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生而貧困，是一種罪過還是犯罪？美國法學家彼得·埃德爾曼在其2017年的著作《貧困不是罪：困在美國司法制度里的窮人》（郝靜萍譯，上海教育出版社·萬鏡2024年9月）中解釋并批判了美國司法體系將貧困犯罪化的問題。

埃德爾曼是喬治敦大學法學中心教授，研究領域為美國貧困、福利、少年司法和憲法等議題。作為反貧困運動的終身倡導者，埃德爾曼身居立法前線，曾于1964年至1968年擔任羅伯特·F.肯尼迪參議員首席顧問，后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高級職務，1996年因克林頓簽署福利改革法案極大損害貧困人口權益，辭職以示抗議。

本文是該書的引言，概述了美國貧困犯罪化（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的來龍去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佐治亞州班布里奇市居民薇拉·奇克斯（Vera Cheeks）因為闖停車標志而被攔下并吃了罰單。法官對她處以135美元的罰款，命令她立即全額繳納。她告訴法官，她失業了，正在照顧患有絕癥的父親，沒有錢繳納罰款，于是法官說，他會給她3個月的“緩繳期”。奇克斯是非裔美國人，據她講述，法官將她帶到審判室后面的房間。“那里有一位著實高大的女士。房間兩邊是囚室，人們排著隊向這位女士交錢。他們都是黑人。這里像是灰色地帶，令人惶恐。”

這位女士稱，奇克斯現在欠款267美元——罰款135美元、（有償）緩期付款者須繳納的105美元，以及佐治亞州受害者應急基金27美元。女士將一份文件放到奇克斯面前，叫她簽字。奇克斯說她是不會簽的。女士說：“你這是拒絕簽署文件。我要告訴法官，讓你坐5天牢。”奇克斯仍然拒絕簽字，最后女士要求她繳納50美元，否則就要坐牢。奇克斯的未婚夫當時也在，他典當了她的訂婚戒指和一件草坪修整工具籌錢。這使她暫時免受牢獄之災，但奇克斯哪怕晚交一次款，都仍有坐牢的危險。

奇克斯在紐約市長大，后來移居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2014年，一段羅曼史將她帶到班布里奇（“我邂逅了一位紳士”），盡管她“更像都市女郎”，在小城鎮“并不快樂”。她做過巡回樂隊的歌手，還當過藥房技術員，她說后者是她得到過的最好的工作。她在馬里蘭的摩根州立學院上過一年學，但在生下第一個孩子的時候退了學。她有兩個女兒、三個孫輩，還有兩條“狗孫”。她以前經常去做禮拜，但現在對牧師的印象一般，于是自行祈禱。她的健康狀況不佳，不過她已經戒了煙，因為想陪伴孫輩長大，然后就能去旅行了。

佐治亞州班布里奇的法院系統惹錯了人。薇拉·奇克斯火冒三丈。她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眼前的景象使她“心靈受創”，在那里“哭著看那些人對人民的所作所為”。她認為有些事情完全不對勁，但她說這地方的人似乎不知道這有什么不對勁，并害怕對此采取任何行動。她回到家，開始找律師。她在電腦上用谷歌查詢了3個小時，終于找到了南方人權中心的薩拉·杰拉蒂（Sarah Geraghty）。奇克斯與她取得了聯系，并請她做律師。奇克斯說，杰拉蒂欣喜若狂，這位律師告訴她，她一直在尋找這樣的案件。杰拉蒂不僅解決了奇克斯的問題，而且終結了當地法院從低收入人群和有色人種身上營利的制度。

奇克斯沒有因貧困造成的罪行坐牢，這讓她如釋重負。她很高興自己和杰拉蒂能為佐治亞州格雷迪縣人民做點好事。幾十年來，大規模監禁一直在造成傷害，但薇拉·奇克斯的例子所體現的是一種更新的犯罪化——貧困犯罪化。奇克斯獲救了，但其他數百萬人就沒有這么走運了。這種現象廣泛存在，使奇克斯受到威脅的債務人監獄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在今天的美國，貧困入罪的現象太常見了。

