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向平（1909-1974）

前不久，老出版家陳向平的長女陳曉東在整理父親遺物時找到陳向平的兩封信，拍照給我。陳向平（1909-1974），上海寶山人。長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1957年7月調任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副社長。1958年6月，由古典文學出版社與中華書局上海辦事處合并成立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以下簡稱“中華上編”）成立后，任副主任。中華上編由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金兆梓（1889-1975）任主任，李俊民（1905-1993）、陳向平、戚銘渠（1914-1990）任副主任，李俊民任總編輯，陳向平和戚銘渠兩人也于1961年7月任副總編輯。李俊民和陳向平、戚銘渠還是中共中華上編分黨組成員，其中李俊民是書記，他們三人組成了中華上編領導團隊的“三駕馬車”（參見拙撰《中華上編的 “三駕馬車”》，《傳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

陳向平（1909-1974）

這兩封信均未署年份。從信中所述“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中華文史論叢”等內容判斷（詳見下文），應是1962年；又第一信中說“今天星期日”，1962年5月20日正是星期日。這兩封信是陳向平與同事朱金城于1962年5月13日到24日在北京出差期間給中華上編領導、同事及上海市出版局領導的工作匯報，其中提供的信息極其豐富，從中可以看到1962年中華上編的工作情況。茲將這兩封信分別過錄于下，并作釋讀。

陳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的信（一）

俊民、銘渠同志并即轉

羅局長，景唐同志，

來北京已一周。與總公司會談了三次，與總公司、人文三家會談了一次，除了協商解決彼此選題計劃和書稿業務上一些矛盾、交叉問題之外，主要商量修改整理出版古籍八年重點規劃問題，準備提出一個修改的草案的基礎，提供中央考慮和規劃小組討論。看來還要會談一二次。

為了考慮出版幾種紅樓夢的重要本子，作為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學術界研究之用，我們同文學研究所約集了幾個在京紅學家和版本專家，舉行了一個座談會。曹死于壬午還是癸未，還沒有一致結論。惟文研所諸同偏向于壬午說，即以63年為二百周年。大家共同意見是出版甲戌本、甲辰本、庚辰本、己卯本、乾隆抄本、內蒙古王府本、程甲本等七種本子，作為文研所編輯（上編出版）的古本小說叢刊第一輯，供大家研究之需。七種中庚辰本人文已于數年前出版，甲戌及乾隆抄本，上編在印制中。此外大家認為應先出的是甲辰本、內蒙古王府本及程甲本三種。

前天去看了齊部長，他談了周揚同志的和他自己的幾點指示：①古籍整理規劃，過去鄭振鐸先生等搞三本，太龐大，后來（60年）搞的八年重點規劃則又太少，特別對研究者、專家的需要不能滿足，要修改補充；②近代人的著作遺稿可以多出一些，現在專家們的研究著作，尺度可放寬些；③目前從大專學校及中學中精簡、下放出來的教師，文史哲修養較好，可做古籍整理工作的，可以設法吸收到中華書局去做編審、編輯工作。中華原有的老年而有本領的編審編輯不要精簡出去。精簡出來的教師中有翻譯能力的，則充實商務等翻譯機構。④今后出書要成套，多出幾部叢書，出叢書要有計劃、和主編人及編委。以上這些，齊說都是周揚同志的指示。關于從學校中精簡出來的教師以充實中華商務問題，齊部長說，可向上海領導上反映，亦可按這個指示精神做。我已要求把原周揚同志談話的記錄，請總公司整理抄錄一份，希望能帶歸一份。

北大今年應屆畢業的古籍整理專業學生，只有四人，恐分配給上編一二人的希望不大。

在會談研究的間隙中，訪問了在京的一些作家：俞平伯的校樣已寄上編，王文公集封面題簽齊部長已寫好交我們。趙萬里的前言本星期里大致可交卷。乾隆抄本紅樓夢的封面題簽已請郭老去寫。序言本月下旬內交卷。楊萬里選集，周汝昌說明在七月中修改好交來。范成大前言月內寫好交卷。周的紅樓夢新證答應明年內修改好交我們。肇域志膠卷及牛郎織女補缺葉問題，北圖允為即辦。侯外廬領導搞的方以智集，因最近在北圖及北大圖發現新材料，以及具體整理者張德均同志要寫王船山論文，故第一二兩冊，要到今年年底前弄好。其哲專著“東西均”，則可望于一二月內交來。

