坐牢了，有一個村民托他的妻子走幾十里路來給他送吃的，他感動得差點落淚（因為他當時的處境是妻子親屬都疏遠他，但這些非親非故的村民卻愿意拉他一把）。報道里有很多有名有姓的人名，這是我故意為之，因為每一個幫助過他的人，他都記得名字，牢牢記在了心里，他說是這輩子都忘不了的。

前面一大段的鋪墊，讀到這里大家就能夠理解了。就因為在他人生最低谷最崩潰的時期，他在這里獲得了最多的善意，讓他決定扎根在此，回報鄉親。哪怕后面他被評為全省優秀教師，他有兩次機會上調，可以在南京落戶，他都放棄了。

2012年他評為中國好人的時候，別人問他：“你是怎么成為中國好人的？”這個問題一下把他問愣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尷尬了好久，然后突然一句話就飄到他腦中，他說“因為我活在好人中間”我覺得這個回答真的非常妙，也解釋了他做這些事情的一個最根本的動因吧。

還有另一個動力在于，他是沒有孩子的，因為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他被審查期間，為了跟他劃清界限，把孩子打掉跟他離婚了，之后他也沒辦法再娶了，因為他二十多年都處于美蔣特務嫌疑的身份里。

被帶走審查之前，他也是做老師，在掃盲夜校，給勞動人民掃盲。到1978年他重新站上講臺的那一天，中間整整過去了二十三年，正好一個人最年富力強、最想干點什么的階段，卻一直在這種極度壓抑的狀態中度過，沒有辦法去發揮自己的生命能量。其實他本身是一個很聰明、很有文化、很有志氣的一個人，但他沒有辦法施展自己的生命。

他每次說到這兒的時候，都會很動情，會哽咽流淚，他就說“我玩了命的干，我也補不回來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二十幾年就這樣被浪費掉了。等他重新站上講臺的時候，他已經到了快退休的年紀了。（所以他會如此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幾乎是爭分奪秒，要把失去的歲月奪回來，從這點來看，他是為了自己而燃燒。）

這兩個動因理清楚后，這個人物就會顯得很真實。但我現在回頭看有兩個比較遺憾的地方，這篇報道只有正面描述，其實葉老師也有缺點，他對老伴并不是很好，稿子里有一個細節可以體現，他老伴花了20塊錢去買了一個煤氣罐，他嫌貴，非要退掉，他自己在那兩天花了一兩千塊錢帶學生去安徽游學，卻不愿意花20塊給他老伴換個煤氣罐。但我當時沒有這樣的意識，就沒有去深究。如果按現在的女性意識去看的話，葉老師其實也是一個蠻舊社會、大男子主義的人，他可能也沒有把她當成是妻子的角色，因為這個老伴是被家里人趕出來，他收留了她，提供吃住，兩個人的關系是不對等的，說難聽點就是找了一個免費的保姆。

還有一點是葉老師很固執，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但還是要堅持他那一套，騎著單車到處跑、每天上課、搞各種活動，因此經常摔倒或生病住院，又不好好休養，稍微好點了又開始蹦，他這樣其實會給身邊的人帶來很多麻煩，一個是他老伴，一個是一直在他身邊照顧他的小學校長，他們原本是師生，這么多年相當于親如父子了，校長有時候就會對他的固執有一些埋怨、不理解。當然，我不會把他對別人的麻煩、對他老伴的苛刻理解為是一種自私，因為他不是一個自私的人，他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獻出來。我覺得他更多是屬于那種愛抽象的人類，對身邊具體的人卻缺乏體諒。但是這個具體的人其實也包括他自己，因為他也不愛惜他自己。

如果能把這點寫出來的話，這個人物就會更加立體飽滿。（黃芳：作為這篇稿子的編輯，我也在想我們當時可能忽略了一個層面，就是葉連平這個人物的情感世界、親密關系，幾乎是沒有觸及。他蹉跎了半生，很晚才有了老伴，而妻子跟他可能沒有太多精神層面的交流，在情感上也是比較疏離的。我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讀書人，沒有遇到一個比較理想的伴侶，會不會有精神上的苦悶？現在回看，這是展現這個人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剛剛霽潔分享的董宇，他的情感關系，他的愛與欲，也是這個人物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所以我覺得不管所謂“好人”也好，殘障人士也好，都應該把他拉回到一個人，一個有愛有欲的本體去看待。）

最后是我的一個建議，我前面講了兩篇報道，都沒有講我具體是怎么采訪怎么寫稿的，我一直都在講我怎么去理解這個人，我帶著什么問題去做這篇報道。因為我覺得這種“問題意識”，以及你對一個人、一個事物的思考和判斷，才是做一切選題的關鍵。把問題想明白了，采訪和寫作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你自然知道你要采到什么內容，采到什么程度，才能讓讀者相信這個故事。

Q&A

1、聽眾提問：

《我是董宇，不是“鐵生”》這樣的人物報道花了多長的時間？編輯部有時間要求嗎？比如多長時間交稿？

黃霽潔：

整個稿子完成應該有3個月的時間，從 9 月份南陽迷笛音樂節，到12 月底我們才發布。記者實際跟董宇接觸可能一周左右，后面還有微信聯系。斷斷續續的修改花了很多時間，我們當時也覺得它非常有價值，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去打磨文本。

