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國杜倫大學歷史系在讀博士于嘉睿和英國北部華人企業家協會會長戚勇強在英國紐卡斯爾圣約翰墓園找到了第六座北洋水師人員墓碑，并由學者王國平先生和陳悅先生考證確認為北洋海軍“靖遠”艦隨軍醫生甘肇功之墓（參見澎湃報道《英國北洋水師水兵墓新發現：第六位中國官兵墓碑被找到》、《專家解讀英國北洋水師水兵墓新發現墓碑，墓主系隨軍醫生》）。這一在英倫出現的北洋海軍新發現也勾起了我的舊思。

2012年我在紐卡斯爾北洋水兵墓地拍攝的照片

我曾于2012年在英國留學時造訪過這處北洋水兵墓地，當時我是從一本紐卡斯爾當地歷史學者的書中獲知此地，趁去紐卡斯爾挖掘史料時前往尋找。那時此墓地還未修繕，找尋也頗費了一番工夫。雖然找到了1911年重修的五座尖拱形的墓碑，但今日發現的甘肇功方尖碑形墓碑卻根本無從發現——因為該墓碑文字面朝下，所以表面上看去毫無線索可言。2014年我又隨中央電視臺《甲午》紀錄片劇組再赴紐卡斯爾，也前往北洋水兵墓地拍攝，此后該墓地才漸漸地被國人所了解。如今，墓地已被重修一新，每逢清明節或甲午海戰紀念日，總有在英華人向墓碑獻上鮮花，或擺放中國海軍最新軍艦的照片，以寄托對北洋海軍英烈的哀思，并表達希冀中國海軍更加強大的愿望。

那么，北洋海軍的墓地為何會出現在紐卡斯爾？其背后又是怎樣的一段中英交流史呢？其實早在140多年前，中國海軍就曾多次向紐卡斯爾的阿姆斯特朗公司（W. G. Armstrong & Co.）訂購軍艦，中國海軍官兵也曾三次造訪過紐卡斯爾，在這座英格蘭北部的工業城市中留下了不少故事。

阿姆斯特朗公司埃爾斯威克造船廠（Elswick Shipyard）舊影

紐卡斯爾由于毗鄰諾桑伯蘭—達勒姆產煤帶，又有泰恩河（River Tyne）流經，所以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后就成了重要的工業城市和港口城市，造船業十分發達。阿姆斯特朗公司由英國液壓工程師威廉·喬治·阿姆斯特朗（William George Armstrong）于1847年創立，不久之后便將業務拓展到了火炮領域，并一舉成為英國火炮制造的巨頭。其生產的火炮不僅裝備英國陸海軍，還出口到世界各國，當時正處在洋務運動中的中國和明治維新中的日本都大量裝備了阿姆斯特朗大炮。1860年代，阿姆斯特朗公司又開展了艦船制造業務。該廠與泰恩河下游的查爾斯·米切爾公司（Charles Mitchell & Co.）合作，建造了一種能在很小的船體上安裝一門巨炮的炮艇，中國當時形象地將其稱為“蚊子船”，即形容它雖然體型小，但被咬上一口也十分難受。

在阿姆斯特朗公司下沃克造船廠（Low Walker Shipyard）建造的“鎮中”級蚊子船

阿姆斯特朗公司創制的“蚊子船”作為一種非常適合近岸防御的艦只，不久便被英國海軍大量采購裝備。恰在此時，中國因為1874年的日本侵略臺灣事件而一舉將海防建設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Robert Hart）瞅準機會，向總理衙門推薦了“蚊子船”這一艦種，他聲稱這種小軍艦不僅便宜，而且可以利用其大炮克制鐵甲艦。赫德的鼓吹立即引起了總理衙門的興趣，他遂通過其親信——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聯系上了阿姆斯特朗公司，并先后向該公司訂購了11艘“蚊子船”，由此開啟了中國中央政府向歐洲購買軍艦之先河，也開啟了中國海軍與阿姆斯特朗公司長達幾十年的殊緣。

