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發布，《決定》提出，到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近日，澎湃研究所舉辦“中國2029：四專家解讀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系列研討會。

8月20日，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曾剛做客“澎湃下午茶”，深入解讀三中全會《決定》，探討中國科技發展的現狀、挑戰及未來展望。在發言中，曾剛特別強調長三角科創協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下是曾剛分享精要。

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曾剛。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創新驅動與中國式現代化：科技與區域協同的新戰略

面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在全力推進創新驅動發展國家戰略，以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第一動力。為此，中國需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實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實施一系列具有戰略性和前瞻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開辟新領域和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和新優勢。

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在于“守正創新”，有五大基本特征。首先，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龐大的人口規模，必須應對十四億人口帶來的資源和環境約束，面對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和重要性；其次，現代化的目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避免貧富差距的極端化，推動富裕人群帶動其他人群的共同富裕；第三，中國式現代化注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追求人的全面發展，而非單純的物質主義；第四，這種現代化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第五，中國式現代化致力于和平發展，走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道路。

在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關于科技體制改革，明確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目標。改革的重點包括：堅持四個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經濟主戰場、國家重大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推動科技創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隊伍的系統化和協同化，統籌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強組織研究，強化基礎研究領域、交叉前沿領域及重點領域的前瞻性和引領性布局；強化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建立科技領軍企業機制，加強產學研的深度融合；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建設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和技術經理人隊伍，增強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上的自主權，并構建與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

特別是，中央對長三角地區的發展給予了特殊支持與期待。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和2019年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作出了重要批示，并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設立了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并提出以“科創+產業”為引領的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發展規劃。長三角的世界級城市群將進一步優化分工，上海將繼續發揮龍頭作用，而蘇浙皖則要各揚所長。新思路包括設立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投資基金，重點投向創新體系建設、生態環境治理和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和2023年指出，上海及長三角區域不僅要提供優質產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支持，以推動全國高質量發展。長三角三省一市需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重點領域，加大科技攻關力度，確保創新主動權和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時，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并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以實現共同富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長三角步入一體化新階段的優勢和挑戰

長三角城市群的41個城市已從“小世界”發展階段邁入整體一體化的發展階段。從綜合協同能力指數來看，包括經濟、科技創新、交流與生態四個領域，長三角城市群的Moran指數保持在10%的水平上，顯示出城市群的區域協同效果并不顯著。這表明，長三角地區在協同發展上仍存在提升空間，東部城市表現較好，而西部城市相對較弱，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以杭州、南京、蘇州、寧波、合肥、無錫為節點的“Z”字形發展軸，這種“核心-邊緣”空間結構具有顯著的繼承性，在區域發展中的引領帶動作用十分突出。

圖片來源：曾剛教授演講PPT

第二，在科技創新方面，長三角地區具有顯著的優勢。該地區擁有全國最多的科創企業，稅收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領先全國。例如，在集成電路產業方面，長三角地區在2021年成為中國的龍頭，其產業規模占全國的58.32%。該地區集聚了47.25%的集成電路制造企業、78.41%的封裝測試企業及53.81%的集成電路設計企業，芯片產能占全國的63%。長三角已形成了涵蓋研究開發、設計、芯片制造、封裝測試及支撐業在內的完整集成電路產業鏈，涌現了中芯國際、長電科技、中微半導體等領軍企業。由復旦大學牽頭，聯合浙江大學、東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及其他13家單位成立了長三角集成電路設計與制造協同創新中心，進一步推動了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

此外，長三角地區也為全球領軍企業的成長提供了堅實支持。以華為為例，2023年其研發投入達到1647億元，占銷售總額的23.4%，研發人員達11.4萬人，占員工總數的55.0%。華為東莞松山湖研發基地和華為練秋湖研發中心分別是其重要的研發基地，其中，練秋湖研發中心占地2400畝，建筑面積206萬平方米，總投資超過100億元，成為華為全球最大的研發基地之一。此外，格科半導體項目和阿里巴巴達摩院南湖項目也分別計劃總投資105億元和200億元，這些投資將進一步提升了長三角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創造了以民營企業為核心、活力強、效率高、影響大的區域協同創新發展新模式。

