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為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70周年，由陳凱歌導演執導的《志愿軍》三部曲橫空出世。圍繞決策出兵以及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打響的第一、二次戰役展開的第一部《志愿軍：雄兵出擊》上映后，取得了檔期口碑冠軍。時隔一年，又是恰逢國慶，第二部《志愿軍：存亡之戰》再度相約而至。

海報

《志愿軍：存亡之戰》的故事，圍繞抗美援朝戰爭第五次戰役中的鐵原阻擊戰展開。

1951年5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和人民軍一個月內連續作戰，部隊疲勞的同時糧彈緊缺，在中朝聯合司令部的命令下，各兵團主力開始向北轉移休整。然而，在轉移初期“聯合國軍”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反撲。第63軍臨危受命，2.5萬名將士在鐵原與近5萬“聯合國軍”展開激烈戰斗，歷經12個晝夜抵擋住敵軍步坦炮協同的數次沖鋒。這場戰斗徹底粉碎了敵人企圖摧毀志愿軍后方基地、消滅志愿軍主力的陰謀，為穩定朝鮮戰場局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此次《志愿軍：存亡之戰》的首映禮上，導演在北京四中讀書時的同學傅亮起身發言：“我倆都是1952年生人。我們出生的時候，這場戰爭還在進行。剛剛長大了一點，上幼兒園、上小學的時候，身邊的不少大人都是從抗美援朝的戰場上歸來的。可以說從小就見到過真實的志愿軍戰士，接觸過這些英雄。沒有想到在一個甲子之后，看到這么多年輕的演員在凱歌導演的調度下，真實地再現了抗美援朝的故事。這么多年，悲歡離合我們都經歷了不少，覺得自己已經很堅硬了，但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確實也掉了眼淚。”

陳凱歌

同學老友的發言，讓陳凱歌也很是感慨，“在四中念書的時候，不會想到這么多年之后，你坐在這，看一部我拍的電影。”而這番老同學間的對話，如憶海泛起的浪花，亦可以視作一個標注：那場戰爭雖經過歲月淘洗，卻不應被國人遺忘。

“我最害怕就是這些人被遺忘，這是我去拍《志愿軍》三部曲最大的動力。千言萬語歸結成一句話，一切榮譽歸于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陳凱歌說道。“我計算了下，三部曲拍攝的鏡頭總數是一萬兩千多個——通常來說，一部動作片頂多也就兩千以下（個鏡頭）。什么叫磨？就是和時間磨，和自己的耐心磨，和我們想拍一部好電影的愿望來磨。最后，我們把時光磨短了，電影拍成了。”

演員片場照

而如何去再現那場70年前的戰爭？在《志愿軍：存亡之戰》中，戰士李想剛回到北京不久，就接到了歸隊赴朝參戰的命令。他嫻熟地扎好綁腿，打起背包，從窗口射入的陽光均勻地鋪撒在他的身上，利落的動作震落起周遭的塵埃。那“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英姿，瞬間便在大銀幕上活畫了出來。

此情此景，不知道會不會讓陳凱歌聯想到自己的19歲？那一年，少年凱歌在云南參軍入伍，當聽到緊急集合的軍號聲，想必也會如此這般周身上下，把自己收拾得緊襯利落。

【對話】

戰爭片到了要升級換代的時候

澎湃新聞：這些年，我一直關注你的電影。特別是2019年，在籌拍《我和我的祖國》期間，你提出了“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短短十二個字可以說為新時期主旋律商業片的拍攝，開辟了新路，更提升了認知境界。此次執導《志愿軍》三部曲，是國內首部全景式展現抗美援朝偉大歷程的大銀幕制作，我想先聽聽你的總體性思考和拍攝緣起？

陳凱歌：對接手《志愿軍》三部曲的導演工作我是有考慮的，對于有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拍抗美援朝三部曲，我是有創作上的野心的。正是因為幾十年以來，前面有若干影片在那，我反而覺得其實應該能夠拍得更好，戰爭片也應該到了要升級換代的時候了。

首先我就覺得戰場能不能給拍真了？戰爭場面很容易被拍得很假，你如果沒要求，肯定就是假了。第二就是人和戰爭能不能裹在一塊寫？沒有人的戰爭算什么戰爭呢？沒有對人的情感、人的關系的具體表現，你怎么能夠讓觀眾喜歡這部電影，怎么能共情？在規劃上頭，我基本上是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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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在《志愿軍：存亡之戰》（以下簡稱《存亡之戰》）的首映禮上，你提出“文戲武拍，武戲爆拍”的八字訣，是不是三部曲每一部都有這樣提綱挈領的歸納？

