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力馬扎羅山以坐落在赤道地區但白雪皚皚而聞名于世，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明威的名作《乞力馬扎羅的雪》更加強化了這種反差極大的意象。富士山是一座活火山，上部熔巖和灰石堆砌，光禿裸露，然而，富士山卻以日本的象征以及葛飾北齋的名作《富岳三十六景》之《神奈川沖浪里》和《凱風快晴》而名聞遐邇。從這個意義上說，富士山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環境的存在，更是一種精神的、靈性的存在。這兩種存在并不完全統一，但卻相互強化，共同完成了富士山的形象塑造，并將繼續賦予富士山新的內涵。

《富岳三十六景》之《凱風快晴》

作為自然環境的富士山是一座復式活火山。日本處在西太平洋火山地震帶上，發生地震是家常便飯，火山爆發也屢見不鮮，富士山就是火山多次爆發堆積的產物。大約10萬年前，富士山開始噴發，逐漸形成小御岳火山。大約從1.1萬年前開始，富士山火山重新活躍，形成古富士山。進入歷史時期后，富士山火山更為活躍，尤其是在奈良和平安時代，不但頂部的火山口噴發，山腰也頻繁噴火和噴煙，逐漸形成了覆蓋前兩者的、今日可見的新富士山。最近一次大規模噴發就是發生在江戶時代的寶永大噴發（1707年），在火山口周圍形成了富士八峰，即劍峰（3776米，富士山和日本最高峰。）、白山岳（釋迦岳）、伊豆岳（阿彌陀岳）、朝日岳（大日岳）、勢至岳（大成岳）、三島岳（文殊岳）、久須志岳（藥師岳）、駒岳（淺間岳）。此后雖然沒有大規模噴發，但山頂的火山口經常會發生小規模的噴煙現象，逐漸形成了今日所見火山口的大內院和小內院之分。富士山主體旁邊還有作為寄生火山的長尾山和寶永山，后者近年來還曾發生噴火現象。由于地質作用，在富士山腳下逐漸形成了富士五湖，即河口湖、山中湖、西湖、本棲湖、精進湖。富士山山形呈圓錐形，山腳下種植了大片涵養林，上升到2000多米后，幾乎沒有植被，只有火山灰，頂部全是巨石和熔巖。每年9月下旬，富士山頂部開始下雪，給富士山披上雪白的盛裝，翌年春天雪開始消融，富士山露出本來面目。作為自然環境的富士山既有自己的生命節律（根據有記載的17次噴發的時間計算，富士山大約120年噴發一次。），也會隨著氣候和周圍環境的變化而呈現出不同面貌。

然而，富士山之所以聞名世界，并不完全是因為它的自然特性，而主要是因為它的文化特性。1998年，富士山所在的靜岡縣和山梨縣聯合制定了《富士山憲章》，致力于將富士山作為公共文化遺產或具有人類普遍價值的遺產進行保護；2013年，富士山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日本的第十三個世界文化遺產和第十七個世界遺產。文化環境史研究人對環境的感知以及這種感知對人利用環境的指導作用，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中體現文化的本質。文化的載體有實物、語言，也有口述等形式，但其中都蘊含了人對環境的認識。富士山的文化環境史包括不同時期的人（包括日本人和外國人）對富士山環境的感知，以及這種感知如何影響了人對富士山的利用，進而影響了人與人的關系等。由于富士山是活火山，因而富士山的文化環境史也是變化著的，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眼中具有不同的特點。

