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近日報道英國紐卡斯爾埃斯維克的圣約翰墓園（Elswick, St. John's Cemetery）內新發現的一座北洋水師人員墓碑，因其形制特殊、墓主身份不明等諸多疑點引起歷史學者及愛好者的熱烈討論。

海軍史學者陳悅日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介紹了學術“破案”的最新進展。他表示，墓主身份等主要謎題已迎刃而解，“我也沒想到這么快”。然而，一些新的疑問也隨之產生。和此前該墓園里廣受關注的五座北洋水師水兵墓一樣，新發現的墓碑牽出一段曲折的歷史。

英國紐卡斯爾圣約翰墓園內最新發現的北洋水師人員墓碑（圖片來源：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館）

2024年9月17日，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唐銳在北洋水師水兵墓前獻花（圖源同上）

一、身份之謎

陳悅在采訪中向澎湃新聞表示，墓主姓名為甘肇功，是“靖遠”艦的隨軍醫生，墓碑上寫的“蓮皋”很可能是他的字號。甘肇功隨北洋水師赴英國接收“靖遠”艦，1887年8月2日（光緒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因病在英國去世，1887年8月7日（光緒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天安葬。

停泊在英國樸茨茅斯準備回國的“靖遠”艦。“靖遠”“致遠”“經遠”“來遠”四艘軍艦于1887年9月12日啟碇回國，隨軍前去接艦的甘肇功病逝于一個月前，沒能乘上回國的軍艦。

此前，由于墓碑碑文只有“光緒十三年，皇清廩生蓮皋甘公之墓，六月十八日立”幾個字，無法判斷其身份及去世時間，曾根據 “廩生”推測其為文職人員。另一條指向身份的信息是杜倫大學歷史學博士生于嘉睿找到的墓園殯葬記錄，墓主人姓名登記為“KAN LIAN KEOA”，即甘蓮皋。

陳悅表示，解開身份之謎的關鍵史料有兩則。

一則線索由朋友王國平先生最先發現，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FO17”檔案號下的清末駐英公使照會檔中，有一封清朝駐英國公使劉瑞芬致英國外相沙里斯伯（Salisbury）的照會，為中英雙文格式。照會中寫道：

照得上年中國靖遠兵船在紐卡司爾時，船中醫生甘肇功于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八月初二日病故，旋于八月初七日在紐卡司爾森莊外司于墳地埋葬，均領有身故埋葬憑紙收執。

在照會的英文文本中，甘肇功的姓名寫作“Kan Lian-Keoa”, 與相應墓碑的殯葬記錄一致。可見“Kan Lian-Keoa”（甘蓮皋）就是甘肇功。照會明確了甘肇功的身份（醫生），去世的原因（病故）以及去世和下葬的時間。

清朝駐英國公使劉瑞芬致英國外相沙里斯伯（Salisbury）的照會，出自《晚清駐英使館照會檔案》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之《晚清駐英使館照會檔案》，皇甫崢崢 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第二則史料是李鴻章在1888年6月6日向清廷提交的奏片《甘肇功等從優議恤片》。奏片提到，在赴歐洲接收“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等軍艦回國的過程中，一共有24人在異鄉身故，“實與陣亡無異”，因此北洋水師統領丁汝昌申請為他們“察請優恤”。24人中，有23人是水兵，只有甘肇功一人的身份較崇，李鴻章根據丁汝昌的申請，奏請按照縣丞規格撫恤。其余相對級別較高的11名一等水手姓名均有提及，其中也包括圣約翰墓園里另一座北洋水師水兵墓的主人陳成魁。按照李鴻章的描述，當時在陸上或者近岸處去世的人員，才有可能擇地安葬，在軍艦回國航行途中去世的人員，則大多采取西式的海葬，“裹葬于海”。

李鴻章《甘肇功等從優議恤片》

二、墓碑之謎

甘肇功的墓碑被發現時是倒塌在地的狀態，其形制為方尖碑形狀，和同墓園里的另外五座北洋水師水兵墓的墓碑形制完全不同，這也導致它多次被尋訪者錯過。墓碑為何形制不一樣？1911年清朝海軍名將程璧光率“海圻”巡洋艦訪問英國時重修了五座北洋水師水兵墓，為何唯獨漏掉甘肇功的墓？

上述劉瑞芬致沙里斯伯的照會第二段提供了關鍵線索：

現因甘肇功之家屬稟懇將其棺柩寄回中國,相應將憑紙二件備文照會貴爵部堂,請煩查照,咨請內部尚書諭飭紐卡司爾森莊外司干墳地之總管,準令將甘肇功之柩起出,交由本大臣所派之員寄回中國。本大臣不勝感紉之至。須至照會者。