對窮人的懲罰和《圣經》一樣歷史悠久。在英格蘭，早在10世紀就出現了濟貧院，《伊麗莎白濟貧法》在16世紀末開始實行。美國自建國以來就設有救濟院、感化所和教養所，這在19世紀后期演變為對貧民的拍賣，后來發展成所謂的科學慈善機構。

如今我們仍在懲罰窮人，不過這段當代歷史更為復雜。羅斯福新政時期，聯邦政策開始以積極的方式惠及窮人。社會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和公平勞動標準即使覆蓋范圍存在缺陷，仍帶來了巨大的改變。20世紀60年代扶貧工作開始受到明確關注，貧困率從1959年的22.4%降至1973年的11.1%。同一時期非裔美國人的貧困率從55.1%降至31.4%，60年代頒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民權法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扶貧的進程放緩，公眾態度出現倒退。即便如此，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政府還是采取了重要的新政策。食品券（現稱補充營養援助項目）、租房補貼券、所得稅抵免、子女稅收抵免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已有項目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果沒有這些項目，將有超過9000萬人生活在貧困中，這個數目是今天貧困人口的2倍。

然而，一系列因素使我們裹足不前：稅收、就業和福利政策加劇了不平等和貧困；我們國家的去工業化造成大量崗位工資降低；工會受到削弱；家庭結構的改變致使許多婦女獨自帶著孩子依靠低收入工作艱難度日；公共教育體系惡化，而它本該成為進步的踏腳石；大規模監禁盛行；平價住房危機曠日持久；歧視問題持續存在。所有這些問題疊加起來，在我們這個非常富有的國家造成貧困，并使之惡化和長期延續。

與此同時，對窮人的消極態度和將這些態度體現在法律中的公共政策得到強化，在喬治·W．布什任內我們遭遇經濟大衰退的時候和現在的特朗普時期，情況尤其如此。幾十年來，人們在低收入工作中掙扎，心中充滿憤怒，隨著經濟大衰退的突然一擊而爆發。收入較低的白人激烈地抱怨無所事事的失業者，稱他們只知不勞而獲，白白領取政府救濟，還特別指出非裔美國人利用積極區別對待政策奪走了他們的工作。更別提幾近失效的社會福利制度和積極區別對待政策了。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無不是這一番老調重彈，而2016年的選舉證明了這種論調的巨大影響。

盡管有各種力量共同作用，但在2000年我們的貧困率仍為11.3%，幾乎和1973年的歷史最低點平齊。尤其是從那時起，關于貧困和其他諸多問題的政治理念越來越糟，特別是種族情感更加惡化。種族主義是美國的原罪，這體現在刑事定罪的各個領域，無論是徹頭徹尾的歧視、結構和制度上的種族主義，還是內隱偏見。貧困和種族主義交織在一起，產生了一種有毒的混合物，嘲諷著我們所謂法律面前機會均等、人人得到同等保護的民主修辭。

除了大規模監禁以外，20世紀90年代我們開始采取一套新的刑事司法策略，進一步為窮人的貧困懲罰他們。低收入人群因為輕微違法行為而被捕，我們現在幾乎是例行公事地處以高額罰款和收費，這對有產者來說只是小事一樁，但對窮人和貧困邊緣的人來說則是災難性的。付不起保釋金的窮人會被關進監獄等待審訊，處以額外罰款，費用會持續增加。如果仍未能支付，他們坐牢的時間將延長，利息累積，再加上新增的罰款和收費，債務進一步增加。對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或在貧困線附近掙扎的人來說，吊銷駕駛執照也是種很常見的懲罰，且反復施加，會造成嚴重后果。窮人失去自由并經常失業，通常享受不到許多公共福利，可能會失去子女的監護權，甚至會失去投票權。而移民，即使是有綠卡的移民，也可能會被驅逐出境。一旦入獄，窮人沒有了工作收入，往往還要支付他們的獄中食宿費。許多欠債的人到死都還不清，經常被職業收賬人和新的起訴弄得焦頭爛額。

現代勞役償債制度是政府經營的高利貸項目，已經運作了好多年，但在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被殺以后，根據密蘇里州弗格森市披露的真相，公眾才意識到這一問題。過度收費和罰款是一項大規模的全國性業務，已司空見慣。目前在美國，1000萬人累計欠債500億美元，包括日積月累的罰款、訴訟費、服務費、監獄里的食宿費以及其他不合理收費，這些人占美國今昔違法犯罪人員總數的三分之二。社區治安已變成社區盤剝。