陳凱歌：我們是這樣規劃的，第一部《志愿軍：雄兵出擊》是緣起，這仗是怎么打起來、怎么發生，怎么決定的？新中國當時處在一個什么樣的情形，把這些交代清楚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部《存亡之戰》就可以放開手腳來寫戰爭中的人，而且是戰爭中的普通人。這一部中，高層領導出現的頻率沒有那么高了。其實不論是抗美援朝戰爭也好，甚至包括抗日戰爭也好，都是中國的農家子弟拿起槍來保家衛國，主體是他們，是他們一刀一槍打下來的，這是最大的歷史真實，是我們的電影必須去還原的歷史真實。

坦白講，拍戲的時候我心里很難過。《存亡之戰》中的鐵原阻擊戰是2.5萬志愿軍對陣5萬“聯合國軍”，激戰了12個晝夜。實際情況肯定比電影展現的還要慘烈，有場戲是下著大雨，我軍戰士坐在戰壕里面說起自己的家鄉事——中國人為什么講家國？這兩個字和我們整個的歷史文化息息相關，中國人有自己的氏族、家庭，在此之上是我們的國，這種串聯起來的關系對這部電影來說特別重要。

第三部寫的是我們要準備迎來和平，但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的沖突矛盾造成的流血仍然存在。有人說你花4年時間拍攝完成《志愿軍》三部曲，等第三部上映的時候，可能就是第5個年頭了，值嗎？其實正是因為我有創作上特別求真的想法，才會覺得這件事情是值得的。如果是應付差事，說我把這個戲拍了，拍成什么樣算什么樣，那才真正是不值得的。

劇照 朱一龍（左）飾演李想、張子楓（右）飾演李曉

澎湃新聞：在抗美援朝期間，大小戰役、戰斗很多，為什么第二部《存亡之戰》著重選取了鐵原阻擊戰？我在觀影中看到志愿軍將士因簡就陋、因地制宜，引入了汽油火攻、泄洪水攻。這些戰法很接地氣，讓我聯想到《三國演義》中的“水淹七軍”、“火燒赤壁”。

陳凱歌：在軍事上，我并不能算是一個專家。但不管是查閱哪一方的戰史資料都很清楚，鐵原阻擊戰難打，對方是步坦協同，300輛坦克集群開道打我們的輕步兵，我方則是因為補給線被敵人的空軍限制，大炮的炮彈運不到陣地上來，而且也沒有一輛坦克可以阻敵。這種情況下，鐵原又不能有失，63軍188師的戰士們只能挖戰壕，靠手中的步槍，頂多還有波波沙沖鋒槍這樣的蘇制武器，加上反坦克手榴彈，以及繳獲和仿制的巴祖卡火箭筒去和敵軍對抗。這個仗要怎么打？就像是片中戰前動員里，戰士們喊出的那樣：敵人是鋼多氣少,我們是鋼少氣多！這句話出典是毛主席當年對抗美援朝戰爭的講法。

所以這次對鐵原阻擊戰的展現，我最重視的戲份就是兩方的肉搏，在一些奇襲的橋段中，我們也加大了冷兵器刺刀參與作戰的比例。近身肉搏就是刺刀見紅，拿起手邊一切可用的東西消滅敵人，我不捅死你，你就打死我，戰場就是這么殘酷。當然了，像你剛才做類比的古代戰法，可以說也有化用。因為戰斗不僅是拼勇敢、拼精神，它還需要很多精準有效、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在火力和兵力懸殊于敵軍的情況下，我軍在一防和二防之間設置了“汽油陣”，包括把陣地上的彈坑注滿水限制敵坦克通行等等，靠比較巧妙的方法制勝，這也是我們對鐵原戰場感興趣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聞：近些年來，隨著一批國產戰爭片的推出，我們對于拍攝戰爭場面也已經逐步同國際接軌。在你看來這部《存亡之戰》中最難拍攝的戰爭場面是什么？

