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州鄉談“榕腔”

《山海經》曰：“閩在海中。”這話說對了一半，福建雖然不是中原人印象中孤懸海外的一丸孤島，但其東面靠海，中古以前北方人前來福建皆自海路，而沿岸一帶的不少人，自古迄今也都經由海路漂泊世界……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著名作家冰心曾披露一首福州方言歌謠：

加里福尼省，就是舊金山。

開礦造鐵路，毛人毛相干。

全借我弟兄，死命替伊拼。

伊望恩共背義，

前約都翻聲。

……

岸邊有木屋，就是唐人監。

華人一到此，就得關進監。

凌辱千百般，在你死共生。

就傷心剝啼哭，也毛乞你做聲。

……

北美鐵路

冰心來自閩東海濱的長樂。長樂原系福州市之郊縣，現在為長樂市。這首1905年前后的歌謠中的“毛”是沒有的意思，“共”即和，“伊望恩共背義”，意思是“他忘恩負義”。這里的“伊”（他），是指美國政府。而指責后者忘恩負義的理由是“前約都翻聲”（以前所訂契約全都反悔），“翻聲”是反悔、違背之義，直到現在仍然是福州話中的通俗常言。“在”是管、哪管，“剝”是要的意思，整句話的大意是——華人在美國受盡凌辱，當地政府不管你的死活，當事人傷心時想要啼哭，對方也不允許他們出聲。

這首方言歌謠，狀摹的是此前一個多世紀在美國賣苦力的福州人之慘狀（直到現在，雖然斗換星移，時移勢異，但在美國的唐人街上長樂人仍然頗具勢力）。

長樂因毗鄰省城福州，在傳統時代二者關系極為密切，不僅城中的許多人祖籍都出自長樂（如明代著名旅行家謝肇淛雖寓居榕城烏石山下，但其祖上卻來自長樂），而且，長樂話與福州話除少數發言稍有輕重之外，其他的基本上是大同小異。

福州話始于何時，不得而知。但《新唐書·宦者列傳》記載：“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后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盡管究竟是閩中還是京畿為“中官區藪”，學術界仍有不同見解，但諸道進獻的“私白”以“閩嶺最多”，則是斷無疑義的。中唐顧況曾有《囝一章》詩：

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天絕地，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閩俗呼子為“囝”，父為“郎罷”，迄至今日仍然如此。《囝一章》寫的就是閩吏為朝廷買賣人口、置辦閹宦之事。由“郎罷”一詞可見，福州話中的一些方言詞匯可謂源遠流長。

在歷史上，福州話時常引發世人的關注。以清代為例，雍正六年（1728年）曾有一份上諭稱：皇帝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只有閩、廣二省之人說的還是鄉音，讓人不可通曉。雍正認為，這些人皆是現登仕籍之人，在瞻天仰圣之前，都已經過禮儀培訓，但其人在與皇帝的敷奏應對中，仍然多有不可通曉之語。對此，雍正皇帝頗為不滿，在他看來，這批人是要前往各省做官，但口音卻如此之重，又怎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將一切清清楚楚地讓百姓知曉？官民上下的語言既然不通，必然就需要通過那些胥吏代為溝通，這無疑會滋生出諸多弊端，從而極大地耽誤政事。另外，該兩省之人方言既不可通曉，不但官員不能深悉下民之情，而且老百姓也不能明白官員的話，于是上下之情捍格不通，極為不便。有鑒于此，他下令在閩、廣各地開設“正音書院”，用以訓習官音。

盡管當局推行官話一度轟轟烈烈，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因為當時督撫雖然遵奉上諭，要求下屬興建正音書院，但地方有司卻并不認為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們通常只是虛應故事。時間長了，不少正音書院也就任其隳廢，僅存的正音書院也紛紛改課詩文，名存實亡。正音書院之命運，其實反映了以官方強制手段推廣官話必然遭致的挫折。