我們想擠時間到北大、人大及高教部招待所等處去訪問一次。情況容再報。

我們13日晚到京后，至17日止，住在西郊翠微路總公司內。但進城訪問實在不便。故從17日晚起，用上海市人委介紹信，遷到崇文門內新僑飯店164號居住。預計再住三、四天，擬在星期四去天津。

今天星期日，我們自己放假一天，去看看熟友及到書店走走。

北京天氣比上海熱，街巷內孩子們已經赤膊。我們帶的只有夾衣，有點背時。不瑣瑣。

敬禮！

向平  5/20

金城同志囑問好！

陳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一）

陳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二）

陳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三）

陳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四）

陳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五）

陳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六）

第一封信的收信人“俊民”為李俊民，“銘渠”為戚銘渠，“羅局長”為時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長羅竹風（1911-1996），“景唐”為時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長丁景唐（1920-2017）。信中提到的“齊部長”是齊燕銘（1907-1978），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周揚（1908-1989），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信末“金城”為朱金城（1921-2011），時為中華上編編輯。第一封信上面貼有一便條，分別寫著：“請羅局長丁局長閱后退回。銘渠 五·廿三。”“請季宏、曉云同志閱   丁 5/24”。“季宏”為湯季宏（1916-2002），“曉云”為汪曉云（1912-1981），當時均為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長。茲按信中所述內容，依次釋讀。

（一）三家選題分工和古籍八年重點規劃

在1958年至1978年期間，新中國專門從事古籍整理出版的專業出版社只有中華書局、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三家，由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只有古典文學編輯室從事古籍整理出版，所以又有“兩家半”之說。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是新中國最早從事文學古籍整理出版的出版社，著名作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聶紺弩（1903-1986）曾任副總編輯兼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1958年2月，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由十九人組成，下設文學、歷史、哲學三個分組，三組成員共八十一人，幾乎囊括了當時文史研究領域的全部頂級學者專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任組長，中華書局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辦事機構，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金燦然兼辦公室主任。文化部明確中華書局定位為整理出版古籍和當代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專業出版社，同時在上海設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從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規劃和統一的部署。中華上編受上海市出版局和中華書局總公司雙重領導，與中華書局在人事和經濟方面各自獨立，而在編輯出版業務上接受總公司的領導，兩家共用一個社名，但中華上編出版的圖書在版權頁上則注明“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因此，中華上編雖然名義上是中華書局的分支機構，但卻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出版機構。在編輯出版業務上，中華上編除了新出選題外，一般一年一度向總公司上報選題計劃，總公司不過問中華上編具體選題的操作。中華上編與總公司在選題上有分工，中華上編的選題以古典文學為主，總公司的選題以歷史、哲學為主。為了避免選題撞車，三家經常在一起討論，有合作有分工，還請上級主管部門國家出版局的有關負責同志參加，簽訂詳細的紀要以備案。如1959年3月，陳向平赴京與中華書局總公司會談；4月，金燦然來滬與中華上編會談，商量總公司和中華上編的關系與出版分工辦法。1960年5月，陳向平赴京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總公司就文學古籍的整理出版分工原則進行會談。這封信開頭說的“與總公司、人文三家會談”說的就是商量三家選題分工這件事。

“古籍八年重點規劃”指的是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1960年10月公布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該規劃共列入選題四百三十四種，分為“干部和學生的讀物”“科學研究工作者和教學工作者的參考書”兩部分。“干部和學生的讀物選題”有一百零四種，主要是古籍選注本，還有古籍今譯本和改寫本。“科學研究工作者和教學工作者的參考書選題”分為三類：歷代名著兩百種、專題史料匯編一百種、工具書三十種。歷代名著主要采取校點、校注、集解或新注的整理方式；有些名著既要出版新注本，又要出版集解本，因此，實際出版種數將會超過計劃中的數字。專題史料匯編包括古典作家和作品評述資料、歷代文論選、詩話叢編、詞話叢編、曲話叢編、晚清文學叢鈔、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中國社會經濟史料等。工具書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家辭典、中國哲學史辭典、中國歷史人名辭典、中國歷史地名辭典、中國歷代官制辭典等。

