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獲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知名紡織考古學家王亞蓉因病醫治無效，于2024年9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王亞蓉畢生從事古代紡織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與教學工作，曾參與我國多個著名考古遺址出土紡織品的發掘、保護、研究工作。王亞蓉曾長期擔任沈從文助手，協助完成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整理、繪圖及出版工作。

王亞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9月18日發布訃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著名紡織考古學家王亞蓉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4年9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王亞蓉先生1942年4月6日生于北京。1961年至1963年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今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學習。1978年起先后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歷史研究所工作，累任至高級工程師。2016年，王亞蓉先生榮獲中華全國總工會授予的“大國工匠”榮譽稱號，并被中國文化促進會評為“2016中華文化年度人物”。

王亞蓉先生曾長期擔任沈從文先生助手，協助完成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整理、繪圖及出版工作。

王亞蓉先生畢生從事古代紡織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與教學工作，曾先后參與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湖南沅陵元墓、陜西法門寺唐塔地宮等遺址出土絲織品的現場提取、保護；主持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古墓、北京老山漢墓、江西靖安東周墓、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等遺址出土紡織品的發掘與保護工作；參與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河北滿城漢墓、北京大葆臺漢墓、遼寧葉茂臺遼墓等遺址出土紡織品的保護、研究工作，主持完成江西贛州慈云寺塔出土北宋文物的修復工作，為完善我國紡織服飾歷史的關鍵實物證據鏈條做出了卓越貢獻。

王亞蓉團隊在靖安東周大墓紡織品文物保護工作現場

王亞蓉先生自1985年起開展紡織實驗考古學研究，先后完成了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織物、衣衾，馬王堆漢墓出土繡片，江西靖安東周墓出土織物，明孝靖皇后百子衣、萬歷皇帝十二章緙絲袞服的復織和復制工作。主持編寫《中國刺繡》《洞藏錦繡六百年——河北隆化鴿子洞洞藏元代文物》《慈云祥光——贛州慈云寺塔發現北宋遺物》《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等著作。

王亞蓉先生長期致力于中國古代服飾工藝和出土紡織品修復技藝的保護、傳承和研發，曾任中國文物學會紡織文物專業委員會會長（主任委員）、國際服飾學會理事；2016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批準任紡織考古絕學學科帶頭人，推動建立了蘇州緙絲科研基地等多個紡織考古科研基地；依托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和北京服裝學院“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搶救傳承”博士人才培養項目等，為多家科研院所及博物館培養了古代紡織品修復、服飾復原的人才。

當年，王亞蓉因為機緣巧合，成為了沈從文先生的助手，此后一步一步地走進服飾考古的工作領域，并參加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編撰。

據《文物天地》報道，1967年，王亞蓉在北京玩具公司當一名設計師。那時，只要有空，她就到戲樓胡同的柏林寺（北京圖書館分館）查閱資料，尋找設計靈感。機緣巧合，1973年6月的一天，她在圖書館偶然認識了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楊纖如先生。楊先生將王亞蓉引薦給了老朋友沈從文先生。彼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古代服飾研究的沈從文先生雖遭受“造反派”的攻擊，卻依舊勤勉努力、筆耕不輟，處于寫作和修改巨著《中國服飾史》的繁重工作當中。

“沈從文先生之所以編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因為周恩來總理的囑托。”王亞蓉回憶：“當時，《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作為‘國禮’進行的撰寫、編輯、繪圖和整理工作，因此，對于圖文內容的設計要求特別高。”

但是，那個特殊時期，沈從文先生身邊已經沒有學生或助手，需要繪畫也只能靠老先生自己繪圖。他當時特別需要一位助手，幫助他整理文獻和描畫文物圖形。“我見到他的時候，就覺得老爺子很可憐，每次見他，他都是拿著放大鏡在很小的圖片里面看，實在沒辦法的時候，他就自己動筆畫。所以，作為曾經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習過的我來說，就找機會跟他說，想幫他繪圖。”

“沈從文先生的研究領域是非常廣泛的，各方面文物雜志也接觸很多。聽說我愿意幫他繪圖，他非常高興，隨手從桌上拿起一本《人民畫報》，那上面有一幅很小的圖片，描繪的是一個剛剛出土的漢代金銀錯傘鋌，上面有很多動物圖案，如仙鶴、熊、鳥，等等。他對我說，這上面的熊（這些熊是沈先生研究專題“熊經鳥”中的插圖），可不可以摹畫出來？”