除了雍正以后福建各地曾設正音書院之外，民國初年福州官方亦曾禁演“榕腔”戲曲數十種，但實際效果甚微，街衢巷陌間的福州方言生命力極強，“榕腔”文獻源源不斷地產生。以往一般認為，“榕腔”一詞最早見于光緒時人卓倓的《惜青齋筆記》：“閩人演唱曲本，土音曰榕腔。”其實，從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榕腔”文獻來看，同治元年（1862年）當地就刊有福州救主堂藏板的《（榕腔）耶穌上山傳道》，可見，“榕腔”一詞至遲在同治元年就已出現。

清同治元年的《耶穌上山傳道：榕腔》

（二）“榕城”與“榕腔”文獻

福州別號“榕城”，對此，通常的工具書如《辭源》等都解釋說：榕城亦名榕海，“宋治平中于城中遍植榕樹，因名”。此一說法之根據出自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的記載：“州產榕木，河堤官廨多植之。治平四年，張郎中伯玉令通衢編戶浚溝六尺，外植榕為樾，歲暮不凋。熙寧以來，綠陰滿城，行者暑不張蓋。”其實，從文字上看，這段記載只是說當時張伯玉曾在今福州城廣植榕樹，但卻并不能得出福州別號“榕城”始于北宋治平年間的結論。而“榕城”之名最早的記載，應見于北宋樂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記》，該書在記載福州“土產”榕樹條中就指出：“其大十圍，凌冬不凋，郡城中獨盛，故號‘榕城’。”由此可見，福州稱為“榕城”當不晚于北宋初年。由于《太平寰宇記》的史料來源主要取材于晚唐五代的地理著作，所以“榕城”之名可能在北宋之前就已經出現。證以《全唐詩》翁承贊詩題敘“甲子歲銜命到家至榕城冊封次日閩王降旌旗于新豐市堤餞別”，則福州別號“榕城”當始于晚唐。

清末民初的福州城

由于福州別號“榕城”，福州方言也被稱為“榕腔”，而以福州方言撰寫的文獻亦可統稱為“榕腔文獻”。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葉出版的清代里人何求所著的鄉土小說《閩都別記》書末，附有《榕腔白話文》，其中有《北上》：

一冬倚中舉里京，

論教起身，奴心僅苦，

飲食諸凡賣慣。

船車一路驚領，屈福州叫稱反天。

山東道風霜將當的起？

身體著自家保削。

多寄幾封批信，免的奴日盲掛心。

儂家求功名大代，吃虧跋挾，所為何來？

相公堂切莫去灣，窯姐厝伓佟亂壯。

在南臺已經就桶，蘇州街鬧熱，安保伓行！

林林照顧老爺，明年務中轉梨，叫太奶賞封加厚。

這是以閨中少婦的口吻，訴說自己對丈夫進京趕考的思念與憂慮。由于近數十年來方言的變遷，上揭文字中的一些通俗常言如今已變得頗為陌生。不過，它的主要內容是說：丈夫一直想中舉后進京。說起出門，我心里感覺很苦。丈夫出門飲食如此不習慣，一路上車船勞頓，讓在福州的我（想想也）叫苦連天。（特別是）山東道上風霜如何抵擋得住？（良人啊）身體要自家保重！應多寄幾封信回來，免得我日夜牽掛。你求功名大事，受苦受累，所為何來？同性戀的相公堂切莫拐進去（玩），妓院也不準亂去。北京的蘇州街非常熱鬧，怎能擔保他不去！仆人林林，你要照顧好老爺，明年（我丈夫）如果中了（進士）回來，叫老太太（“太奶”是福州人對官員母親的尊稱）加倍賞賜你。

《榕腔白話文》為“番薯粿先生”林光天所撰。林光天字忠輝，號天如，長樂人，乾隆末年生員，以教館為業，因其人喜吃番薯粿（即以地瓜粉制成的一種食物）而被人謔稱為“番薯粿先生”。類似的《榕腔白話文》，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福建文化》等雜志上頗多披露。而在日常生活中，評話中也有不少榕腔，為普通民眾耳熟能詳。

