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帕特南談孤獨與社會極化

過去幾年，孤獨感與社會極化已經成為西方社會日益嚴重的問題。2023年11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孤獨為全球公共衛生問題。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著作《獨自打保齡》中聚焦于導致美國人在1960年代后社會聯系減少的制度、技術和社會變革。這一切導致了他所稱的“社會資本”的衰退。美國人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少，在公民和社會機構中的參與減少，對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孤獨感加劇。

近日，帕特南在接受《時代》雜志采訪時談到，人們在工作場所外集體活動頻率明顯降低，因此現在我們更需要思考如何降低員工孤獨感、應對政治極化以及如何理解人們對雇主的期望，這對于當下的職場具有啟發意義。茶水間的閑談有其價值，在過去，人們花了許多時間與同事、朋友閑聊，他們談論的是昨晚電視上的體育比賽，或聊聊當地的學校。一部分閑談是為了娛樂，另一部分則可以被稱為“公民討論”。另一方面，過去美國的工會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工會不僅僅是影響員工工資和工作條件的談判代理人，也是人們聚會的場所。許多保齡球聯賽都是基于工會或工作場所，員工們在這些聚會中建立信任，這使得他們愿意在工作場所相互幫助。

然而，上世紀70、80和90年代的老板們施加了更多壓力，要求員工只專注于自己的工作，不要閑聊、閑逛。這使得工作場所的焦慮感加重，也對社會凝聚力和社會資本產生負面影響。研究指出，“（老板）讓員工多工作，這也許提高了效率”，但另一方面，員工之間的信任感減少了。有人缺勤時，其他人不會主動提供幫助。當員工在茶水間偶然學習到一些東西以后，他們能更有效率。這種學習是橫向的，它打破了信息孤島：例如市場部的員工在和產品開發部的女性交談時，會學到一些平時無法知道的事情。

時間來到2020年，線上遠程辦公似乎逐漸取代了線下辦公，這可能為公司省去一筆開支。但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意識到茶水間閑聊、來到工作場所線下工作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對此，有人樂觀地認為減少線下辦公及通勤的時間，會幫助人們在工作之外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享受閑暇時光。對此，帕特南持悲觀看法：人們從工作中節省下的時間，不一定會轉化為真實的社交活動（例如去家長會，加入線下俱樂部，鄰居聯系或帶孩子上學等），而是讓人們有更多時間盯著屏幕，進行線上活動。而過去幾年的經歷告訴我們，我們也許可以通過互聯網交朋友，但線上的聯系永遠無法替代一個真實的擁抱。我們必須找到某種方法，讓人們離開屏幕，親身與其他人建立聯系。在《獨自保齡球》出版后，人們曾說，我們不再需要保齡球隊了，我們已經有了Facebook。但情況并非如此，有些人認為社交媒體百害而無一利，我并不這么認為，但它們并不是解決孤獨和社會分化的辦法。

帕特南呼吁雇主們重視這一系列現象，認真思考線上工作對員工有什么影響？對公司和更廣泛的社會又有什么影響？如果雇主強迫員工線下工作，是否能減少了社會孤立和孤獨感？如果員工居家或線上工作，他們是否能夠獲得更強的社會聯系感？值得注意的是，減少孤獨感的關鍵，在于讓人們意識到某些活動的樂趣，而非通過說教、罰款或威懾。他以家鄉俄亥俄州小鎮的一家公司為例，這家公司舉辦過保齡球聯賽、小聯盟棒球賽，每年都會舉辦公司的感恩節火雞盛宴。這家公司相信，工人之間、工人與公司之間以及與更大社區之間的連接，對他們的產品和生產力是重要的，他們認為可以通過使用正向且積極的激勵來實現這一點。

此外，在職場內外提升社會凝聚力對減少社會極化也有積極作用。管理層不需要在政治問題上采取特點立場，但可以幫助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之間建立聯系，帕特南將這種行為稱作“橋接社會資本”（另一種為“黏合社會資本”，即與自己相似的群體建立聯系）。而在當下，我們需要更多與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進行面對面交流的機會。我們真正想要的是讓人們能夠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這要求人們能擁有一些共同的、跨越黨派限制話題——例如體育。這種鏈接往往始于一些非政治化的話題：“球隊今年表現如何”、“他們應該交易走哪個球員”。一旦建立起“橋接社會資本”的聯系，就意味著人們不太可能采取極化的立場，因為他們更加同情那些與自己持不同觀點的人，并且更愿意妥協，甚至達成一致。

