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發布，《決定》提出，到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近日，澎湃研究所舉辦“中國2029：四專家解讀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系列研討會。

8月21日，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做客“澎湃下午茶”，深入解讀三中全會中提到的“聚焦建設美麗中國”內涵，以及關于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深層思考。

諸大建認為，從現在到2035年，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重頭任務是加強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需要服務于這一目標。從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三個高”的系統性運動。一是高質量的經濟社會發展，二是高水平的生態保護，三是高開放的體制機制改革。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是目標，體制機制改革是保障，沒有后者就沒有前兩者。要從這樣一個整體的角度，解讀三中全會提出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

以下是諸大建分享精要。

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 

三中全會提出的“七個聚焦”之一，是聚焦建設美麗中國。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加強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必須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諸大建指出，三中全會提出的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強調了三個方面。 

一是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要服務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其一，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驅動力很大程度源于雙碳發展目標，即中國向世界承諾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和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是一個從2021年開始的跨期40年的綠色轉型和綠色發展的艱難歷程。其二，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強調了全面轉型和協同轉型。其中，全面轉型是要全方位、全領域、全地域推進綠色轉型。協同轉型是要考慮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實際，因地制宜制定綠色轉型的時間表、路線圖、施工圖。其三，這一波的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要服務于全面綠色轉型的目標，到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基本完成。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要以雙碳發展目標為引領，帶動降碳、減污、擴綠、增長。 

二是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有一總兩分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此前，黨的文件講到生態文明建設一般是四段論，這次三中全會是三段論，完善生態文明基礎體制（整合了環境與發展）、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重點是生態環境保護）、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重點是綠色低碳發展），即“一個完善兩個健全”是一種新的表述，是從環境與發展整合的角度進行研制和組織的。需要認識到，生態文明建設是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或兩個高即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整合，不能把生態文明單純地理解為只有生態環境保護。 

三是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是三個方面。其一，完善生態文明基礎體制的重點工作是實施分區域、差異化、精準管控的生態環境管理制度，健全生態環境監測和評價制度。例如生態文明建設要按照城鎮建設發展區、永久農田保護區、生態環境保護區三個大類進行分類管理，不同的國土功能空間有不同的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要求。其二，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重點工作是健全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例如引入經濟機制解決區域之間生態環境的收益補償和損害賠償問題。其三，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的重點工作是實施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和標準體系和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例如深化體制改革要提高電力、工業、交通、建筑等領域碳排放的價格，要有利于增加新能源和清潔電力的生產和使用。

 下一個40年的綠色發展 

諸大建從文件中的幾個關鍵詞出發，進一步從三個方面解讀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綠色轉型。

首先，從大的時間段看改革開放以來到2060年的中國發展可以理解為兩個40年。1978年到2020年完成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目標的第一個40年是中國的高速度增長期，從2021年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第二個40年是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期。第一個40年，中國高速度增長的“經濟奇跡”伴隨著對資源環境的消耗，第二個40年需要通過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發展的“綠色奇跡”?！敖ㄔO美麗中國”是第一個40年沒有、第二個40年要重點突破的目標。中國式現代化的五位一體建設，概括為十個字，就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美麗中國是生態文明建設及其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 

其次，從當前到2035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關鍵十年。2024年8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作為三中全會的跟進文件發布?！兑庖姟分赋隽宋磥硎甑膬蓚€主要目標：到2030年，重點領域綠色轉型取得積極進展，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減污降碳協同能力顯著增強，主要資源利用效率進一步提升，支持綠色發展的政策和標準體系更加完善，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取得顯著成效。到2035年，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基本建立，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廣泛形成，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取得顯著進展，主要資源利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經濟社會發展全面進入綠色低碳軌道，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 

