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學巨擘C. S. 路易斯：家族對我創作的影響（二）

2019-01-26 19:5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C.S.劉易斯，英國20世紀著名的文學家，學者，杰出的批評家，公認的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基督教作者之一。他畢生研究文學、哲學、神學，尤其對中古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文學造詣尤深，堪稱為英國文學的巨擘。

《驚喜之旅：我的早年生活》是C.S.的精神自傳，一本理智性自傳，講述了路易斯尋求快樂與歡喜的精神之旅。

目前雖然幸福，但防備欠周。——彌爾頓

總體上幸福快樂，但卻有個例外。我最早的記憶，不是別的，而是一些夢魘。雖說這是那個年紀正好都有的苦惱，然而，對我來說依然怪乎乎的是，這么備受寵愛和呵護的童年，怎么經常向跟地獄不差上下的東西打開窗戶。我的噩夢有兩種，一些關乎幽靈，一些關乎昆蟲。這第二種，無與倫比地糟糕；時至今日，我寧愿遇見幽靈，也不愿碰見狼蛛。還是時至今日，幾乎還會發現，我打心底還在為自己的恐懼癥提供正當化或合理化證明。正如歐文·巴菲爾德有一次給我說的那樣，“昆蟲之惱人，是因為它們像法國機車——一切機件都露在外面”。“機件”——就是苦惱所在。其棱角分明的肢體，一頓一跳的運動，干巴巴的金屬聲，這一切都提示我，要么是機器有了生命，要么是生命退化為機械。你也可以補充說，在蜂巢和蟻穴，我們可以發現，這二者都完全實現。這正是我們中間有些人，為我們這一物種最夢寐以求的——女性統治和集體統治。在這段恐懼史里面，有件事值得記載。很晚以后，我十幾歲時，因為閱讀盧伯克的《螞蟻、蜜蜂和馬蜂》，我才對昆蟲有了短暫的真正科學興趣。別的學業很快就將它擠了出去；然而只要我的昆蟲學時期還在繼續，恐懼就幾乎完全消失，因此我傾向于認為，真正客觀的好奇心，往往有此清洗功效。

拿更質樸的一代人都會診斷出來的病因——我的嬰幼讀物里的一幅可惡插圖——來解釋我的恐懼，我擔心，精神分析師可能不會滿意。那圖上有個侏儒兒童，一種拇指湯姆，站在毒菌上。其下是一只比他大出好多的鹿角蟲，虎視眈眈。這就夠糟糕了；然而還有更糟糕的。甲殼蟲的兩角，用紙板條做成，用一個樞紐固定在紙板上。在其背面撥動一個鬼裝置，你可以使得它們像螯一樣一開一合——咔嚓咔嚓——我寫這段時，依然如在目前。母親，平素那樣明智，怎會容許這種可惡玩藝兒進入嬰兒房，真是難以理解。除非，的確（因為現在一絲懷疑掠過心頭）除非這幅圖景本身就是噩夢的產物。然而，我并不以為然。

1905年，我7歲，發生了生命中頭一個大變遷。我們搬家了。我揣測，父親事業發達，于是決定離開我生于其中的聯排別墅，給自家蓋一所更大的房子，更深入到那時的鄉村。 “新屋”（New House），我們多年一直這樣叫它，即便照現在的標準，也的確是座大房子；在一個孩子眼中，與其說像座房，還不如說是座城。就我見識所及，父親上當受騙，能力過人。這次被建筑商騙得很慘。排水系統有問題，煙囪有問題，每個房間都會漏風。然而這一切，對一個孩子都沒事。對我來說，這次搬遷的重要之處在于，生命背景變得廣闊了。新屋幾乎是我故事里的一個主角。長長的走廊，空蕩蕩的房間灑滿陽光，二樓房間闃無人聲，一個人在閣樓上折騰，儲水箱和水管隱約咕咕作響，風鉆過瓦縫嗚嗚鳴叫。我就是其產物。我也是無盡的書的產物。父親讀過的書都是買的，而且從來不清理任何一本。書房里是書，客廳里是書，衣帽間里是書，樓梯平臺的書架上是書（擺兩重），臥房里是書，閣樓上的書摞得跟我肩頭一般高。反映了父母轉瞬即逝之興趣的書籍，形形色色，有的可讀有的不可讀，有的適合兒童有的最不適合。我百無禁忌。在大雨好像無休無止下個不停的午后，我從書架上拿下一本又一本。我保準總會找到一本新鮮的書，就像一個人走進田野，總會發現新草葉一樣。搬到新屋之前，這些書在哪里，直至寫這一段，我才想起這個問題。答案，茫然無緒。

