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月12日凌晨，南通大學附屬醫院麻醉手術科主任醫師朱翔，因突發疾病不幸去世。據《都市快報》、《紅星新聞》報道，知情人士透露，朱翔病逝的原因是心臟驟停，年僅46歲。他是醫學科普達人，生前發布了200多條科普視頻，擁有10多萬粉絲。朱翔的去世，讓麻醉醫生這個群體再次展現在公眾眼前。

近年來，發生多起類似的麻醉醫生猝死事件。2019年11月，上海麻醉醫生姜金健因心臟驟停去世，年僅30歲；2020年3月，湖北省枝江市人民醫院麻醉醫生董天突發腦血管意外去世，年僅29歲；2022年4月，深圳麻醉醫生潘傳龍倒在工作崗位上，年僅34歲。猝死事件頻發的背后，是麻醉醫生共同面臨的“三高”困境——技術要求高、風險高、工作強度高。而當麻醉醫生身處基層，他們要面臨的，是比“三高”更難以言說的無奈。

張慧嫻在打完麻醉送病人回病房時，聽到病人和同一病房的病友說，主治醫生手術做得真好，一點都不痛。在湖南某縣中醫院麻醉科工作22年的她對此記憶頗深，她認為，大部分人其實都不知道是麻醉醫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眾多醫學專業中，麻醉科醫生被稱為“無影燈下的幕后英雄”。麻醉界更是有這樣一句俗語：“手術治病、麻醉保命。只有小手術，沒有小麻醉。”

楊和在廣東某縣級中醫院麻醉科工作十余年，他介紹，麻醉醫生是決定手術能否進行的最后一道關口，有不適合進行手術、有慢性基礎疾病的特殊情況的病人，都需要麻醉醫生酌情選擇延期或調整用藥。在手術中，也要監護病人的情況，保證手術的運行。術后還需進行訪視，確保病人未出現副作用。

然而在日益增長的麻醉需求前，卻是麻醉醫生不被關注和認可的尷尬處境。

“麻醉是人類克服疼痛應運而生的學科”，國家麻醉專業質控中心主任、中華醫學會麻醉分會主任委員黃宇光，在北京舉辦的一場“無痛分娩公益行動”新聞發布會上說。

2022年10月11日，在同一場發布會上，中國醫師協會麻醉學醫師分會會長、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麻醉科主任米衛東教授公布了一組數據：分娩鎮痛試點4年來，試點醫院整體鎮痛率達53%，但對比國際發達國家80%-90%的普及率，仍存在不小差距。

這些年來，無痛消化內鏡、無痛分娩等一系列無痛服務發展的背后，麻醉醫生發揮了作用。而在2021年6月，醫學雜志《柳葉刀》子刊《柳葉刀-區域健康》發布了米衛東和黃宇光領銜的研究《中國麻醉學科發展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發展報告》），《發展報告》對我國（不包括港澳臺地區）31個省份提供麻醉護理的各醫院科室的現狀進行了橫斷面普查。結果顯示，2015年至2017年，我國麻醉醫師的工作量每年增加超10%，在2017年達到5117.4683萬例麻醉病例。而在同一時期，麻醉醫師的數量只增加了5.97%，增長比例僅是麻醉病例的一半。

“麻醉科它本身是一個平臺學科”，青海某縣級市二甲醫院的麻醉科科主任梁文說，其上承載了普外科、骨科等各科室，類比起來，就是航空母艦，其他科室就是戰斗單元，“醫院肯定先支撐戰斗單元，不會支撐平臺單元。”“被忽略”，是基層醫院麻醉科常見的境遇。

梁文團隊在老年全麻手術中進行輸液加溫治療。受訪者供圖

麻醉科，在歷史與現實間沉浮

楊和所在的麻醉科室，前幾年只有三四個人，科室常常需要承擔人手不足帶來的壓力，“可能三天就有一個夜班，值班頻次很高。”梁文的科室只有四個人，休假都需要輪流進行。

2018年，國家衛健委、發改委等七個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印發加強和完善麻醉醫療服務意見的通知》就曾明確提出，要“緩解我國麻醉醫師短缺問題”。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麻醉科曾經是"邊緣"科室。張慧嫻的醫院將麻醉科室定為醫技科室，跟供應室是一個級別，待遇也相對較差。臨床科室是醫院的主體，它直接擔負著對病人的收治、診斷、治療等任務；醫技科室即“非臨床”科室，也有醫生和護士，但不直接參與對病人的治療和護理，只是為臨床診斷、治療直接提供服務。

