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一座有歷史、有文化底蘊的城市。這對一個不懂歷史也沒有文化的人來說，是殘忍的嘲諷，也是無知的幸運。殘忍在于大腦單薄所以沒有親眼目睹和經歷的執著，也就失去了讀懂“美”背后故事的能力；幸運的是沒有文人墨客鋪設的濾鏡，巴黎褪去所有旖旎，以更普通、赤裸的模樣被審視。

老實說，我在巴黎沒喝到多好喝的咖啡，不過直到現在我也不認為巴黎的咖啡負有什么盛名。這其實不奇怪，畢竟在巴黎，喝咖啡和咖啡本身的關系不那么大。找一家心宜的咖啡館坐下，是一種為人所知的城市體驗方式。

巴黎的城市面積僅是上海的六十分之一，而咖啡館的數量卻是上海的六分之一，密度驚人。不過這種數字上的統計并不具有絕對的意義：在巴黎，很難找到一家純粹的“咖啡館”：大小餐館、面包房、甜品店，均有咖啡在售。它們共享的特點是大招牌、小圓桌、擋不了太多太陽的太陽傘、密密麻麻把馬路牙子占領三分之二的質感凳子：皮革的、竹編的、天鵝絨的……

這種對復古不約而同的熱衷不知道是不是暗含些被現代化吞噬的幽怨，又或許是在迎合一些刻板印象。

花神咖啡館外觀

我的精神層面還沒有達到來花神咖啡館朝圣的高度。這是我在花神咖啡館坐下以后的第一感受。入鄉隨俗，我們選了一個不在最外延但也屬室外區域的座位，厚厚的透明塑料簾擋住了外面飄著的雨和刮來的風，有點悶熱但可以忍受。空間狹小，放不下餐盤的桌子，沒法伸直的腿，動一下就要碰到身邊人的手肘，端著托盤游走在桌和桌縫隙間的服務員，平平無奇的咖啡、巧克力、煎蛋。我邊吃邊想，這溢出市場平均水平50%（歐元為結算單位）的價格，究竟是憑什么。

如果誰能讀懂這個價格，或許ta就能讀懂巴黎。

花神咖啡館里的吃食

花神咖啡館坐落在塞納河左岸的圣日爾曼街區。該街區得名于地標建筑——修建于六世紀的圣日爾曼德佩修道院（Abbay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巴黎歷史最悠久的修道院之一，亦是笛卡爾葬身之處。沒有香榭麗舍大街繁華的車水馬龍，圣日爾曼顯得安靜低調，優雅內斂：服裝配飾、書籍唱片，不過最多的還是咖啡店。二十世紀初，波伏娃、薩特、加繆、海明威、畢加索、James Joyce等哲學家、文學家曾在此流連、探討、寫作。這些往事讓圣日爾曼的咖啡館在文學愛好者心中，更具文化和品味的象征意義。

花神咖啡館是波伏娃的最愛，與之毗鄰的雙叟咖啡館似乎被薩特拜訪得更多，兩家常年霸榜巴黎必打卡咖啡館前三，隔街相望，暗暗發力。雙叟咖啡館在今年慶祝了140歲的生日，對店面進行了重新的裝飾，大幅的海報和照片訴說著往日文人滿座高談相聚的熱鬧與店鋪對文化創作的支持，但店里的生意較花神咖啡館的火熱還是略差，即使花神的價格更高。

一定程度上，花神贏在了名字，也贏在了女性購買力越發占據主導的市場動向。盡管來源于羅馬神話，花神與刻板印象中巴黎的的浪漫優雅相契合；即使沒有讀過《第二性》，波伏娃的盛名也讓更多女性愿意用一杯咖啡來致以謝意，昂揚自己的斗志。

如果把咖啡館當做一個透鏡去看，越強調什么，越證明還是缺什么。

巴黎奧運會的開幕式上，波伏娃和其他九名法國女生終于在老家“上桌吃飯”，讓人欣慰。與此同時，新的“波伏娃”也在巨大的悲慟中站起：72 歲的吉賽爾·佩利科特 (Gisèle Pelicot) 在 2011 年至 2020 年期間多次被丈夫多米尼克·佩利科特（Dominique Pelicot）下藥迷暈后，遭丈夫招募上門的陌生人強奸。涉案男子總人數達72人，遍及消防員、護士、記者、協警等多個行業。該案于2020年曝光，因多米尼克在購物中心偷拍女性裙底被抓，調查人員隨后在檢查他的電腦時發現大量吉賽爾被陌生人強奸的視頻。