上述“劉瑞芬致沙里斯伯照會”中文文本后半部分

 此時已經是1888年10月5日，甘肇功去世一年多以后。甘肇功的家屬希望他的遺體回到故鄉入土為安，所以向清政府請求運送棺柩寄回。清政府外交部門向英政府發出照會，請紐卡斯爾這個墓園的管理者把墓打開，將靈柩取出送回。

陳悅認為，英國政府很可能支持了這個做法，那么甘肇功墓地就已經遷葬，墓園里只剩下一個墓碑。“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后來宣統年間程璧光重新修墓時沒有修甘肇功的墓，因為墓已經遷走了。”

“所以這次發現的是一個遺跡，但這個墓碑的發現意義重大。” 陳悅強調：“因為程璧光重修后的水兵墓并非原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1911年重修以后的樣子。原始的墓碑是什么樣的，此前一直是個謎題，這次發現的甘肇功墓墓碑就是1887年所立的原貌。由于從去世到下葬經過的時間非常短促，這種墓碑可能是當時該墓園里常用的形制。我們可以推測，原先五名水兵墓最初的樣式很可能就是方尖碑形狀的。碑文應該也都很簡單。”陳悅提到，1881年赴英國接收“超勇”“揚威”軍艦時，一位水師官員池仲祐的日記里就記載了身故水兵顧世忠、袁培福下葬的過程，他說墓碑上只寫了很簡單的內容，“作石碑一方，書曰‘大清故勇某某之墓’，紀時日”。這種簡單的書寫與此次新發現的墓碑情況一致。“事實上，在北洋水師水兵墓附近還發現了同一時期日本海軍軍人的墓地——日本海軍也在紐卡斯爾購買軍艦，同樣有人病逝在那里，葬在圣約翰墓園。而這座1886年的日本軍官墓碑也是方尖碑形式。或許，如果繼續在墓園里仔細考查，甚至有可能找到五位北洋水師水兵墓原先的墓碑。”陳悅對澎湃新聞說。

甘肇功的墓碑為方尖碑形狀，碑文書寫較為簡單

1911年重修后的五座北洋水師水兵墓，詳細寫明了籍貫、姓名、立碑與重修日期等信息

池仲祐日記中對另外兩位葬在圣約翰墓園的水兵顧世忠、袁培福的記錄

不過，墓碑的發現者戚勇強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五座水兵墓碑最初的形狀就是現在看到的形狀，而不是甘蓮皋墓的方尖碑形狀。

戚勇強對澎湃新聞表示：“首先，程璧光1911年來重修這幾座墓大概率是因為這些墓有問題，可能太簡陋或者破損。而從這次發現的方尖碑和1886年的日本方尖碑來看，它用的花崗巖的質量非常好，幾乎沒有重修的必要。故推測可能是當時的五位水兵墓碑比較簡陋，或者碑石質量不如方尖碑的花崗巖材質，比如在墓園中常見的砂巖。第二，五座重修墓碑的工藝是貼面式的。五座碑的碑身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背面，材質為砂巖，厚約12厘米，一個是碑面，是黑色花崗巖，厚約4厘米，碑面鑲嵌在砂巖中，用粘貼劑粘在一起。這個在整個墓園里也只有這五座碑是這個工藝，其他基本都是一整塊石材。從材料價格上來看這種方法比用整塊花崗巖要便宜。第三，方尖碑的底座與現在五座碑的底座完全不同。如果最早是方尖碑，要更換的話那需要連底座一起更換，工程會非常昂貴，與貼面的做法相矛盾。根據以上三點，我推測這五座水兵墓最初應該就是砂巖的墓碑，但是墓碑做得比較簡單，刻字等也不工整（這點從墓園中另外兩座日本人墓碑上可以看出），砂巖本身容易風化，經過二三十年的風吹雨打，表面可能風化模糊斑駁不堪，因此需要重修，但僅限于碑面。因此我猜測當時的方案是把原有的砂巖碑面鏟除，挖出凹槽，訂做了花崗巖碑面，鑲嵌進去，保留原有底座等不變，就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這是最經濟快速的方法，較符合當時情況。至于甘蓮皋的墓為何沒有重修，可能是因為質量較好，不需要重修，也可能是已經遷回中國，成了空墓。”