然而，長三角地區在創新資源空間規劃方面仍存在不足。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相關性最強（0.84），交流服務與科技創新（0.82）以及與經濟發展（0.81）的相關性也很高。而生態保護方面與經濟發展、交流服務和科技創新的相關性較弱（分別為0.32、0.23和0.20），顯示出生態環境問題依然存在短板。這表明，盡管長三角地區在經濟和科技創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但在生態保護和資源空間規劃上仍需進一步改善和提升。

圖片來源：曾剛教授演講PPT

長三角科創協同發展戰略與展望 

長三角地區正面臨重要的發展機遇，未來發展應圍繞幾個核心方向展開，以促進區域的全面提升和創新驅動。

首先，需要明確長三角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思路。目前，該地區的新質生產力還處于孕育階段，發展過程中面臨自然生態質量不高和行政分割嚴重等障礙。因此，必須著力消除這些制約因素，為創新奠定堅實的生態環境、制度基礎。此外，隨著經濟發展驅動因子從傳統的土地、勞動力、資本等消耗型要素向科技、數據、關系等增量型要素的轉變，重構區域發展模式顯得尤為重要。企業主導的合作創新網絡將在此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應通過調動社會和市場力量，發揮企業在區域創新系統和全球創新網絡中的核心作用，推動新質生產力健康發展。

第二，在推進海外技術合作方面，應多樣化合作伙伴，重構中歐合作關系，降低與美西方國家的地緣經濟風險。應深化“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制定并啟動海外創新合作伙伴計劃，擴大國際技術合作的范圍和深度，推動我國從全球生產網絡主導者向全球生產網絡主導者+全球創新網絡主導者轉變，為長三角的創新發展提供更多可靠的外部支持。

第三，加大長三角創新共同體建設力度。當前，高端科技資源正向核心大城市集中，而生產廠商則向邊緣中小城市轉移。因此，推動跨行政邊界的產學研一體化，以及產業鏈、創新鏈和價值鏈的融合，將有助于提升產業鏈的安全性和國際競爭力。為實現這一目標，可以借鑒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和史太白基金會的成功經驗，設立由政府和企事業單位主導的5000億元長三角產業創新基金，為跨界創新合作提供可靠支持。同時，重視本土企業在區域創新共同體中的作用，推動地方企業積極參與創新發展。

第四，實現新基建、城市群和產業體系的聯動也是未來發展的關鍵。新基建（如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5G和新能源）具備巨大的輻射和聯動效應，建議盡快啟動國際數據港聯盟，并推進6G基站建設。通過新基建的數字工程、融合工程和創新工程，為長三角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此外，數字港和數字化城市的建設將成為各城市爭奪的重點，應以企業為投資主體，制定長三角城市群、新基建設施和產業體系的聯動規劃，推動綠色創新，并實施生產、生活和生態三生聯動策略。

第五，在產業園區合作方面，應開啟新的合作模式。推動開發區管委會向開發區開發運營集團公司轉變，鼓勵集團公司之間的并購重組，以市場機制提升開發區建設與運營效率。借鑒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集團的經驗，啟動長三角城市間的聯合開發與運營，優化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高端裝備和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創新合作網絡，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

最后，完善公共管理一體化體制機制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以上海大都市圈空間協同規劃為藍圖，強化法律和剛性約束，確保規劃的實施。同時，將藍圖具體化為標準，為地方政府、企業和公眾提供明確的執行依據。建立統一的公共生態環境服務平臺，以數字化和網絡化手段推動信息交流，實現高質量一體化。建議政府支持社會組織，形成政府與社會的高效協作機制，實現公共服務一體化。堅持“不破行政隸屬關系，打破行政邊界約束”的原則，推動“跨域無感”，發揮集體力量的優勢，實現長三角區域全面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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