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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典思想中的德性與強力:第三屆全國古典學與經學年度會議綜述

邵楠、王鎧、鄧連沖、孫亮鑫、段奕如、徐若晗、陳芽芽
2024-10-01 11:31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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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1日至22日,由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和《哲學研究》編輯部共同舉辦的“第三屆全國古典學與經學年度會議”在杭州成功召開。本屆論壇以“中西古典思想中的德性與強力”為主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東南大學、西南大學、華中師范大學、重慶大學等多所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七十余名專家學者,圍繞“德性與強力之爭”“王道與霸道”“強力與正義”“中西古典德性互鑒”“德治與法治”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

古典學、經學與文明根基

會議開幕式由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馬一浮書院副院長林志猛主持,浙江大學副校長周江洪,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院長楊國榮,浙江大學哲學學院黨委書記李恒威分別致辭。林志猛教授首先熱烈歡迎所有參會嘉賓,他指出,古典學日益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展現出其時代價值和思想活力。此次會議希望更好地探究古典學與現代世界、古典學與文明互鑒之間的密切關聯,以匯通中西古典文明,更深入地理解當下和展望未來。

周江洪校長致辭(本文圖片由郭鵬輝、邵楠所攝)

中西古典文明的研究與互鑒是古典學研究的應有之義。浙江大學副校長周江洪教授在致辭中表示,此次會議從中西古典學與經學的視角出發,深入探討德性與強力之間的關系和豐富內涵,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西文明包含的價值觀、世界觀,更恰當地把握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周校長指出,中西傳統文明、價值和德性觀念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對于宇宙、政制、禮法、德性、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理解高度契合。中西傳統文明都蘊含著全人類共同價值,探究中西文明如何交流互鑒和作為思想源頭的共通之處,有益于推進中西價值融合,更好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展現中西古代思想家在永恒的人世問題上相近的深刻見解,可重新認識并深入思考中西文明的精神源頭,更好地理解中西方在政治、法律、宗教、倫理、發展觀上的異同,構建起全人類共同價值,以應對現代的各種沖突和危機。

楊國榮院長致辭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院長楊國榮在致辭中指出,古典學原本是西方特有的學術形態,但中國傳統學說,尤其是經學,在內容和治學方式等方面與古典學確有相通之處。在古典學日益受關注的背景下,我們更應該分析和考察經學的現代形態與古典學的關系。德性在中西方一直是備受關注的主題,在早期中西經典文獻中,德性往往被看作對事物的正面規定,具有更廣闊的形而上意義。此后,德性逐漸作為好的品格,與人的道德行為相關聯。傳統經典中的人物身上所被賦予的品格,慢慢變成普遍所認為的德性,而德性的內在特點,在歷史中進一步外化為普遍規范。在此意義上,與當今的一般理解不同,德性與規范并非呈現為分化形態。楊院長認為,本次會議對上述問題均有涉及,有助于推進中西古典學研究。

李恒威書記致辭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黨委書記李恒威教授在致辭中表示,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在古典學與經學領域擁有深厚的歷史積淀和獨特的學術優勢。古典學與經學作為人文科學的重要領域,一直以來都以探究人類思想的歷史與啟示思想的未來為重要使命。德性與強力、王道與霸道等議題,不僅是中西古典思想中的核心話題,也是當今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通過深入研究和交流,能夠更好地理解不同文明的價值觀和發展道路,促進文化多樣性和包容性的發展,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和尊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同時,古典學和經學的研究還可以提供解決當代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古典德性與強力之爭

張文江教授作主題報告

同濟大學張文江教授首先報告《八卦、結繩和書契:文明起源與符號創設》。在傳世文獻中,中華文明的制高點概括于《周易·系辭下》第二章。張教授梳理了八卦、結繩和書契之間的聯系,重點關注此章中兩處提到“結繩”時,表述上的不一致,深入探尋其制作本源。張教授指出,《系辭下》對“結繩”表述的不一致導致了《莊子·胠篋》和《白虎通》這兩種不同理解系統。根據多個文本和諸學說可以確認,八卦發明于結繩之后,此后又發明了文字。結繩可看成契約或記賬系統,由此形成了各種社會關系,并形成規范乃至禮法。由此觀之,政治社會從“結繩”建立聯系,引申出八卦和文字,并形成觀念之網和組織結構。“結繩”作為八卦和文字產生前的準符號,產生于人類合作,在加強人與人的聯系中,促進社會的發展。華夏文明在持續地符號化過程中,醞釀、積奠、演變與進化,與世界交流并不斷發展。

江暢教授作主題報告

華中師范大學江暢教授以“從政治哲學看王道和霸道問題”為題作報告。江教授指出,王道和霸道是中國政治哲學重點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王道和霸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統治術,而是基于對政治與天道關系的不同理解所選擇的兩種不同的政治價值取向,由此也形成不同的政治格局。王道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治理之道,追求德化社會的完美秩序;霸道是王道無力之時的治世之道,追求強權政治的以暴制暴。前者“以德服人”,是德治、道義之治;后者“以力服人”,是力治、暴虐之治。總體上看,主張王道是中國政治和政治哲學的顯著特色。在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逐漸摒棄了歷史上的霸道觀念,并對王道理論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孫向晨教授作主題報告