富士山是日本人心靈的棲息地。傳統時代的日本人信奉萬物有靈，富士山以其神秘莫測而成為崇拜對象。富士山噴發時帶給周圍民眾災難，是惡靈；靜息時帶給周圍民眾水源和生計，是善靈。這種變幻不定的性質促使人們通過祭拜的方式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富士山信仰肇始。佛教傳入日本后，逐漸與富士山信仰結合，形成具有性別特點的、有組織的宗教信仰。在山上修建神社，祭祀淺間大菩薩和大日如來，這顯然是男神。與此同時，尤其是與筑波的男體山相對，富士山被認為是木之花開耶姬在世間的居所，火山噴發就像大地子宮釋放強大能量，顯然，這樣的富士山神是女神。前者代表冷峻、堅毅、雄偉等特點，后者代表柔美、純潔和典雅等特點。不管人們崇拜的是男神還是女神，他或她都要有助于人解決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物質或精神問題，有助于人為來世求得好報應。能否達到這些目的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得道高僧對教義和崇拜形式的再創造。江戶時代的長谷川角行（1541-1646年）創立了“富士講”，傳播富士山信仰教義，擴大富士山信仰的影響范圍。食行身祿（1671-1733年）把咒術式修行規范改為人人都需要遵守的日常生活道德規范，從而讓信眾在勤勞生產和努力生活中體驗富士山神的恩澤，接受富士山神對不法者的懲罰。然而，在江戶時代，并非人人都可以來到富士山參拜，于是在全國各地修建了若干“富士冢”，既方便信眾參拜，又讓富士山形象深入人心。富士山信仰由富士山周邊的局域性信仰變成了全國性信仰，由修行者的信仰變成普通大眾的信仰，從修道者的玄妙追求變成百姓的倫理修養。然而，在德川幕府看來，這是一個影響范圍不斷擴大的“異端”，對政權造成潛在威脅，于是下令禁止和取締“富士講”。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建立了近代天皇制國家，毫無疑問，天皇是明治國家的代表，日本是皇國。雖然天皇萬世一系，但既不能永恒，也不能聚合不同階層的人們，而富士山以其最高峰和神秘性內涵而成為凝聚日本人的象征。具體做法就是在國定各層級的教科書中向日本人灌輸富士山認同。在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時期，富士山成為統治者鼓噪極端民族主義的基礎，為富士山而戰、為富士山獲得榮光等讓日本民眾迸發出超人的戰斗力。然而，盟國和美國軍隊也利用日本的富士山信仰進行心理戰，在投入日軍陣地的傳單、向日軍廣播的節目中都以富士山喚起日軍將士的懷舊和思鄉感情，從而消磨甚至粉碎日軍斗志。二戰結束后，天皇變成了人，富士山信仰和富士山作為日本的象征雖然依然存在，但已經成為個人的、和平的象征，甚至具有了一定的商業品牌價值。富士山信仰的內涵隨著時代精神的變化而發生了深刻的、揚棄式的變化。富士山信仰變成了符號，是與櫻花、新干線等一樣的日本民族認同的媒介。

外國人也借助富士山來理解日本，或者從自己的視角出發或者把它變成他者。據說，第一個登上富士山的是英國駐日大使阿禮國。其實，早在1543年，漂流到種子島的西方人第一次踏上日本本土，此后，沙勿略等傳教士開始在日本傳教。江戶時代雖然實行了鎖國政策，但在長崎出島與日本人進行合法貿易的荷蘭人必須進行江戶參府，在此途中，受到嚴格監視的西方人第一次看見富士山，得到心靈慰藉。在他們留下的文字記錄中，富士山是世界上最美的山，云霧繚繞，白雪覆蓋，直沖霄漢。佩里叩關后，到江戶的美國人增多。他們看到的富士山莊嚴壯麗，威震四方。1860年9月，阿禮國登上了富士山，他感受到富士山的美麗，但下山途中遭受暴風雨的襲擊，也感受到了富士山的憤怒和懲罰?？梢哉f，富士山給阿禮國留下了復雜印象，這不同于先前從遠處眺望富士山的外國人的單純感受。明治維新之后，來到日本的外國人越來越多，他們看到了富士山孤高的一面，并從基督教的視角出發進行理解。如曾經擔任明治政府法律顧問的法國人喬治·布斯凱對富士山形成崇敬之情，因為“火山遮住了圓圓的太陽，就像是教會巨大的圣人一樣，身著紫色外套，頭部周圍散發著光芒，強有力地佇立在那里”。顯然，這時外國人不再是因為在現實中不自由、甚至為了討好幕府而歌頌富士山，而是從自己的文化本位出發來理解富士山的神圣性。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傳教士采取的用日本慣習來理解基督教的思路正好相對。此后，在許多西方人的眼中，“富士山和藝伎”成為日本的象征，于是富士山就既具有優美與莊嚴的自然美，還具有陰柔與虛幻的人為之美，似乎是需要改善和優化的建構。戰后美國占領時期，富士山與天皇、藝伎一樣被去魅化，變成了與新干線、櫻花一樣的客觀存在，這與把日本人變成“經濟動物”的趨勢是一致的。