路易斯家的“新屋”：小里

就門外風景而言，房屋地點是經過精心挑選。從前門眺望，廣闊田野向下延伸，直到貝爾法斯特灣。越過海灣，則會望見連綿不絕的安特林山脈——戴維斯山、科林山、卡弗山。曾幾何時，不列顛是世界運輸公司，海灣泊滿船只；這令我們喜出望外，尤其是哥哥。晚間汽笛聲，現在依然能勾起我的全部童年。房屋背后，是比安特林山脈更蒼翠、更低矮、距離更近的霍利伍德丘陵。不過，直到很晚以后，它們才贏得我們的注意。西北方的景致，首當其沖；夏日，山后落日霞光萬丈，宿鳥歸飛。在此四周景致之中，變數悄然而至。

起初，是哥哥打點行囊，遠赴英格蘭一家寄宿學校。于是每年的大多時日，他都被移出我的生活。他假期歸來給我帶來的狂喜，我記得清清楚楚；可是別離時他身上有什么沮喪，卻一點記憶都沒有。他的新生活，沒在我倆之間造成間隙。同時，我在家繼續接受教育。母親教我法文和拉丁文，一位優秀家庭女教師，安妮·哈珀（Annie Harper），教我別的。這位溫柔而又謙遜的小女人，我那時竟當作怪物。然而就我記憶所及，那是我不義。她是個長老會教友。有一次，她在算數和抄寫之間插入的大段講解，在我記憶里，第一次把有些真實感的彼岸帶給我的心靈。不過，還有很多事情，我更想說說。在我的真實生活里——或者記憶所記載的真實生活——孤獨與日俱增。的確有很多人，我可與之交談：父母，跟我們同住、未老先衰有些耳背的祖父路易斯，女仆，有些嗜酒的老園丁。我相信，我就是個讓人受不了的話匣子。然而，孤獨幾乎總是隨時待命，有時在花園，有時在房子里。我已經學會讀和寫；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促使我寫作的，是我為之苦惱不已的極端手拙。我將這歸咎于父親遺傳給我們兄弟倆的生理缺陷。我們的大拇指，就一個關節。最上面的那個關節（離指甲最遠的那個）看得見，但是個樣子貨，無法彎曲。姑且不管原因是什么吧，反正打我一出生，老天就讓我在制作物件方面無能為力。鉛筆和鋼筆，我的手應用自如。我也能很好地打個領結。可對于工具、球拍、槍支、紐扣或酒鉆，我往往是孺子不可教也。正是這迫使我寫作。我憧憬手工制作，制作輪船，房子，機械。有多少紙板和剪刀被我糟踐，最后以無望的失敗眼淚而告終。作為救命稻草，或作為權宜之計，我被迫去寫故事；朝著我會得到認可的那種歡樂世界，做點小小的夢。比起兒童桌上曾經有過的最好的紙板城堡來，在故事中營造城堡，你更能曲盡其妙。

我很快就宣布一方閣樓歸我所有，將它弄作“書房”。墻上掛了些畫，或是自己手筆，或是剪自雜志圣誕號的彩色圖片。這里，我放上自己的鋼筆、墨水瓶、正在寫的書和畫箱。這里：