（三）“榕腔”之特點及其溝通困境

福州話之別具一格，直到當下仍引人矚目。從前有一句俗話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福州人講官話。”這是調侃福州人因其自幼習成的“榕腔”，說起官話以及晚近的普通話來自有一種特別的腔調。比如，福州方言中沒有“f”音，只有“h”音，因此，“飛機”也就變成了“灰機”，“公費”也就說成“工會”。以前小孩若看見頭頂上飛機掠過，往往都會歡呼：“看！灰機灰過來了！”這一點，常會被生活在當地的“二加三”（指說普通話的外地人）所調侃。也正因為如此，心存芥蒂的福州人有時又會矯枉過正，將本來的“h”音讀成“f”。例如，歷史地理要籍中有一部《方輿勝覽》，編者為南宋時代的徽州人祝穆，是理學家朱熹的親戚。三十多年前在史地所攻讀碩士學位，給我們上課的鄭老師是福州人，雖然已離鄉數十年但仍鄉音未改，他一開頭便很大聲地說：“祝穆是fēizhōu人……”這一幕后來被我的同門師弟笑了好些年，他常常調侃說你們福州話實在可笑！祝穆竟然成了非洲人。前幾年疫情期間，“防護服”成了日常的重要物資，但對福州人而言，念這三個字實在是費老勁了，不少人干脆就念成“huánghùhú”。另外，福州人說話不會翹舌，基本上分不清普通話翹舌音zh、ch、sh和舌尖音z、c、s的差別，故將“主力”說成“阻力”，“推遲”說成“推辭”，“商業”說成“桑葉”，“船上”說成了“床上”……類似于此的發言，常讓外方人忍俊不禁，所以前幾年網上甚至出現過一部偽造的書籍——《胡建人怎樣學習普通發》，一看就是從某圖書館館藏書中，通過PS將“福”改成“胡”，將“話”改成“發”。土生土長的福州人，見此公然篡改譏諷雖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但無奈之余也深感此一惡搞的確也是畫龍點睛。騰訊視頻上還有“007空降大胡州，邦德苦練福州話”的影像，其中，被派往福州執行秘密任務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曾感嘆福州話“那可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之一，僅次于莆田話”。現在，類似于“灰常”（非常）、“虎糾”（福州）之類的說法，甚至也成為網絡上的流行詞匯。

網上偽造的著作《胡建人怎樣學習普通發》

搞笑視頻“007空降大胡州，邦德苦練福州話”

除了發音之外，福州方言之構詞法也頗為獨特，有不少皆與官話（普通話）不同。如在量詞的使用上，普通話用“根”的地方，福州話則用“條”（如一條草、一條線）；普通話該用“輛”的場合，福州話則用“架”（如一架出租、一架火車）；普通話用“顆”，福州話皆用“粒”（如一粒炸彈、一粒蘋果、一粒荔枝等）。甚至人數之前的量詞也會用“只”，如晚清傳教士所編《（福州平話）西算啟蒙》中就有一道算術題：

一只亻人務三只唐晡仔，一只諸娘仔，伊剝死時候，就分家業，伊諸娘仔得銀999兩，伊三只唐晡仔比諸娘仔都多得銀200兩，算：一只唐晡仔得箬壞？男女四只亻人，共總得箬壞？

福州話算術課本——《西算啟蒙》

《西算啟蒙》為美國傳教士吳思明（Simeon F. Woodin）譯著。吳思明于清朝咸豐年間來到福州，主持美部會福州差會兼任學校主理，他翻譯過不少榕腔文獻。《西算啟蒙》是用福州方言撰寫的算術課本。在上揭算術題中，“務”是有，“唐晡仔”系男子（兒子），“諸娘仔”為女子（女兒），“剝”是快的意思，而“箬壞”則是多少。若將前述這段榕腔白話文翻成普通話，意思是：一個人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他快死的時候分割家產，女兒得銀九百九十九兩，他三個兒子比女兒都多得銀二百兩，（請）算（一下）一個兒子得多少？男女四個人，總共得多少？

