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沈周、紙本設色、冊頁《東莊圖冊》，南京博物院藏。

“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

春秋之時的孔子在《論語》留下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歷代多有注解，大致可分為兩種，其一為君子的修養(yǎng)性的成長，其二是指治政撫民的牧民之道。但結(jié)合春秋的時代背景，那么如果前后概念是作為可成相關(guān)性的成長演進過程，那么“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可以分為三個范疇：1.“興－立－成”；2.“詩—禮—樂”；3.“興詩—立禮—成樂”。這三種范疇相互關(guān)聯(lián)也相互包含。是從人的修德性的成長到具體的實踐領(lǐng)域，再到由此及彼的美育過程。

首先，興是情，是指通過作品的欣賞引發(fā)聯(lián)想與精神的奮發(fā)，如朱熹所言的情之所動為“感發(fā)志意”（朱熹《論語集注》）。興也是起意，是人對事物所引起的“好奇”或者是“意好”，因此孔穎達正義有言“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fā)己心。”而這種興是修德性的起源，在王夫之看來“于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于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 （王夫之《姜齋詩話》卷一）由此，反身言之孔子在《論語·陽貨》所言：“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是把《詩》可引起的“興”與“興”作為認識的原點。

立是為立身，孔子所言“三十而立”此立就是立其身。孔子在《論語·季氏》曾言“不學禮無以立”包咸注曰：“禮者所以立身”。朱熹《集箋》也言“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于此而得之。”禮是為立身，而此立身卻不是“獨身自立”，而是在關(guān)系中的“顯身示立”，同時又不為禮而禮，為和而和，如《論語·學而》中所言：“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因此，從此視角言之，“立”是自己與外界關(guān)系之中的相適。

成是指向圓滿、完成、完善。孔子在《論語·憲問》之中有言：“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故成是能學之禮樂之人，也是久而不忘其心志之人，因此孔子補充言之“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再次強調(diào)個人的意志與品德。因此“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第一重范疇“興－立－成”其意在關(guān)注個體的成長與道德性修養(yǎng)的達成。

第二重范疇“詩—禮—樂”則指向春秋時代中的禮樂的演奏過程與實際需要的場景的功用。孔子曾言《詩》的功用：“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詩經(jīng)》是為春秋之時為各國所用的辭令文本，是風尚也是通行各國貴族之間共同所學的經(jīng)典，即所謂“不學詩無以言”。因此作為春秋禮儀下的宴飲，其辭令當然需要“興于《詩》”，并在其交往中明確其禮儀行為。在《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有言其禮：“夫禮，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也可見禮在社會中的規(guī)范作用與引導作用。因此，結(jié)合春秋的貴族封建之世，當作為一名貴族，在出行對外的禮儀性活動的時候，在宴飲禮樂活動的時候，了解上下尊卑，知曉禮儀規(guī)范并相適應。故而從實用角度而言，禮是其立身之本，具有功利價值的涵義。而最后的“樂”，則是“合德之樂”，《禮記》言“行而樂之，樂也”。《詩》文本中記禮樂“風雅頌”，而樂在《國語》之中有“樂以風德”之說。樂是其一國之禮的展示面，也是諸國外事內(nèi)情的體現(xiàn)。而此觀孔子在《論語·陽貨》之言：“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可感“樂”作為一國在外事內(nèi)情上的巨大功用與孔子在“樂”中得到的信息，由此《禮記·樂記》寫道“唯君子為能知樂……審樂以知政”。換而言之，春秋之時對君子的實際能力要求是“知樂”，也是對邦國的義利、雅淫的辨察。因此“詩—禮—樂”也是指向政通人和的禮儀之象，同時也是將功用與“為人”的融合。

第三種范疇“興詩—立禮—成樂”的意味，就是最終的指向外在性禮儀與內(nèi)生性道德性的和諧連接。從傳統(tǒng)士大夫的成長路徑而言“興詩—立禮—成樂”就是其美育成為君子的道路。就如徐復觀在《中國藝術(shù)精神》之中寫道：“‘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是真、善、美的完美統(tǒng)一，《詩》是藝術(shù)美，禮是社會與政治美，而樂則是相合而生發(fā)的人生美”。

從成為儒學的君子的角度出發(fā)，人的成長路徑可以認為是將踐行引向立身，并知其行，成其美 。然而以現(xiàn)代社會的情形來說，許多都已經(jīng)改變，學習《詩》《樂》也不再具有實際功用，那么如何再次走向“成人”的美育路徑，這是一項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