在采訪最后，采訪者提到了企業的志愿服務和圍繞奧運會組織人們參加活動。帕特南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以輕松、富有樂趣的方式讓人們共同參與活動，其最終目的是幫助社會消除兩極分化。在孤獨日益嚴重的當下，我們必須努力建立社會資本，在新的土壤中植入與過去相同的社區精神和團結感。

“難堪”的哲學啟示

人會在什么情景下感到難堪（awkward）？當兩個人一起吃飯，卻對這頓飯是約會還是工作餐做出不同回答的時候；或者是當一個人知道應該公開同事的性別歧視言論，但礙于情面保持沉默的時候……難堪常常被視為令人不適的個人失敗，但在漢密爾頓學院哲學系副教授、《難堪》（Awkwardness，2024）一書作者普拉基亞斯（Alexandra Plakias）看來，更值得關注的是作為一種集體性斷裂的難堪，因為這樣的時刻為我們提供了重寫社會劇本的機會。最近，普拉基亞斯在《萬古雜志》（Aeon）撰文介紹了這項研究。

普拉基亞斯指出，難堪有時候是有趣而奇特的日常現象，關于難堪的玩笑是當代喜劇的重要內容，但難堪也有著嚴肅的后果，它會抑制我們行動的能力，即使我們知道應該這么做，它也會提前扼殺關于月經、金錢、更年期、死亡等重要話題的討論。避免難堪的欲望一種強大的社會抑制機制，阻止人們發聲，促使人們遵守有問題的社會和道德規范，不利于道德決策和社會變革。

普拉基亞斯在研究中發現，很多人會給自己貼上“難堪”的標簽，電影和流行文化強化了這一群體概念，他們往往被描繪成與社會潮流或規范格格不入的不合時宜者，這種對個人的聚焦暗示著避免難堪的最好方法是保持沉默和順從：模仿他人，融入其中，不發一語。這種觀點很大程度上誤解了難堪。難堪確實是由融入既存社會規范的失敗所引起的，但這種失敗并不是個人的。難堪的不是“人”，而是“局面”（situations）。難堪的時刻可能讓人覺得痛苦和不愉快，但不會令人感到尷尬或是感到羞恥。“難堪”和“尷尬”（embarrassment）不同，后者發生在人們在社交場合中失態的時候，其獨特的面部和身體表達包含著一種道歉的意味，因此，尷尬是一種對社交關系的修復。但難堪不是個人造成的，也不是個人可以解決的，它是一種社會斷裂。也就是說，尷尬發生在我們違反了社會規定的腳本時，而難堪則發生在我們沒有社會腳本可以遵守的時候，難堪是一種集體的失敗。

社會腳本的概念來自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的擬劇理論，他認為社交互動是一種表演，我們在其中扮演各種角色，當表演失敗時，演員會感到丟臉。然而，社交表演的“現場性質”標志著其與戲劇的不同：演員可以記住戲劇腳本，而指導日常互動的社交腳本高度靈活且變化迅速，沒有協商或反思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交互動比起劇本化的戲劇演出更像是即興表演，其成功有賴于愿意在場景中配合表演的搭檔。我們用于探索世界的社交提示涵蓋了從明確到幾乎難以察覺的整個范圍，即使是像著裝要求、“不收禮物”這樣的明確要求也往往存在做出不同解釋的空間，而搭檔說話方式、凝視時間、物理距離的任何細微不同都可能改變人們對正在發生的互動的理解。難堪就是在不確定性中誕生的，這也解釋了其與沉默的關系，因為沉默可以意味著很多不同的東西，有時候是默許，有時候則是抗議。