今天許多海軍史學者看待140多年前的這筆“蚊子船”買賣，都認為有些因為貪圖便宜而被坑的感覺，但其實這種看法多少有些“事后諸葛亮”了。首先，在當時的技術背景下，蚊子船還是能夠比較有效地起到“岸防”的功用的，只是后來因為海軍技術的快速發展和魚雷艇的后來居上，才使得這種軍艦被快速淘汰。其次，中國當時無論是經費預算、人才儲備還是基地建設，都無法滿足引進鐵甲艦的要求，退而求其次，從“蚊子船”開始買起，不失為一種比較務實的選擇。最后，購入大批“蚊子船”為中國海軍培養了人才，提供了一個訓練實操的平臺，尤其是北洋海防，后來的快速發展正是建立在熟練駕馭“蚊子船”的基礎之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蚊子船”的訂單不僅對中國來說意義巨大，同樣也是阿姆斯特朗公司在造船業務上掘到的第一桶金，對于該公司日后成為“造艦帝國”來說，同樣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停泊在泰恩河畔的“超勇”級巡洋艦

繼蚊子船之后，赫德又將目光聚焦在阿姆斯特朗公司新研制的一種“無裝甲巡洋艦”上，這種軍艦也是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獨創，其設計思路可以說與“蚊子船”一脈相承，都是放棄厚重的裝甲防護，而將設計重點放在搭載的火炮上，意圖通過巨炮來克制鐵甲艦。與蚊子船不同的是，這種巡洋艦航速較快，可以出海作戰，而且裝備了撞角，在近戰中甚至可以撞擊敵艦，對其造成嚴重的破壞。這些在如今想來頗有些“腦洞大開”的思路在當時的技術背景之下卻十分合理。為了能夠繼續增加自己在中國海防建設中的話語權，赫德不遺余力地向總理衙門、北洋大臣李鴻章推薦這種巡洋艦，最后中國政府決定購買2艘，即后來北洋海軍的“超勇”“揚威”二艦。而為了接收這兩艘軍艦回國，北洋海軍還特別派出了超過200人的官兵隊伍赴英，由水師統領丁汝昌、洋教習葛雷森（William Hughes Clayson）率領。這是中國海軍當時規模最大的一次出訪，在紐卡斯爾當地也留下了許多佳話。

1881年4月25日，北洋海軍接艦團乘坐輪船招商局“海琛”輪船抵達紐卡斯爾，這可能是英國本土歷史上頭一次有這么多中國人集中出現，因此中國官兵每每被好奇的紐卡斯爾當地市民圍得水泄不通。接艦團中有一位擔任文案的年輕人池仲祐，在旅英過程中寫下了一本《西行日記》，將這段生活活靈活現地描繪了下來。由于接艦團抵達時“超勇”“揚威”尚未建成，因此官兵經常無所事事，池仲祐也在閑暇之際多次出游，不僅游歷了紐卡斯爾周邊，還乘坐火車前往倫敦等地。在紐卡斯爾期間，他還結識了眾多當地好友，英國友人對池仲祐關懷備至，令他難忘：“計余到英以來，如湯麥士、意楣、瑪其梨、意膩諸人，誼訂友朋，情同兄弟，遠客風土，諸所不習，而其關護之處，無微不至。”體現了中英兩國人民的深厚情誼。

當地的英國報刊也對中國人的這次到來大加報道，最令他們感到好奇的一次就是中國水兵袁培福的葬禮。中國人焚燒紙錢、焚香祭拜的喪葬禮俗是他們見所未見的。由于中國水兵在當地水土不服，患病者頗多，下葬在紐卡斯爾圣約翰墓園的即有袁培福、顧世忠兩位，我們今天就能在那里看到他們修繕一新的墓碑。