復旦大學孫向晨教授報告主題為“孝何以比肩四樞德、三圣德”。孫教授通過溯源中西德性概念指出,孝作為一種古典德性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具有基礎性地位。在古希臘文化傳統中,“四樞德”確保希臘城邦的建立和運行;在基督教文化傳統的“三圣德”勾連人神關系,由此確立起西方文化傳統的根基性德性系統。孫教授結合中國文化傳統的生存論脈絡指出,“孝”不僅與歷史說法和制度設計相關,更反映了“生生”的形而上預設和對存在的連續性的重視。“孝”的構字法中反映的人類生存基本結構中不同世代間的結合,正是中國文化傳統源遠流長的基礎所在。在此基礎上,“孝”構成中國文化傳統整個德性系統的基礎。“孝”和“四樞德”“三圣德”作為不同文化傳統下的不同德性系統,反映的都是各自最為看重的生存論關聯。在此意義上,“孝”作為樞紐德性可與“四樞德”與“三圣德”比肩。

崔延強教授發言

中希文明互鑒中心中方主任、西南大學教授崔延強作了題為“懷疑論的生活何以可能?”的報告。他首先區分西方哲學史上兩種懷疑論傳統,隨后從古典形態懷疑論的三個關鍵特征出發指出,懷疑論不僅是一種心智批判的規訓方式,更是一種試圖通過這種去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活動而每每保持存疑、達致寧靜的生活方式。懷疑是一種治療術,它通過祛除附加在人們心靈上的虛幻觀念,切斷知識與幸福的“天然”聯系,給人們例示一種無獨信念煩擾的生活何以可能。它是一種解構性的、非體系化的哲學,不預設任何自己的觀點。它是生活世界的經驗、常識、習慣和傳統的守護者,表達出一種明顯的自然主義傾向。

林志猛教授作報告

浙江大學林志猛教授報告題為“西方古今哲學中的自然、正義與強力”。林教授通過檢審西方古今自然觀的內涵及限度指出,古典思想中對自然、禮法、正義和強力的不同理解,深刻影響了西方近現代哲人對自然狀態和人性的構想。自然哲人基于物質元素探討“本原”和“自然”,智術師則將自然與禮法、正義對立,認為禮法源于人為約定和外在強制。霍布斯等近代哲人繼承自然哲人和智術師的思想,以不同方式闡述自然狀態、欲望和人性,進而形成各自的契約論、自然權利觀及政制設計。但也導致權利與義務分離、德性與權利對立,造成過度娛樂化、技術主義和政治極化。中西古典自然思想皆注重德位相配,用德統攝“權”和“利”,在求索仁德和大義中充盈身心并獲得內在自由。

中國人民大學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彭磊做了題為“色諾芬論蘇格拉底的美德”的報告。色諾芬將節制作為一種非常低的美德,故而蘇格拉底的美德不應只是節制。蘇格拉底的快樂來自愛智慧,但卻因愛智慧太難而教導人自制,自制才是政治人最迫切的任務。蘇格拉底對自制的最高贊美是將之與愛智慧關聯。色諾芬區分節制和自制,認為節制與智慧。他認為,蘇格拉底并不區分節制和智慧,所以節制比自制更為高貴。節制和智慧的統一意味著知識和行為的統一。自制只是蘇格拉底的外在行為特征,智慧和節制則是最內在的美德。

柏拉圖的德性與強力

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編輯部劉未沫主持了柏拉圖分會場的討論,指出柏拉圖對德性與強力、正義與不義之間復雜關系的思考,為審視現實處境和個體內在秩序提供重要啟示。

劉未沫主持會議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黃俊松的報告《柏拉圖論德性與權力》處理的是城邦中四種德性的問題。第一個層面處理德性和強力之間的關系,他指出兩個要點:首先,《理想國》卷四中的四主德是政治性的德性;其次,德性和權利的結合是偶然的。作為政治德性的智慧不是技術性的知識,而是對城邦整體的關注,因而是一種哲學的知識。這里對政治德性的關注不同于中國傳統的“獨善其身”,體現了政治德性和個人德性之間的張力。雖然這兩者之間存在異質同構,但是文本的細節會表現出其中的區別和通往其他對話的道路。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羅曉穎做了《德性何以掌控強力:以〈理想國〉中蘇格拉底的若干論辯為例》的報告。首先討論了強者正義的現實性和普遍性,接著引入了《理想國》開篇部分中蘇格拉底對強者正義的駁斥。為了應對哲學在現實中的無力,蘇格拉底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哲人王”。哲人王作為人的自然天性最優異的典范,通過立法融合智慧和強力。對哲人王制度的信心來自對智慧的信心。最后,羅教授給出了對哲人王的更完整定義:他們在知識、經驗、德性三個層面都應該是最優秀的。

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肖有志作了《蘇格拉底與珀勒馬科斯》的報告。他指出,德性問題作為人間事務,具有明確的人物指向性。《理想國》中討論正義問題會表現為其中某些人物對于正義的看法,或他們所具備的正義德性。柏拉圖對話中往往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蘇格拉底的對話者(特別是年輕人們)發生了什么變化。但人物內心變化與不變的東西都難以察覺甚或辨析,只有通過分析對話中人物的言辭和思想才能有所發現。肖教授以《理想國》中珀勒馬科斯這一人物為例,將言辭與人的德性相關聯,通過細致的翻譯與義疏,展示珀勒馬科斯的理智德性的變化。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武小西作了題為《無關性謬誤?靈魂德性與城邦戰爭之間》的報告,她以美國學者大衛·薩克斯在六十年代提出的《理想國》論證面臨的無關性謬誤為討論起點,指出學界中很多學者的回應都集中于兩種正義是否能構成相互包含的充要條件關系。而克莉絲汀·科斯嘉德則在運用柏拉圖的靈魂理論建構一種規范的能動性理論時,富有洞見地提出了思考這個問題的另一種思路:通過靈魂-城邦的類比,考察柏拉圖如何論述城邦間關系,再將這個論述投射回靈魂層面。武教授基于這一思路,將柏拉圖對戰爭的詳細論述投射回靈魂層面,考察城邦間戰爭對靈魂德性的構成作用。