奇怪的量詞如果再配上獨特的發音，說出來的話大概沒人能懂。打個比方，從榕城到北方求學的讀書人，若按福州式普通話的表達對周圍同學描述：“一只人站在那里，看到幾架灰機灰過來，灰得灰常高，扔下好幾粒炸彈……”可能自以為普通話講得還可以，但旁人大概不會明白此人究竟在說些什么。此類溝通上的困境，其實不是當代才有。在日本江戶時代，文化三年（1806年，相當于清嘉慶十一年）琉球國王尚灝遣其子尚大烈等前往薩摩藩（今日本鹿兒島）朝聘，以謝襲封之恩。當時，日本史家成島司直與琉球國的儀衛正鄭嘉訓、樂正梁光地相見，向后二者咨詢琉球的制度風俗。當時，“……薩邸舌人學蘇、杭間語，琉人咸作福語，是以問對往復之間，輕重清濁，互相牴牾，問一事及再四，而終不得其實者亦不尠。”琉球人鄭嘉訓和梁光地二人曾于乾隆年間前往福州，師事當地琉球館附近的著名私塾先生陳邦光，說得一口流利的“福語”（福州式官話）。而日本薩摩舌人（通事）所學的則是蘇、杭一帶的官話（亦即南京官話），因受方言的影響，雙方雖然號稱學的都是中國官話，結果有很多情況下竟難以溝通。對此，一個多世紀之前的著名學者西川如見，在其所撰《華夷通商考》中就曾提道：“福建（福州）話發音同其他地方差異很大，難以相通，同南京話一半可通，一半則不通。”

【日】西川如見：《華夷通商考》，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收藏

（四）現存“榕腔”文獻的幾種類型

迄今所見的“榕腔”文獻，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一是晚清民國時期福州市井流行的讀物，如臺灣“中研院”的收藏；二是近代傳教士出于傳教目的所編纂的“榕腔”文獻，如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收藏；三是1980年代“民間文學三集成”中收錄的“榕腔”資料。以下分別論述。

一、晚清民國時期福州市井流行的讀物，比較集中的收藏是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的一批曲本。這批收藏，已出版有《俗文學叢刊》。其中收錄了一批直接冠以“榕腔”的戲文，如清代刊本《時調洋歌榕腔笑談鬧饑荒》、抄本《新編榕腔鴛鴦湯桶記》等。還有的則注明“評話調”，實際上也與“榕腔”無二。不少曲本都刊刻于福州南臺的斗中街，此處為著名的商業區。如新編評話調《山海關》，就是斗中街聚星堂所刊，其中有：“自古罷奶愛呆仔，果然皇帝重奸臣。”“罷奶”即父母，“呆仔”也就是壞兒子。這是說如同通常戲劇所見皇帝總是看重奸臣那樣，父母也常常是疼愛壞兒子。這句話是福州人的口頭禪，迄今仍為民間的通俗常言。另外，新編《灶弟賣餅》，“說賣餅灶弟貌賽觀音，發哥向灶弟傾訴相思之情，欲以金錢買身，灶弟以不貪錢財，愿以賣餅安然度日拒之，若再糾纏不清，則要高聲叫喊使眾人知。”發哥與灶弟之間的曖昧不清，實際上是明代以來福州“契兄契弟”（同性戀）習俗的一種折射。

榕腔小調《嫖客白面盤答》，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收藏，見黃寬重、李孝悌、吳政上主編《俗文學叢刊》第113冊，2002年版。

二、至于近代傳教士編纂的“榕腔”文獻，較為集中的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收藏。

十九世紀中葉五口通商之后，大批傳教士進入福州，這些教士主要分屬于美部會、美以美會和安立甘會，他們開設醫館、學校，積極傳教。為了向平民布道，傳教士努力學習和掌握各地方言，用不同方言講解《圣經》和教義，在此背景下，編纂了福州方言的漢英字典和許多的榕腔文獻。美國波士頓是美部會總部之所在，可能是由于這個原因，傳教士編寫的榕腔文獻，有數十種保存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關于這批榕腔文獻，2003-2004年，我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對收藏在那里的榕腔文獻作過比較系統的收集和閱讀。大致說來，這批榕腔文獻，大致可分為四個門類：

一類是方言課本，如《榕腔初學撮要》（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一冊，清同治十年（1871年），摩嘉立（Rev.C.C.Baldwin）編譯，福州美華書局印（Foochow: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該書第二十八為Forms of prayer，內容包括“主禱文”“早禱”“晚禱”和“感恩禱告”。不過，類似的宗教內容僅占全書的一小部分，其他的皆為日常生活方面實用性的內容。該書第二十一《與先生對話》（Talk with a teacher）中寫道：

奴是外國只來福州，（I am a foreigner just come to Foochow）

賣曉的講只塊話。(And do not know how to speak this dialect)

仱請先生。(And now I invite the Teacher)

教奴講話連讀書。(To teach me to speak the language and read books)

乞先生看奴仱只起手。(According to the Teacher’s opinion, now that I am just beginning)

著先學世乇好？(What would it be best for me to learn first?)

