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鄧嗣禹

整理｜彭靖

編輯｜薛雍樂

整理者按：1944年是胡適學術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年。他在這一年的三、四月份，曾首次赴芝加哥大學講述“中國思想史”課程。他此后在哈佛講課的經歷已有學者介紹，但由于這一時期的胡適日記或有失落，他在芝大的經歷卻鮮為人知。胡適在1944年3月的一封信中曾記錄了他去芝大當時開設的ASTP“中國語言文史特別訓練班”講課的具體時間，可界定為1943年3月29日—4月13日。這段經歷目前在《胡適日記全編》、《胡適年譜》中均屬于被遺漏的內容。

不過，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鄧嗣禹，有過邀請胡適前往芝大任教的口述文章，其中有許多胡適任教期間的細節與故事，彌補了胡適1944年日記遺缺之憾。

傳記文學社征求胡適之先生書信，檢舊日函件，幸得二通，即以應征，因忙未即寄。獨行及失眠之時，回想40年代與胡先生之交游，往事歷歷，如在目前。特偷閑寫出，以見他能友青年的秘訣。

若干在美國教書的同事，退休之后，遷居溫暖地區，以便終年可以打網球、打高爾夫球、游泳，等等，豈非不亦樂乎？但重聚細談，多謂搬住別處，難交朋友，尤其是青年，青年人見熟識之老人多敬而遠之。客氣者略點頭為禮；否則，視如路人。而胡適之先生一生能與許多少壯學子往來通信，實是難能可貴。謹先追述一、二件故事，然后觀察與分析其中的理由。

胡適講述的日本禪宗大師

胡先生大使任期滿后（1938-1942年），在美國幾處大學作短期講演。當時我在芝加哥大學教書，兼任東方研究院院長，并主持過美國陸軍特訓班的工作，教美國大兵們說中國話，兼讓他們了解一點中國歷史社會、風土人情，準備他們遇必要時，去中國對日本人作戰時之需。

1944年初春（整理者注：從胡適出發前寫給王重民的信函中計算，時間為1943年3月29日-4月13日），我們東方研究院禮聘胡先生去芝加哥大學講學十余日，所以他把自己比做打工之人，戲稱我為“鄧老板”。每日講演一次，每周五次。其他時間，他喜歡有人陪同聊天，古今中外，無所不談。尤其是關于民國初年史事，他知道幕后背景，個中底細，普通書中不易看到。他能從早談到晚，滔滔不絕，娓娓動聽；使人久聞不厭，而且畢生難忘，此非對于文學小說，修養有素，再加以說書者之技巧，聽之入彀，絕難吸引人之注意如胡先生之成功。

胡先生說：某年在普林斯頓大學與日本鈴木禪宗大師辯論禪宗佛學，鈴木教授說得玄之又玄，聽眾莫名其妙。而胡先生講訓練禪宗學徒的方法與故事。學徒初入講堂，聽不懂，問問題，所答非所問，莫名其妙，再發問，討一記耳光，罵他愚笨，不堪造就，只好作些挑水、砍柴、做飯、掃地等苦工，如此經月累年，有時去聽講發問，又討了很多耳光，挨了無數次打罵，才令離開嵩山，走入泰山。僧丐遠道跋涉，日曬夜露，忍饑挨凍，偶遇善心人，賞給他一點殘菜剩飯，聊以果腹。或遇強盜罪犯，引誘作惡，加入三教九流，不從又挨打挨槍，經過無數的磨煉，才慢慢地達到另一名山，從另一名師學禪宗佛法，其教授之方，與第一名師不相上下，即挨打挨罵，做苦工，受困惑，兼受高年級門徒的欺凌，如美國大學壓迫一年級新生。又經過若干歲月，今步行至另一名山，學禪于另一名師。千辛萬苦，走盡中國五大名山，耗磨十來年歲月，才令返回原來的嵩山。

此時，僧徒雙膝跪在老佛爺面前，很感動地說：“老佛爺，您沒有教給我什么，可是我現在已學會了一切！我已大覺大悟，看破凡塵。”胡先生講的極為生動而通俗，并說，這是實踐的哲學，致良知良能的方法，是開了第三只慧眼的秘訣。若是僧徒不虔誠，無決心，早已放棄學佛的念頭，加入三教九流，做歹人或暴發戶去了。現在美國的年輕人，多半是禪宗的信徒。他們不聽父母之言，叫他們閉著嘴，兒女好壞，不要他們管，只要自己去學會一切，等到三十以后，他們才能看破凡塵，什么都懂了。杜威說：“教育是生活，社會上的磨煉，是人生問題的試驗室，最好的大學。”