但隨著麻醉科的發展，他們的工作范圍遠遠大于“服務”。按照相關規定，醫技科室是輔助科室，不可以給病人插管。但如今門診病人的搶救，都是麻醉科室去插管，這令張慧嫻不解。

事實上，早在1989年，衛生部發出12號文件，指明了麻醉科室改為臨床科室。但《發展報告》的數據顯示，二級醫院中，獨立麻醉科僅占總數的不到四成（38.04%），而在一級或更低的醫院中，甚至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24.68%）。

衛生部文件

“（麻醉醫生）剛開始都是由外科醫生甚至護士兼職麻醉，認為麻醉不重要，”楊和是從臨床醫學專業畢業后，通過麻醉進修，開始從事麻醉工作的。他深刻體會到因歷史原因帶來的麻醉科窘境，“麻醉科缺人，就從臨床科室挖人，培養為麻醉醫生。”楊和所在的科室，除了領導之外，所有醫生都是從臨床醫學相關專業轉入麻醉科。

重慶梁平區人民醫院麻醉科副主任劉春元提到，大概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才開始有麻醉專業的大學本科畢業生。麻醉醫生的地位不高，醫院對麻醉科的重視程度就不夠，意味著很多基層醫院的設備儀器、學習機會是比較欠缺的，麻醉醫生的專業素養和大醫院有比較大的差距。

這一現象到更基層的醫院越發突出。“到鄉鎮一級醫院，包括一些規模較小的私立醫院，可能是沒有一名合格的麻醉醫生”，劉春元說。從某基層醫院離職的麻醉醫生吳小峰也深有體會，他認為某些基層醫院醫師護士的專業素養參差不齊。

《發展報告》顯示，大量訓練有素、受過高等教育背景的麻醉醫師集中在三級醫院，一級或以下醫院與三級醫院在訓練有素的麻醉醫師數量、教育背景和排名方面有較大差距。楊和向澎湃新聞解釋，他們醫院也想招聘麻醉專業的醫生，但因種種原因到目前為止未能招到。為了精進技術，前幾年楊和不斷到大醫院進修學習，“一次進修少則六個月，多就一年。”

麻醉醫師教育的分布形狀是一個倒三角形。圖源：《發展報告》

靠臨床科室“吃飯”

專業背景受限和人手不足之外，麻醉科的績效時常面臨倒數。

楊和解釋，科室的績效按完成業務量的比例核發，在薪酬內占比為30%-50%。麻醉科室沒有開設門診，而臨床科室可以開設門診接收病人，需要手術的病人也相應變多。這就導致無法收治病人的麻醉科，只能仰仗于其他科室接收更多的病人來增加業務量，“相當于醫技科室和麻醉科要靠臨床科室‘吃飯’”。

張慧嫻也坦言，他們科室的績效“不是倒數第一就是第二第三”。她覺得，醫院現在的領導是內科出身，因此傾向于將麻醉科視為一個輔助性科室。

楊和告訴記者，醫院領導讓麻醉醫生在值班時回家休息，有手術再來醫院，由此取消了加班費。即使凌晨回到醫院做手術，五六點再回家，也無法得到額外的補貼，最多“在第二天下午或者上午不用值班，可以休息一下”。

梁文則對澎湃新聞表示，麻醉作為平臺學科，難以產生直接經濟效益的同時，反而承擔了更多的成本。在梁文所在的醫院，外科醫生或者婦產科醫生做手術的耗材，全部是由手術室來承擔的，這意味著是麻醉科的支出，但手術收入的大部分，卻歸于做手術的醫生。

作為科主任，梁文也為科室爭取過更多的權益，他指出，一臺手術的成本應該由麻醉科室與其他科室共同承擔，按比例分配。但由于醫院后臺無法精確計算成本由誰產生，梁文不得不放棄，調侃分配的績效還是“維持原判”。

梁文說，在大醫院，像骨科、外科這樣的戰斗單元更多，作為平臺單元的麻醉科室要對其他科室進行管理，“可以像美團那樣收取一個‘平臺費’”；但在基層醫院，戰斗單元更少，麻醉作為平臺學科，醫院領導可能會認為其支撐戰斗單元“作戰”的作用并不能直接體現在經濟效益中，令麻醉科處于被忽視的狀態。