浙江工商大學哲學系講師陳鄭雙的報告題為“道德義憤與成為僭主的欲望——關于《理想國》部分主題的思考”。陳鄭雙老師分析指出,在《理想國》中僭主及其政制是完全被否定的,不可能教年輕人去做一個好僭主,如果出現將一個年輕的僭主教育好的機會,更需要慎重地選擇。道德義憤及其所激發的政治熱情會讓人們對自己靈魂內部的事物失去真實的認識和判斷。文中蘇格拉底索要做的就是,引導年輕人充分表達自己的欲望與思考,以凈化其道德義憤,協助他們抵御成為僭主的沖動。

重慶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何祥迪在《倫理學作為柏拉圖哲學的核心》的報告中,通過分析對柏拉圖著作和柏拉圖研究史的考察以及古今政制和政治思想的差異指出,柏拉圖哲學的核心不是相論和政治學,而是倫理學。柏拉圖的相論(形而上學)和政治學都是以倫理學為基礎和旨歸,因此相論和政治學是理解柏拉圖倫理學的背景。柏拉圖倫理學是個體靈魂學,以追求德性和幸福為人生目標,不能期望從中發展出普遍的行為規則或現實善政,否則會造成生活和哲學的雙重災難。同時,由于柏拉圖對話錄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柏拉圖的倫理學研究需要持統一和整體立場,充分考慮柏拉圖對話錄的戲劇要素,圓融其中的各種離題、沖突和矛盾。

陜西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張波波報告為《作為一種情感的快樂——柏拉圖〈法義〉中的道德心理學探微》,探討快樂在《法義》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他指出,相比在《高爾吉亞》與《菲麗布》中將快樂視為一種過程,柏拉圖在《法律》中將“快樂作為一種情感”來進行理解。張教授通過對《法義》卷一中靈魂與木偶這一著名類比的考察指出,柏拉圖強調人類個體內在的諸心理力量之間存在微妙的平衡關系。在《法義》中,欲望既非靈魂的一個獨立部分,也不是由理性來平息或根除的。因此,即便是有德性的靈魂,也并非處于永久和諧的狀態,需要持續的教育性矯正,通過不斷的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復達到人類靈魂的穩定性。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王鎧報告的是《從“死比生好”到“禁止自殺”:柏拉圖〈斐多〉中的死亡觀》。“死比生好”的哲學基礎在于既將死亡視為靈魂與身體的分離,又將其轉換為致力于靈魂自我實現的哲學活動,從而淡化了死亡之于人的現實要素。在身體與靈魂的互動關系中,自殺對追求智慧具有一定的消極意義,“死比生好”的哲學化無法內在地否定自殺。王博士認為,“人是神的所有物”的“自殺禁令”首先從神的維度引導以刻貝斯為代表的愛智者的血氣,延生出對神和理性統治的不同理解,最終實現“自殺禁令”在文本中的“神學—哲學”轉向。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孫亮鑫的報告為《從理想語言到日常語言:柏拉圖〈克拉底魯〉中的摹仿論》,考察了語言如何作為原型的影像發揮功能。與當代主流觀點不同,孫博士認為柏拉圖提出了一種承認約定作用的自然主義,并成功調和了自然與約定的矛盾。這種自然主義通過影像與原型之間的摹仿關系,揭示了語言的雙重本性。蘇格拉底通過強調語言的正確指稱功能,限制了約定在語言從影像轉向符號過程中的作用。柏拉圖的摹仿論旨在反駁前蘇格拉底智術師的流變學說,區分智術師的詭辯與追求知識的正確言辭,捍衛語言與知識的可能性。

文明演化與互鑒中的經典詮釋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陳赟作了題為“價值多元·意義平行·道通為一:《齊物論》與天下秩序”的報告。他指出,《齊物論》是《莊子》最具哲學性的文本,關注秩序的構建,提出了兼具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的思考范式。首先,“齊物”強調萬物的差異與共生,通過“以天為根據”建立秩序。這是一種“不齊之齊”,強調事物的多樣性與和諧共存,而非強制統一。其次,“齊論”通過“以圣人為尺度”協調不同學說的沖突。圣人能夠超越各家爭論,安頓多元價值觀,使不同的思想在共存中保持秩序。最后,陳教授強調《齊物論》的核心是“以道觀之”,它為多元價值的共生提供了基礎。在當代社會,這一思想啟示我們如何在差異中保持共識,構建穩定的秩序,為現代社會提供了深刻的哲學借鑒。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虞萬里的報告題為“再論《春秋左氏》經傳合成過程”。虞萬里教授認為,經傳合一是儒家經典形成史上的重要轉折,涉及文本內容、訓釋歧異及篇章結構變化,從而引發史實的不同解讀。他基于對先秦至兩漢儒家經典的傳注、章句和說解的形態的長期研究,詳細考察了經傳合一的演變過程,發現《管子》是最早的例證,其后《墨子》《韓非子》等作品也有類似發展。他認為,《春秋》與《左傳》的合一過程并非始于司馬遷之前,而應是經過劉歆、賈逵等人的努力,最終由杜預完成的。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關長龍在其題為“‘意’字本義及其所指場域研究——從《大學》‘誠意’說起”的報告中,深入探討了《大學》中“誠意”作為儒家道德工夫論核心環節的解讀問題。關老師指出,歷代對“誠意”的理解存在諸多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對“意”字本義及其所指的生命存在形態缺乏共識。通過考察“意”字的本義,關老師認為其指代的是寄寓于主體生命中的終極本體,即“心之識記”。從終極本體生生成人的動態場閾來看,本體在陰靜狀態下凝聚為性體,而性體的發動功能即為“誠”,其所發的介質則為“意”;而本體在陽動狀態下,自在于生命形態的為心體,心體的發動功能為“思”,其所發的介質為“情”。當主體生命的主宰因“誠”而貫通心性時,便達到了成仁成德的境界。

