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是長期的連續考試，政府為此也需要花費不少的費用，考生則必須忍受更多精神上和身體上的痛苦，所以這才是嘔心瀝血的艱苦修行。既然付出了這么多的犧牲，如果沒有與之相當的成效，那么就不劃算了。個人的得失暫且不論，從社會角度來看，究竟科舉對于中國發揮了多大的效能？但我們不能通過只掌握某段時期的現象來討論這個問題，而是必須從漫長的歷史中對其重新審視，并且站在公平的立場進行討論。

回到一千四百年前的隋代，當初舉行科舉的目的在于打擊前朝世襲性的貴族政治，從而確立天子的獨裁權力。在這之前的所謂六朝時期（3—5世紀）是貴族勢力的黃金時代，社會上特權貴族橫行，他們壟斷了中央和地方的官位。這種貴族政治在某些方面與日本的藤原時代類似，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和日本的封建時代很像。不過日本的藤原時代是藤原氏一族獨自占據著上層官位，但中國的六朝則有無數的貴族存在于世間，他們大體分為四個等級，保持著各自的禮法。同時，在封建制度下，如果父親死去，兒子就會繼承父親的地位。但六朝的貴族并非如此，只是根據門第確定了貴族子弟初次任職時的地位和最終能夠升遷的上限，兒子不能立刻繼承父親死時的地位。從這些方面來看，兩者是不同的。

但如果一直是這樣的狀態，天子的官吏任命權就越來越小，不能根據才能自由擢用人才。若天子打破以往的慣例進行人事安排，就會遭受貴族出身官僚群體的猛烈還擊。因此隋朝的第一代君主文帝在平定了內亂之后，利用高漲的權勢，將以往貴族擁有的特權，也就是生來就可以做官的權利無情廢除。他樹立了新的制度取而代之，通過舉行考試，規定只有及第者才有資格成為官吏，從而把大量的官僚預備隊儲備在身邊，按需補充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空缺。這就是中國科舉的起源。

雖然隋朝不久后滅亡并被唐朝取代，但唐王朝大體上依然承襲了這一政策。只是由于唐朝是通過平定大亂而取得天下的，所以建國初期的功臣成了新貴族并留存下來，他們希望將特權式地位原封不動地傳給子孫。對此，天子盡量把通過科舉擢用的進士們置于自己麾下，想讓這些人占據要職，以便能夠隨心所欲地行政。于是貴族群體和進士群體之間就產生了傾軋，但形勢逐漸向有利于進士派的方向發展。即使是貴族的子弟，單純因為父輩的緣故得到官位的人是既不會被政府也不會被社會所尊敬的，貴族如果想要出人頭地的話，也必須走科舉之門。這明顯是貴族派的敗北。

唐中期玄宗統治的時候，成為宰相的三十一人中，進士十一人，只占大約三分之一。但到了憲宗時，二十五名宰相中有十五人是進士，比例逆轉為大約五分之三。這樣的形勢形成以后，以往夸耀門第的貴族再也不能安閑地無所事事了。只有馬上做出改變的貴族才能夠長期延續，范陽之地的盧氏家族就是很好地適應了這種世道變化的例子。由于他們已經擁有了所謂貴族的基礎，如果為科舉而努力，便可以抓住很多的有利機會。因此雖說盧氏家族到唐末為止出過一百六十名進士，不過這種家族只是孤例。而且正因為他們是貴族，才能取得如此成就。

與之相反，有些超然者對科舉不屑一顧，他們始終保持著貴族的自尊，認為科舉是平民之流做的事情，但不久后令這些人不得不后悔的時代到來了。貴族出身的名士薛元超就在晚年痛切地述說自己有三個無法挽回的失敗，都非常痛心疾首。據他所述，第一個是未參加科舉，所以沒有成為進士；第二個是迎娶身份低微家族的人做妻子；第三個是沒能夠成為朝廷文化事業的總裁。不過，如果將后兩個失敗與第一個相比的話，恐怕都是微不足道的挫折。

然而說實話，大臣、大將以及其他高官的孩子憑借父親的威望，原本就具備擔任某種低級官職的權利，所以他們不用特意參加科舉。科舉是為了那種沒有門路、出身下層階級的人開設的，貴族子弟硬是參與進去的話，就好像有錢人家的學生去努力打零工，反而侵蝕了窮人的工作領域。這種想法到了宋代都一直存在，而且也確實有人實際執行。但一般來說，從唐代開始，對于貴族和平民以相同立場參加科舉的行為便被認為是美德。大家都在強調科舉所具有的優點，也就是平等和公平。

這樣的趨勢正是天子最為期待的。唐代的天子從最初開始就布置下了一張叫作官僚制度的大網，作為貴族政治的編外，以此讓平民出身的官僚陸陸續續地陷入大網之中，而受到了同樣誘惑的貴族們這一回也來自投羅網了。對于天子而言，這樣的結果正中其下懷，他們的耐心等待終于沒有白費。唐王朝最早想出要布下這張網的人是創業之君——太宗。太宗在科舉之后，當看到了新科進士們意氣風發地列隊從官府走出的景象時，據傳他大聲說道：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然而實際上花費了唐朝一朝三百年的時間，才把那些自視甚高的貴族們幾乎全部收入了彀中。