梁文團隊在進行椎管內麻醉穿刺。受訪者供圖

此外，基層醫院的麻醉科在設備等資源方面分配上也處于劣勢。

張慧嫻的醫院并沒有為門診的無痛項目配備麻醉機，手術室才有麻醉機和監護儀。但只有兩個監護儀配置較好，其他的監護儀較為老舊，她對此感到不平，“碰到手術多，還有大手術的時候，就要搶麻醉機和監護儀了。”甚至有時她們會遇到缺少必備儀器的窘境，時間長的手術，麻醉科要對病人進行血氣分析，只有重癥監護室和化驗室才有血氣分析儀，此時張慧嫻只能和他們溝通。當科室想要藥劑科進一些起效快、作用時間短的肌松藥（羅庫溴銨）和適用于老年人的全麻藥（依托咪酯），以及拮抗肌松的藥時，“說了好多年藥劑科也沒有給我們配。”

無法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同樣也會被當作醫院向麻醉科傾斜更少資源的理由。梁文作為科室主任，申請過纖維支氣管鏡，幫助處置麻醉插管時遇到困難氣道的情況。但得到的回答是，醫院需要先把儀器配給呼吸內科，他只得無奈地讓步。“他的理由很簡單，其他科室是治病用的，你那邊就先湊合湊合。”

張慧嫻直言，科室的邊緣狀態使得醫生也產生了懈怠心理。

“隨時待命”

2017年，復旦大學上海浦東醫院和上海交大附屬第一醫院7名醫生于《Public Health》 發表《過度勞累是中國醫生的無聲殺手》論文。在分析了46位過勞死醫生的情況后發現，麻醉科醫生猝死比例最高，達到26%。

據《發展報告》數據顯示，三甲醫院每年平均需完成592例麻醉病例，而下一級醫院的麻醉醫師僅需要每年完成317例麻醉病例，即每天少于1個病例。

劉春元認為，大型三甲醫院和基層醫院麻醉醫生都面臨職業耗竭，但處境各不相同，“大醫院手術量大，但是基層醫院人員很稀缺。”

根據官網數據，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麻醉手術中心目前擁有各級工作人員1300余名，其中博士生導師19人，碩士生導師45人。中心還擁有麻醉護士211人，手術室護士317人，規培護士63人，護陪護士29人。

相較之下，基層醫院的麻醉醫生遠遠少于這個數量。張慧嫻所在的湖南某縣中醫院麻醉醫生數量僅有5名，謝新龍所在的梁平區屏錦中心衛生院（又稱梁平區第二人民醫院）麻醉醫生數量僅有3名，一名下派的主治麻醉醫生，一名執業醫師，還有一名助理執業醫師。

謝新龍是重慶墊江縣人，2021年考編進入梁平區屏錦鎮工作。他們日常工作時間是工作日早上八點鐘到下午六點，周末需要“隨時待命”。“有急診的話，那時間就不確定了，凌晨兩三點的都有，必須馬上趕過去。”

他回憶，有一年大年初三下午五點鐘，還在和家人團聚吃飯，接到電話，開車四十余分鐘來到醫院，給做闌尾炎手術的病人打麻醉。

每年春節前后的一個月是科室最忙碌的時候，很多在外務工的人回鄉。“平時一個月大概只有10臺手術，40臺無痛胃鏡，20臺腸鏡。過年的話，可能有接近三四十臺手術，60臺胃鏡，30臺腸鏡”，謝新龍說。

張慧嫻所在的縣中醫院需要上晚班。周一到周六是工作時間，主班從上午八點到下午五點半，如果當天是晚班，還要繼續上班到第二天早上八點。手術量多的話，可能上午還需要繼續工作。

張慧嫻值晚班時發的朋友圈。受訪者供圖

科室以前有7個人，有一位醫生休產假，還有一位到鄉鎮下鄉。“現在是我們5個人做，也沒有給我們加人。一個蘿卜一個坑”。

楊和所在的醫院前幾年麻醉醫生短缺，工作太過繁忙，他的手機必須要保持24小時暢通，與家人的作息也出現了“時差”。下班回到家，楊和多選擇在客廳的沙發上睡覺。直到近年來科室招到人，這一情況才有所緩解。