黃芳：

這篇稿件算是長線報道，不太一樣。我們常規的報道采訪的時間在一周左右，然后寫稿的時間也在一周左右，基本上是半個月的時間。突發事件因為時效性可能會更短，一周左右就要把稿子寫出來。

2、聽眾提問：

我自我感覺是一個有些理性，情感匱乏的人。嗯，這是否意味著不太適合從事新聞行業？目前有什么提高自己的感知力的方式嗎？

張小蓮：

可能對于你目前的階段來說，更多還是靠看書、看劇，去接觸不同的人生，培養自己的理解和共情能力。如果你不社恐的話，你也可以多去跟不同的人去聊天，從別人的經驗里去慢慢訓練自己的能力。

3、聽眾提問：

做突發報道的時候和遇難者家屬對話，不會感到特別濃重的悲傷，可能會非常正常地完整采寫，這樣需要怎么辦？

張小蓮：

這個問題我之前也遇到過。比如采訪遇難者家屬，我也會跟著一起哭。這種會招致批評，說你越界了，不夠客觀。但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拉近跟采訪對象的距離，讓他更信任你。即便你沒有做到共情，只要你的采訪是基于一個尊重的前提，比如適當地回應他的情緒，而不是直接無視。抱著一種尊重的心態去做采訪，也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不需要有太大負擔。

4、聽眾提問：

記者情感太強，是否會感染干擾稿件的客觀性，尺度如何把控？

張小蓮：

我的稿子經常被編輯說情感太飽滿，但是編輯會給我提意見、把控調整。在前期的寫作階段，你先盡可能克制，但是也可以適當地釋放它，有時候會出來一些很好的東西，有時候可能就確實過了。主要還是靠編輯把關。

黃霽潔：

從編輯的角度來說，他不僅要了解受訪者和記者采訪到的素材，他還需要去了解作者本人。有的是作者個人的原因，可能體現在文本當中。編輯的角色是需要去退一步看到，記者和受訪者之間為什么會是這樣的一種關系，然后文本又為什么會是這樣一種狀態。然后再從一個新聞稿件的標準去做調整。我做編輯之后，會試圖保持一定的距離，我也會給記者提一些問題，希望記者一起跳出來去思考。

5、聽眾提問：

分享中站在殘疾的角度狀態去理解殘障人士的困境，但是不是也我們也需要有一種對反思的反思？比如如何理解董宇給父母帶來的額外負擔。或者我們不應該把另一種視角的一切都合理化呢？

黃霽潔：

其實稿子里面會保留一些質疑。我們并不是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去指出他的問題，因為我們也希望給讀者留下思考的一些空間。董宇一些朋友也會覺得，他首先要經濟上獨立，再去考慮精神上的追求，我們記者在現場就聽到了他們的爭論，稿子里面也有所保留。

我會覺得呈現他的人物細節并不意味著合理化，因為我們讀者也有自己的判斷，我們只是理解一個真實的人他到底是怎樣，他有自己的卑微的地方，有可能他是有問題的，也有他比較好的地方。

6、聽眾提問：

除了閱讀，有什么類似小練筆的方式可以練習和驗證自己人物稿件這方面的能力嗎？第二個問題，價值判斷這件事情發生在什么環節，在采訪的過程中需要保持判斷的不流露嗎？

張小蓮：

練習寫作有很多的方式，我剛也說了，你就從你自己寫起、從你身邊的人寫起、從日常生活寫起。不一定要發表，可以寫出來自己看看，或者給身邊同樣喜歡閱讀寫作的人看看。你也可以去實習，自己去做一些選題。其實這不是問題，主要看你自己有沒有寫作的沖動。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判斷是貫穿整個采訪寫作過程的。報題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怎么操作、怎么取舍素材，也是價值判斷。編輯也會有自己的判斷。其實是一個不斷判斷和調整的過程。

采訪過程中需要保持判斷不流露嗎？我不清楚你具體問的是什么，指的是對你采訪對象的私人評價么？如果是正面評價，無妨告訴對方，有時候你也可以像朋友一樣跟對方相處。但如果采訪的是一個比較負面的人物，那我肯定是不會告訴他我的真實想法的。

7、聽眾提問：

跟隨式采訪中，雖然能和受訪者保持非常近的相處，但同時也會存在旁觀者視角，忽略一些細節的情況。那么這種情況是怎么處理的呢？以及如何在雙方都非常投入相處的情況下記錄對話內容？是全程錄音嗎？

黃霽潔：

通常我們的采訪，不僅包括跟受訪者本人的，我們還要去聽其他人的說法。或者他有沒有其他的表達、記錄，比如說他的日記、之前寫的東西。采訪的各個環節都需要相互印證，不斷地校準我們對一個人的判斷。（但）任何的采訪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很多稿件復盤，我們會有遺憾，隨著我們認識的加深也會有新的理解，這都很正常。

關于怎么記錄對話的內容。每個人習慣不一樣，我自己以前會一直開著錄音的設備，當然（這）要讓受訪者知道，不然他可能會覺得這只是跟朋友說的東西，而不是跟一個記者說的。

張小蓮：

我補充一小點，如果你善于捕捉細節，不管你跟這個人的親疏程度如何，這些細節你肯定都能觀察到，有些可能當下被你忽略掉了，但是當你回去聽錄音、重溫采訪的時候，你肯定是能夠察覺到的，如果覺得有必要追問，你可以再做一個補采，這可能是一個彌補的方式吧。（其實我覺得與采訪對象的關系如何，并不會影響你觀察和捕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