受造之物將復何求

賞心樂事予取予奪

我的第一批故事在這里寫就，展示，志得意滿。它們試圖綜合我主要的兩項文學樂趣——“著衣動物”（dressed animals）和“鎧甲騎士”（knights-in-armour）。其結果是，我寫的是老鼠騎士和兔子騎士，披掛上陣，要去追殺的也不是什么巨人，只是貓兒。然而，系列化的苗頭（the mood of the systematiser）在我身上已經很濃了；這一來頭使得特羅洛普為其巴賽特郡系列小說費盡心血。哥哥假期歸來，這時誕生的動物王國就成了一個現代動物王國。它若要成為我倆共有的國度，就不得不加上火車，輪船。這樣一來，我的故事所寫的中世紀動物王國，就必須是同一國度的早期階段；這兩個階段，當然必須接上茬。這引我從寫浪漫傳奇（romancing）走向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我著手寫一部動物王國通史。盡管這項有益工作（instructive work）的現存版本就不止一個，但我從未將其成功接續到現代；當一切事件都不得不出自史家頭腦時，數個世紀的時間都要做填充。不過在這部史書里，還是有個得意之筆。我用來填充故事的那些個騎士冒險，在這里只作約略暗示，讀者也就會警覺，它們或許“只是傳說”。不知怎地——天知道是怎地——即便在那時我就認識到，對史詩素材，史家應取批判態度。從歷史到地理，僅一步之遙。很快就有了一幅動物王國地圖——好幾張圖，大致成為一體。接著，動物王國不得不與哥哥的印度毗鄰，其結果是，將印度從真實世界的方位上拿了出來。我們將它弄成一個島嶼，其北海岸就是喜馬拉雅山；在它與動物王國中間，哥哥迅速安排了主要航線。很快就有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及地圖，地圖將我顏料盒里各種顏料，逐一用過。那個世界里我們自認為屬于自己的那些部分——動物王國和印度——漸漸住上了相應居民。

這些時日所讀之書，雖很少淡出記憶，可不是全都依然鐘愛。柯南·道爾的《奈杰爾爵士》，令我初次對“鎧甲騎士”心生神往，可我從來不愿重讀一次。現在更談不上去讀馬克·吐溫的《在亞瑟王廷的康州美國人》了。可在那時，這書是亞瑟王故事的唯一來源，我為其中體現出來的浪漫元素欣喜若狂，毫不顧忌流俗對浪漫元素的不屑。比這兩本書情況好一點的，是伊迪絲·內斯比特的三部曲：《五個孩子與一個怪物》，《鳳凰與魔毯》及《護身符的故事》。最后一本于我，厥功至偉。它讓我第一次睜眼看古代，看“過去時光幽暗的深淵”。現在讀起來，依然興致勃勃。配有大量插圖的完整版《格列佛游記》，那時是我的所愛。父親書房里差不多有一整套《笨拙周報》（Punches），我幾乎不知翻過多少遍。坦尼爾（Tenniel）筆下的俄羅斯熊、英國獅和埃及鱷魚等等，則滿足了我對“著衣動物”的激情，同時，他畫植物時的馬虎和因循，則強化了我自己的弱點。接下來就是比阿特麗克斯·波特的書，其美永駐。

顯然，這段時日——六七八歲的光景——我基本上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或者至少可以說，這些歲月里的想象經驗，在今日之我看來，比別的任何事物都重要。因而，在諾曼底度過的那個假日，也就無足掛齒了（雖然仍記憶猶新）；倘若把那個假日從過去切除，我依然是現在的我。不過，想象（imagination）一詞太過含混，我必須做幾點澄清。想象或指空想的世界（the world of reverie），白日夢，一廂情愿的幻想（wishfulfilling fantasy）。這我就太了解了。我常想象著自己，剪了一幅好圖。不過，我必須堅持，這是與發明動物王國截然不同的舉動。動物王國（Animal-Land）根本不是（這個意義上的）幻想（fantasy）。我可不是住在里面的一個人物。我是其創造者，不是獲準入境者。發明（invention）與空想（reverie）本質不同；要是有人看不出其間差別，那是因為他們對于二者，全無體驗。誰體驗過它們，誰就會理解我。在白日夢中，我將自己訓練成一個蠢蛋；而為動物王國繪制地圖編寫歷史，我將自己訓練成一個小說家。切記，是小說家，不是詩人。我所發明的世界，（對我而言）充滿了趣味、喧嚷、幽默及人物；可是，其中并無詩歌，也沒有浪漫傳奇。它甚至平庸得出奇。因而，如果我在第三種意義上使用想象一詞，這也是三義之中最高遠的一個，那么，這個發明出來的世界就不是想象的。不過，某些別的經驗卻是想象的，我現在想努力記述它們。記述這類經驗，雖然特拉赫恩和華茲華斯做得更好，可是每個人必須講述自己的故事。