唐代可以被看作一個過渡期，它正在從延續自六朝的貴族政治轉型到新的官僚政治。從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轉變不管怎么說都是社會的巨大進步，而科舉對于這個社會性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只要從這樣的立場來看，科舉的歷史性意義不得不說是非常重大的。并且它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東西，當時的歐洲剛剛勉強建立起了封建騎士制度。若是與之相比，則可以說科舉是猶如不同維度般的進步制度，在當時的世界上，它的理念無與倫比。

但是我們能夠看到唐代的科舉中還存在著許多的缺陷。首先第一點就是錄取人數非常之少。這是當時中國的文化普及范圍極其狹小所引發的必然結果。由于印刷術尚未實用化，人們必須用手來抄寫書籍，所以書籍非常稀少而且價格高昂，所以能夠從事學問的人極其有限。

當時的官僚政治剛剛建立不久，無論是歷史還是經驗都還不足，因此未必能夠順利運轉。有時在官僚之間會展開激烈的派系斗爭也就是黨爭，而有人指出事實上斗爭的原因正是由于科舉，這便是科舉的第二點缺陷。如前文所述，在科舉的世界中，考試時的考官被中試者稱為座主，而中試者自稱門生，兩者結成義父和義子的關系，另外同一期的中試者還彼此喚作同年，大家努力幫助對方。但這些結合太過緊密，派系由此產生。此時因為擔任考官的人輕而易舉就能夠獲得很多義子，所以他們也會爭奪這一職位。于是以考官為核心誕生出了無數的小派系，但如果有進士以外、完全不同立場的勢力出現，進士們又將大力團結在一起與之對抗。事實上這種黨派斗爭出現以后，反復爭奪政權的事情持續了四十年之久。如果進士黨執掌天下，非進士黨就全部被驅逐出中央，如果非進士黨取得了天下，這次不得不離開中央的人就輪到所有進士黨了。這樣的事情重復發生多次，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勝者每次都把之前的方針徹底反轉，結果是中央政府的威嚴受到了損害。當時的天子文宗不禁感嘆道：“討伐外部的賊寇無需多慮，但清除朝廷內的派系真的很難啊。”

宋代以后猶如面目一新，上述兩點弊病全都得到了改良。首先，到了宋代，科舉及第者的人數驟然增加，同時這也說明參加科舉的人變多了。中國社會在從唐代向宋代過渡的過程中，完成了飛躍性的發展，完全拋棄了舊有形態，然而它的本質終究是生產力的升級以及由此帶來的財富積累。如同歐洲近世初期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從宋代開始，那樣的階層在中國就已經形成了。

隨著這種新興富民階級的爭相立志于學，以他們為顧客的出版業變得大為興盛。佛教和儒家的經典當然是出版的對象，而時人的文集、語錄、時事評論文章也都得到了出版，政府還將政府公報印刷發放，可以說當時已經進入了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的時代。結果是知識的普及范圍更加廣闊，參加科舉的考生幾乎從全國各地聚集而來。政府能夠自由地從這些考生中選拔優秀之人并組建官僚預備隊。宋代建立起了三年一次舉行科舉考試的制度，一次大概錄取三百名進士，平均估算下來，一年會出現一百名擁有擔任高級官員資格的人。因此朝廷的重要職位大都被進士所占據，不會再像唐代那樣發生進士與非進士之間的異己者對抗了。

其次，宋代科舉相較于唐代有所改良的方面，可以舉出殿試成立這一點。在唐代，科舉各階段的考試全部被委托給官府。不過，因為考試是按照天子命令實施，所以并沒有被天子所輕視。比如則天武后那樣的女性天子，為了收買人心，也有親自舉行考試的情況。但是從當時的輿論來看，對此的評價非常不好，被說成是搶奪了官吏的職務。但實際問題是，如果將考試委托給官吏，無論如何考官都會與當時的中試者之間建立起義父和義子的緊密結合，危害政治公正的弊病很容易產生。于是宋朝的第一代天子太祖在以往被委托給禮部（相當于日本文部省）的貢舉后面，又添加了由天子親自舉行的殿試。而且對于今后各官府舉行的考試，考生都不得稱考官為座主并自稱門生，天子才是所有進士的座主，所有進士都是天子的門生，只有天子和進士之間才能建立義父、義子的關系，其他考官如果做義父，那便是侵害天子特權的惡行。換言之，天子如今已經成了由進士出身者所組成的大型政黨黨首。當然也并不是說派系的弊病就完全絕跡了，比如每當考試以后，考官與當時的中試者之間可能還會建立起師父與徒弟，或者座主與門生的關系，并形成派系。但這只不過是大家庭中的小派別，它們具有的凝聚力也微不足道，對于這種凝聚力，只要天子管控得當，就可以無視它的存在。