第三，全面綠色轉型的重點主要涉及能源、工業、建筑、交通四大領域。三中全會強調要以碳達峰、碳中和為引領，通過“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帶動污染治理、生態保護、產業結構、城市發展的轉型。諸大建指出，中國綠色轉型和綠色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能源結構偏煤（傳統煤炭為主導），工業結構偏重（重化工業為主導），交通結構偏路（公路交通為主導），城鄉建設和建筑結構偏散（功能分離而不是功能混合）。其中每個領域的轉型發展都涉及兩個方面的行動。一是傳統部門的綠色化改造和提高資源生產率，二是用新的綠色部門替代傳統部門使得結構組成實現綠色化。

以“雙碳”目標為引領 

從2020年到2060年的第二個40年，實現雙碳發展目標，擺脫1978年至2020年第一個40年以高能耗、高碳排放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關鍵是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實現GDP增長與碳排放“脫鉤”。諸大建認為，深化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要有利于在提高經濟社會福祉的同時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諸大建認為，2025年至2035年是中國綠色發展的關鍵轉折期。中國到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意味著到2035年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8噸的水平上實現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2035至2050年中國經濟增長但是碳排放開始進入持續下降的軌道。2050年至2060年，預計實現人均GDP5萬美元，2060年左右實現碳中和，建成綠色發展的現代化強國。 

實現碳達峰的含義，是經濟增長速度與碳生產率或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的改進速度達到對沖。因此在中國經濟增長與雙碳目標的進程中，對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和排放總量的控制有一個變換的過程。在2030年碳達峰以前，強度控制為主總量控制為輔。在2030年碳達峰以后，碳排放要求從強度控制為主轉向總量控制為主，經濟增長將與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明顯開始“脫鉤”。 

雙碳目標下的高質量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碳排放總量。因此，進入2021年以來，中國主動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年增長率從過去的平均7%調整到平均5%。根據2021年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發布的《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綜合報告》，預計2025年中國GDP年增長率約為5.3%，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下降率為4.23%。2030年、2035年這兩項數據分別為4.8%、4.57%，4.4%、6.32%。從中可見，經濟增長速度將逐步減緩，二氧化碳強度的改進速度將提升。 

實現雙碳目標，對中國來說，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急劇綠色轉型。以2030年實現碳達峰為起點，中國需要在30年內減少110億噸碳排放，初始人均GDP大約為17800美元。這樣的挑戰比美國、歐盟等要大得多。美國是在43年內減少58億噸碳排放，初始人均GDP為47974美元；歐盟是在43年內減少36億噸碳排放，初始人均GDP為15460美元。 

不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不增長并不意味著用電量的降低。2020年至2060年的第二個40年，預計中國全社會用電總量將翻番，從2020年的7.5萬億千瓦時和人均5000度，增長到2060年的17萬億千瓦時和人均1萬多度。由于使用新能源可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因此用電增長更多地來自新能源對傳統能源的替代。 

按照國外有關資料，在G20和金磚國家中，巴西能源轉型目前居于領先地位。綠電占比89%，傳統能源發電占比11%。當前中國發電中的綠電比例已經超過美國。2024年8月2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中國的能源轉型》白皮書。截至今年7月底，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規模已經達到了16.8 億千瓦，裝機占比超過了 54%。諸大建預計，到2030年中國火力發電量將降低到50%以內，2050年左右中國綠電使用占比有望達到80%。 

四個關鍵領域“脫鉤” 

“雙碳”目標引領綠色發展，需要從末端環境治理的“淺綠色”向經濟社會管理的“深綠色”轉變。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脫鉤，重點在四個領域：能源、工業、建筑、交通。換句話說，中國雙碳目標和綠色發展的成功，取決于四個重大轉型。而實現四個領域的綠色轉型需要財稅、投融資、技術標準、碳市場等體制機制的改革和支持。廣義的綠色金融是四個領域綠色轉型的重要驅動力。據估計，從2021至2060年的40年，在四個領域的碳減排投資將達到195萬億元至248萬億元人民幣，折合年均投資為4.9萬億至6.2萬億元。碳減排金融包括兩個部分，其中轉型金融主要用于四大領域傳統部門的綠色化改造，如大排量燃油汽車轉變為小排量燃油車；狹義的綠色金融是投資于四大領域的綠色全新部門，如直接發展新能源電動車。此外，中國的強制性碳市場也要從當前的電力部門擴展到工業、建筑、交通等部門，以便覆蓋70%-80%的碳排放。 