王亞蓉與沈從文、張兆和夫婦

 “我對沈從文先生說：‘沒問題，我試試吧’。”王亞蓉說：“于是，我連夜把這張圖片里所有能看見的熊都找到，再用線描畫了出來，拿去給先生看，他看完之后，特別高興，說畫得不錯！就這樣，我通過了沈從文先生的考試，成為了業余輔助沈從文先生的繪圖員。”王亞蓉回憶道。

這樣，沈從文先生、王?先生和王亞蓉一起，自然組成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三人小組。“我和王?先生白天在考古所，做考古工作，晚上下班，到沈先生家繼續跟沈先生做研究。除服飾研究之外，沈老還涉及了很多專題，如“扇子的衍進”“婦女坐具”等方方面面的課題。那個時候，沈先生家里的藏書已被七分錢一公斤賣掉，稿子也被燒掉了。后來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稿子，是沈先生在‘五七’干校時默寫出來的，并且他不斷地看資料，不斷地在增加。”

1974年4月，正式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王亞蓉就這樣一步一步地走進服飾考古的工作領域，并參加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編撰，書中大量古代服飾插圖出自王亞蓉之手。“因為身負周恩來總理的囑托，沈從文先生在繪圖編號上一直有所考慮，不愿修改太多。所以，最終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中，標明為‘圖’的都是沈先生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前助手陳大章、李之檀和范曾的繪圖作品，標明為‘插圖’的，基本都是我的繪圖作品。”

王亞蓉從漢代金銀錯傘鋌上摹繪的熊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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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蓉｜沈從文先生是怎么寫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

我是一個學美術的，當時在做一些美術設計工作，找資料時碰到一位沈先生的老朋友——當時人民大學的楊先生，他覺得我很奇怪，說：“人家都在干革命，你怎么天天在這兒翻雜志?”我跟他講，我要找資料，他很熱情地說：“如果你信得過我老頭子，就把你電話告訴我，我認識一位在這方面非常有成就的人。”通過楊先生的介紹，我認識了沈從文先生。那時博物館已不再給沈先生配助手，停止了他的工作，他非常痛苦，只能自己一邊寫一邊畫，就因為這樣，工作停滯不前。沈從文先生希望我協助他畫，我認為自己的條件不夠，他就說你試試吧，每天給我一點工作，逐漸工作有了一些進展。他希望把我調到歷史博物館，可是那時候大家都知道，任何一個人只要分配工作，都是終身制，工作調動很難。當時沈先生的一位年輕朋友王?先生，是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技術室的主任，和我在沈先生家認識以后，他一直想把我調到考古所。沈先生說：“不行，得調到我身邊。”后來當歷史博物館同意我進館，但不允許我協助沈先生工作時，我拒絕去那里工作。沈先生說沒有工作、醫療關系不行，還是往考古所調吧。調到考古所以后，我和王?先生白天做考古所的考古工作，晚上下班到沈先生家繼續跟沈先生做，除了服飾研究以外，還有很多專題，像《扇子的衍進》、《婦女坐具》等方方面面的專題。但這種狀況很難把非常大的工作完成。而且那個時候，沈先生家里的藏書已被七分錢一公斤賣掉，稿子也被燒掉了。后來的稿子是沈先生當時在五七干校時默寫出來的，并且他不斷地看資料，不斷地在增加。

1978年社科院實行一個科研政策，叫“先請菩薩后立廟”。“文化大革命”中，社科院受的創傷很重，很多科學家已經不在了，在這種情況下，把一些有研究能力的專家請進來。胡喬木、劉仰嶠等同志了解到沈先生的情況，就把他請進來，胡喬木問沈先生要什么條件?沈先生說我就為了完成這部書，希望要一個可以工作的地方，把這些資料攤開，這是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就是把王?和王亞蓉調給我做助手。胡喬木先生說，你可以到考古所，也可以到歷史所。沈先生住在歷史所后面，因為近，就到了歷史所。