年輕的中國海軍也時常在正規外事活動中展現他們的風采。例如火車之父史蒂芬孫百年誕辰紀念日上，丁汝昌、林泰曾等中國海軍軍官也受邀參加。曾經在英國格林尼治海軍學院留學的林泰曾在晚宴上進行了一番流利的英文演講：“我們希望不久后我國就能有更多的軍艦巡航在中國海上，并且在下一個史蒂芬孫百年誕辰之前，我們的艦隊就能與貴國的艦隊一同馳騁大洋，這將極大地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交流和商貿往來。”

1881年8月9日，“超勇”“揚威”二艦離開紐卡斯爾回國，中國海軍官兵在這片異國土地上足足度過了三個多月的時光，這是中國海軍第一次如此大規模、長時間、全方位、近距離地接觸西方社會，對其發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在埃爾斯威克造船廠中準備下水的“致遠”號巡洋艦

在訂購了“超勇”“揚威”二艦后，由于赫德野心的膨脹，導致李鴻章對其不信任，因此中國海軍外購軍艦的重點一度轉向了德國，比如北洋海軍的“定遠”“鎮遠”鐵甲艦，都是由駐德公使李鳳苞從德國的伏耳鏗公司訂購而來。1885年中法戰爭后，清政府再一次加快了海軍建設的步伐，而阿姆斯特朗公司的造船業務在這幾年中發展極快，早已今非昔比，因此這次該船廠再次被納入采購范圍之列。通過駐英公使曾紀澤，這次清政府一口氣向阿姆斯特朗公司定造了兩艘防護巡洋艦，即“致遠”“靖遠”。其中由鄧世昌管帶的“致遠”艦因為后來在甲午海戰中的英勇悲壯事跡而被所有國人深深銘記。這型巡洋艦由當時英國最負盛名的設計師威廉·懷特（William White）設計，采用了許多當時最新的技術，雖然排水量不大，但航速很快，編入北洋海軍后也成了絕對的主力艦之一。

這一次，中國海軍再次派出了由海軍總教習瑯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率領的接艦團，這次團隊的規模比上一次更大，達到500余人，其中一部分前往紐卡斯爾接收“致遠”“靖遠”，另一部分前往德國士旦丁，接收伏耳鏗公司建造的“經遠”“來遠”。1887年5月28日，滿載中國官兵的“圖南”號輪船抵達泰恩河，雖然六年之前中國人曾經來過這里，但這次到來所造成的轟動一點兒也沒有比之前那次小。當地報刊依然跟蹤報道中國人的行蹤動向，比如有一次中國官兵來到泰恩劇院看戲，軍官們頗有君子風度地搖著扇子，這反而令英國人大跌眼鏡，因為在英國，只有淑女才會這么做！又例如中國官兵參加了紐卡斯爾當地的一項傳統軍事錦標賽，組委會專門為中國官兵設置了一個比賽項目——扔沙包。然而，水土不服依然是困擾中國海軍官兵的一個大問題，在這次接艦中又有四名人員在紐卡斯爾病故，即連金源、陳受富、陳成魁和甘肇功，均與六年前他們的兩位戰友一同安葬在圣約翰公墓中。

北洋海軍官兵最終于8月20日駕艦離開泰恩河，這次他們又在這里度過了將近三個月的難忘時光。

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購買的“致遠”“靖遠”“超勇”“揚威”和6艘“蚊子船”均納入北洋海軍序列。而在此之后，清廷認為北洋海防已經頗具規模，無需再為海軍這只巨大的“吞金獸”追加投入，因此北洋海軍此后便基本上停止了發展，其他地方海軍的經費也捉襟見肘，未能形成規模。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清廷為其短視付出了代價——已經大大落后于日本海軍的北洋海軍在海戰中屢遭失敗，最后于威海衛保衛戰中全軍覆沒，清廷歷經20余年苦心打造的北洋海防體系毀于一旦，北洋海軍從阿姆斯特朗公司購買的軍艦不是在海戰中悲壯戰沉就是成為日軍的戰利品。不僅如此，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后，西方列強對清朝主權的侵犯大大加速，中國沿海的重要港口幾乎處處被列強侵占，海權淪喪殆盡，中國海軍的復興之夢也徹底成為泡影。