“輕罪重罰”的問題遍布全國：南方的大部分地區，華盛頓、俄克拉何馬和科羅拉多等州，當然還有弗格森市。這使人想起南方的佃農經濟，每年年末佃農家庭欠種植園的債總是比他們從棉花作物上掙到的錢還要多，因此不得不再干一季的活兒。這種經濟帶有南方特色，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下半葉。許多州在實施監禁的同時也廣泛吊銷駕駛執照。其他州主要利用駕駛執照的吊銷來迫使人們還債，無視這會使貧困的勞動者更難上班還債的事實。即使沒有用到監禁和廣泛吊銷駕駛執照這些措施，高額罰款和收費也已成為美國大部分地區彌補減稅造成的財政收入缺口的主要做法。與此同時，白領的金融犯罪使數百萬人破產，受到的懲罰卻只傷及皮毛，藐視法律的富人累計拖欠稅款4500億美元，然而司法系統的罰款和收費卻對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有色人種打擊最重。

將無力支付罰款和費用的人關起來有失人道，具有破壞性，也浪費資源。付了罰款和費用的人，甚至只能通過不交水電費或者賣血湊錢的人，都是在為當局創收。不過監禁付不起罰款也無力分期付款的人，實際成本通常比收到的錢還要多。有些司法轄區已經明白了這一點，現在它們限制自己只通過吊銷駕駛執照的方法和粗暴催收機構來討債。即使不被監禁，刑事債務負擔也會給人帶來重大損失。

20世紀70年代大規模監禁興起時，受害者便大多是有色人種，這為針對貧困的新犯罪化埋下了禍根。但是，要理解使貧困成為一種罪行的新動力，我們必須追溯到始于里根時代的減稅政策，這一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造成了財政收入缺口。隨之而來的是預算的大幅削減，從法院到執法機構乃至政府的其他部門，我們司法系統的支付重擔開始轉移到法庭的“用戶”身上，其中包括那些最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窮人無力支付滾雪球一樣的罰款和費用，這使他們持續因貧困而被定罪，從而陷入無法打破的循環。

營利性機構和它們的高壓游說者——私營監獄、緩刑公司以及醫療服務和檢查的提供商——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這些營利性機構承諾收取更低的費用，但只是通過提供極為劣質的服務來實現這一承諾，它們對犯人施虐或疏忽大意，結果是死亡時有發生。

反對征稅的游說者告訴選民，他們不必繳稅也能成事——州或市政當局會稍微勒緊褲腰帶，從輕微違法者那里收取一大筆錢，一切都會妥妥當當。這不僅傷害了窮人。在一個又一個州，計稅基數失守，嚴重削弱了公共教育，也損害了來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的未來，受到傷害的孩子遠不止生活在貧困中的那些。

反對征稅的勢力在其他領域也造成了損害，破壞了精神健康服務、法律服務甚至行政執法工作。預算削減導致精神健康服務和成癮治療服務進一步衰減，警察成為需要最先應對這一局面的人，而監獄成為事實上的精神病院，這對少數族裔和低收入人群也產生了特殊的影響。

“破窗”執法政策認為大規模逮捕輕微犯法者能強化社區的秩序。這助長了新的犯罪化趨勢，警察成為傷害窮人的同謀。人們鼓吹實行“生活質量”規則是實現公民安寧、防止更嚴重犯罪的一種方式。實際上，它讓牢房里關滿了窮人，尤其是那些被逮捕后付不起保釋金的人。

新的犯罪化不限于關押輕微犯法的低收入成年人，窮孩子也成為其目標。在公立學校讀書的孩子，尤其是貧困有色人種社區的孩子，會因為校內的所作所為而被逮捕并送到青少年法庭甚至成年人法庭，而不久前，同樣的行為還只會受到斥責。“超級掠食者”這一危險的名詞和科羅拉多州哥倫拜恩中學的謀殺案導致了“零容忍”政策的出臺，公立學校的警力增加，這些警察被稱為“駐校警官”。郊區的白人孩子被殺，隨后出臺的懲罰性政策卻對市中心的窮孩子造成了最嚴重的打擊，這一結果充滿諷刺意味。