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谷繼明作了題為“內外與本跡——南北朝玄學、佛學論爭中的文明論”的報告。佛教傳入中國后,因其異質文化特性,遭遇了不少質疑。因此,僧人借用中國固有的理論資源,尤其是魏晉玄學的“方內/方外”視域及跡本融合理論為之辯護。“方內方外”之說與跡本論密切相關,多元平等的“一本多跡論”一度使佛教與儒道并列,但同時也面臨理論挑戰,故而僧人強調“跡有圓偏論”。這些辯護推動了傳統政治哲學的轉變,承認王權的暫存性,強調僧團的獨立性,形成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學說。

中央美術學院講師朱贏的報告為《兩周之際的帝王史敘事反思》,重點探討了周攜王在古代歷史敘事中的位置。她指出,清華簡《系年》的出土為攜王提供了新的歷史視角,以重新審視司馬遷等史家的用意。《史記》《竹書紀年》和《清華簡·系年》的記載分歧反映了不同史書對王權正當性的立場差異,揭示了平王繼位背后的政治斗爭和史官的敘事意圖。

重慶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田探的報告為《儒家義利觀的“道”論意蘊》。田老師主要探討了儒家義利觀的內在結構及其基礎上的道義論。他指出,儒家義利觀融合了功利主義和道義論,以保障民眾生存權利為最高價值目標。在不同問題領域,儒家義利觀采取了多樣化的處理方式,體現了“道”的“理一分殊”原理,有效避免了義與利的對立。他強調,儒家道義追求秩序而不否定革命,尋求人類社會的安寧和諧而不反對變革與發展。這一觀念是在把握人類社會的終極理想和根本規律的基礎上形成的,體現對人間各種利益關系的區別處理的實踐智慧。

亞里士多德的德治與力治

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王江濤報告的是《亞里士多德論美與德性》。他指出,亞里士多德將美和正義作為《尼各馬可倫理學》的主題,但排在正義之前的美似乎并不具有與正義對等的地位。他論述了當代研究“美”的意涵的三種研究進路,進而討論了美與善的關系。亞里士多德從美善分離到美善統一的論述在“大度”這個道德德性的頂峰上戛然而止,而當論及道德德性的另一頂峰“正義”時,美善統一已不構成分析正義的基本線索,對美的關注已讓位于對必然的關注。美善統一的真正實現可能是在亞里士多德對友愛的討論之中。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樊黎報告了《快樂、哲學與沉思——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一個比較》。他對比分析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快樂學說指出,柏拉圖的虛假快樂并不對應亞里士多德的偶性快樂,且兩種快樂都不局限于身體欲望的滿足;柏拉圖的真實快樂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仍然是偶性快樂,而亞里士多德的本質快樂目前無法確定在柏拉圖那里是否有對應之物,至少沉思在柏拉圖那里并不帶來快樂。二者快樂學說的差異指向兩位哲人在基本世界觀層面的深刻差異,直接導致他們對人性最高可能性的不同理解。亞里士多德對沉思和哲學的區分意味著亞氏的沉思生活在本質上不同于柏拉圖的哲學生活:哲學終究只是追求智慧的運動,而沉思已然脫離這個運動的世界。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裴延宇在其題為《亞里士多德論高貴及其與德性的關系》的報告中,探討了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高貴”(καλ?ν)這一重要主題。裴老師指出,καλ?ν的含義、譯名及其在倫理學中的地位,成為現代學者爭論的焦點之一。他首先分析了καλ?ν在亞里士多德思想體系中的三種基本形式,接著進一步闡述了這些形式與德性之間的關系及其在倫理學中的重要性。裴老師認為,καλ?ν作為基本的倫理學概念,其根本意義在于代表一種因其自身值得選擇和稱贊的善,體現了善的必然顯現,標志著美與善的合一。由此不僅揭示出καλ?ν的多維內涵,也為理解亞里士多德倫理學提供了新的視角。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助理研究員張霄的報告為《統治應憑借強力抑或德性?——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的奴隸問題》,闡述了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卷一與卷七中的奴隸問題。兩卷雖然都涉及奴隸問題,但討論的對象與目的存在差異。卷一主要探討主奴統治關系,爭論強力與德性何者能作為統治依據。亞里士多德批評了希臘城邦流行的觀念,認為其未能正確理解德性與靈魂的關系,并借助“自然奴隸”概念,質疑由強力與習俗維系的奴隸制度。卷七則強調生活與好生活之間的張力,即便是最佳政體,也不能以強力作為其統治的根基。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對奴隸制度的批判,也為理解其政治哲學提供深刻視角。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鄧連沖在題為“亞里士多德持有‘神圣幸福論’嗎?——努斯與幸福概念的劃界問題”的報告中,考察了亞里士多德對最佳幸福的定義,即“靈魂合乎努斯的實現活動”。他指出,部分學者將努斯解釋為超出人性界限的神圣之物,從而導向“神圣幸福論”,即認為只有神才能擁有嚴格意義上的幸福。然而,基于對《論靈魂》等文本中努斯分離問題的分析,我們沒有絕對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努斯分離于身體”的觀點。相反,亞里士多德哲學體系中存在核心論據斷定“努斯不分離于身體”。由此看來,努斯并不等同于神圣之物,建基于努斯之上的最佳幸福概念也并未超出人的視域,而是融入于人的生活操持與行動之中。