最早留下富士山觀感的中國人據說是清朝的漂流民高山輝。在他從江戶被遣返長崎的途中，他看到的富士山六合無雙，恐怖異常。甲午戰爭之前，到過日本的中國文人用有關泰山、昆侖山等的傳說比照富士山，把富士山作為日本國的象征，既肯定其靈性，又贊頌其自然美。甲午戰爭之后，富士山的形象在中國文人的心目中發生了很大變化。富士山不再是單純的日本風物，也不再是東亞文化在日本列島的標志，而是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侵略者的代名詞，于是，發出了“攻占富士山”的號召。與作為強者的西方人眼中的富士山形象不同，作為被侵略者的中國人心中的富士山就是擴張之源，是必欲戰而勝之的存在。由此可見，富士山的環境基礎在歷史時期并未發生劇烈變化，但它的文化形象在不同人群和不同時期卻發生了劇烈變化，甚至變成了截然相反的存在。富士山環境文化不但是自然的客觀反映，更是一種受制于時代和民族屬性的文化建構。

富士山以其獨特的環境和文化成為保護區和文化遺產，形成了獨特的保護文化。這種保護文化既包括自然環境保護，也包括文化的傳承和傳播。對富士山的自然環境保護不是戰后才有的，其實早在平安時期就產生了為了保持富士山的清潔而禁止女性登山的規定，因為當時人們認為，女性登山會污染富士山，進而招致氣候變壞，既影響富士山的環境，又對山腳的民眾生活造成危害。然而，禁止女性登山并未把富士山變成純凈的山，相反富士山因登山者隨地大小便而逐漸污穢不堪，導致附近村民對登山者的厭惡和排斥。這催生了不能把自己生產的垃圾留在富士山上的習慣的產生。在繪畫和文學作品中，富士山永遠以明亮、柔美的形象示人，但當照相機發明和攝影技術發展后，富士山陰暗、丑陋的一面被展示出來。攝影顛覆了富士山的片面甚至想象的形象，平衡和恢復了富士山的真實形象。這就產生了是僅僅保護富士山美好的一面（根據人的需要）還是原原本本保護（從環境的整體性出發）的爭議，當然，這還只是保護思想的萌芽，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1936年，日本設立了富士山箱根伊豆國家公園，保護火山和海島環境，但是，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這個國立公園主要變成了旅游觀光之地，是經濟發展優先的環境保護。在戰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在富士山腳下隨意進行建立工廠、修建高速公路、開設高爾夫球場等經濟開發活動，造成嚴重空氣和土壤污染，植被枯死和水源枯竭，垃圾亂扔和糞便臭氣熏天，導致富士山處于瀕死狀態。即使想遠眺富士山，也成了不易實現的奢望。據統計，在明治十年（1877），一年中約有100天可以從東京眺望富士山，到了昭和四十年（1965），只有20天。雖然那時日本以迅速走出戰后和實現高速增長而自豪，但看不到富士山對具有富士山崇拜信仰的日本人來說不啻是一種嘲諷和巨大打擊。

與日本的環境保護整體進程相一致，富士山保護也經歷了從反對公害到保護環境的過程。日本在1967年通過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反對公害就是解決對人體造成的傷害問題，形成有利于人生存的健康環境。1972年，日本通過了《自然環境保全法》，保護原生態自然和奇特地質景觀等，但在主要關注人體健康的時代，富士山的自然環境保護并非得到落實。只是到了1990年代后，作為精神寄托的富士山環境保護才全面提上日程（1993年，日本通過了《環境基本法》。）。平成十年（1998年）11月18日，山梨縣和靜岡縣聯合制定了《富士山憲章》，號召保護富士山自然環境。憲章認為富士山是日本人心靈安放之地，具有多樣和豐富的自然元素，孕育著富有特色的地域社會和文化，其人與自然共生的景觀、歷史和文化本應世代傳承，但為了發展經濟，富士山被過度利用，自然環境遭到破壞，而且很難在短時期內得到恢復，因此，憲章倡議，學習自然，親近自然，感恩自然；守護美麗自然，養育豐沛文化；減輕自然環境的負荷，尋求人與自然共生；保護富士山自然環境，人人都要積極行動起來；把富士山的自然、景觀、歷史、文化傳之后世，永續利用。但是，2003年，當兩縣準備申請富士山為世界自然遺產而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議時，卻遭到挫折，原因之一是富士山垃圾太多，“白川”惡臭不雅。在登山道兩旁丟棄了大量垃圾，未經處理的便溺和衛生紙順坡下流，形成白色臭水溝，在山腳樹林和道旁亂扔亂堆建筑垃圾、廢棄家電等不易降解的垃圾。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當地政府和公民社會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成立了非政府組織富士山俱樂部，帶領志愿者定期上山清理垃圾，為山小屋安裝可自然降解的廁所，加裝多種語言指示牌等。這一切都有效改善了富士山的環境質量和形象。