陳凱歌：談這個問題，我可以給你很多數字，整部影片涉及到的服裝加起來大約有25000套，僅志愿軍的軍服如果上秤去稱就得有5萬斤。鐵原阻擊戰是《志愿軍》三部曲中最大的拍攝場地，我們在河北天漠辟出20萬平米的地方再造戰場，拍攝時長長達3個月，不啻為也是一場“硬仗”。這需要我們全體攝制組投入極大的耐心，就像做衣服一樣，一針一線地“縫”。前景中的演員表演過關了，但后景中的群眾演員表情不到位，那就得重拍一遍。再比如說涉及到肉搏戰的戲份，一招一式都是經過設計的，被打倒后怎樣解圍？都需要具體的調度，不能隨便來。

“旗如人，人如旗”互為表里

澎湃新聞：《志愿軍》三部曲作為全景式展現抗美援朝立國之戰的系列電影，肯定會在“司令部真實”和“戰壕真實”兩個方面著墨。有了第一部的鋪陳，第二部就我個人觀感更偏重于“戰壕真實”，更偏于展現人物的精神世界和關系。我們以李默尹（辛柏青飾）和一雙兒女李想（朱一龍飾）、李曉（張子楓飾）這個家庭為例，他們貫穿了三部曲，談談你的想法。

辛柏青（左）飾演李默尹、朱一龍（右）飾演李想

陳凱歌：在劇本創作階段，我們打磨了很多稿，開了上千小時的會反復修正，終稿劇本是13萬字。我們想的就是不僅要展現氣勢恢弘的戰爭歷史，更要在細節處融入人物的個體命運，從“大”到“小”不放過任何細節。我記得在創作初期我和編劇花了10天時間座談，就聊人物設定，拆解每一個人物的經歷、訴求和人物弧光，以此表達抗美援朝不只是軍人的戰場，更是全民族的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

李默尹一家其實是個傷心的家庭。李默尹和妻子都是職業革命者，敵人發動反革命政變后，他們分別被捕。在刑場上，他僥幸死中得活，她犧牲了。等于說李想、李曉從小就沒了媽媽，而父親還要繼續革命，只能把一雙兒女送給別人寄養。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角色是缺失的，說是有血緣關系，實際上卻好似陌生人。這樣去處理和描寫，對后來他們各自的結局特別有幫助。

李默尹（辛柏青飾）同李曉（張子楓飾）在戰場相逢

新中國成立后，這家人剛在北京團聚，朝鮮戰爭就爆發了，與其說是團聚，不如說是為了分別而來。李想面對父親是有些叛逆的，他還一直想從父親口中探尋母親當年的死因。李曉雖然在父親面前是個乖乖女，但她也不知道怎么與這個“從天而降”的哥哥相處，而哥哥又是個直男，不善于表達情感。兄妹臨別時，妹妹給哥哥的水壺上別上了一朵小花，就是這么一個平凡又普通的東西，最后在戰場上變得那么珍貴，不僅是李想，所有戰士們傳遞著這朵小花，他們對未來所有的憧憬和希望都是通過這朵小花來表現。

澎湃新聞：提到中國軍人的精氣神，片中的李想、孫醒（陳飛宇飾）、楊三弟（張宥浩飾）三位戰士想請你分別點評下。李想是營教導員，除了政工干部該有鼓動士氣的一面，他的作戰風格是怎樣的？

劇照 張宥浩 (中)飾演楊三弟

陳凱歌：李想是一位非常成熟的基層指揮員。營教導員在部隊里已經是個干部了，那時的部隊講宣傳，講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人的因素第一從哪來？主要就是講的思想工作第一。在軍隊中，從連一級的指導員、營一級的教導員再到團級和團級以上的政委都是非常重要的職位。

我們把李想設定為是一個營的教導員，實際上全營的士氣人心都是由他來凝聚，凝聚在他身上的。同時他又是一名作戰高手，片頭他從西安坐火車回北京，一路上山川河流的地形全都記得清清楚楚。片中他在父親李默尹面前舞動紅旗，再到最后把紅旗插在營指揮部上方，這其實是一種呼應。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一面紅旗，紅旗就是李想本人。一面旗幟的存在不是為了被卷起來的，而是為了飄揚，旗幟上的彈洞就是戰士身上的傷口啊。旗如人、人如旗，他站在旗子下頭，他們就是合體的。