信中下文齊部長所說“古籍整理規劃，過去鄭振鐸先生等搞三本，太龐大”，指的是1958年6月，由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文學、歷史、哲學三個分組分頭起草的《整理和出版古籍計劃草案》，分文學、歷史、哲學各一本，其中文學部分三千三百八十三種，歷史部分兩千零九十五種，哲學部分一千三百十三種，合計六千七百九十一種，基本囊括了中國重要古籍。鄭振鐸（1898-1958）時為文化部副部長，也是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和文學組的召集人，參與了上述《整理和出版古籍計劃草案》的起草。這個草案的品種確實“太龐大”了，顯然是一個長期規劃，不是十年二十年能完成的。據《古籍整理圖書目錄1949-1991》（中華書局，1992年）統計，1949年10月以后到1957年八年多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也就七百四十六種，1958年到1966年九年間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也就一千零四十六種。與《整理和出版古籍計劃草案》的品種相較，“古籍八年重點規劃”確實如齊燕銘所說“則又太少，特別對研究者、專家的需要不能滿足，要修改補充”。在這之前的1962年3月1日，中華上編已經在原訂《古籍整理出版三至八年（1960-1967）》的基礎上，按照新的要求，經過修改充實后形成《古籍整理出版十年（1962-1971）選題規劃》（草案），邀請學者專家二十五人舉行座談會聽取意見。然后再作修改上報。

（二）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和《紅樓夢》各版本的出版

曹雪芹的逝世年份，有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說，另有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1764年2月1日）說等。1962年，文化部決定在1963年舉辦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動。1963年8月17日到11月17日，文化部、全國文聯、中國作協和故宮博物院在故宮文華殿聯合主辦“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紀念展覽”。為配合這一活動，中華上編擬“出版幾種紅樓夢的重要本子，作為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學術界研究之用”，為此陳向平“同文學研究所約集了幾個在京紅學家和版本專家舉行了一個座談會”，討論出版《紅樓夢》的各個版本。信中提到的甲戌本、甲辰本、庚辰本、己卯本、乾隆抄本、內蒙古王府本、程甲本等七種本子都是《紅樓夢》早期抄本中的重要本子。其中《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962年7月由中華上編影印出版，線裝。該本一附俞平伯所撰后記，信中下文所說“俞平伯的校樣已寄上編”可能即指此后記。《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1962年7月也由中華上編影印出版，線裝。《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1963年2月由中華上編影印出版，線裝。1986年我進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后，還不斷接到讀者求購《紅樓夢》各版本的來信來電。后來這些本子多次以線裝或精裝的方式重版。這些本子出版后，中華上編直至后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為出版《紅樓夢》本子最多的出版社。

信中還說到出版《紅樓夢》的七種本子，“作為文研所編輯（上編出版）的古本小說叢刊第一輯”，說明當時文研所和中華上編已經有編輯出版《古本小說叢刊》的計劃。二十多年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收錄作品一百六十九種的《古本小說叢刊》四十一輯兩百零五冊由中華書局出版；而由中華上編改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則分五輯出版了收錄宋元明清小說四百二十八種的《古本小說集成》，影印精裝六百九十三冊，成為中國古代小說影印出版的雙璧。《古本小說集成》收錄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抄本一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抄本四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抄本四冊等。

（三）一些選題的進展情況

信中還提到中華上編一些選題的進展情況，茲列舉幾種說明。

1.《王文公文集》

“王文公集”即《王文公文集》，為現存王安石文集的最早刊行本。清末，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現此書的宋槧本。1962年，中華上編用江安傅氏從食舊德齋原藏本（現藏上海博物館）攝存玻璃片影印，缺卷以北京圖書館藏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本照片補足，版匡尺寸悉準原書。請北京圖書館趙萬里（1905-1980）撰寫前言。趙先生撰有《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于此書的版本源流等情況敘述頗詳。

2.《楊萬里選集》等

《楊萬里選集》是周汝昌（1918-2012）選注的，1962年12月由中華上編出版。周汝昌時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范成大前言”指的是他為中華上編1962年8月出版的范成大詩詞集《范石湖集》寫的前言。《范石湖集》是由中華上編編輯富壽蓀標校的。中華上編和此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籍整理著作，有請名家寫前言的做法。周汝昌對范成大詩深有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就出版了他選注的《范成大詩選》。因此請他寫前言是一時之選。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1953年最早是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之一。棠棣出版社1953年加入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后者又于1956年2月并入新文藝出版社。古典文學出版社就是1956年11月在新文藝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編輯組的基礎上成立的。