2013年申遺成功后，為了應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后續檢查，兩縣還成立了一系列官方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繼續推進富士山環境的改善和保全。在落實《富士山憲章》方面，成立“富士山憲章推進會議”，發動了“富士山一億人運動”，擴大對富士山自然環境的理解和保護；在具體保護措施方面，設立垃圾監督員，巡視和糾正游客亂扔垃圾的行為，設立富士山環境學習支援計劃，用舉辦講座等形式提升相關人員的環境知識水平，建立富士山環境信息發布機制，用主頁和手機發布等方式及時把環境信息傳遞到所有人，設立富士山麓環境美化網絡，負責保護山腳環境；在具體環保項目方面，保護青木原樹海的原始森林，保護富士五湖的水質和安靜，繼續清理和處理各種垃圾，改善上山道路及其沿途環境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為了進一步挖掘富士山的生態和文化意義，為了進一步推廣富士山文化，山梨縣和靜岡縣都成立了由著名專家領銜的機構。靜岡縣建立了富士之國靜岡地球環境史博物館，邀請著名環境考古學家安田喜憲擔任館長，從地球環境的視角向觀眾宣傳富士山的環境知識及其獨特地位；山梨縣設立了富士山研究所，邀請著名民族生態學家、原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副所長秋道智彌擔任所長。顯然，這兩個機構并非僅僅關注富士山本身，而是要從世界環境和文化遺產角度重新理解和定位富士山，進而使之成為真正的世界文化遺產。

另外，富士山環境保護需要財力支持。與世界其它國家公園和世界文化遺產一樣，富士山也存在著保護和利用的博弈。環境保護需要資金支持和限制游客數量，當地政府期望發展旅游經濟，這兩者雖有矛盾但不是不可調和。從2016年開始，富士山鼓勵游客捐助，2023年靜岡縣獲得捐助61306454日元，山梨縣獲得103672726日元捐助。這些捐助主要用于三個方面，即自然環境保護（改善山小屋生態廁所，設立臨時公共廁所），預防火山爆發的準備（準備安全帽和護目鏡，五合目安全指導中心建設），其它設施建設（救護站、外國人口譯援助、及時發布富士山相關信息）。從2024年登山季開始，對吉田口登山線路實行限流，每天不超過2000人，另外每人收費2000日元。通過采取這樣的措施，一方面減輕對富士山環境的人為壓力，另一方面為改善富士山環境籌集資金，最重要的是提高游客的環境保護意識和行動能力。

富士山雖然是日本的象征，但它的環境文化也是隨著人們認識和時代精神的變化而變化的。其中的核心是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是環境保護優先還是經濟發展優先抑或二者取得平衡？這取決于人怎么認識環境的價值。當人從傳統宗教角度認識富士山自然環境時，一切都是在冥冥之中注定的；當人從經濟理性角度認識富士山自然環境的工具性價值時，環境保護即使已提上日程但事實上還得為經濟發展讓路；只有當人類進入豐裕社會并從環境的整體性和有機性角度認識富士山自然環境的內在價值時，偏重于環境保護的經濟發展才能落實。