要緊著先呼八音。(It is important first to repeat over the eight tones)

……

八音箬壞字頭共字母？[The eight tone(book)has how many initials and finals?]

三十六字母十五字頭。[There are 36 finals (only 33 in use)and 15 initials]

亻鞋呼熟熟著。(Being able to repeat these perfectly)

自然講話讀書賣走音。(Then of course in speaking and reading you will not miss the tone)

……

這是從一位外國人的角度，狀摹學習福州方言的過程，而這應當是不少前來福州的傳教士或其他外國人共同的經歷。此處提及的“八音”以及“三十六字母十五字頭”，源自偽托抗倭名將戚繼光所作的福州韻書《戚林八音》。對此，《榕腔初學撮要》第一部分的語法中有詳細的說明，書中提及的字典和詞典，除了《說文解字》《佩文韻府》和《康熙字典》外，就是《戚林八音合訂》。從中可見，傳教士制定的福州話拼音方案之依據，即來自《戚林八音》。《榕腔初學撮要》中提供的“榕腔”文字，有不少即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如其中有關火災的對白，迄今讀來仍覺有趣：

一暝晡火燒厝。（昨天晚上發生火災）

燒盡大嚇。（燒得很大啊！）

仈長啰昧？（知道了么？）

仈長了。（知道了。）

燒箬壞間嚇？（燒了多少間房？）

聽伊講務五六百間。（聽人說有五六百間）

亻人燒死四五只。（死了四五人）

嚽去凄慘嚇。（這很凄慘啊！）

俤亻人里起火？（什么人家起火？）

聽伊講是染店禮起火。（聽人說是染店里起火）

也務講是亻人放火。（也有說是人放火）

世乇時候燒起？（什么時候燒起？）

務二更燒起。（大約二更時燒起）

天光故禮燒。（天亮時還在燒）

只長火緩去啰叭。（現在火小了嗎）

只長火落地了。（現在火落地了）

只長火煞去。（現在火滅了）

上揭原文后的現代漢語，為筆者所譯。在傳統時代，福州城鄉房屋多為木材結構的“柴欄厝”，極易招致祝融之災，故而民間素有“紙裱福州城”之說。這段有關“A conflagration”（大火）的對話，反映了人們的通俗常談。在對白中，由于方言的運用，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作為福州人，在我腦海中，幾乎可以看到對話雙方的神態、表情和口氣。

《榕腔初學撮要》，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

在傳教士編纂的“榕腔”文獻中，宗教著作為數眾多，這當然是供傳教之用的讀物。比較早的如咸豐三年（1853年）的《（福州平話）靈魂篇（附普度施食論）》，這是福州的亞比絲喜美總會所鐫。所謂平話，也就是福州話。清人張際亮在《南浦秋波錄》中曾指出：“會城俗謂鄉音為平講，又曰平話，外縣人多不知，異省人更無論焉。”“會城”即福建省城福州。《榕腔初學報要》中有一句：“亻鞋講平話嚇賣？”（Can you speak colloquial？）“colloquial”意思是口語，而“平話”亦即福州話。另外，從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印刷品書目來看，咸豐年間書名均作“平話”，而同治二年（1863年）之后則多冠以“榕腔”。結合同治九年（1870年）、十年（1871年）刊行的《福州方言字典》和《榕腔初學撮要》，據此似可推斷——同治以后傳教士在對福州方言的定名上，似乎逐漸有了一個標準化的稱呼。