在下沃克造船廠中建造的“海圻”號巡洋艦

即便如此，甲午戰爭之后，清政府還是亡羊補牢地對海軍建設進行了較大的投入，1896年向英國和德國訂購了5艘巡洋艦和4艘驅逐艦。其中在英國訂購的2艘巡洋艦依然由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建成后被命名為“海天”“海圻”，這兩艘4300噸的大型防護巡洋艦成了當時中國海軍中最大的軍艦，也是新建北洋海軍的絕對主力。1904年“海天”艦不幸在浙江嵊泗列島觸礁沉沒，而“海圻”艦則一直服役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最后在面對日寇入侵的鐵蹄之時在江陰悲壯自沉，用自己的鋼鐵之軀阻擋了日軍前進的步伐。在其服役生涯中，最值得稱道的就是該艦于1910-1911年期間前往英國參加喬治五世的加冕典禮，此后又訪問美洲，進行了一次為期一年多的“準環球航行”。該艦在英期間，也前往紐卡斯爾的阿姆斯特朗公司進行維修。“海圻”艦上的官兵中是否還有當年親歷過接收“超勇”“揚威”“致遠”“靖遠”的故人，我們無從得知，但他們卻注意到了圣約翰墓園中海軍前輩的墓地，并對其進行了重修，這象征著中國海軍精神的代代傳承。

在埃爾斯威克造船廠中下水的“肇和”號巡洋艦

宣統年間，清政府最后一次計劃重建海軍，派出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前往歐美、日本考察，途中也訪問了阿姆斯特朗公司。考察結束后，籌辦海軍處旋向英國訂購練習巡洋艦（即兼具練習艦與巡洋艦功能的艦艇）2艘，其中一艘的訂單交給了阿姆斯特朗公司，建成后命名為“肇和”。該艦建成時已是民國元年，雖然那個腐朽不堪的大清帝國已經轟然倒塌，但新建的民國卻更加動蕩不堪，“肇和”艦在民國年代也輾轉流落于各方軍閥勢力之手，抗日戰爭爆發后，該艦在珠江口虎門海域與日本艦隊進行了抗戰中唯一一次艦隊炮戰，未分勝負，旋被日本海軍航空兵轟炸沉沒。

停泊在埃爾斯威克船廠邊的“飛霆”號魚雷炮艇

日本海軍“吉野”號巡洋艦

日本海軍“出云”號裝甲巡洋艦

除了上述艦船外，清政府還于1894年甲午戰爭中緊急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購入魚雷炮艇一艘，即“飛霆”號。中國海關也向該公司訂購了3艘稅務巡艦“專條”“厘金”“開辦”。從1875年到1911年，清政府總共向該公司購造軍艦22艘，共24000余噸，成為中國近代海軍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阿姆斯特朗公司在19世紀的后半葉造船業務蓬勃發展，一度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艦船出口廠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海軍也曾向阿姆斯特朗公司大規模訂購軍艦，其數量雖稍遜于中國海軍（13艘），但總噸位卻大大過之（100000余噸）。日本的這些阿姆斯特朗軍艦中，不僅有曾經在豐島海戰中公然擊沉中國運兵船的“浪速”號巡洋艦，也有在甲午戰爭中一戰成名的“吉野”號巡洋艦，還有在淞滬會戰中被中國海空軍集中攻擊的“出云”號裝甲巡洋艦。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在追尋近代化之路上前行的東方古國同時將購買軍艦的目光投向了阿姆斯特朗公司，在向軍火商支付了數以萬計的真金白銀后，換來了各自的蒸汽鐵甲艦隊。而當這兩支艦隊最終轟然對撞之時，也決定了兩國命運的彼此殊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