我和胡先生相互調侃

胡先生在芝大講學時，其中有一禮拜天。當時一位原籍德國教中國美術史的教授，預呈胡先生一張美麗的請帖，訂于晚八點，在他家歡迎胡博士，請我作陪，盡帶路之責。中午他同一哲學家在芝大教職員俱樂部共餐，他叫我也加入。胡先生吃得很少，我勸他努力加餐，他正在談話，未理會。請他為哲學會講演，他以無新意貢獻，婉辭謝卻。飯后仍在他房中繼續閑談，至六時，我提議去吃飯，他說有宴會不必吃了。我懷疑恐怕是茶點歡迎，他肯定地說：“正式宴會總在晚上八點，我在外交界多年，知道很清楚。你是鄉下人，所以不明白，哈哈！”我從前雖在北大作過他的“偷聽生”，但并不熟悉。此次長談數日，彼此可以開玩笑。

七點三刻，我提議雇車去宴會，當時有雨，街道滑濕。他問路途多遠，大約一英里，他堅持步行。到主人門口，看表剛八點，他很高興地說：“這一次外國人不會說我們不守時刻。”可是客人很少，胡先生不介意，又高談闊論。不知為何，忽然聽他談到西洋棋與中國圍棋的比較，也很有意思。

不知不覺客廳已擠滿了客人，主婦推開餐廳門，見桌上所陳列的是三明治，每一片面包切成八塊，上加干酪、沙丁魚或咸魚子之類。另有花生米、糖果、零碎糕點、咖啡，等等。胡先生看我一眼，我們有點會心的微笑。主人把各種三明治，傳送兩三次，喜歡吃者取一片，否則婉謝。胡博士饑形于色，他拿三明治盤向男女來賓傳遞，有拒絕者，他說：“您不吃，我吃一塊。”有接受者，他笑著說：“我也陪你吃一塊。”盤中物轉眼將盡，主人已明白，客人未吃晚飯，急入廚房，再加一盤三明治。然無論如何，非肉不飽。

過了十一點，我乘機進言，明早禮拜一，主人與來賓，多要上課，我們回家吧？談話仍繼續十余分鐘，才各自歸家。在門口，我告訴胡先生：“五十五街，有一家中國小飯館，要到十二點才關門，我們趕快去。”他說：“你為什么不早告訴我?”出門不遠，攔阻了一輛計程車，車夫說：“休車了，除非長距離，短程不去。”“我多給小費。”說著，已坐在車中了。 

至飯館門口，胡先生一直走入廚房，李掌柜正在洗刷，預備關門，胡先生自我介紹：“我是胡適。”伸手待握，我趕緊說：“這是中國鼎鼎大名的學者，胡適之大使。”李掌柜把油滑的手在衣上擦一擦，即握手，胡先生的手也濕了，我說：“何必如此？”

胡先生說：“我在任大使時，就常跟華盛頓的大師傅握手”。這又引起一個故事，我趕緊要李老板預備兩位客飯，然后靜聽故事。他說，他做大使時，外交政策，多由政府要人辦理。大使卻常須穿大禮服、戴高帽，參加婚喪或其他典禮宴會。那時的中國使館，在十九街黑人區，附近有一中餐館，往往晚宴之后，他在餐館門口下車，把高帽扔在柜臺上，跟老板握手，叫一杯咖啡或一盤水果，跟他聊天，慢喝慢吃，無憂無慮。在此休息半點鐘，揚眉吐氣，然后回使館。

可是，據胡先生說，有一午夜，忽來一人，向餐館老板借錢。老板說“可以”，他打開收錢箱，伸手掏摸，掏出來的不是錢，而是一支早已裝好子彈的手槍，馬上對要錢人肩上打一槍，把他嚇跑了。此后胡先生也不太敢去了。

我說：“1937—1938年，我在國會圖書館做事，有時去使館訪友，也去過那家餐館一、二次，略識其老板與胖兒子”。

胡先生說：“他現在是北京樓的經理了，在Chavy Chase Circle。”(1963—1964年，我在華府任客座教授一年，有一次在北京樓請客，先去訂菜，告知經理我認識他父親及其遇盜事，他給我們預備一只北京烤鴨，皮厚如銀元，清脆味美，為一生在世界各處吃到最好的烤鴨，且又送一瓶香檳酒，可謂禮失而求諸野。)