福州平話《入耶穌教小引》、《勸善良言》

除了方言課本、宗教著作之外，歷史著作也為數不少。如光緒十八年（1892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的《萬國通鑒》二卷，為美國謝衛樓著，林穆吉譯成榕腔，摩嘉立（C.C.Baldwin）修訂。該書卷一為“東方各國”，除了序言、引外，其后八章分述中國、蒙古、日本、印度、“西方古世代”、猶太國、埃及國、巴比倫和亞述國、米太國和波斯國、斐尼西亞、喀頹基、希利尼國、羅馬國等。中國部分后有“附論儒道釋三教”，對儒教的綱常名教雖多所肯定，但亦稍有微詞。而對釋、道二教，則完全是嚴厲的抨擊。從內容可見，該書是以福州方言撰寫而成的世界通史。

以福州話撰寫的世界通史——《萬國通鑒》

此外，還有一些自然科學以及相關方面的著作，如前文提及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南臺保福山刊印的《西算啟蒙》，就是用“福州平話”撰寫的數學課本。這些算術題均頗為實用，亦極具鄉土色彩。

【美】吳思明（Simeon F.Woodin）：《西算啟蒙》

用福州話撰寫的生理學著作：《省身初學》

三、除了傳統時代市井中流行的通俗讀物、傳教士為傳教編纂的“榕腔”文獻之外，1984年5月，由文化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三家聯合簽發了《關于編輯出版〈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的通知》和相關文件。1985年1月成立總編委會辦公室，1986年5月組成總編委會，隨后又將這三套書納入十部文藝集成和志書之中，作為國家藝術學科的重點科研項目（除民間文學三集成外，還有民族民間歌曲、器樂曲、戲曲音樂、曲藝音樂、舞蹈五部集成和戲曲志、曲藝志兩部志書）。經過普查，到1990年為止，全國共采錄故事一百八十三萬篇，歌謠三百零二萬首，諺語七百四十八萬條。計劃每個省（市）都編出三本書，篇幅一百萬字左右，作為國家卷出版。到1997年底，故事集成已出版吉林、遼寧、陜西、浙江等卷。除國家卷精選少量作品外，各地大都以市、縣為單位，甚至有不少區、鄉，都編印了本地的民間故事集成“資料本”。當時，福建省的每個縣市甚至區，都編出了民間文學三集成。福州市民間文學三集成的編纂，從1988年夏天開始到1990年，大約三年左右，全市五區八縣從鄉鎮本、區縣分卷到市三集成分卷共計出版二十五卷，總計六百萬字。

1980年代編纂的“民間文學三集成”

除了上述三類較為集中的“榕腔”文獻之外，還有一些零星的披露。在解放前，1929年魏應麟曾編有《福建歌謠甲集》。另外，《福建文化》、《福建民國日報副刊·民俗周刊》等報刊雜志上也有一些刊載。此外，福建省圖書館等機構也收藏有一些榕腔文獻。如佚名抄本《榕腔雜鈔》、《榕腔白話文》等，其中有關辛亥革命時期旗下街滿人窮困潦倒、流離失所的一些記載，也是用榕腔撰寫而成，頗為生動。1949年以后，隨著普通話的強勢推廣，此類的鄉土文獻所見不多。只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葉出版的清朝里人何求所作的鄉土小說《閩都別記》書末，附有《榕腔白話文》。

大致說來，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傳教士編寫的榕腔文獻類型較多，既有單篇的文獻，又包括教科書、辭典等。當年，傳統士結合中國勸善書的一些特點，注意利用福州民間的平話與講史傳統，又參考了明末清初以來閩東的音韻體系，從而確立了榕腔文獻書寫的規范。但很可惜，此后這一傳統并未受到重視。二十年前，我因研究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榕腔文獻，在網絡搜尋中敲進“榕腔”二字，意外找到一個叫“海墘閩語論壇”的“福州話（Foochow）”網站（“海墘”亦即海邊之意），其中有一位叫“Dieu-hi”的人寫有“我用福州語唱經”的帖子：“我們教會的經文分普通經文，禱文，贊美歌跟祝圣歌四類, 每一類都有各自唱經韻律, 用福州語念經的時候要根據種類選擇韻律, 選錯了，就念不來了……”此處談及“榕腔”經文在教會中的傳承以及面臨的當代危機。“Dieu-hi”大概是個老年（至少是中年）的婦人，她給了一個鏈接，從中聽得到其人所吟唱的祝圣歌。據說，她所唱的是《煉靈歌》和《圣母玫瑰九日祝圣歌》。大概是因為我沒有什么宗教方面的素養，連續聽了兩遍，居然連一個字都沒有聽出來她究竟唱的是什么。不過，在寂靜的深夜，和著獨特的榕腔韻律，仍能體味到字詞之間的那份虔誠，也讓人想到曩昔傳教士孜孜努力所結下的僅存碩果……由十九世紀傳教士形成的榕腔文獻，與民國以來經世俗文人之手產生者頗有不同。至少，用以記錄“榕腔”的字詞語句，有著相當大的差別。相比之下，傳教士記錄的榕腔文獻在遣詞造句方面似乎更有章法，也更具統一的規范。