難堪本質上是一種社交迷失。從詞源上看，awkward來自中古英語中的awk一詞，意為“錯誤”或“笨拙”，后綴-ward則是“朝向”的意思。能夠在社會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帶來某種安慰，等級制度和社會排斥令人痛苦，而社交迷失帶來的則是與難堪相關的不適。但僅僅知道社交劇本還不夠，還需要真正內化它們，從而在執行的時候顯得毫不費力。從意大利文化中的“云淡風輕（sprezzatura）”，法國文化中的“漫不經心”（nonchalance），到中國文化中的“無為”，都是對說話做事時顯得毫不費力的推崇，而這正是“難堪”被用于區分自己人和外來者的一種方式。

在普拉基亞斯看來，“難堪”這個標簽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無害，它含糊其辭，掩蓋的東西比揭示的更多。當你將一個人描述為“難堪的”，可能會將你自己感受到的難堪投射到對方的身上，而這是一個可悲的謬誤。例如對方是一個坐輪椅的人，你感到難堪是因為此前很少有跟坐輪椅的人打交道的經驗，因此擔心說錯話，不知道跟對方說話時應該站立還是半蹲，在這種情況下使用難堪一詞就可能將使你不適的責任推到對方身上，你也就不太可能付出努力去了解什么樣的安排會讓對方感到舒服，甚至很可能會在之后減少跟對方的互動。

維持公眾的舒適往往意味著某些群體的“配合”。由于“難堪”常常令人退避，那些被認為引發了難堪的人就面臨著被排斥的風險。改變社會規范和禮儀并不容易，并且可能代價高昂。因此，那些讓現狀的不足暴露出來的人就會被視為威脅。例如在一個男員工習慣在晚餐后帶顧客去脫衣舞俱樂部或是在會議上講色情笑話的部門里，女同事的在場可能會讓場面變得難堪。這些男員工可以選擇理解這種工作習慣和職場規范之間的沖突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并對自己的行為做出調整。但在很多時候，人們會將這種難堪歸咎于女同事的在場。

在許多社交互動中，人們不曾說出的愿望是所有人都已經知道如何從容應對。人們往往避免承認社交無知，而少數選擇承認的人會讓我們感到尷尬，好像他們違反了某種不言而喻的社會規范。這一現象揭示了一種深層次的期望，即社交互動應該毫不費力，而難堪則凸顯了社交互動是存在腳本的，它引發的反感表明人們很大程度上不愿意被提醒存在這樣的事實，而我們當中的幸運兒可能不會被提醒。就像物理的基礎設施一樣，也存在社交基礎設施，但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地使用這些基礎設施。

普拉基亞斯寫道，好消息是，我們可以通過努力讓社交資源變得更加觸手可及。理解難堪的社會起源有助于對其進行重新概念化：與其把它看作個人的失敗，不如承認它是集體無知的結果。現有規范并不總是可取的，它們經常不適用于所有人，有時候甚至不適用于任何人。比如現在很多面試都取消了閑聊和補充提問，而是嚴格按照腳本程式進行，這可能讓人覺得難堪，對于那些習慣閑聊的面試官來說尤其如此，但是閑聊可能不公平地扭曲面試過程，它會讓那些和面試官們不太相似的候選人們處于不利地位。將難堪視為羞恥或尷尬不僅是一個哲學上的錯誤，更是一個實踐層面的錯誤，它會讓我們錯失一個修復社交基礎設施的機會。

普拉基亞斯進一步提醒到，需要注意是誰在做修復“難堪”的工作。對于由誰付出努力讓他人覺得舒服以及在人們感到不舒服的時候承擔責任的社會期待往往會和性別和社會地位的腳本發生交叉。女性通常被要求負責管理他人的情緒，并被期望和他人融洽相處，這種“情感勞動”也包括修復令人難堪的社交互動。不用擔心別人覺得不舒服是一種特權。

文章最后總結到，雖然幾乎每個人都會有難堪的時刻，但我們中的一些人會比其他人有更多這樣的時刻。有的難堪時刻很重要，我們需要擁有談論悲傷、騷擾和種族問題的社交腳本，否則與難堪相關聯的沉默會抹去人們經歷中的重要部分。“難堪”提醒我們，社交規范處在建設之中。在生活的戲劇中，我們不必止步于做演員，我們也可以成為編劇。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承擔這項工作，每個人的貢獻也很難得到同等的認可。但是對于有意愿和能力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來說，在發現當前的社交劇本不起作用的難堪時刻，就可以開始著手編寫一個更好的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