首先是對一段記憶之記憶（the memory of a memory）。一個夏日，站在繁花似錦的一棵醋栗藤旁，心中突然升起了那段記憶，記起來在老屋里，一大早，哥哥帶著他的玩具花園（toy garden）來嬰兒房。這段記憶無端而來，仿佛不是幾年前的事，而是幾百年前。很難找到強有力的文字，來形容心頭掠過的感受（sensation）；彌爾頓筆下伊甸園的“無限的幸福”（全取“無限”一詞之古義），差可近之。當然，那是一絲渴欲（a sensation of desire）；可是，渴欲什么？肯定不是渴欲布滿苔蘚的餅干盒，甚至也不是渴欲昨日重現（盡管為之魂牽夢繞）。“寤寐求之”——尚不知曉我到底在渴欲什么，渴欲本身就已消逝，整個那一瞥（the whole glimpse）消失不見。世界又變得平淡無奇，或因方才停止的對憧憬之憧憬（a longing for longing）而擾攘不安。雖然只是那么一瞬間，可在某種意義上，任何別的事情與之相比，都無足輕重。

第二次瞥見（the second glimpse）則來自《松鼠納特金的故事》（Squirrel Nutkin）。僅僅來自它，雖然波特的書，我全都愛。其余的書，只是娛樂；這本書則給人當頭一棒，它是個麻煩（trouble）。它給我的麻煩，我只能形容為“秋意”（the Idea of Autumn）。說有人會迷戀一個季節，聽上去雖奇奇怪怪，可這差不多還就是實情；而且，跟從前一樣，這體驗也是一種強烈渴欲。我重回此書，不是為滿足渴欲（這不可能——一個人如何能坐擁秋天？），而是喚醒它。在這體驗中，也有著同樣的驚奇（surprise），同樣感到其重要無法估量。它跟普通生活甚至普通快樂，大不一樣；恰如人們可能會說的那樣，是“另一維度”的某種東西。

《泰格納爾哀歌》之譯者朗費羅

第三次瞥見（the third glimpse）來自詩歌。我曾對朗費羅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angfellow，1807—1882），美國19世紀最著名的詩人。的《歐拉夫王》（Saga of King Olaf）情有獨鐘：鐘情其娓娓道來，深入淺出，鐘情其音調鏗鏘。也就在那時——跟這些樂趣頗不相同，有點像遠樓上的歌聲——偶爾閑翻此書，發現了《泰格納爾哀歌》的無韻譯文，其中寫道：

我聽見一個聲音在叫喊，

“漂亮的巴爾德爾

死了，死了——”

我對巴爾德爾一無所知；可是瞬時間，我被提升到遼闊的北方天空，我在欲求著某種無可名狀的東西（除了說它冰冷、廣闊、嚴酷、蒼白、遼遠外）。這欲求之強，幾近成病。接著，一如別的時候，我發覺自己在同時既放棄這一渴欲卻又期望重回其中。

讀者諸君若在這三樁軼事里找不到絲毫興趣，大可不必再讀本書，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我生命的核心故事不是別的。至于仍打算往下讀的讀者，我只會重申一下這三種體驗的共同品質：它關乎一種未滿足的渴欲（unsatisfied desire），這一渴欲本身比任何別的滿足更為可欲（desirable）。我稱之為悅慕（joy）。這是個專門術語（a technical term），必須與幸福（Happiness）與快樂（Pleasure）明確區分開來。（我所說的）悅慕，與幸福及快樂二者之共通之處，其實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任何人只要體驗過它，就還想再體驗一次。除了這一事實，就悅慕之品質而論，幾乎最好稱之為某一特定種類的不幸或悲傷（a particular kind of unhappiness or grief）。可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拿不準，任何人嘗過悅慕滋味，假如悅慕與快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會不會用塵世的一切快樂來換取它。只不過，悅慕從未在我們的掌控之中，而快樂往往則是。

我一點都拿不準，方才所談之事，到底是發生在我現在必須去談的巨大變故之前還是之后。一天晚上，我病了，因頭疼和牙疼而啼哭，為母親沒來看我而傷心。那是因為她也病了；而且奇怪的是，她房間里有許多醫生，人聲嘈雜，出出進進，房門開了又閉閉了又開。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接著，父親來到我的房間，滿臉淚痕，想向我受驚的心靈傳遞從未想過的事情。母親患的絕癥，絕癥自行其道；手術（那時手術就在病人房間里做），康復跡象，病魔卷土重來，病痛變本加厲，死亡。父親從這場變故中，從未完全回過神來。