劇照 孫醒（陳飛宇飾，左）同楊三弟（張宥浩飾，右）

澎湃新聞：孫醒身上表現出了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情形，這在過往國產歷史戰爭片中是較少展現的。楊三弟在這一部的角色是戰損記錄員，這樣的身份就我個人記憶，之前也沒有出現過。

陳凱歌：沒錯，在展現戰士經歷了慘烈的戰斗后出現應激癥上，過去的戰爭片是較少觸及的一個點。但我覺得所謂戰爭片要“升級換代”指的就是這個，我們不僅要關心戰士肉體的犧牲和創傷，也應該去關心在戰爭中受創軍人們的精神世界，如此才是全面地去展現戰爭。

飾演孫醒的演員怎么樣去表現失憶癥狀態下的精神面貌？這時他的眼神應該是空洞的、呆滯的。而等他逐漸恢復后，眼神里的光芒則是堅定明朗的。前后一定要表現出這種反差，這確實是個挑戰。在上一部電影中，楊三弟也是因為親眼目睹了排長在面前犧牲，對他形成了極大的刺激。

朱亞文（左）飾吳本正，歐豪（右）飾張孝恒

我是希望在《志愿軍》三部曲中，盡量出現一些過去沒有觸及到的人物類型。包括朱亞文飾演的軍工專家吳本正，他有海外留學的經歷，知道現代戰爭是海陸空的立體戰，對于志愿軍入朝作戰，他是從懷疑到信服，再到加入，在這一部中最終也成為了一名戰士。片中吳本正和“警衛員”張恒孝（歐豪飾）是一對纏繞的關系，在對方活著的時候，他并沒有意識到這名戰士對他來講有多么重要，當戰士犧牲了，吳本正才突然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

一家人戰場喜相逢，辛柏青（中）飾演李默尹、朱一龍（右）飾演李想、張子楓（左）飾演李曉

澎湃新聞：談到演員表演，我還想再提下辛柏青飾演的李默尹，這是一位虛構的我軍一線參謀，他的獨特性在于受命深入前線學習現代化戰爭，這個設定在以往影視劇中也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辛柏青也不是第一次跟你合作了，談談他這次的表演以及在片場的帶動作用。

陳凱歌：柏青這人非常低調，他不是特別好張羅什么。他參演《志愿軍》有兩方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就是他的韌性，實際上他在劇組參與拍攝的時間最長，來的次數最多，人家一聲不言語，真的是該來就來。同時他作為老大哥，他表演上的細膩，在年輕演員面前的確起到了帶頭作用。首映禮上我在大銀幕前看他的表演，更是強烈地感受到這種魅力。

什么叫染了風霜？你看柏青的表演，在第一部中，他的眼神是絕對清澈明朗的，在第二部里，他的眼神依舊堅毅，但中間已經有了悲愴。因為到了第五次戰役，作為一線參戰的參謀，他目睹了戰士們的犧牲實在是太大了。所以柏青這一次實際上是悄然間換了一個演法，不是原來那個英氣勃發的李默尹了，而是把作為父親的一面演出來了。其實除了在戰場上的一雙兒女，所有這些年輕的戰士都可以視作他的“兒子”，他的那種關愛和不舍是絲絲縷縷透射出來的。

澎湃新聞：抗美援朝作為新中國的立國之戰，也是人民解放軍第一次面對世界上最強的敵人。談談你對戰爭中敵人一方的刻畫，有一個怎樣的原則？我注意到在《存亡之戰》中，接替麥克阿瑟的聯合國軍指揮官司令李奇微，從軍事指揮角度，他也喜歡親臨前線觀察敵情，針對我軍補給的問題，提出了“七日定律”。包括63軍對壘的敵將詹姆斯·范弗里特，他是美軍大炮制勝理論的代表人物，有個軍事名詞“范弗里特彈藥量”就出自此君。

陳凱歌：如果說英勇善戰的解放軍在國內解放戰爭期間，面對蔣軍是摧枯拉朽的話，朝鮮戰場上的志愿軍面對的敵人可以說是棋逢對手。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敵人，我們還能取得勝利，這個勝利才更顯現出它的價值。所以在《志愿軍》三部曲里對于敵方的展現，不能是臉譜化、漫畫式的，也不能把他們說的都是猥瑣不堪。