在從唐向宋的過渡期間，天子在政府機構中所占據的位置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天子已然不是隱居深宮、與二三大臣討論最高政治方針這種游離于實際政務之外的存在，如今他成了獨裁者，將重要官署全部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對行政的方方面面都做出指示。就連微不足道的人事細節，如果沒有天子的批準，便無法付諸實施。就像扇子的樞軸，天子可以說是占據了中樞的位置，若是沒有天子，中央政府的各個官署就會分崩離析。科舉在最后的殿試時，被納入了天子的直接權力之下，而這實際上也是與上述其他行政機構的職能變化平行發生的，可以說這是天子獨裁權得到強化的大趨勢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科舉是伴隨上述中國社會的發展，由于其必然性的要求而產生的，然后科舉本身也隨著這種要求一路發展而來。同樣是在這一時期前后，科舉發揮出了它最大限度的效能。先是唐代的天子為了抑制貴族勢力，如今宋代初年的天子又為了確立獨裁體制，所以都非常迫切地需要進士出身的青年政治家的協助。因此據說在宋初，進士出身者的官位升遷非常迅速，特別是殿試第一名的狀元，不到十年就登上相位的人不在少數。

但是，歷史上出現的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敗興衰的，這和個人的一生沒有區別。最開始的時候，政府中缺額很多，但能夠任職的人員卻不夠。于是天子積極舉行科舉，大批錄取進士，可是不久以后進士的人數變得過多，應當分派的職務卻越來越少。事到如今，如果不減少進士中試者的人數，還是按照以往的習慣來錄取進士的話，進士就會越來越難于就職，科舉對于政府來說反而成了沉重的負擔。

這樣一來，政府一方也不得不對科舉制度加以重新考慮。當時正好處在北宋中葉的神宗時代，也就是王安石成為宰相的前后。王安石認為對于任用官吏，單單通過舉行考試是不夠的，還需要培養更為優秀的人才，為此必須從根本上重新開展教育活動，所以他著手建設新的學校，這在當時而言是非常先進的想法。當此時期，京城建立起了宏偉的國立大學，有公共宿舍八十間，每間收容學生三十名，合計收容二千四百名，學生們在此完成學業，這樣的事實十分令人驚嘆。

即使北宋滅亡以后，這種學校制度也幾乎原封不動地被南宋所繼承，學校的畢業生能夠和科舉出身者以相同資格步入宦途。在王安石的想法中，他似乎希望最終能夠廢除科舉，只從太學的畢業生中選拔官吏。雖然這個理想沒能實現，但在科舉制度之外平行地實行學校制度這件事說明了宋代社會的先進性。

如上所述，雖然專門制定了學校制度，但學校制度并沒有能夠超過科舉制度并完全取而代之，不管怎么說這都是由于經濟上的問題。教育原本就是耗費金錢的事業。到了南宋，太學在規模上相比北宋一直在縮小。政府往往不希望給教育這種不能立竿見影的事業投入資金。

之后，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歷史上的教育反而一直在退步。明清時期，中央有太學，地方有府學、縣學，但都徒有其名，并不進行實際的教育活動。學校制度反而被納入了科舉制度之中，實際情況是學校試被用來當作科舉的預備考試。所以可以說學校在事實上消亡，選用官吏的途徑返回到了只有科舉的狀態。科舉雖然也不是不需要金錢，但與學校教育相比，還是要廉價得多。這種極其得過且過（easygoing）的政治把在北宋時期好不容易萌芽的學校教育制度搞垮了。

然而即使在明清時期，科舉制度也發揮了相應的功效，這都是在兩朝的開國初期。明朝和清朝，一個是漢人的王朝，另一個是滿人的王朝，但是在靠武力取得天下這一點上卻別無二致。但在獲取天下之時，就不能只用武力來統治天下，因此勢必要借助文官之手。在這種時候，朝廷對人才的尋找就變得非常迫切，科舉中也把形式置之度外，實質性地錄用人才，故而在以優異成績科舉及第的人中走出了出色的政治家。以清朝而言，大概到乾隆時代為止都可以說是科舉的黃金時代吧。

但是到了之后的時代，由于朝廷擁有著取之不盡的官僚預備隊，實際上已經不需要新人了，只不過是在按照以往的慣例舉行科舉。以這種立場施行科舉的話，來應考的舉子就都成了獵取官職的人群，如同是聚集在砂糖上的螞蟻一般。事實上，考生一方也因為長久的太平而普遍提升了學問，成績難分伯仲，所以考官一方難于取舍。于是在考試方看來，比起如何選拔人才，反而越發需要考慮如何淘汰多數人的方法，便想出了各種各樣繁瑣的形式，最終抹殺了科舉的真正精神。清朝末年的狀況最為嚴重，這是因為科舉的制度已然落后于時代，而且朝廷只是謀求通過單純的技術性改良來解決官場的頹廢風氣。所以在討論科舉制度得失的時候，只觀察某一時代并得出結論的做法是有失公正的。從長期的歷史來看，不管怎么說都必須承認在某些時期科舉是對中國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的。

（本文選摘自《科舉》，宮崎市定著，宋宇航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