貧困女性也是新犯罪化的目標。為了尋找捷徑，經費不足的警察局起初設計出了“習慣性滋擾”法令以關閉可卡因毒品站，但他們也開始要求房東驅逐那些頻繁撥打“911”的人。這種現象在法律程序上完全缺乏正當性，實際上糟糕透頂。當法令被應用到家庭暴力受害者身上時，顯露出了猙獰的面目：現在，根據警令，有些貧困社區的女性因為受家暴經常撥打“911”尋求保護而被從租住的房屋驅逐。

無家可歸的人一直是犯罪化的目標，他們現在也經受著新一波的刑罰性法律浪潮，其中包括監禁當眾小便和在戶外睡覺的人。當局越來越多地通過執法將無家可歸犯罪化，而且要將無家可歸者徹底趕出城市。對無家可歸者的懲罰通常反映出潛在的偏見，而市政當局由于缺乏住房、精神健康服務、戒毒和戒酒治療以及基本的現金援助所需的資金，現在正在采取更具懲罰性的措施。低收入人群由于福利欺詐的不實指控面臨受制裁的威脅，這也使他們對公共福利望而卻步。隨著民選官員向“右”轉，旨在阻止人們尋求援助的法律變得更加稀松平常。

在至少20年的時間里，在拙劣的執法權術和尋求收入的驅動下，針對貧困的新犯罪化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區，但公眾對此關注甚少。當然，有些州和地區并沒有過度罰款和收費，大多數法官也盡其所能秉公執法。當然，維護社區安全需要當局給出應對之策，在有些情況下是通過適當的懲罰。即便如此，針對貧困的新犯罪化仍已構成一個重大的全國性問題。

弗格森市的事件使我們擦亮了雙眼。有跡象表明，針對新犯罪化和大規模監禁本身的抵抗運動正在發展，這一轉變充滿希望。組織者和一些公職人員抨擊大規模監禁，律師質疑債務人監獄和金錢保釋的合憲性，司法領導者呼吁公正地罰款和收費，政策倡議人尋求廢除有破壞性的法律，更多的法官和地方官員秉公執法，記者對此進行了全面報道。奧巴馬政府的司法部從多個領域介入了這場斗爭。弗格森的星星之火使孤立的行動主義事件轉變為一場全國性的討論，并催生了無數倡議人和決策者之間的合作范例。

現在我們必須將這一切轉變為一場運動。最終的目標當然是終結貧困本身。但在追求這一目標的同時，我們必須擯除不公正的法律和慣例，它們對無反擊之力的數百萬人實施監禁，毀掉了他們的生活。我們必須在任何存在大規模監禁和貧困犯罪化的地方進行抗爭，也要和貧困做斗爭。在鄰里社區，在城市、州乃至全國范圍內，我們必須組織起來。我們必須賦予人們權利，讓他們為自己搖旗吶喊，讓權利成為應對挑戰最基本的工具。我們也需要民選領導人、法官、律師以及記者的加入，但如果我們根植于要求行動的人民，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更快地實現目標。

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一直都在鼓舞著我，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他致力于終結貧困和種族主義，并將這種嘗試建立在傾聽各種族低收入人群聲音的基礎之上。當他訪問布魯克林貝德福德-斯圖文森社區的居民、加利福尼亞州的農場工人以及密西西比州和肯塔基州東部掙扎在嚴重營養不良困境中的人們時，我很榮幸能在他的身邊。在1968年的總統競選中，他吸引了大量不同種族的低收入選民，這絕非偶然。他和他們建立了聯系，他們和他彼此相連。羅伯特·肯尼迪不僅在終結貧困的運動中激勵著我們，也在終結大規模監禁和貧困犯罪化的運動中給我們以鼓舞。

在那以后，我們的發展勢頭慢了下來，在許多方面，我們已經迷失了方向。但我們有了新的覺悟，從弗格森街頭的人們身上，在全國范圍內人們應對貧困問題的基層工作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這推動了人們對公正的持續追求，布賴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提醒我們這種追求的原因：“貧困的反面不是富有，而是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