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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療護中,不可缺失、卻總被叫錯名字的人
幾乎沒有醫務社工會否認自己對安寧療護的重要性。從疾病終末期患者的疼痛控制,到心理疏導、社會關系支持等后事準備,他們要面對的不單是一個患者,更是一個家庭。他們會為患者及家屬評估各項決策的可行性,醫務社工所做的,是陪伴患者更好地走完最后一程。
但據《醫務社會工作藍皮書:2021~2022年中國醫務社會工作發展報告》中“中國安寧療護社會工作發展報告”,不樂觀地估計,90%以上的安寧療護試點醫療機構尚未有專業社工;安寧療護領域對于醫務社工的認可度普遍不高,其中不少分管領導仍不知曉社工與志愿者的區別。
首都醫科大學護理學院基礎護理學學系主任、教授岳鵬,曾在北京、廣州、深圳、上海、成都多地參與安寧療護調研。她發現,安寧療護的醫務社工普遍“沒有崗位、沒有預算”。即便是按政策要求設有社工崗的三級醫院,有些醫務社工也沒待在患者身邊,而是忙于宣傳、醫患糾紛等行政工作。
此外,安寧療護多項非醫療服務尚未納入醫保,且暫無收費標準,常由社工或者志愿者無償付出;加上薪資、晉升渠道受限,不少年輕人遲疑是否入行。“靠愛發電終歸不長久”,岳鵬表示,安寧療護要想深入發展,還需政策的推進、人才的培養和實踐行動的落地。
“義工、護工、付費的志愿者?”
了解安寧療護前,不妨先看一個關于“隱瞞”的案例。
在上海市臨汾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做了15年的醫務社工趙文薔仍記得,有個七十多歲的奶奶,被家人“騙”過來時已是輸卵管惡性腫瘤末期,但家人告訴她,緩解下癥狀就可以回家了。
“這也是很多中國家庭的一個現狀,很多的決策其實不是患者本人做的,而是家屬代替做的。”趙文薔說,每次探視,家屬總會鼓舞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要加油,要給孫女做榜樣。看著從小帶大、正讀高二的孫女,她也會說,“你努力,奶奶也會努力,以后還要回來給你復習功課。”
“其實我們都知道她沒有機會了”,趙文薔說,奶奶的生存期評估下來只剩一個月,腹部還有大塊破潰,加上糖尿病的并發癥,隨時有生命危險。而她提供的安寧療護,主要是為疾病終末期患者控制痛苦和不適癥狀,提供身體、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護和人文關懷,幫助患者有尊嚴地離世。
上海臨汾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安寧療護病房。 微信公眾號“臨汾健康e家” 圖
為了預防奶奶突然離世導致無法彌補的遺憾,趙文薔在醫院給家屬開了家庭會議,結果發現,他們不是不愿坦白,而是不知道怎么開口。她與家屬達成了一個共識,至少可以先暫停說“假話”,不要再說她能回家、會好起來、要加油……
開完會,奶奶的丈夫遲遲不走,他怕被奶奶問起開會聊了什么。趙文薔便跟他一起回了病房。如他所料,剛進門奶奶就發問了,他生硬地轉移著話題,趙文薔“順勢”出門拿個東西,再回來,兩人一個躺著,一個坐著,都不講話。
趙文薔回憶,反倒是奶奶打破了沉默,說自己已經很幸運了,她妹妹也是患癌,六十多歲就離開了。說完,她突然問,“我到底還能活多久?”但她又像心底早有答案般回答道,“差不多一個月。”
了解實際病情后,她在一周內交代了所有后事,連原先要送給親戚的一件衣服也沒忘記。趙文薔說,奶奶性格外向,有一定的社交需求,安寧團隊為此安排了志愿者陪她聊天。除此,團隊還向她提議,留點信或者影像記錄給孫女,她想了一晚,還是拒絕了,“她不希望以后走了,再干預孫女的生活。”