跟長輩相比，孩子們所受折磨一點不輕（我想），只是不一樣而已。對于我們這兩個孩子，母親辭世之前，其實就有了喪親之痛。當她慢慢退出我們的生活，落入護士和嗎啡之手，神志不清，當我們變得像個外人，變得礙手礙腳，當房子里充滿了怪味、喧嚷和不祥的悄悄話時，我們就漸漸失去了她。這就有了兩個進一步的結果，其一特別的惡，其一特別的善。它讓我們既與父親分隔，又與母親分隔。常言道，共同悲傷會讓人更加親近；當共此悲傷的人年齡懸隔之時，我則很難相信，它常會有此果效。假如我可以信賴自己的親身經歷，那么，眼見大人們的悲苦及恐懼，在孩子們心里的效果就只是嚇呆（paralysing）和疏遠（alienating）。這或許是我們的錯。假如我們這兩個孩子再乖一些，那時，我們或許能減輕父親所受的折磨。我們當然沒有這樣。他的神經從來就不是最堅強的那種，他的情感總是失去控制。焦慮之下，他脾氣反復無常；說話粗野，行事不公。因而，由于命運出奇地殘酷，這幾個月里，這個不幸的男人，要是他知道的話，其實不只失去妻子，而且失去了兒子。我們弟兄二人，為使生活差可忍受，越來越相依為命，越來越排外；我們只信賴彼此。我料想，我們（或者說我無論如何）當時已學會跟他撒謊。曾經使得這座房屋成其為家的每樣東西，都光景不再；除了我們彼此。我們一天天地愈加親密（這是其善果）——在冰冷的世界，兩個嚇壞了的刺猬依偎在一起，彼此取暖。

童年之悲傷，因別的苦痛（miseries）而變得復雜。那時，我被領到臥室，母親躺在那里，死了；他們說，讓我“去看她”，而我即刻認識到，實際上是“去看它”。大人們稱之為“失形”（disfigurement）的東西，母親沒有。可是，死亡本身就是整個失形。時至今日，我還是不知道，當人們口稱遺體美麗，是什么意思。相比于最可愛的死者，最丑陋的生者也是個美麗天使。至于棺木、鮮花、靈車、葬禮，接下來的這些全部行頭，我的反應只是反感（horror）。我甚至給一位舅媽，大講一通喪服之荒唐。那說話神氣，在絕大多數大人看來，既全無心肝又少年老成。要知道，那可是我們親愛的安妮舅媽呀，舅舅的加拿大妻室，幾乎和母親本人一樣通情達理，一樣陽光。從那時起，我就對葬禮之小題大做（fuss）和循規蹈矩（flummery）感到厭惡。由此厭惡入手，或許會追溯至我身上的某樣東西——雖然我現在會認為它是缺陷，但卻從未完全克服。這就是反感一切公眾行為，反感一切集體事務，對儀式的土包子式抵觸。

一些人（但不是我）會以為，母親辭世是個機緣，誘發了我的首次宗教經驗。就在宣布她的病情無望之時，我記起了我曾被教導說，誠心禱告會得應允。于是，我靠意志力，讓自己樹立牢固信念：為母親康復禱告會如愿以償；如我所想，牢固信念是樹立了。當她還是離我而去之時，我就換個陣地，力圖使自己相信會有神跡。有趣的是，除了失望本身，我的失望再沒產生任何結果。神跡并未發生。不過，不管用的事情，我已經習慣了，于是就再沒多想過它。現在想來，真相就在于，我當時自以為有的那個信念，本身太過非宗教（irreligious），因而不會產生任何宗教革命（religious revolution）。我接近神或我對神的觀念，沒有愛，沒有敬畏，甚至沒有懼怕。在我心中的神跡畫面里，祂之出現，既非救世主，也非審判者，而只是一個魔法師；我想，當祂做了我祈求于祂的事，祂就會——這么說吧，利利索索走人。我從未想過，我懇請的這種非同一般的接觸（tremendous contact），其后果，可不止是恢復原樣。我想，這種“信仰”常常誕生在兒童身上，其失望在宗教上無足輕重；那些所信的事情，即便如兒童所構想的那樣，如愿以償，這些事也沒有宗教份量。

隨著母親離世，一切現成的幸福（settled happiness），一切平靜又可靠的東西，都從我生活中消失了。生活中還會有許多歡笑，許多快樂，還有悅慕的多次刺痛（many stabs of Joy）；卻再也沒了以前的安全感。生活如今成了海洋和島嶼，大陸已像亞特蘭蒂斯一樣沉沒了。

(本文選自《驚喜之旅》，C. S. 路易斯著鄧軍海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