基層麻醉醫生的壓力不僅來自于隨時待命，還源于對麻醉風險的擔憂。劉春元指出，基層醫院的麻醉死亡率可能相比大醫院更高。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麻醉與重危病醫學研究所所長姚尚龍教授同樣在麻醉醫學自媒體米勒之聲“專家酷評”中表示，盡管大醫院麻醉死亡率已經達到國際先進國家的水平，但基層醫院麻醉死亡及不良事件仍時常發生，其原因包含麻醉人員不足，過勞麻醉，麻醉人員素質不高，麻醉技術規范沒有落實，麻醉條件沒有保障等多方面因素。

盯著監護儀、調整血管活性藥、不停地判斷容量狀態、檢查內環境穩定、做血氣、補鉀……這是每位麻醉醫生做手術過程中的常態。劉春元說，外科醫生做一臺手術還有休息的時間，但是麻醉醫生手術過程中不能有一絲松懈。楊和坦言，做手術時壓力很大，因為需要坐在手術室里觀察病人的情況，久而久之，他患上了腰椎疾病。

“碰到一些開顱的手術，五六個小時、七八個小時的都有”，張慧嫻說，“病人的生命體征是全部交給麻醉醫生的，不能讓病人出一點事情。”麻醉科室“箭在弦上”，一名實習醫生告訴記者，自己經常會被叫不醒麻醉病人、隨時準備搶救的噩夢驚醒。

謝新龍提到，由于基層勞動人口外流，基層醫院大多面臨60歲至80歲左右的群體，這些病人大多有基礎疾病、合并癥，麻醉風險也因此大了許多。

與高負荷工作不成正比的，是基層麻醉醫生的薪資水平。麻醉醫生的工資一般由基礎工資和手術麻醉費構成，受訪的多位基層麻醉醫生表示，自己的工資位于醫院收入的中下水平。楊和向記者表示，他們每個季度的獎勵績效與其他科室相比差距較大，獎勵績效與科室風險系數相關，楊和推斷，領導似乎認為，麻醉科的風險系數并不高。

楊和在進行全麻誘導，面罩加壓給氧。受訪者供圖

根據2018年Medscape的數據，美國麻醉醫生的年平均收入為38.6萬美元，約為260萬人民幣，在所有29個統計科室中排名第七，高于腫瘤科、眼科和普外科等科室。

張慧嫻所在的醫院，麻醉醫生收入幾乎是外科醫生的一半，節假日沒有加班費。科主任梁文工作了三十余年，月工資到手不到一萬，加班費用一次二十塊錢，他調侃道，“加一次班可能就夠吃一碗面”。

停滯不前

在張慧嫻的科室，級別最高的是副主任醫師，“基層醫院很少有麻醉醫生能夠做到院長、副院長，醫院沒有指標給我們。”謝新龍所在醫院的晉升途徑主要是進修學習，但晉升名額很少。

工作累、待遇低、晉升難，基層資源的匱乏讓很多應屆畢業生對麻醉科望而卻步。吳小峰向澎湃新聞表示，即使兌現編制也很難留住人。

近年來，隨著各種影像、內鏡技術的更新，可視技術在醫療領域廣泛發展。臨床麻醉領域也朝著精確化、智能化、信息化、可視化的方向發展。劉春元所在的梁平區人民醫院差不多在十年前就采購了相關設備，但到現在為止，還有不少基層醫院沒有超聲可視化的設備。

張慧嫻所在的醫院醫生進修少，沒有采納這項技術；謝新龍去梁平區人民醫院進修學習過這項技術，但是醫院沒有進專門的超聲設備。

沒有采納超聲可視化技術的基層醫院，只能憑借著麻醉醫生的執醫經驗“盲打”。謝新龍說，“有時候要花費幾分鐘、甚至十幾分鐘，因為看不清沒辦法打。那只能更慎重，多看一下，保證安全之后再扎針。"

醫學技術的不斷更新需要麻醉醫生保持終身學習的狀態。劉春元認為，“（對）麻醉（醫生）的要求會比（對）其他專科的醫生（要求的）知識范圍更廣”，因為手術過程中不太可能請其他科室的醫生會診，這就要求麻醉醫生了解全身各個器官、各個系統的知識以應對突發情況。

但據劉春元估計，"一名基層麻醉醫生（按照）四五十年的工作時長算，大概只有一到三次外出進修學習的機會。"

張慧嫻的科室里，大家都不愿意進修學習，因為“進修只發基礎工資”。劉春元坦言，基層醫生的基本工資較低，他當年去華西醫院進修學習時，扣除五險一金以后，每月打在工資卡上的只有三四百塊錢。