從能源領域看，中國的下一個40年，能源轉型有一個從提高傳統能源效率到新能源替代主導的進化過程。諸大建認為，2020年到2030年，以提高傳統能源能效為主，重在“減碳”；2030年到2050年，以新能源替代為主，重在“零碳”；2050年到2060年，以碳匯，碳捕捉、利用與封存（CCUS）為主，重在“負碳”。他分析說，從1978年到2018年，中國過去40年的碳排放主要來自經濟增長，降低碳排放主要依賴能源效率提高，新能源替代不是主導。最近十年來即“十三五”和“十四五”規劃以來，新能源替代的速度在增大，到2030年占比有望達到25%-30%。 

從國土空間和城鄉空間看，建設用地濫用、土地資源消耗過多和低水平的土地生產率，不是綠色發展。因此中國的國土空間要按照三個大類進行管理，運用三區三線政策，倒逼發展模式和城市模式轉型。生態保護紅線內為生態保護空間，永久農田紅線內為農業發展空間，城市增長邊界內為城鎮發展空間。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劃分禁止開發區，限制開發區，重點開發區，優化開發區。《決議》指出，完善生態文明基礎體制，要分區域、分類型做到全面發展和協同發展。比如，禁止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大多是生態保護區和糧食生產區，要為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等提供保障。中國三個主要的城市群即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屬于沿海優化開發區，需要提高空間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經濟社會的發展質量。城鄉建設和建筑結構向綠色轉型，需要從空間蔓延、功能分離模式轉為空間緊湊、功能混合模式。城市發展要圍繞軌道交通站點，統籌安排居住、工作、休閑等綜合功能。建成空間的綠色轉型，除了已有建成區的綠色化城市更新，像上海南匯新城和北京雄安新區這樣的新建城市，一開始就要有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高標準。 

從交通出行看，未來10年到20年，中國要加快發展兩鐵為主的綠色交通和公共交通建設，即城市之間靠高鐵，城市內部靠地鐵，以此區別于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以小汽車為主導的交通出行模式。目前，中國已經制定了四網融合即干線鐵路、城際鐵路、市域（郊）鐵路和城市軌道的軌道交通體系，在城市群之間建設了“八縱八橫”的高速鐵路網。與此同時要大力加強公共交通引導即TOD主導的城市發展和管理，同時在公共交通和軌道交通站點附近規劃建設慢行交通，采用步行、自行車或共享單車等方式，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逐步實現城市交通出行與小汽車化主導脫鉤。 

從工業領域看，中國城市包括上海在內，碳排放的結構仍然是生產型為主導，即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來自發電、制造業等工業部門，而不是交通和建筑等生活部門，不同于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發達國家城市的生活型碳排放。因此，2030年前要實現碳達峰，降碳更需注重工業領域產業結構的調整。而產業領域的降碳減碳要注意與循環經濟結合起來，因為范圍三的碳排放主要與工業領域的物質流和供應鏈有關。諸大建談到，循環經濟不是末端處理廢棄物的垃圾經濟，循環經濟是要從物質流全過程減少和避免廢棄物的產生，發展循環經濟要實現從廢物循環（從廢物處理到廢物利用），到產品循環（從一次性產品到再制造），再到服務循環（從銷售產品到提供服務）的進階。中國發展循環經濟20年，在廢棄物處理和回收利用方面有了重要的進展。未來提高循環經濟的發展水平，需要向物質流的上游環節進行拓展，在生產和消費的源頭推進制造業的服務化轉型。 

諸大建指出，提高循環經濟的發展水平，需要向物質流的上游環節進行拓展，在生產和消費的源頭推進制造業的服務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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