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總是關聯著離別、死亡與創傷。戰場上的硝煙散去，并不表示戰爭的結束，相反，可能還意味著另一場關于“真相”和“記憶”戰爭的開始。近期上映的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訴說的便是一個復原戰爭真相、打撈戰爭記憶的動人故事。

202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10周年，又值《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中譯本出版不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圖書”聯合于2024年8月30日（周五）晚在上海圖書館東館七樓閱讀推廣區舉辦圖書分享會?；顒友埩恕秳虻谝淮问澜绱髴鹗贰分骶幗芤痢靥兀↗ay Winter）教授，就“為什么我們今天仍然要研究一戰？”演講。出席活動的嘉賓還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朱聯璧、孫遇洲。

溫特教授出生于1945年，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耶魯大學的查爾斯·J. 斯蒂爾（Charles J. Stille）教授，也是三卷本《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的總主編。溫特主要的研究領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相關著作還有1995年出版的《記憶之地，悼念之所》（Sites of Memory，Sites of Mourning）。該書引發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討論，涉及戰爭、記憶和歷史相互交纏的論題，它的中譯本有望在不遠的將來與中國讀者見面。溫特教授最新出版的作品是《1923年7月24日：戰爭結束之日》（The Day the Great War Ended，24 July 1923：The Civilianization of War）。該書的主要觀點是，盡管許多人認為一戰的結束時間是1918年11月11日，但如果用非歐洲中心的視角來看待一戰的結束，1923年7月24日（即《洛桑條約》簽署之日）或許更為合適。

溫特教授除了是一名享譽國際的一戰史專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公共歷史學家。他曾擔任紀錄片《世界大戰和20世紀的形成》（The Great Wa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20th Century）的聯合制片人、聯合編劇和首席歷史學家。該紀錄片在1996年首播后，拿下艾美獎、皮博迪獎等多個英美重要電視節目獎項。他還是法國索姆省佩羅訥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博物館的創建者之一。這座博物館與《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的編撰有深厚的淵源。對溫特教授而言，一戰并不是單純故紙堆中的歷史，而是活生生的生命經歷。他主編的這三卷本著作中，大量使用來自博物館的圖片展示歷史圖景，這也是這套叢書的與眾不同之處。

以下是溫特教授與嘉賓及現場觀眾的問答。

能否談談《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的編纂緣起？

杰伊·溫特：這套書在2014年以英文、法文出版，去年以中文出版。我想首先提醒注意的一點是，這是跨國史的研究。從現實的角度考慮，我們都需要了解所在國的歷史。國家的歷史也是我們的孩子以及大學生教育的核心內容。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當然是必要的，但同時需要探索其他歷史寫作的路徑，比方說像家庭史。無數家庭在戰爭中遭受創傷。我們要如何理解創傷，如何理解這種相對普遍的共性的人類經驗？關于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很難覆蓋這樣的問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想要嘗試跨國史的研究路徑。

我想再講講這部三卷本的論文集是如何產生的。它們是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一群歷史學家在同一家博物館完成的研究成果。這家博物館的建立源于我多年前的一段經歷。1986年的一天，一位法國老先生到我任教的劍橋大學的花園里拜訪，彼時與我現在的年紀差不多大。他說自己是在一戰期間長大的。父親入伍后，參加過巴黎北部的索姆河戰役。復員后的父親變了一個人，虐待妻兒，有嚴重的家庭暴力行為。他認為是戰爭經歷帶來的創傷引發了父親的變化。復員后的父親實際上精神已經崩潰，那都不是他的錯。他希望借由建造博物館的方式，和自己的父親和解。由于此前擔任過法國政府部門的部長和地方上的領導人，老先生有能力推動建立這樣一座博物館，希望借此紀念他父親曾經參與過的戰爭。為此，他聯系了法國、德國的學者，希望也有英國的學者加入。由于博物館會坐落在法國，所以這位學者必須能講法語。在見過許多歷史學者之后，他找到了會說法語的我。

我自然很高興得到這樣的機會。不過我也向這位老先生提出了三個要求。第一點，我不想只做一個關于索姆河戰役的紀念博物館。一戰是世界性的災難，我想做的是紀念整個一戰史的博物館。第二點，我希望歷史學家們可以深度參與博物館的籌建和設計，將博物館變成一戰史的記憶之場。第三點，六年之后，當博物館項目完成時，我希望能和這位老先生喝杯酒，希望他屆時能承認，即便建立了博物館，依然無法和自己的父親和解。博物館揭幕后，我們如約對飲，他認可了我的看法。

博物館設計工作開始后，接下來的事讓我有些手足無措。我不是建筑師，沒有接受過建筑學的訓練。我在紙面上工作，但這是二維的。如何在三維空間呈現歷史？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決定前往世界上我最喜歡的城鎮，也就是瑞士的巴塞爾。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巴塞爾的樣子。在路上，我停下來對我同行的兩個孩子說，我需要去看一幅畫，我一直想去。他們說好。我們找到了我想去的巴塞爾美術館，看到了這幅畫。我對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必須坐下，因為他被這幅畫擊中（knock）了。 