這無疑是法國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和聳人聽聞的刑事審判之一。盡管吉賽爾因長期的迷藥使用飽受脫發、體重下降和記憶力下降的折磨，但她拒絕羞恥，要求這場于2024年9月初進行的庭審公開舉行，并將所有涉案視頻向公眾開放瀏覽權限，以喚起對藥物性虐待的反抗。

縱然有170多名法國男性在左翼報紙《解放報》聯名寫下“停止支配女性身體”的呼吁，即使在上千名走上街頭聲援吉賽爾的法國人中不乏位高權重男性的身影，法國歷史學家、作家Ivan Jablonka仍舊評價，“總體而言，男性對這件事不感興趣。” 他于2019年出版著作A History of Masculinity，試圖激發更多男性在構建社會性別平等上主動發揮關鍵性作用。可惜的是，和其他大多關于性別平等的書目一樣，該書的讀者群體仍呈女性絕對主導的態勢，比例達90%。

吉賽爾的勇敢建立在被動的傷痛之上，她承擔起某種自覺的責任，而最終顯現的價值仍是躲不過擺脫和抗爭他者的禁錮。種種委屈，映證著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訴說、描述、預言的一切。而這當然不是吉賽爾一個人的困境。

從花神咖啡館坐地鐵過去大約20分鐘，波伏娃和薩特低調地合葬在了蒙納帕斯公墓的一個安靜角落，一起擁有一座具有行為藝術意義的墓碑：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用口紅留下唇印和愛心，獻上鮮花和信箋，把原先米白色的墓碑染成了粉紅色印花狀。墓碑上漢字寫成的“我”、“女”、“愛”非常醒目，讓人心情復雜。

波伏娃和薩特墓前所見

雖然薩特在蒙納帕斯公墓得到的關注少于波伏娃，他更偏愛的雙叟咖啡館也不如花神那樣熱鬧，不過法國人沒有真的遺忘他，可能還記得更牢。

雙叟咖啡館因內設兩座來自中國的雕塑而得名

巴黎奧運會讓法國人在中文互聯網上不斷以“松弛”出圈：塞納河排便抗議、開幕式上滑倒的舞蹈演員、游泳比賽上放錯的國旗……大家一邊看樂子，一邊又想要照鏡子：活得隨意自在，毫不費力，又能被一個高容錯率的環境牢牢兜底。

這確實是一種理想又奢侈的狀態，大多在巴黎生活的人也沒有享受這種“松弛”的幸運：這個地方的物價高、房價貴、節奏不慢，每到高峰期，地鐵火車也是一樣擠滿了班味。

只是在殘奧會閉幕式上的一個瞬間，我恍惚瞥見了一點松弛的影子。那是一個風雨大作的夜晚，我坐在拉德芳斯體育館最后一排的山頂上，看舞美燈柱劃過夜空，照出絲線一樣細密的雨，澆濕每一寸舞臺。風呼呼地灌進來，穿什么的都有，從短袖短褲到羽絨服。

坐在體育館最后一排看殘奧會閉幕式

這三個小時對我來確實難熬。在完成升旗、降旗、講話、頒獎這些繁瑣的流程以后，全場進入了一個多小時不間斷的蹦迪。DJ在舞臺上一首接一首，嘈雜和喧鬧里，法國人幾乎全體起立，手舞足蹈。五彩的燈和噴出的火讓物理溫度升高了一些，但是我沒有被調動，也很難融入，實在沒有品味理解他們在嗨什么。在我前排有位媽媽帶著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快到晚上十一點的時候，她從包里掏出了一個隔音耳罩給小女孩帶上，把小女孩抱起來讓她睡。小女孩的爸爸拿著單反，一直在偷拍馬克龍。拍完一輪放大畫面，看一眼，取景框先對著馬克龍，再移到馬克龍夫人臉上。馬克龍出場的時候，這位男士狂喝倒彩。

我沒有去讀其他關于巴黎殘奧閉幕式的報道與評價，因為沒有什么必要。如果說這場閉幕式向我傳遞了什么理念，那就是制作組并不關心他們所選擇的藝術形式是不是會被全世界大多人喜愛，成為口口相傳的佳話。甚至可以說，那一夜，他們只是想讓現場知道會發生什么，但仍然選擇買票來看的人最后一起狂歡一把。把閉幕式還給閉幕式，這樣也就夠了。