3.《肇域志》

顧炎武撰寫的《肇域志》早在1957年就列入了古典文學出版社的選題計劃，中華上編時期也在運作，如信中所說的訪求“肇域志膠卷”，但整理工作多年未能完成。直到1982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批準《肇域志》整理工作立項后，由復旦大學譚其驤、王文楚等校點，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8年，該書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4.《方以智全書》等

“方以智集”指《方以智全書》，中華上編1960年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編輯，侯外廬（1903-1987）主編，中華上編責任編輯胡道靜（1913-2003）。第一冊《通雅》，初標者何肇華、范御龍，張德鈞復閱，中華上編請瞿蛻園決審，文字部分還請復旦大學吳文祺先生等復核。后因種種原因，未能出版。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李劍雄（1942-2017）提出繼續編輯《方以智全書》，先出版《通雅》。經與歷史研究所聯系，歷史所復由黃宣民、冒懷辛具體負責。1988年，作為《方以智全書》之一的《通雅》（上下兩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全書的整理出版就不了了之了。

《東西均》是方以智的未刊稿，是他的一部哲學著作。由侯外廬、李學勤（1933-2019）據安徽省博物館所藏抄本校注的《東西均》，1962年11月由中華上編編輯出版。

2000年前后，安徽省古籍整理辦公室開始啟動組織《方以智全書》的整理，由黃德寬、諸偉奇主編。2019年，《方以智全書》（全十冊）由黃山書社出版，完成了前輩的宿愿。2021年該書榮獲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提名獎。

陳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的信（二）

俊民、銘渠、拜山、圣傳同志，

在這兩天里，訪問了人大、北大、文研所、歷史所住在城里的一些文史專家。今天到北大去。準備后天（周四—廿四日）離京去天津。在津留二日，周六去濟南。

告訴一個消息：總公司大約鑒于我們論叢計劃的切合需要，也準備于最近編印“中華文史論叢”。齊部長要總公司把收到的文史論叢稿寄上編，燦然同志認為還是各出一份的好。我想起：論叢第一輯中最好把“杜臆”一書介紹一書；附一二張書影，請顧廷龍寫。北京大家對此書極重視。再，第一輯目錄，最好請周仲明同志逐一交“顧問”們看一下，征詢一下意見后發排。因為我們說過要開會的。

附信請交貞白同志，托他代辦一件事情。因邵荃麟同志急須要幾部書。余俟再報。敬禮!

向平5/22

陳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的收信人中“拜山”為劉拜山（1909-1965），時為中華上編編審。“圣傳”為李圣傳（1905-1987），時任中華上編辦公室主任兼第一編輯組組長。信中提到的“貞白”為呂貞白（1907-1984），時為中華上編編審。這封信主要談到《中華文史論叢》創刊一事。

《中華文史論叢》是中華上編醞釀已久的一本學術刊物。1959年12月6日 ，中華上編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座談會，為本所制訂的《中華活葉文選》《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及《中華文史論叢》三個編輯計劃征求專家意見。應邀出席的專家有李平心、王運熙、萬云駿、趙景深、瞿蛻園、羅竹風、劉大杰、魏金枝、胡云翼、陳守實、楊寬、馬茂元、朱東潤、郭紹虞、吳文祺、周谷城、譚其驤、周予同、關德棟等二十九人，幾乎囊括了當時上海知名的文史專家。與會的專家多認為辦這個刊物很有必要，對辦好這個刊物提了很好的意見，如李平心說：“《文史論叢》，這是很急迫的工作，到目前止，北京和上海都沒有一個這樣專門性的學術刊物，能夠及時的提供資料，反映學術研究動態，以促進和繁榮學術研究工作。” （參見李志茗《〈中華文史論叢〉創復刊始末》，《澎湃新聞》2016年10月25日）

經過一年多的進一步醞釀和準備，1962年2月17日，中華上編又召開《中華文史論叢》座談會。應邀出席的專家有周谷城、劉大杰、陳虞孫、羅竹風、周予同、馬茂元、朱東潤、郭紹虞、顧廷龍等十六人。會上就計劃如何進行，頭兩輯如何出版，以及稿件如何落實等問題進行了研討，并進行組稿。會后，到6月中旬止，集稿八十九篇，一百十一萬字。