荷爾拜因，《墳墓中的基督》，1520-2

這完全是情緒上的反應，我無法從邏輯上言明。我突然意識到，戰爭博物館需要從水平而非垂直的思路去呈現。圖書館中往往充滿垂直感，因為閱讀與學習是一種希望。為了營造戰爭博物館的空間，我們需要盡可能地避開垂直路徑，轉換到水平路徑。垂直是希望與復活的語言，而水平是死亡與哀悼的語言。因此，我們需要地板，我們需要水平空間來設計博物館。國家歷史歌頌國家的勝利，而跨國歷史紀念著跨國的苦難。這樣的苦難，應該以水平的角度來呈現。這個博物館正在訴說，如果你想理解1992年為推進歐洲一體化正式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你就必須回到1914年歐洲的分裂。做出這個決定后，我嘗試盡可能地去學習如何“掌握”空間。我發現，歷史上有很多其他的藝術作品，都以水平的方式去呈現，晚近的很多攝影作品也是如此。 

佩羅訥一戰史博物館展廳一隅

在具體的空間營建上，我有三點想要陳述。第一，在戰爭中，戰士們要挖掘各種戰壕，平民為躲避戰爭，則需要挖很多的地下防空洞。我們的陳列就模仿這樣的空間形態，讓觀眾向下看。這是理解戰爭的一種更好的方式。第二，也是最核心的問題，如何恰當紀念那些死去的人，同時又避免美化戰爭本身？我們的展示是對這一問題的特殊回答。

博物館第二廳：1914-1916

第三，虛擬現實技術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蔚為大觀，不過博物館的設計工作讓我明白，戰爭并不適合以虛擬現實的方式呈現。我堅信，這種技術的應用，非但不可能帶來戰爭體驗，而且是對過去真正戰爭時刻的褻瀆。想象你可以通過人工智能或虛擬現實展示戰爭，這是極其恐怖的。虛擬現實中的并非現實，現實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知道自己即將死去。

博物館的設計參觀時間較長，在兩到三小時。除去戰爭遺存、士兵模型之外，垂直空間擺放了播放影像材料的設備。這些材料取自戰爭中真實的圖片及錄像。

肖像室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希望參觀者能理解戰爭對于生命的漠視：在工業化生產的武器面前，人類是如此脆弱。這些資料也表明，一戰的故事一定是跨越國界的。很多來自法國海外殖民地的民眾都被招募加戰，有的來自西非，有的來自越南。下面這張照片，展示的便是一位無法寫下名字的印度士兵，只能用他的手指畫押。歷史總是以國家為單位書寫，我們想要做的，就是跨越這樣的邊界。我們的確也是這樣做的。在這套叢書中，還有很多其它類似的照片。

1992年，博物館建成，但這并不意味我們一戰研究到此結束。之后，經過12年的努力，這套三卷本一戰史在戰爭爆發百年紀念之時面世。這是極其不同尋常的合作。我們共同完成了博物館的設計和營建，也共同完成了論文集的編纂。1993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生效，也就是在我們開展這些工作的時候，一個新的歐洲正在誕生。一戰的慘痛歷史，正是創造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歐洲的正當理由。國家的邊境原本就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消解，很多社會性因素的流動也不會被國境線束縛。通過一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們才能去暢想這樣一個彼此聯通、有著更多互動與合作的歐洲。

我還想特別感謝浙江大學出版社，愿意翻譯、出版、推廣這套書，讓讀者注意到跨國史的嘗試。這個故事在博物館開始，在研究中心繼續被書寫，但只有出版社，能讓更多的讀者讀到它。我對此十分感激。

最后，我想說，這套書的英、法文版已賣出超過四萬冊，有可觀的版稅收入。參與書籍寫作的學者們一致同意，將這些收入捐贈給博物館，為從事第一次世界大戰研究的學生們提供獎學金，繼續在佩羅訥開展一戰史研究。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年輕學者從中受益，以便更好地研究、回顧這段歷史。

作為這套叢書的主編，您如何與眾多研究者合作，共同完成這部作品？能否具體說明？

杰伊·溫特：集體歷史寫作的工作，與設計博物館有些相似，只不過博物館里沒有項目參與者的名字。大學是一個看重個人成果的地方，歷史學者們更習慣從事獨立研究。相較于獨立成果，集體工作并沒有那么重要。為了打破這樣的習慣，更好地共同寫作，15個原先參與博物館設計的學者，各自去尋找他們認為最合適的作者，以完成具體章節的初稿寫作。關鍵在于，每一章初稿完成后，我們強調集體對初稿再做打磨。

近年來“一戰史”研究在方法和資料上有什么新進展？

杰伊·溫特：資料上的顯著進展是，數百萬人把他們的家庭檔案捐獻給大學以及國家檔案館。這意味著不僅僅是精英，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一戰歷史的一部分。我們想告訴普通人，你的家庭就是故事的中心，這便是跨國史的聲明。另一方面，數字化技術目前已經很發達，可以很容易地復制、保存這些私人材料，由此建立方便使用的電子檔案。