詩經學與禮法之治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明珠做了題為“漢代今古文經學中的宇宙論視野與王道政治理想——以《關雎》闡釋為中心”的報告。不同于現代西方科學將科學、人事二分的做法,中國傳統將從男女到夫婦的過程視為從自然到人事。《關雎》一詩描繪的是人性之常、人倫之本。漢代經學認為《關雎》表現出自然與人事、人倫與禮法的緊密關聯,在王道政治層面為情愛與禮法問題提供了合于天地的神圣秩序。陳老師從多個角度澄清了漢代經解。她指出,兩漢經學強調“用詩”,對《關雎》的漢代經解隱含王道思想,對現實政治而言有深刻的參考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馮慶做了題為“詩經學的文學轉向及其現代意蘊”的報告。他承接人大國學院吳寒《詩經學的現代轉型:從1901到1931》一書,關注經學轉型為文學的問題,在期待以常人為主體的現代詩能發展出教化功能的同時,重思詩經學的豐富內涵。他認為現代延續了古典詩經學背后的自然-政治哲學,詩經學的古今迭變并不是斷裂而是貫通。文章學與經學作為中國文學學科前身,存在內部關聯。經學的轉型是歷史的必然,亦有折衷的可能。經學文學并非古今對立,現代文藝亦承載早期經學思維結構。

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金方廷做題為“試論成文禮典對早期禮辭規約化的影響和推動”的報告。她聚焦禮辭的成文化問題,以先秦婚禮中的昏辭作為案例,考察禮辭的成文化對儀式語言的影響。成文禮辭使禮辭更具社會規約性和規范性。昏辭表現出禮典成文對禮辭規化的作用。部分昏辭的記載只存在于母誡女辭中,表明在古代的婚禮實踐中,女子的母親或在婚禮儀式中比父親承擔更多職責。昏辭的言語慣例亦呈現出階級之別,表明其具有規約化傾向。

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褚葉兒做了題為“禪代敘事下的景初祭天禮”的報告。她提出,景初元年制定的祭天禮具有自洽的邏輯,雖吸收鄭玄禮學,但不完全以鄭玄為中心。魏明帝在接受鄭學祭祀結構時,未接受鄭玄祭天禮的感生說,而是通過王者個人的功德和祥瑞所體現的天命為王朝提供正當性。這一思想根源于漢魏的禪代說。褚老師認為,此種做法使天子之家與天之間出現斷裂,再次顯現出家與天下的張力。

古典詩學中的德性教化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吳雅凌在《夜行與對話術:從柏拉圖讀〈獻給赫耳墨斯的荷馬頌詩〉》中,以柏拉圖閱讀荷馬的方式,研讀《獻給赫耳墨斯的荷馬頌詩》。吳雅凌認為,全詩的謀篇呈相當嚴密的三分結構,赫耳墨斯與阿波羅的對峙處于全詩的核心位置,赫耳墨斯夜間偷盜、制琴、公開施展對話術,表現出交流和溝通的高超技藝。柏拉圖對話中的靈魂神話無不與赫耳墨斯相連。從赫耳墨斯到愛若斯,從奧德修斯到蘇格拉底,有一條神話詩和柏拉圖哲學的交叉小路若隱若現。

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羅峰在《歐里庇得斯〈赫卡柏〉中的奴役與自由》中的報告中指出,歐里庇得斯《赫卡柏》呈現出特洛亞女子落入奴役后的三種不同應對方式,對奴役與自由展開思考。特洛亞女子組成的歌隊認為,奴役與自由相對,而珀呂克塞娜將奴役視為不可忍受的恥辱,為追求自由選擇勇敢赴死,卻無意中配合敵人完成了一場完美的獻祭。赫卡柏應對奴役的方式構成珀呂克塞娜的有力對照,也顯示出真正的政治成熟:正義而非自由本身,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德性。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段奕如在《肅劇面具與新式美德:透過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中表示,歐里庇得斯以肅劇為媒介傳達全新智識取向,以《美狄亞》為例,戲劇的表面情節為美狄亞血氣式的復仇,她呈現出勇敢、捍衛榮譽等傳統戰爭美德。但這是肅劇面具,她復仇的內在動因是欲望,復仇行動是欲望與自然知識結合的結果。美狄亞殘酷殺子,導致戲劇表面的傳統戰爭美德被消解,而她憑知識與欲望成功復仇、逃脫懲罰的結局,抬出欲望與知識結合的新式美德。

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生賈夢琦在《悲劇與雅典瘟疫:歐里庇得斯〈希波呂托斯〉中的愛欲與修辭》中指出,歐里庇得斯的《希波呂托斯》中反思了雅典人遭遇的社會和精神危機,詩人反復利用“潔凈”“污染”“病”和“藥”等詞匯和隱喻,與雅典現實世界相關聯,反映伯利克勒斯在“葬禮演說”中將愛欲塑造為公共德性的失敗。劇中不同角色依據各自愛欲所塑造的價值體系彼此沖突,造成正義秩序的崩潰。詩人有意利用道德術語的含混多義,揭示了愛欲與修辭的破壞性力量。