但自此之后,她不再對孫女逞強,“她會去說,其實奶奶很痛。”趙文薔記得,奶奶臨終前一周出現了譫妄,神志不清,團隊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家屬身上,為他們減壓、疏導,做臨終道別。在她臨走前,孫女從學校趕來,獨自和她講了幾分鐘悄悄話,講完,她便離開了。
“(人生)最后一個階段,就不是一個單純的醫療問題了。”曾在河北滄州人民醫院創建安寧療護科室的醫生郭艷汝說,除了心理支持,醫務社工有時也需要協助對接生前預囑、債權債務、財產處置等方方面面的身后事。面對經濟困難的患者家庭,還要想辦法鏈接相關的社會救助渠道。
在她看來,醫務社工是一項對綜合素質要求很高的工作。不僅要有基礎醫學知識,還要直面死亡做出理性分析;每個患者需求不同,“(醫務社工)個人的適應性和學習能力要很強”;幫患者尋求社會支持時,醫務社工也要懂得以最貼切的方式做公共表達,這樣才能吸引到更多人關注患者需求。
盡管工作內容繁多,醫務社工有時被貼上的標簽卻很單一。許凱在國內多個一線城市做過醫務社工,他吐槽說,即便是醫生護士,也常稱他為“義工”,或是把他當成護工、固定且需付費的志愿者,“醫護(人員)會認為社工的工作是可替代的。”甚至社工想讓醫生護士多向患者介紹安寧療護,他們并不樂意,怕增加負擔,“患者能不能走安寧療護這條路,決定權在醫生手上。”
“整個社會對社工的認知度是比較低的”,趙文薔說,正因此,哪怕沒有醫護人員轉接,醫務社工也要親自去與患者交流、為其做疾病、家庭關系評估,量身制定方案。這也能讓醫護人員更好意識到自己的能力范圍,“不能靠別人來給你劃邊界,因為他本身就對你的專業不了解。”
“沒有后顧之憂地扎在安寧療護中”
2023年,北京衛健委曾在醫務社工專題媒體溝通會通報稱,全國共有醫務社會工作者4833名,其中專職人員占18.1%。北京開展醫務社會工作的醫療衛生機構共101家,其中三級醫療機構54家;共有醫務社會工作者306人,其中三級醫療機構194人。
北京歸元緩和醫療專項基金會的社工楊潔說,他們共7名醫務社工,“在國內算是人多的”。機構的維持靠捐款兜底,一旦錢斷了,很難再擴展業務。超負荷工作對他們而言已是常態,多的時候每人要對接十多個安寧療護案例,“現在就是希望醫院也能夠認可我們的服務品質,看能不能推動醫院采購服務。”
今年6月,歸元緩和基金會邀請多名專家參訪北京市第六醫院,分享安寧療護案例經驗。 微信公眾號“歸元緩和” 圖
事實上,早在2018年,國家衛生計生委就發布了《關于印發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2018-2020年)》,要求醫療機構設立醫務社工崗位,有條件的三級醫院可以設立醫務社工部門,配備專職醫務社工。
去年,國家衛健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印發了《關于開展改善就醫感受提升患者體驗主題活動的通知》,進一步將相關要求落到二級及以上醫院。
至于以社區醫院為代表的一級醫院,國家衛健委曾在2022年聯合多部門發布《關于全面加強老年健康服務工作的通知》中表示,推動有條件的地方積極開展社區和居家安寧療護服務,探索建立機構、社區和居家安寧療護相結合的工作機制。此后北京、上海多地衛健委均發布相應規范,明確安寧療護服務體系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依托,推廣安寧療護服務理念。
趙文薔表示,一級醫院是否要配醫務社工,現有政策文件以“鼓勵”為主,但安寧療護的推廣恰好又落在一級醫院,“也應該把一級醫院作為一個硬性指標來放進去的。”
2023年,上海安寧療護實務培訓會上,趙文薔在做案例分享。 微信公眾號“臨汾健康e家” 圖
當然,這背后繞不過“編制”難題。她說醫院的編制數一般是核定好的,“不太會再有空間。”她2017年入職至今,院內也設立了社工部,但始終只有她一個專職社工,且是有編制的——很大程度上,這個名額離不開領導對社工的重視。她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醫院愿不愿意有編制給社工?”