他們也是職業軍人，代表自己的國家利益來到戰場。但他們有個共同的特征便是傲慢，不管是李奇微還是范弗里特都是驕狂傲慢的。你提到的“范弗里特彈藥量”，他在上甘嶺這么一個地方，一天傾斜下30萬發炮彈，基本上把美國國內的彈藥量庫存都給打光了。查閱戰史資料，這個人物也有自己情感上的問題，他唯一的兒子作為“聯合國軍”轟炸機的飛行員，戰死在朝鮮。我們在電影中還是把他當成一個“人”來描寫，雖然篇幅不能太多。這就像是畫畫，有的地方要工筆精雕細刻，有的地方則要大而化之，稍微粗放一點，所有的點都均勻用力，那也就不是電影了。

澎湃新聞：如何定義《志愿軍》這一系列的美學風格？在《存亡之戰》中我們看到了一些關鍵的意象，一顆國內小學生寄給志愿軍的水果糖，李曉送給李想的小絨花，以及李想面壁和最后犧牲時看到的七星瓢蟲，這些意象也帶有你過往的影像風格。

陳凱歌：你提到的這些意象，我覺得首先是“表”，然后我們再說“里”。就比如說這只七星瓢蟲，它展現了我們的年輕戰士對小生命是非常熱愛的。他在面壁的時候，其實是走神了的，他看的就是這只小瓢蟲。最后犧牲前，這只小瓢蟲就變成了他自己，兩個生命是一起消失的。我們是想展現志愿軍戰士并不是僵硬刻板、毫無情趣的人，不是，他們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會注意到天地間這些小小的生命。這就是“表”與“里”之間的關系。

我覺得設計細節應該是做導演的基本功。我們都說四兩撥千斤，可能一個好的細節，瞬間就能把觀眾的情緒調動起來。在片場，不少戲都是臨場才決定要這么做的。舉例來說，吳本正和1營戰士在前線開座談會，了解我軍裝備和戰法，原定就是一本正經地講武器，拍了一天我總覺得還是有點缺陷，這太直給了，雖然也談到了戰士們的犧牲，但溫度沒有完全上去。我就說加場戲吧，大家吃點什么，現場只有那么一籃山果子。吳本正把這些果子分給大家，重點在臺詞里說的是“一人一個，大家都有份”，即便是有位戰士雙手負傷，最后喂給他，他也有份。就是要努力做到細節生動不生硬，你一生硬就沒勁了。

那面紅旗也是，最后李想把旗子插到陣地營指之上，這場戲完全是即興的。因為我覺得打到全營就剩他一個人的時候，他的表演要有那種瞬間沉思的感覺，再把電線上的塑料皮給咬掉（預備爆破同敵人同歸于盡），半天才吐出去……這些動作你細想都大有深意，這是他生命即將走向盡頭決絕的表現。他難道不想同父親、妹妹團聚嗎？但此刻就要同陣地共存亡了。

另外像孫醒也是一樣，在打完臨津江戰役之后，所有人都在身邊忙碌著打掃戰場，就他一人在那兒站著，臉上那種表情，那種空洞的感覺，你都不能想象他曾是從松骨峰上下來戰士。

歸根結底，我們對演員的表演是有要求的，這才是拍這部戲最大的難度，怎么能夠讓人物和演員從形到神合二為一。

“尊嚴，就是凜然不可犯的氣概”

澎湃新聞：過往，提到你作為導演總會帶有“學者型”“文藝”的標簽，但梳理你的作品，頭兩部《黃土地》《大閱兵》都是涉及到或者直接描寫了軍人的形象。我知道你也曾有過五年從戎的經歷，這對拍攝《志愿軍》三部曲有什么加成？比如電影中，李想從北京家中出發前，利落地打理起行軍背包、扎起綁腿，我想這些你都是有生活經歷的，能不能具體介紹下？

陳凱歌：我是1971年在云南參軍入伍，1976年復員轉業。這也是我非常值得珍視的一段人生經歷，而且我當兵的時候，軍隊的作訓體系同志愿軍入朝作戰期間相較，基本上也沒有太大的變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自革命戰爭時期留下的那些老傳統都還在。今天的部隊早已經裝備現代化了，各方面也都不大一樣，我反而沒有那么熟悉。我參軍那會還是要打綁腿、打背包，這些事我都會。