謝新龍感覺到，自己如果一段時間不出去進修，思路就已經落后。他有很強的外出學習意愿，但是由于科室只有3名麻醉醫生，他去進修意味著科室將失去一大“主力”。

梁文所在的醫院面臨相同的困境，他所在的醫院麻醉科只有四個醫生，同時承擔每天的手術和手術室外的麻醉。“如果說一個休假出去，一個進修出去，科室只有兩個麻醉醫生，怎么維持科室的運轉？”

張慧嫻的科室，最年輕的醫生也已經超過三十歲，她坦言，待遇低讓科室根本招不到年輕人。在2023年，梁文也做了麻醉科的本科生招聘工作，最后只有兩人前來面試，因未通過考試也沒能招進來。

在劉春元的觀察里，這是一種普遍現象，學歷高的專業人才，會選擇級別更高，職業發展空間更大的醫院工作。

吳小峰對此頗有感觸，他在職時，因為麻醉病例少，并不足以讓醫生精進技術，但矛盾的是，“麻醉科室技術要求高，技術練不到位就會倒退。”他坦言，有“上進心”的醫生都不會選擇在基層長久發展。

種種困難綜合起來，形成了基層麻醉科室的窘境——既缺少新鮮血液注入，本身也面臨著種種亟需解決的“病癥”。

麻醉科的未來

2018年，國家衛健委等部門聯合印發《加強和完善麻醉醫療服務意見》通知，旨在強化麻醉醫師的培訓、隊伍建設，擴大麻醉服務的覆蓋范圍，并確保服務的質量和安全。

通知指出，“在崗位聘用、評優評先以及醫療機構績效考核和收入分配中，要充分考慮麻醉工作特點和技術勞務價值，向麻醉科醫務人員傾斜。為麻醉醫務人員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條件，緩解麻醉醫務人員壓力，充分調動麻醉醫務人員拓展服務領域的積極性。”

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推進醫療聯合體建設和發展的指導意見》，旨在通過整合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資源。“上派下掛”是醫共體建設中的一種人才培養和交流機制，“上派”通常指將基層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送到上級醫院進行學習和培訓，以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和服務水平；而“下掛”則是指將上級醫院的醫務人員派往基層醫療機構進行工作指導和技術支持，幫助提升基層的醫療服務能力。

梁文向澎湃記者介紹，在他的醫院，醫聯體、醫共體雖然有所開展，但派來的往往是外科醫生，“麻醉醫生很少，基本沒有”。

除了宏觀政策的指導，一些基層麻醉醫生也開始自發地推動基層麻醉資源共享，試圖解決基層麻醉的“技術困境”。

作為重慶市梁平區人民醫院第一個麻醉專業的本科生，2011年，劉春元到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麻醉科進修，看到了基層醫院和大醫院之間的差距，結束進修后，他將華西醫院麻醉科的經驗理念帶進了梁平區人民醫院——自掏腰包購買了投影儀和幕布，開啟晨課制度，按照華西的標準及要求完成對麻醉藥品、耗材的規范化管理，自己DIY各種市場上難買到的四頭帶、過床器、移動式微量泵支架等麻醉用物。

當年6月份，他創辦了基層麻醉網，將醫院改造過程通過圖文形式上傳到網站。不久后，基層麻醉網創辦了國內首個麻醉專業免費網絡繼續教育平臺“麻醉大講堂”，邀請國內外專家線上授課。劉春元說，他想給沒有條件外出進修的基層麻醉醫生長期堅持學習的機會。

基層麻醉網

為了保持網站的公益性，基層麻醉網沒有接商業廣告。劉春元自己出資購買服務器，招募基層醫院的醫生、麻醉專業的大學生志愿者擔任網站的管理人員。

“大家都沒有發工資，都是靠一腔熱情來為大家服務”，劉春元稱他們是“為愛發電”，來授課的專家也十分愿意幫助他們，免費地線上授課。

唯一的問題是，管理員團隊不是很穩定，“我們需要的是有主持、有場控，然后有后臺錄像的，也有后期整理資料的，那么可能是一個團隊才能完成工作。”

除了線上課程“麻醉大講堂”，劉春元還建立了數十個麻醉專業技術人員qq群、微信群，活躍用戶超過3萬人，劉春元說，線上群聊的作用主要是方便基層醫生隨時求助，“在學術上、臨床上遇到一些困難的病例，可以在這里交流，也可以分享好的經驗。”