富士山環境文化中還有一項重要內容，那就是登山運動文化。在古代，富士山是神靈居住的地方，人只能“遙拜”。當富士山成為修行者的圣地后，登山就成為修煉修驗道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最早登富士山實際上是一種宗教行為，是修行之道。傳說中的役行者在山上通過苦修來體會教義，約束自己的欲望、純潔心靈，獲得神力為人治病，但普通百姓并不需要通過登山來修行。直到佛教、道教傳入日本并與神道教結合形成修驗道之后，由于寺院都建在山里，于是在信教者中逐漸形成了攀登名山以修道的風尚。平安時代后期，末代上人攀登富士山數百次，帶動了普通人的登山活動。在室町幕府時期，富士山的各大登山口逐漸開辟出來，山小屋逐漸建立，登山設施漸趨完善。行者長谷川角行登上富士山126次，在半山腰巡游33次，獲得神力幫助民眾祛病消災。他的行為帶動了攀登富士山的熱潮。在明治時期，不但日本男人熱衷于攀登富士山，外國人和日本女性也沖破阻力，逐漸加入攀登者的行列。攀登富士山說起來容易，但實際上還比較艱難，尤其是御殿場口線路。1889年8月下旬，英國人小泉八云登上富士山，他記錄的登山過程相當跌宕起伏?！案皇可綇倪h處看十分令人憧憬，但實際攀登時，苦不堪言。黑色山坡上還有殘雪，讓人聯想起被燒剩下的女性頭蓋骨上只剩下雪白的牙齒還十分顯眼的情景，致使精神狀態達到崩潰的邊緣。但是，在拖著腳步登上山頂后，精神重新恢復到輕松的狀態，隨即四處觀察起來。”（《富士山與日本人》，第十三章，外國人眼中的富士山。）他如實記錄了攀登富士山過程中生理和心理上的變化，展現了攀登富士山的魅力，即痛并快樂著。與修行者一樣，在登山過程中，普通人的身體和靈魂也都得到了升華。

其實，從純粹體育運動的角度來說，登富士山的訓練和競技價值并不高。相對于世界上著名的八大峰，富士山的高度有限，地形、氣候等也不復雜，挑戰性不夠；相對于乞力馬扎羅山，富士山在登山季幾乎看不到雪，周圍也沒有野趣，年輕人甚至可以完成日歸的行程；相對于西雅圖的雷尼爾山，富士山的登山線路比較成熟和人工化，訓練價值有限。就登山運動本身而言，日本真正的登山家向往的是外面的世界，登富士山只是熟悉和適應的墊腳石；對科考人員而言，登富士山是實踐調查手段的試驗和進行比較研究的資料積累。既然如此，為什么每年還有30多萬普通人爭先恐后要登富士山呢？關鍵在于它的文化，富士山是日本文化的象征，通過攀登富士山可以更好理解日本文化及其變遷。對游客而言，登富士山是體驗日本文化象征的過程；對普通日本人來說，登富士山或者是親自體驗富士山的獨特魅力，或者是證實作為日本人不虛此生的機會，或者是在登山過程中尋求解脫和升華的努力，或者是認同島國仙山的日本形象的契機……

具體而言，日本是一個70%的土地是山地和森林的國家，處在季風亞洲氣候帶上，動植物類型并不豐富。然而，在登富士山的過程中，不但能夠感受到沙石環境，還能看到不毛之地，這種奇特性讓熟悉日本環境的人們產生好奇。登頂之后看到的人為景觀與自然景觀渾然一體仿佛讓人有效融入自然，成為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處在巨大火山口，人顯得渺小和無助，人類中心主義的狂妄自大蕩然無存。近在眼前的鳥居和神社把人帶入神或精神的世界。處于天地之間的人、自然與神融為一體，有機統一。這種體驗和感受與在遠離城市的喜馬拉雅山和乞力馬扎羅山上獲得的體驗很不一樣。在活火山上行走自然會產生對生命無常的擔憂（富士山已經休眠300多年，已經超過慣常的120年爆發周期很多。），使人產生人生雖短但值得絢爛的理念，而這正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如果是夜晚攀登，感受和體驗自然不同于白天。穹頂之上繁星點點，星河燦爛，穹頂之下，霓虹閃爍，城市不夜天，攀登者宛如發光的游龍，盤桓在荒涼的沙石山脊上。人在天地間、在仙俗兩界間漂泊的感覺是在世俗世界體會不到的。日出東方，從若隱若現到冉冉升起，不禁讓人想起日本自謂“日出之地”的說法。與此同時，翻滾的云海和瞬時出現的御來光給人以夢幻感，神奇的自然現象被融入日本文化，成就了日本文化不同于其它文化的特點。文化以環境為基礎，但文化又是人的創造和對環境的再創造，登山有助于體會環境文化的獨特性。

在工業化凱歌猛進的時代，奧爾多·利奧潑德發出了“像山一樣思考”的呼喚。如今，在全球環境惡化已經影響到人類生存的關頭，在日本這個已經進入豐裕社會的國度，富士山的文化環境史給出的啟示就是：像富士山一樣思考，從富士山出發救贖人和地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