我們當年打背包通常都是在部隊緊急集合的時候，而緊急集合通常都發生在夜間——這也是我拍《存亡之戰》時為什么會提出要“文戲武拍，武戲爆拍”？因為戰爭是動態的，要給觀眾一種感覺，即使我們的戰士還沒上戰場，他也是行動的，人心是在動的，電影里每一秒的鏡頭都特別珍貴。當年我們緊急集合，你得一邊穿衣服、提褲子，一邊跑著打背包，我的紀錄是二三十秒就能把背包打好。

而且當年戰士們其實沒有枕頭，睡覺的時候枕著什么呢？我們管那叫“包袱皮兒”，里頭墊的是換洗的軍裝，睡覺的時候壓著，正好也平整了軍裝。然后旁邊就是背包帶，只要緊急集合的號聲一響，起來把這“小枕頭”擱在被子中間，三下兩下就得打好嘍。綁腿一般而言，不行軍不捆，因為勒得慌，夜里緊急集合時也并不要求打綁腿。

澎湃新聞：上世紀80年代，你憑借《黃土地》走向世界影壇，今年正好也是這部電影的四十周年。在我看來《志愿軍》的故事內核，保家衛國依然是“土地與人”的關系。在《黃土地》里出現了陜北信天游，而在《存亡之戰》中則選取了《黃河大合唱》中最具民俗風格的小調選段“河邊對口曲”——“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里？”還有那句奇襲前戰士們想到了節氣時令，脫口而出的“芒種前后，種瓜種豆”，都表現了戰士們對土地深沉的眷戀。

陳凱歌：從我拍《黃土地》到現在40年了，在我的電影里有一樣東西是一直沒改變的，就是說拍一部電影，是為什么而拍？你是真的被觸動了嗎？你真的覺得有什么東西是值得用攝影機加以表現嗎？如果沒有的話，你為什么要去拍？這是一個我反復跟自己說的事兒。大家在《志愿軍》三部曲，特別是在《存亡之戰》中，可以看到我作為導演很多的個人感情。如果沒有我個人感情的投射，這部電影的溫度就沒有那么高，一定是這樣的。

《河邊對口曲》就是民俗小調的風格，而恰恰是這種小調反而最能清晰地表現出老百姓的心之所向，就是思鄉啊。就像我當年插隊、當兵到了云南，最想的是什么？就是家鄉北京啊，沒別的。而最能夠觸動觀眾的，也是片中的志愿軍，他們身在異國他鄉，最思念的也是自己的故鄉。這也是之前劇本里沒有，現場加以發揮，增加的戲。就如同插旗子一樣，到了該插起旗子的時候。

在電影中加入這首歌其實就是一種態度，它看似溫情，背后是一種決絕和大勇：我們是不會降的。在我過往的電影里，會有這樣一種一脈相傳的東西，或者說我本人就欣賞那樣倔強不屈，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梅蘭芳》里的“十三燕”，《荊軻刺秦王》里的荊軻、趙姬，還有向秦王啐一口吐沫的趙國兒童，都是如此。什么叫尊嚴？尊嚴就是凜然不可犯的氣概。

澎湃新聞：剛才你也提到了家鄉北京，不管是《志愿軍：雄兵出擊》里國慶一周年時的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接見行業代表，還是《存亡之戰》以鴿哨中的老北京城開頭，都能看到你對北京的熟稔和熱愛。我想問的是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這一家鄉情結與這一系列電影的關系？

陳凱歌：其實李默尹一家是落在了北京的，但他們還沒有來得及熟悉這座城市，就紛紛走向了戰爭。所以我在創作上的想法，尤其是到了第二部《存亡之戰》，它是從北京開篇的，是從一片和平、祥和中開篇的——我們要展現的是極其慘烈的戰爭，但最先呈現給觀眾的是和平的景象。大家能夠看到整個城市的全貌，瓦藍的天空、寧靜的街巷，聽到那些孩子們的歡笑聲等等……可誰都沒想到這個和平很快就被打破了。

北京這個地方，我確實覺得是和平之地，在解放戰爭行將結束的時候，它是未被戰火染指之地，完整地保存了下來。而北京特有的這種鴿哨聲，實際上是和平象征。同時，我們從地理環境上說，北京的位置又很特殊，在古代它是邊關鎖鑰之地。到了明朝，要不是燕王朱棣，就不會遷都在此。他定都在這兒，實際上也是表達一種決心，就是對北部邊境以外可能侵略，持一種對峙的態度。而新中國之所以決定抗美援朝，從歷史的時空呼應上講，也有一種對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