有人認為當前的世界與“一戰”爆發前的情況有相似之處，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杰伊·溫特：我不認同我們正處于與一戰爆發前相似的環境之中。一戰是一場帝國戰爭，大國動用各自的力量，爭奪霸權?，F在的背景與當時不具有可比性。而且，我也不同意現在的局勢是當時戰爭的延續的說法，因為時代背景截然不同。戰爭不會再回到當年的那種模式，沒有一個國家會允許本國的士兵再次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生漫長的、無止境的戰斗，回到那恐怖的時代。就戰爭性質而言，一戰與現在的地區沖突有很大不同。那時的戰爭，基本就是軍人之間的戰爭，而現在，不管是何處，更多針對的都是平民，造成非常多的平民受害者。如果真要比較，可以說這是戰爭的退化，現在的戰爭局面也許比一戰更糟。但并不能說，現在和一戰爆發前有很多相似之處。

您的新書《1923年7月24日：戰爭結束之日》（The Day the Great War Ended，24 July 1923：The Civilianization of War）中把“一戰”結束的時間后延到了1923年，請問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杰伊·溫特：跨國史的旨趣之一，便是擺脫歐洲中心觀的束縛。我嘗試將關注點從西歐轉移到更大的空間范圍中。不能說因為倫敦、巴黎、柏林的這些人決定1918年11月11日停戰，一戰就真正結束。事實上，后來的戰爭沖突一直在延續，戰線可能更東移。比方說，中國讀者熟悉的歷史，包括德國戰敗后給日本提供了崛起機會、巴黎和會上關于山東問題的交涉，就是關于這一權勢轉移的很好案例。盡管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在這一時期提出了民族自決理論，但我們看到的卻仍是殖民者之間的利益輪替。1919年至1923年，中東依然有戰爭在進行著，尤其是奧斯曼帝國所在區域。我認為要到1923年的7月24日《洛桑條約》簽署之后，戰爭才算結束。如果采用跨國史的視角，而不只是英國或法國的視角來理解這場戰爭，那么戰爭的開始和結束時間就都會發生變化。

您認為在21世紀（網絡時代）研究“一戰史”有什么不同之處？

杰伊·溫特：互聯網是很好的研究工具，比方說，它可以實現檔案的民主化。但它也常常是扭曲的工具。如我們所見，不少人出于興趣，也許會穿上一戰時期的士兵制服。但這種行為并沒有實際建立對歷史當事人的共情與理解，只是在盜用以往的經驗。這是完全將歷史娛樂化的做法，而戰爭是永遠不能被娛樂化的，它訴說著痛苦與災難。而且，互聯網更多意味著商業化，意味著利益。它可以以一種我們未曾有過的方式保存材料和聲音，但無法取代檔案、文件與證詞本身，無法取代嚴肅的歷史研究。一方面，我們應該利用技術促進研究；另一方面，應該保持嚴肅的態度。

在您的演講中，多次提到歐盟成立的重要意義。但歐盟內部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長期存在，英國在幾年前脫歐，似乎表現出了全球化的前景不容樂觀。您認為這是歷史發展的倒退嗎？如果是，那么這樣一種“倒退”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

杰伊·溫特：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全球化的逆流，但我認為全球化仍是無法抵制的趨勢。一戰爆發前，全球化的程度已經非常深。一戰前是工業革命和技術進步的時刻，一戰讓我們看到技術的創造性，同時也展示出毀滅性。二戰同樣如此。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我們回到全球化重啟的時代。我并不是要否定這位聽眾的問題，我想說，在歷史進程中，我們會看到不同的力量交錯互動，現在，我仍傾向于全球化的力量更占上風。比方說，像特朗普這樣一個擅長利用民族、民粹主義的人，他的行動實際仍與技術、資本等的全球化流動不可分割。

如何理解一戰與二戰之間的連續性？戰爭的影響最終又是如何平息的？

杰伊·溫特：我認為一戰與二戰本質上是相當不同的。一戰首先是一場帝國戰爭，更多是軍人與軍人間的戰爭。而二戰的特殊性部分是由希特勒所推動的大屠殺決定的，是種族滅絕行為，這與一戰中的殺戮有本質上的不同。從這一點來講，不能說二戰是一戰的延續。不過，二戰的余波可能仍未終結。至少就針對平民的屠殺而言，二戰后一直在延續。

現在的巴以沖突或者俄烏沖突，是否可以理解為價值觀差異造成的文明沖突的延續？

杰伊·溫特：我采訪過一些軍官，他們認為戰爭中應該有些需要遵循的守則，不屠殺平民便是其中之一。從這一點來看，戰爭中屠殺平民情況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變化和問題。第二，歷史研究，需要從非常實在的細節入手。討論一種價值觀如何作用于個人乃至戰爭全局，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如果我們把目光從人類尺度轉移到微觀尺度，觀察一個具體的人在戰爭中關注的問題，就會發現，他其實不太會談文明、價值觀之類的宏大問題。他要考慮的東西非?，F實，比如，母親能否解決孩子的溫飽。這是更現實，也更具共性的問題。歷史的關竅隱藏在細節中，歷史研究就是嘗試發現它。當然，文明、價值觀的尺度仍然非常重要，但我們可能還沒有找到適合的研究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