沈從文1978年冬在北京友誼賓館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補充定稿

社科院歷史所為沈先生成立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室，歷史所當時的條件很緊張，就破例在西郊的友誼賓館租了兩套房，我和王?先生，還有沈先生、沈夫人，我們在一起把工作攤開。當時的玻璃印版什么的都收走了，沈先生在五七干校時，就已在默寫書稿，自己又重新寫，而且增加了非常多的內容。開始只選了200張沈先生認為是學界有爭議的圖作為試點本，1972年我國成功發掘了馬王堆漢墓，中國兩千多年前的絲綢和服飾震動了世界，也給這本書增加了很多內容，各類考古圖增加了將近700幅。這本書的出版頗有周折，先是日本的出版社想出，沈先生說我們中國人的書要中國人自己出，最后由香港商務印書館把這本書完成了，有豪華版和普通版。沈先生在第一本豪華版樣書上簽了名，送給鄧穎超，意為完成了周總理的委托中國外交部買了20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確實成為了禮品書，我在電視上看到的。尼克松訪華的時候，它被作為國禮送給尼克松；另外胡耀邦訪問日本的時候，送給日本天皇；還有就是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訪華時，也作為國禮送給她。沈先生實現了自己的愿望，完成了周總理的囑托，但是非常遺憾的是，沈先生這本書，大家都知道，是以有爭議問題的方式來寫的，把歷代一些有爭議的繪畫里面有關服飾等諸方面問題闡述，先拿出來做個試點，下面還有9本，計劃都做好了，但是他來不及做了。這次商務印書館出版了1981年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簡體本，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非常感謝有這么多人喜歡沈先生的書。

沈先生不是專門研究文獻的，而是以實物與文獻對照來考證的。他沒來得及做完，我們比較有幸，還繼續做著這項工作。從1972年發掘馬王堆以后，又于1982年由王?先生主持發掘了湖北江陵馬山楚墓，沈先生為此事撰文刊在《人民畫報》，他說這個墓打開了戰國的絲綢寶庫，海外的服飾研究專家對它的圖案非常推崇，認為風格和設計既抽象又具象，評價這是中國2300多年前的畢加索設計出來的。一般來說，中國人的服裝是平面剪裁和平面制作的，西方是立體剪裁。這些衣服，因為在腋下有一個嵌片，從而通過平面剪裁做出了立體剪裁的效果。考古是實證研究的科學，這么多年，包括法門寺的唐代絲綢、新疆尼雅的一些墓，還有阿斯塔納唐墓不斷地出現。我們考古所到現在出土的所有紡織品墓，都是我們發掘的，也可以說是沈從文先生這個團隊組織發掘的。

沈從文（1902－1988）

另外我要介紹的是，沈從文先生一直提倡的為人民服務、古為今用。咱們現在，十幾億中國人民很少穿中國衣服，沈先生對此特別遺憾，他認為中國人應該穿有中國元素的衣服，服飾的中國元素和顏色應該多樣，這是沈先生的夙愿。他為中國服飾文化的幾近斷絕異常憂慮。現在我特別欣喜地看到，好多人都在提倡漢服。我們經濟實力強了，有能力考慮我們國家的整體形象。我覺得最汗顏的是，作為中國代表團，面對世界的時候，連柬埔寨、朝鮮、越南這些國家都穿戴整齊，有自己的國服，而中國代表團站在一起，穿著的就是國外品牌的雜牌軍。阿拉法特，一輩子穿民族服裝，一看服飾就知道是他的國家的，這是著衣自尊自重的事。沈先生就希望現在有代表咱們國家形象的衣服，中國的衣服自古以來就是多元的，所以不管是休閑的還是禮服什么的，都要有自己的服飾文化符號，這是咱們大家一個共同的課題。

沈從文先生對于中國的美術教育和服裝教育，也跟我們談過，他曾對每年春天很多美術院校的學生到公園里寫生畫牡丹有一個看法：其實中國傳統服飾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歷代相沿發展的特別優秀的傳統圖案。如果設想一個學美術或者學設計的學生，一進校門就有一定的課程來臨摹歷代最好的紋飾，到畢業時，差不多將近兩三千張了。這種固定的、傳統的、經過歷代畫師們努力的都是精華，這樣將來搞設計，舉手投足出來的都是中國元素。而且他很反對把國際設計大師請來通過翻譯傳授，翻譯本身不易準確，他們講的中國人理念、中國人習慣、中國人傳統包括一些對于服裝的要求又和我們不相符合。沈先生說有時候不能怪設計師和學生，因為他們沒有得到很好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訓練。

希望有志趣的學者和同好為了再次振興和發展中國的服飾文化，學習沈從文先生認真、忍耐、務實的工作精神，盡心地努力工作。

（本文綜合自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公號、《文物天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