禮樂教化與易經之德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張清江的報告題為“神道與教化——以朱熹的理解為中心”,闡述孔子及早期儒家經典中“神道設教”與禮樂實踐的關系。禮樂實踐并非基于世俗政治或倫理道德的外在要求,而是人類對天道要求的內發性回應。朱熹認為,“神道”是圣人設教的根源和基礎,而非其手段或方式。朱熹從理氣論的角度論證鬼神在祭祀中的“真實無妄”,哲學性地解釋祭祀禮制的自然正當性,為“神道設教”的說法奠定堅實基礎。現代分析常將禮樂視為人類對自身經驗的神圣化,易基于現代人的預設而忽視古代禮樂實踐者的信仰與體驗。朱熹認為,禮樂不是世俗目標下的人為構建,而是根植對天道的終極信仰,禮樂的教化功能是信仰的必然結果而非發生根源。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陶磊在其題為“德性、政制與強力:以權力為中心的結構性思考”的報告中,考察了古代中國權力現象與西方的比較,分析德性內涵、政制形式與正當強力之間的結構性對應關系。陶教授指出,古代中國文明德性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形成“強社會弱國家”的個體屬天靈魂的德性;另一種是形成“強國家弱社會”的回應群體屬地靈魂的公平訴求的國家之德。前者的政制以君臣合作為基礎,后者以法為基礎。兩種模式中的強力配置方式不同:前者允許社會使用強力,后者將強力完全收歸國家。進入傳統中國,由于認知能力的限制,兩種權力正當性的理解無法綜合,導致無正當性的統治權與治理權合一,政制因統治者需求而變化,權力與暴力之間的區別逐漸模糊。

中國人民大學公益創新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守力的《〈周易〉中的皇帝王霸之道淺說》從傳世文獻、甲骨文和《周易》文本入手,考察了“皇帝王霸”概念的本義和演變。“皇”在甲骨文中指上古部落酋長,“帝”指天帝與先王,“王”在商周金文中寓意天地人合一,“霸”源于“伯”,伯凌駕天子則為霸。他通過分析《周易》的乾坤、晉升二卦指出何為“皇帝王霸”之道:乾卦的下卦代表王道,上卦象征帝道,“用九”是皇道;坤卦上六則講述了霸道;晉卦預示王道衰落,霸道興起;升卦代表仁義治國的盛世。李老師還闡述了邵雍的“皇帝王霸”說,結合《周易》“元亨利貞”的理念,解析三皇五帝之道及其在王道和霸道中的運用、王道的局限性與霸道的平衡。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李旭在《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從〈周易〉乾卦傳解看儒家君子之德中的力與時》中指出,龍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代表祥瑞和福祉;而在西方文化中,龍多作為被征服的邪惡力量。由于文化差異,“龍”難以直譯為“dragon”,故而有學者建議音譯為“Loong”,以免誤解。他進一步分析了龍在中國文化中的深層意義。與西方“征服自然”的觀念不同,龍象征著自然的力量與德性,體現了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周易》乾卦中的龍反映了君子自強不息的德性。《文言傳》對乾卦提出了德義化的解釋,強調“元亨利貞”所代表的正當性與天道變化的哲理,展現了中國文化對自然與道德力量的尊重。

同濟大學哲學系講師吳小鋒作了題為“何謂龍德:《周易·文言》‘六爻問答’章講析”的報告。《周易·系辭下》指出,六爻象征天、地、人三才,每爻代表不同的變化層次,反映事物的動態發展。卦象由陰陽交互形成,爻體現了位次與等級差異。不同爻的組合決定結構與吉兇,這種組合稱為“文”。當陰陽結構合理時,生吉;不當則生兇。《文言》通過乾坤二卦展示陰陽互根的哲理,提醒讀者研究六十四卦時關注爻的動態變化及其關系以推斷吉兇。孔子在《九五爻辭》中強調“圣人作而萬物睹”,圣人通過觀察自然規律,如“水流濕,火就燥”,洞悉自然與社會的秩序,并引導萬物各正其位,實現“物盡其用”。

古今視域下的律法與德性

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董修元做了《邁蒙尼德論猶太律法學:一種指向德性完善的經學重建》的報告。董教授首先介紹了幾個基本概念,隨后指出,面對政治和文化危機,邁蒙尼德對律法學進行重建和改革。在理論律法學方面,邁蒙尼德為猶太律法提供了一種自然主義辯護,提出律法的總體目的在于實現人的道德德性與理智德性的完善并重塑了摩西律法的神圣性。在實踐律法學方面,邁蒙尼德編纂了第一部系統化的猶太教法典《律法再述》,給出全部613條誡命的經典來源和明確釋義,為民眾和律法學徒提供了范本。

揚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劉振的報告題為“哲學的自然性與啟示的挑戰——如何理解施特勞斯的《哲學與律法》”。他指出,施特勞斯的學術核心是回歸柏拉圖式的思想方式。《哲學與律法》一書展示了中世紀哲人如何以柏拉圖的律法觀理解啟示。施特勞斯嘗試通過柏拉圖的律法觀提供一個自然理性視角,從而重新審視啟示與理性的關系。施特勞斯認為理性與啟示的爭執是西方思想史的根本問題,柏拉圖的思想方式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這一回歸為施特勞斯后來的思想,尤其是對古今之爭的長期思考,奠定了基礎。

陜西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于江霞做了《德性技藝化一定會陷入工具主義嗎?》的報告,她基于古代倫理學對技藝的系統化探討與當代倫理學的擴展性研辯而重釋德性的技藝類比,反思當代學者對“作為技藝的德性”這一主張的批評與捍衛。她指出,德性本質上是生活技藝,討論作為技藝的德性需在澄清“何種技藝,何種目標”這一問題的基礎上綜合考察技藝所指向的心靈狀態、社會角色與生活方式,進而確證技藝的內在規范性以及作為德性整體的生活技藝對一般技藝的外在規約,如此方可避免理解與實踐上的工具主義問題。