陳向平的第二封信提到：“總公司大約鑒于我們論叢計劃的切合需要，也準備于最近編印‘中華文史論叢’。齊部長要總公司把收到的文史論叢稿寄上編，燦然同志認為還是各出一份的好。”這里透露了一個信息，就是中華書局總公司也準備編印《中華文史論叢》，但齊燕銘支持中華上編編印《中華文史論叢》，“要總公司把收到的文史論叢稿寄上編”，但金燦然“認為還是各出一份的好”，中華書局總公司后來編印的就是《文史》，這樣，中國當代學術史上的兩本名刊《中華文史論叢》《文史》就幾乎同時應運而生了。

1962年8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的《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由中華書局出版，刊發了平心、楊寬、蒙文通、任銘善、蔣天樞、朱季海、陳子展、夏承燾、陳奇猷、丘瓊蓀、周予同、湯志鈞、吳澤、唐長孺、俞平伯等十五位作者的十四篇論文，其中周予同、湯志鈞合著《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無陳向平信中建議的《杜臆》一書介紹和書影。首印三千冊，很快售完，10月又印三千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刊登了署名“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中華文史論叢〉編例》，時間是“一九六二年六月”。編例共五項，其中有：“我們從本年起編輯出版這一學術研究性質的不定期叢刊——《中華文史論叢》。其目的在于聯系、團結研究文史、整理古籍的專家學者，交流心得和創見，為推動我國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批判繼承工作，并為體現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盡其綿薄”；“《論叢》以刊登研究我國古代、近代歷史、古典文學以及古籍和古籍整理工作的專門論著為主；在時期上起自先秦，止于近代史的終結。凡今人的論著，不論其為理論文章、研究著述、考證文字、圖書評論或問題商討、讀書札記、資料鉤沉等等，只要內容充實，見解明確，有助于總結舊說，發展新知的，均極歡迎”；“《論叢》提倡踏實樸素、深入鉆研的學術風氣，資料與觀點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勇于提出心得、創見，虛心討論問題、堅持真理的態度，以及準確、鮮明、簡煉、流暢的文字風格”等。《中華文史論叢》是由中華上編編輯的，劉拜山“是事實上的首任主編，但不署名” （錢伯城《1961-1962年：知識分子的短暫春天》，《問思集》，2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劉拜山生平參見拙撰《中華上編的 “四大編審”》，《傳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中華文史論叢》到1965年出版了六輯，隨后停刊。1978年復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

1962年10月，新建設編輯部編的《文史》第一輯由中華書局出版。首輯作者有陳垣、游國恩、于省吾、段熙仲、朱謙之、楊寬等著名學者。首印也是三千冊，也很快銷售一空（參見沈玉成《〈文史〉誕生的艱難歷程》，《回憶中華書局· 下編》，中華書局，1987年）。《文史》第一輯有《編者題記》：“《文史》第一輯同大家見面了。從這一輯的內容中，讀者可以看到，《文史》所收輯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資料和考據。學術研究工作是一個認識過程。積累資料和辨析資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資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考據就是對資料進行鑒別，去偽存真，辨其精粗美惡。我們不應該夸大資料工作和考據工作的作用，但是必須充分重視它們的作用。有不少學者和學術工作者，曾經在這一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獲得豐碩的成果。《文史》的出版，就是為發表這些成果開辟一個園地。《文史》準備收輯研究我國古代和近代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和某些科學技術史等方面的文章，如：一、以資料和考據為主的專題研究；二、稀見資料的輯集、整理，或此類資料的調查報告；三、古籍中某些篇章的箋釋訓詁；四、有關版本、目錄、校勘、訓詁的研究論文；五、讀書心得；六、參考書目；七、從資料和考據角度出發的書評。凡是屬于上述范圍的文章，不拘題材，不拘形式，不限文體，不限字數，均所歡迎。……我們要求《文史》具有這樣一種鮮明的性格：崇尚實學，去絕浮言。” 這篇《編者題記》可以說是《文史》的辦刊宗旨。《文史》到1965年出版了四輯，隨后停刊。這四輯由中華書局與《新建設》雜志編輯部合作編輯，設編輯委員會，由吳晗、馮定、何其芳、金燦然、吉偉青五人組成，吳晗負責召集。1978年復刊。由于《新建設》雜志當時已停辦，中華書局就獨立承擔了編輯出版工作。

從《中華文史論叢》和《文史》兩家刊物首輯作者的陣容來看，均為文史學界的一時之選，所刊文章質量較高，這一特點此后得到了長期的保持，也因此這兩種刊物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從此成為我國文史學界相當一個時期內一南一北最有影響的兩家學術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