我們吃吃談談，快到早上一點。猛然一聲響，老板娘李太太下逐客令了。我們趕急付錢走人！我送胡大使回芝大教職員俱樂部，沒說晚安，但問大使：“今天誰是鄉下人？”舉手哈哈而別。

胡校長辦公室是世界最民主的俱樂部

1947年胡校長從美國請馬祖圣、蔣碩杰、鄧嗣禹去北大教書，希望我們采嚴格主義，設法提高學生的程度。他的辦公室，釆公開政策，教授隨時可以進去，不必有預約。凡是進去的人，工友照例倒一杯茶，送上熱毛巾，然后隨便談天。上自國家大政，下至家中瑣事，凡可供談助者，皆百無禁忌。也有人跟校長為難，當面批評他。如向達教授，罵他把北大的購書經費，皆用在買《水經注》上。他答辯，這是夸大不確實，但不生氣。我坐得很久了，無緣談私事，起立告辭。他照例送客人至校長室外，問有何事，即記在小日記簿上，回答說：“我盡量辦理。”

從珍珠港事變時起，嗣禹在美國各大學任教四十余年，從未見有如他這樣的民主化的大學校長。他總是滿面笑容，絕未予人“我是校長，你當服從”之態。我知道美國某一大學，見校長之難如見皇帝！教授如有問題，問系主任，系主任問院長，院長問副校長，副校長問校長，階級森嚴，手續復雜得可怕。從在一年一次的社交場中，可與校長見一面，握一次手，除寒暄數語外，形同木偶。與北大胡校長比較，同事們隨時可去找他，可跟他開玩笑，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遇有英美來賓，—塊聚餐，胡先生常邀我作陪。餐后，他說：“敝校長月薪美金34元，鄧嗣禹正教授29元，請大家傾囊相助。”大家湊錢響應，合成一大堆鈔票，方能付清飯費。美國大學，教職員的薪金，皆諱莫如深，嚴守秘密。但在北大，上自校長，下至校工，他們每人每月的薪金，皆印在一張長七八尺的紙單上，領到月薪后，在上面簽名蓋章。全校的人，如有興趣，皆可以查看，絕對公開，無守秘之必要，反觀美國，教授們所得，相差甚巨，薪金高下，無固定標準，全憑個人的創作與活動能力為轉移。講到平等待遇，薪資公開，美國雖是民主，與中國當時的北大比，真是望塵莫及。

胡先生為何能與青年人交朋友

凡此種種，胡先生能友青年之道，已思之過半。若加分析，要點如下：

一、他能禮賢下士，無學閥官僚架子，所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二、他能愛護青年，雖自視甚高，好品評古人、前輩、同輩，而對于晚輩，多褒而少貶，所謂后生可畏。與年齡相差甚多之青年人通信，亦常稱兄道弟，聚會時以平輩相待。

三、他渴求與吾國青年人士為友，凡聞某校有一特殊人才，不管何科何系、文理工等，必欲面談或通信筆談。如在芝大，他打聽了鄒讜、盧懿莊、馬祖圣等（其時楊振寧尚未去芝大念書，故無從得知），即主動與之聯系。后輩給他寫信，他皆親筆回答，甚至加以考據，長數頁，打夜作寫成，樂此不疲，使接信者興奮鼓舞。“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胡先生函件，據淺見寡聞，很少批評青年，妄出主意，而只是發揮己見，供人采擇。同青年面談，亦隨青年的志趣為轉移，如嗣禹喜歡近代史，他常談民國初年的軍閥政客掌故。若青年有春溫，談點桃色新聞，他也愿意參加，講點陸小曼與徐志摩的戀愛故事。總之，他力求發現人才，與青年人為伍，求不落后，避免老朽。誠如他所說：“老雖老，卻是河南棗，外面皮打皺，里面瓤頭好。”他要給青年人叫個“我也是你們當中的一分子”的印象。

四、他能竭誠款客，在紐約作寓公時，來訪客人不絕。有一次楊聯陞兄同我去見他，他健談，轉瞬至吃飯的時候，起立告辭，不讓走。當時收入甚微，以芽菜豆腐款客。伍廷芳倡豬血養生論，胡博士談豆芽菜中的維他命，豆腐之容易消化，等等。實則“司馬昭之心”，我們深知，益發感動。所以胡適之“我的朋友”遍天下，實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