劉春元介紹，建群至今，基層麻醉網累計參加70余例的緊急搶救。“我們基層醫院通常會遇到很多棘手的情況，可能是年齡比較大、合并癥比較多，手術麻醉風險特別大等種種病例。之前全靠麻醉醫生自己的經驗來解決，現在可以通過我們平臺，把病人的檢查資料發給我們看，我們給他進一步的建議。”劉春元說，這類例子幾乎每天都有發生。

此外，在劉春元和團隊的努力下，他們創建了中國惡性高熱緊急救助平臺，自2015年1月成立以來，有超過500位國內外專家24小時提供緊急救助服務，參與了70余例惡性高熱搶救。

空余時間，謝新龍會查看網站的資料、視頻。日常工作中，“下掛”的醫生給他們指導技術規范。這些讓他能夠更加從容地應對各種緊急情況。

而自疫情之后，同質化的線上課程興起，“麻醉大講堂”停辦。一位群管理員告訴記者，自從沒有網絡課程后，基層麻醉網的運營狀況并不理想。但是，線上群聊的“網絡救助”一直在進行。與此同時，劉春元將目光放到了線下。2019年，他在梁平區人民醫院麻醉科開辦了《基層醫院麻醉科適宜技術短訓班》（以下簡稱短訓班）。

在自己科室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劉春元意識到，在大醫院進修學習得到的知識、麻醉技術，或許不能在基層適用。例如，“大醫院基本是全身麻醉，基層醫院的比例可能會降到50%以下。”他認為短訓班的培訓更加符合基層醫院的情況。

劉春元在給短訓班學員講授電子纖維軟鏡使用方法與技巧。受訪者供圖

2022年3月，來自重慶城口縣婦幼保健醫院的麻醉醫生古顯容參加了短訓班。“古醫生還有7年就要退休，是短訓班有史以來年紀最大的學員，但學習態度卻非常積極”，令劉春元印象深刻的是，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里，古顯容掌握了普通住院醫生需要花1至2年、甚至3年才能掌握的各類操作技能，在短訓班結業時，她寫了一段話表達感謝。

古顯容的留言。 受訪者供圖

劉春元坦言，能成功地將華西醫院的經驗帶到基層，他的幸運也源于醫院領導、科主任對麻醉科的重視。

除了基層麻醉網，梁文向記者介紹，這些年還有一些其他促進麻醉學科發展的實踐與嘗試，例如門戶網站“新青年麻醉論壇”、新媒體“米勒之聲”等，主要為醫生提供課程、學術知識、資源分享。其中，米勒之聲通過付費培訓、醫學書籍售賣等方式盈利，似乎走出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米勒之聲公眾號

在一些醫院，開設麻醉門診也是麻醉科化解發展困局的方式。2017年12月12日，國家衛計委發布《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關于醫療機構麻醉科門診和護理單元設置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麻醉科門診及護理單元建設管理有關要求，強調有條件的醫療機構要設置麻醉科門診，加強門診麻醉相關服務。

“基層醫院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會遇到瓶頸，手術室的麻醉會達到飽和狀態。科室要發展，可以去開展手術室外的麻醉。”劉春元的科室于2018年7月正式開設麻醉門診，截至2024年，麻醉門診量達1.5萬例次。

他認為，開設麻醉門診可以對病人進行充分地評估，也有利于加強群眾對麻醉醫生、麻醉風險的認識。但他提到，開設麻醉門診有前提，“手術室外麻醉要達到一定的量，開設麻醉門診才有支撐。”

今年8月，劉春元和產科搶救了一名在產房待產時發生羊水栓塞、導致心跳驟停的產婦。但令他慶幸的是，產婦是在實施分娩鎮痛后發生的羊水栓塞，得以在第一時間就轉運到了手術間。他在朋友圈記錄：“看到患者跟家屬滿意的微笑，可能是做麻醉醫生的最大獲得感、滿足感與自豪感吧！”

劉春元在朋友圈的記錄

“麻醉科是決定醫院發展上限的科室，任何高樓大廈必須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地基去支撐”，劉春元說，他希望基層醫院都能重視起麻醉科的發展，讓其真正成為造福“中國最普通的老百姓”的科學。

梁文記起，自己和其他科室成員作為團隊緊密合作，成功幫助高齡老人解決并發癥問題的經歷。他認為，想要獲得理解和重視，也需要支撐其他科室，形成“戰友”的關系，“他對你放心，你也會對他放心。”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楊和、吳小峰、張慧嫻、梁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