四川輕化工大學講師鄭啟奎報告的是《柏拉圖主義:諾瓦利斯詩化思想的理性主義傳統》,他指出,諾瓦利斯詩化思想的目的在于消弭人的意識的分裂、回應康德遺留下來的經驗世界與物自體之間的二分,并回應人道主義的現代性危機。他分別論述了反基礎主義作為諾瓦利斯詩化思想的理論起點、柏拉圖主義的理性在知性推論和理性直觀上的二重性、以及柏拉圖主義對諾瓦利斯詩化思想所產生的歧義。最后,他認為,這種歧義來自于新教神秘主義的陷阱與康德思想遺產的困擾。

近代哲學中的德性與政治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婁林的報告題為“作為漫游者的尼采”。他以《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為中心,分析了尼采關于漫游者的論述。尼采不信任概念,稱其為“虛假”和“神話”,但他并未完全拒絕,而是將其視為哲學反思的養料。尼采通過“漫游”展開自我反省,這一過程被他形容為康復之旅。尼采強調,哲學的使命在于恢復人與自然的統一,糾正現代哲學對自然的割裂與遺忘。漫游者通過無目的的觀察,重新連接世界與個體,探討“自然性”的回歸。他提出,“自我教育”是漫游的核心,個體在漫游中擺脫現代社會的束縛,逐漸塑造自由的自我。《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展現了尼采對人類未來的深刻思考,通過漫游和反思,個體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與完整的自我。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黃濤做了題為“作為審美現象的利維坦——兼論霍布斯政治哲學的道德基礎”的報告。他認為,激情在霍布斯的倫理學和政治哲學中占據核心地位。霍布斯筆下的激情并非單純的本能沖動,而是人類內在生命生活的積極表現,必然導致自然狀態的產生。在自然狀態中,恐懼作為特殊的激情,最終促成政治秩序的形成,成為新秩序誕生的基礎。激情既包含個體性,也超越個體性而追求普遍性。理解霍布斯的政治哲學,需深入探究激情的普遍性與個體性之間的關系。黃濤還將霍布斯的激情生活與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的崇高感相比較,認為自然狀態中的恐懼實為一種崇高感,最終促使自然人彼此和解,利維坦則成為和解后的理想的共同生活機制。

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包大為在《想象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失真與還原》中指出,馬基雅維利意圖揭示教權的腐敗,設計現實主義的君主權力;為實現法律保障的公共秩序,他極力伸張共和政體下政治德行的持續性;為防止道德掩飾下貴族毀壞公共秩序,他又伸張政治行為中公共有效性較之任何意識形態的優先性。馬基雅維利在近代以來的失真印證了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在階級統治中的徹底運用。愈發具有全球普遍性的無產階級化的生存經歷,將推動現代“平民”自覺還原客觀存在的階級矛盾及其政治經濟前提。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講師姚嘯宇在《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局限:莎士比亞〈亨利六世〉中的德性與政治》中闡明,莎士比亞在歷史劇《亨利六世》中塑造了一名“圣徒君主”的形象。亨利醉心于宗教,但他的虔敬德性卻使他喪失了理解政治事務、進行政治行動的能力,無法在危機面前捍衛王權和國家。對亨利的批判體現了莎士比亞的“政治現實主義”立場,但這并不代表莎士比亞認同馬基雅維利主義,相反,《亨利六世》中擁有馬基雅維利式德性的政治家是導致英國陷入衰敗和混亂的罪魁禍首。莎士比亞反對馬基雅維利,是他認為后者沒有認識到政治本身的限度。

上海師范大學講師程茜雯在題為“‘冷漠的哲人’何為?——萊辛《一個適時的議題》讀解”的報告中,深入探討了萊辛對維蘭德批評哲人的質疑。萊辛對維蘭德提出的“在哲人所做的事情當中可能有些惡吧”的觀點表示警惕,認為此觀點可能導致對古代哲人教誨的輕視,并助長知識分子的狂妄自大。通過諷刺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萊辛揭示了缺乏真正哲人約束下的狂妄求知欲,即理性思想并非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萊辛支持哲人萊布尼茨的信仰,認為信仰不會因對真理的執著而被遮蔽,更為重要的是理解探求真理過程中的退縮與堅持以及古代哲人和萊布尼茨的審慎態度。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助理研究員楊曉彤的報告題目是“自由的辯證法:精神政治的意識形態話語及其批判”。她指出,精神政治作為生命政治的延展,超越了對身體的強制規訓,聚焦于主體自我認知與自由意識的精神領域,旨在使主體屈從于外在控制與內在強迫。精神政治的“讓精神活”的自由表象背后,實則隱藏著“讓精神死”的剝削性物質生產關系。批判精神政治不能僅縫合精神創傷,而應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階級分析,以聯合他者的革命性實踐,追求真正的自由,擺脫身體束縛與精神異化。