三、遷葬之謎

關于甘肇功家屬申請將棺柩運送回國的請求，陳悅認為，應該是得到了清政府和英國政府的支持，墓地已經遷回。戚勇強的看法則不同。“我認為當年他的墓并未被遷移。首先，駐英大使劉瑞芬的信只能證明有這個意向，并不是確認遷墓成功。其次，在英國遷墓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英國1857年就有《殯葬法案》規定，未經司法部或教會批準移動埋葬的遺骸屬于違法行為，且遷墳手續繁瑣，費用昂貴，耗時較長。最后，一旦遷墳成功，原有土地可能會被再次利用，那墓碑就應該會被移走，且目前并無資料記載甘肇功的遺骸被送回國安葬，原墓地也未被使用，因此我認為很大概率當時這件事并沒有做成，甘肇功遺骸仍在圣約翰墓園中。對此我已發信詢問當地殯葬部門，查看是否有當時的記錄。”最后，他表示關于這一問題的說法尚屬推測，事實究竟如何，最終有待研究考證。

四、籍貫之謎

關于甘肇功的籍貫，目前掌握的資料中沒有直接證據能夠顯示。由于當時“靖遠”艦上的官兵主要是福建籍，尤其以福州籍居多，墓碑發現者戚勇強等人主張呼吁福建及沿海地區的同胞留意族譜中是否有“甘肇功（蓮皋）”的信息。陳悅認為，“從姓氏和職業兩個方面來說，福建籍的可能性確實很大。”

“從姓氏來看，福建福州府當時是有‘甘’姓的。再看醫生這個職業。清代開始建設海軍之后，急缺西醫人才，因為軍艦上需要一些有外科手術能力的醫生。但是當時國內西醫人才少，早期只有在福建、浙江、廣東這些開埠較早的地區，有機會學到西醫的知識。事實上，中國的西醫教育之始，正是北洋海軍正式建軍之后為滿足海軍需求而建立的天津西醫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西醫學校，創辦于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學生們還沒畢業，各個軍艦飽受缺少醫生的痛苦。”陳悅說。

不過，籍貫僅是推測，陳悅也提出了另一個思考方向——由于年代較早，甘肇功未必是西醫，接收軍艦和海戰不同，更多是治療頭疼腦熱這些毛病，因此或許可以考慮搜尋當時全國范圍內姓甘的中醫世家，這也有可能是突破的方向。“甘肅的皋蘭這個地方，有甘姓的名醫世家，而甘肇功的字號里有‘皋’字。這也是一個排查的方向。”

“靖遠”艦下水儀式

五、“編制”之謎

五座北洋水師水兵墓墓碑上寫的是“大清故勇”，指明了墓主的軍人身份。而甘肇功的墓碑上寫的是“皇清廩生”，“廩生”（秀才）指的是學歷背景，是非軍人的身份。

陳悅認為，“廩生”說明甘肇功并非軍人，也說明醫生是艦隊特別聘請的。“當時福建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的專業設置都只有海軍軍官、輪機軍官，醫生是沒有的，也就是說不存在海軍專業背景出身的醫生來源。把醫生作為北洋海軍中的正式崗位應該在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之后，當時在《北洋海軍章程》里明確規定了軍艦上的醫生名額，在此之前，隨軍醫生沒有軍中‘編制’，大都是外聘。墓碑上之所以寫‘廩生’，實際上表明墓主人并沒有軍職和官職，所以只能用他的學歷稱之。”陳悅說。

陳悅表示，北洋海軍聘請“外援”并不奇怪，軍艦上的文職人員，包括幕僚、文案等都是臨時聘請的。

六、病因之謎

甘肇功和其他去世的水兵究竟得了什么病？資料中沒有明確記載。但陳悅表示，當時東亞近代海軍中流行一種兇險的疾病，由于官兵們長期生活在軍艦上，食物構成較單一，不少人死于“維生素B1缺乏病”。歷史上稱之為“腳氣病”（不同于今日語境中的“腳氣病”），當時中國人稱之為“濕氣上升”，表現為雙腳浮腫，漸及腰身，最終影響心臟，乃至死亡。這種病在18-19世紀非常普遍，日本的海軍中也有這種現象，如前所述，圣約翰墓園中也有病故的日本水兵。主要原因是長期的海上生活缺乏新鮮水果與蔬菜。中國近代海軍后來的應對策略是不吃精米，多吃面食和糙米，因為糙米表面的麩質以及面粉中含有維生素B1，到了民國初年，海軍部甚至還為此專門向水兵發放津貼，用于“吃面”。

中國北洋水師墓地修繕紀念碑（圖源：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館）

在發現者、研究者、歷史愛好者及國家有關部門的共同關注之下，關于英國北洋水師水兵墓的研究與討論還在繼續。尤其是最新發現的墓碑主人甘蓮皋的籍貫、其墓地是否已遷回國內等問題，目前尚在爭論之中，有待新的史料和證據被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