2019年,省級期刊《社會工作與管理》曾刊發論文《醫養結合中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困境及其成因分析》。論文指出,醫務社工崗位普遍缺乏獨立性,只能依附于行政部門;就算有編,基本也屬于“行政編制”, 晉升通道堵塞,“他們不僅無法通過專業優勢獲得晉升,還因并非行政專業出身而處于劣勢。”
在岳鵬過往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上海不少社區醫院的醫務社工則由護士轉崗,因社區護士與居民之間天然的親近優勢,安寧療護效果也好。但如果脫離原有護士考核體系,他們同樣面臨著晉升難題,“社工具體的考核,包括薪資待遇,目前很多地方都還不明朗。”
她了解到,有一名護理專業的碩士畢業生,也是在綜合考慮就業前景和未來的職業發展后,放棄了一個醫務社工崗位的工作機會。“總不能這一輩子都在初級職稱”,岳鵬解釋說,只有待遇與晉升通道明確了,人才能沒有后顧之憂地扎在安寧療護中。
“醫務社工都沒配齊,怎么談標準化?”
曾為推廣安寧療護傾盡全力的郭艷汝,最終離開了滄州,今年8月,她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七醫院的安寧療護門診正式開診。
2019年,她在河北滄州人民醫院一手創建安寧療護科室時,一度希望將科室發展為滄州的區域安寧療護示范中心,做成的話,也意味著它能在全國更多的三線城市復制。她的醫護團隊涵蓋呼吸科、神經內科、腫瘤介入等多個科室的醫生,還配了一個專職的醫務社工。
只是這場實踐,遠比想象中艱難。重癥患者的護理本就棘手,工作中難以喘息片刻,但與付出無法匹配的是,科室成員的收入驟減,幅度大的接近腰斬,好幾人都曾動念離開。
原因在于,安寧療護尚未被納入我國基本醫療保險的“三個目錄”之中。費時耗力的死亡教育、哀傷輔導、遺容整理等關懷服務,也因沒有收費名目與標準,只能靠他們無償在做。
許凱說,安寧療護醫務社工的收入并不樂觀。以一線城市采購為例,一人一年的費用在十萬左右,扣除督導費等活動開支后,到手可能只剩六七成。待遇較好的深圳,則是根據學歷、工作年限、社工等級劃分工資,每月有八千塊的話,已經算業內中高水平了。
即便是北京的三級醫院,開展安寧療護也可能入不敷出。據《財經國家周刊》2022年的報道,首鋼醫院安寧科室也是免費為患者提供各項關懷服務;為了提升住院質量,病房只有14個床位,同樣的面積腫瘤科有43張;加上治療以緩和醫療為主,經費自然遠低于后者。
該科室主任王曉東說,按照DRGs(疾病診斷相關分組)付費標準測算,科室僅一個月就虧損了16萬。好在醫院領導重視,在經費上傾斜、補貼,醫療工作由腫瘤科醫生承擔,且護士團隊定期和腫瘤科輪換,科室才得以維持。
去年,國家衛健委印發了《關于開展第三批安寧療護試點工作的通知》,要求完善精神心理評估及干預、醫患共同決策(家庭會議)、醫務社工服務等安寧療護必要醫療服務的收費項目和標準。屬于關懷慰藉、生活照料等非醫療服務的,不作為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管理,收費標準由醫療機構自主確定。
但趙文薔表示,這個標準不是一家醫院或幾家醫院能決定的,而是牽涉到整個醫療行業,“現在連醫務社工都沒配齊,怎么談標準化?”眼下安寧療護普及度不高,一旦牽涉收費,可能還會勸退患者。
近年來,國家積極推動著安寧療護發展。2023年世界安寧緩和醫療日,國家衛健委發布數據稱,國內已培訓4000名安寧療護骨干醫護人員、設有安寧療護科的醫療衛生機構超4000家;“十四五”期間,將至少培訓5000名相關醫護人員;到2025年,將建立覆蓋試點地區全域、城鄉兼顧的安寧療護服務體系。
“靠愛發電不長遠”,岳鵬認為,安寧療護、醫務社工體系要想長遠發展,還需政策“開開綠燈”,同時投入更多啟動資金。諸如哀傷輔導、家庭會議等服務項目,也需要衛健委聯動民政局等多個部門“坐下來好好聊一聊”,細化收費的標準和原則。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許凱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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