古典學與中西文明互鑒

圓桌論壇

22日上午,分組討論結束后,復旦大學孫向晨教授主持了題為“古典學與中西文明互鑒”的圓桌論壇,就中西經典研究、中西文明互鑒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西南大學教授崔延強首先指出,古典文明的生命力源泉在于交流與互鑒,人文學者的使命是的使命是通過翻譯和研究,推動不同文明文本之間的交流。他認為文明是不斷變化的,但又有其內在的穩定性,不同文明應在交流中發掘與自身文化融合的基因。崔教授強調,文明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中國古典文明作為人類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東方形態,擁有獨特的信念價值體系,對人類共同價值做出了獨特的詮釋與貢獻。中國哲學的思辨精神和實踐智慧構建了一種歷久彌新、持續繁榮的經典文明形態。故而中國古典學應在交流與研究中走向世界,成為世界古典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同濟大學教授張文江圍繞古典學與中西文明互鑒的互動關系展開討論。他指出,中西文明互鑒為古典學在當今中國的發展以及經學的復興注入活力,并提供源源不斷的支持。古典學在觀念上的由來,是維護人類文明發展,尤其是人類精神文明發展的最優秀成果。古典學和古典語文學的區別在于,前者更關注整體,而后者更關注細節。古典學兼容哲學等人文學科,以最高的善好為目標并與教育相通,以維護文明的代際傳承。因此,古典學以現實為基礎,既面向過去也面向未來,在整理前人文明成果和尋求時代性的善好中安頓個人的志愿和追求。中國古典學既繼承西方古典學,又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重新追追溯源頭,探求新的可能。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馬一浮書院副院長林志猛認為,中西古典思想對宇宙、自然、德性和人性等永恒問題的相似思考,為中西文明互鑒提供基礎,中西古典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能不斷激發新的學術活力,并為現代生活提供諸多啟發。林教授指出,中國古典學興起的原因,是對人的靈魂秩序、生活方式、最好的政制和法律等根本的文明問題的關切。他強調,中西文明互鑒的關鍵不是比較具體差異,而是探究兩種文明的共同思考和深切關懷。古典學的日益繁榮與學科建制化,將有益于人文學科的良性互動與發展。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關長龍從中國古典文獻學的角度,就經學體系問題展開討論。關教授提出了與經學相對的“緯學”概念,緯學不應僅局限于漢代緯書,而與經學交織的學問。經學和緯學既有各自的獨特結構,又相互共同構成中國傳統的文化體系。經學作為儒學最重要的根本文獻,與《大學》體系相似。《大學》八條目由內而外,層層遞進,后者不斷包容前者。經學結構是“成人”的內在體證,緯學則是主體對外在環境的認知,與傳統生活世界中豐富而具體的知識譜系、認知說明息息相關,迭代迅速。經學的“成人”體系和緯學的述書結構共同交織成中華文明歷史展開的完整布帛,并在古今中西的流轉中,安頓個體生命和成長。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彭磊重點關注古典學的更新問題。彭教授回顧古典學的學科歷史指出,古典學發展應關心中國文明的建設而非僅僅照搬西方模式。對古典學的更新既要從研究范圍上擴充其內涵,也要提升品質。中國作為重視傳統的國家和文明大國,以經典作為文明生長的根基,有“文明綜合”的未來抱負。他強調,古典學擔負推動中國未來的文明增長和更高的文明綜合的使命任務。文明的增長既要研究中國傳統,還要繼續理解西方文明傳統,進而在中西文明互鑒中走向更高的文明融合。彭教授表示,雖然目前國內古典學研究仍有較大分歧,但文明互鑒能為學術探討提供綱領性目標,使古典學各派在紛紜的境況中走向更高的共識,實現匯通和綜合。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吳雅凌以古典學與中西文明互鑒如何同研究者發生關系為切入點指出,現代研究者在從事古典學研究的過程中,思想跨越語言和地域、歷史和當下,已然置身中西文明互鑒之內。故而古典學研究者必須思考,個體如何能夠最大程度地從古傳經典中受益。她認為,讀者應盡可能以謹慎而靈活的態度對待每位先賢的全部作品。經典本身即是共同體,經典作品的每一部分在正確的理解下都會相互感應。中西文明互鑒最終將面向未來,古傳經典中蘊含的共同經驗將使研究者在未來的人生中獲益匪淺。吳老師引赫爾墨斯為例強調,交流與溝通而非對峙與沖突,才是中西文明互鑒的根本內涵。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婁林就古典文明和中西文明互鑒的反思展開討論。他認為,中西文明互鑒必須回溯源頭,思考古典文明的原初出發點及發展的根本動力。婁教授進一步舉例說明了反思“古典”本身的設置及原初規定的重要性。首先是中西古代思想家面對文明危機時,對寫作方式和建議形態的探討。其次,西方古典哲學和中國古典思想在探討政治秩序時,關注不同問題,采用不同系統。這反映出不同文明基于不同政治生活經驗,產生的思考方式存在差異。婁教授強調,文明互鑒必須回到出發點,重新審視不同文明確立其古典傳統的奠基性思想,尋找其原初根據。

在隨后的對談和問答環節,各位專家學者就經學的現代轉化、經典語境的重審與反思、個體與經典的互動關系、古典學的繼承與發展、當代古典學的教育教學等延展性問題展開深入而詳實的交流討論。

閉幕式由林志猛教授做致辭。林教授表示,本次會議圍繞德性與強力的主題,從中國經學和西方古典學視角出發展開交流討論,關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西方古典作品,也包含尼采、霍布斯、馬基雅維里等近代哲人的思考,同時涉及中國傳統詩經、易經、儒學和經學以及政制禮法,研精闡微。他指出,中西文明對德性、強力等根本問題的思考有共通的見解。德性原則看似遠離強力辯護下的現代生活,但是任何時代和政治體制都無法脫離德性。中西傳統文明、價值和德性觀念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中西古典在永恒的人世問題上的深刻見解能為應對各種現實問題提供借鑒和思考。最后,林教授向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哲學研究》編輯部以及諸位參會學者、會務組師生表示了誠摯的謝意,至此,第三屆古典學與經學年度會議圓滿結束。

分會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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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姚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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