不論是知道小孩要睡也還是帶著她來看的媽媽、不喜歡馬克龍卻盯著他拍的爸爸，還是選擇把閉幕式以這樣的形式呈現的制作組，他們都有自己堅持的價值，并基于這種價值作出選擇，然后承擔起選擇的代價，相信自己選擇的意義。因此坦然地交上答卷，不再問分數高低。

“松弛”并不意味著輕松任性，而是自觀和思考后行動的泰然，是擺脫薩特所言的他者地獄，專注構建自身生命意義的暢快：無論怎樣呈現，他人評價都無法改變我的自由。

而這種自由的存在，在法國或許面臨著社會層面的巨大緊縮。

九月，馬克龍任命73 歲右翼的米歇爾·巴尼耶為總理，第五共和國最年長的總理就這樣接替了最年輕的35歲前總理，來自左翼的加布里埃爾·阿塔爾。新政府要解決的問題很多：財政赤字、移民動蕩，“冉冉升起”的極右翼勢力也在把法國社會推向新形態——即使孤掌難鳴，也趨向保守，不再愿意負擔向外試錯的成本。逆全球化的霜凍長驅直入，覆巢之下無完卵。

大環境不好的風或許也是要吹到法國了。不過法國人可能從來就沒覺得大環境好過，這種民族性的情緒支撐著幾個世紀以來咖啡館里坐著的人一茬又一茬人。沙拉、酒、咖啡、煙。他們點單，然后坐著，大多時候在和同伴聊天，有時讀書讀報，看天色明暗，雨打風吹。

花神咖啡館里的人

我當然聽不懂他們在聊什么，但我未必不知道。在上海一家連鎖咖啡店工作的時候，我見過甜蜜的情侶把腦袋湊在一起自拍打卡，也見過兩邊一起把律師叫來談離婚訴訟的夫妻；我見過把家訪地點搬到咖啡館的爸爸媽媽小孩老師，媽媽喝水，爸爸喝中杯美式，唯獨一定要給老師點超大杯新品；我見過點單時假裝猶豫不決，要了一杯水以后趴在桌上睡覺，過一會兒又起來炒股的中年男子，也見過每天晚上八點提著塑料袋和一堆姐妹坐在一起嗑瓜子講八卦的阿姨媽媽……

在巴黎一定也有這些，但咖啡館里的一切看上去更加純情和平靜。人們以迥異的理由相聚在自己喜歡的店，見面以后自然地感到有話想說，有話要說。未必是對世界的局勢高談闊論，也不是為擁護哪個學派爭得頭破血流。生活本身就拋出很多讓人困惑的煩惱，而那些未知的答案，有時就在言語間緩緩浮出。即使仍舊沒有頭緒，空氣的冷冽，咖啡的味道，人擠在一起的溫暖，也讓生活顯得沒有那么糟糕和無助。

海明威說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必將對曾經到達那里的年輕生命留下烙印。因為盛大，所以才華橫溢；因為流動，所以又難免孤獨。而以咖啡館為媒介，個體與個體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又恢復到人與人互相支撐的原貌，于是有足夠的養分，能夠成為思考的樂土。

18世紀，巴黎咖啡館的數量是現在的五倍不止。21世紀伊始，巴黎咖啡館的數量比現在要多500家。潮起潮落涌動，卻也留下了很多不變的東西。而或許那正是巴黎的底蘊所在，也是花神咖啡館高價的底氣。當我們坐在咖啡館里談論咖啡館，談的是巴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談的是巴黎之所以為巴黎的秘訣，談的是生命向前的匆匆步履中，坐下來聊一聊想一想的應然。

我在花神咖啡館還問了很多問題。無非是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我知道沒有人能真的替我回答，但這不代表提問沒有意義。巴黎沒有那么好，也并不壞。非黑即白的世界太理想，混沌中選擇自己的道路，倒是更有徐徐向遠的心意。

最后我們把這頓飯的賬單留在了波伏娃和薩特的墓碑那里，讓他們看看在這通貨膨脹的世界里，那些與生活周旋的力量和勇氣，倒是從始至終都很值錢。

留在波伏娃和薩特墓前的賬單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本科生陸之奕）

編輯：董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