至于臺灣“中研院”收藏的榕腔文獻，因系市井流行的通俗讀物，最為貼近民眾的日常生活，故而具有濃厚的煙火氣息。而1980年代編纂的“民間文學三集成”，是自上而下推動的國家行為，出于眾手，編者水平參差不齊，其中記錄下來的榕腔文獻，在文字上比較隨意，缺乏統一的規范。就其學術價值而言，自下而上逐漸遞減。也就是說，區、鄉一級的“資料本”鄉土氣息最為濃厚，學術價值也最高。而隨著層級的提升，一直到國家層面上編纂、出版的三集成，因經過反復修改，學術價值則相對要低得多。

（五）“榕腔”文獻與地域文化研究

方言和宗教是地域文化中最為重要的兩個要素，活生生的方言語匯，為人們構建地域文化個性，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1958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指出：“我國漢民族的語言還存在著很嚴重的方言分歧，其中大量的是語音方面的問題。不同地區的人，如果各說各的方言，往往不容易互相了解。甚至在同一個省里，例如閩南人跟閩北人，蘇南人跟蘇北人，交談就發生困難。這種方言的分歧，對于我國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都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因此，在我國漢族人民中努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就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為了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這一看法可謂中肯，兼顧到問題的諸多側面。以福州方言為例，閩劇、評話、伬唱等地方藝術，以本地方言演唱，以展示其地方風韻。倘若方言消失，這些傳統藝術便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閩劇名著《貽順哥燭蒂》

福州話中夾雜著許多的俗諺、歇后語，與本地悠久的傳統文化密切相關。如形容一個人怕死，就會說他“大命看得跟田契一樣”，這反映出在傳統時代土地契約是身家產權的重要憑據。形容一個人吝嗇，稱之為“貽順哥燭蒂”，其典故出自傳統閩劇中的一出諷刺喜劇。劇中馬貽順之形象，類似十九世紀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筆下《歐也妮·葛朗臺》中的老葛朗臺形象，在福州，“貽順哥燭蒂”家喻戶曉，成為“吝嗇鬼”之代名詞。稱人閑得無聊自找麻煩，曰：“沒瘤討雞該掛。”意思是身上本不長瘤，卻自行找個雞素囊（氣球）掛在身上。一個人沒事找事做，被稱作“雞母扒糞倒”，亦即母雞用爪在垃圾堆里扒拉。形容某人尸位素餐時，則稱其為“食大豬料叫豬仔聲”，意思是有著大豬的食量，但叫出口的卻只是小豬崽的聲音。“討姆看丈奶”，“姆”指老婆，“丈奶”即岳母。不論外表還是人品，多觀察岳母的形象就可以大致估摸出妻子將來的模樣。看來，現在上海等地的“相親角”中大齡男女由父母出面相親，還是不無道理的。這些，有不少只有福州人才能意會。因其比喻、形容以及夸張的說法，表現力顯得極強。同鄉之間打起鄉談，意會言傳之間亦頗感詼諧。清人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中曾講述：

余到京時，初未識榮文忠。文忠為昆師母之從兄，風度翩翩，饒有才干。光緒初元，任工部尚書、步軍統領，當時已錚錚有聲。嗣因事鐫職。有一日，在寶師處聽劇，與之同席而坐。鐘杰人同年以閩語問余曰：“這一個山查是否續燕甫（兩淮運使續昌）？”余曰：“不是，續燕甫我見過。”榮文忠亦用閩語答曰：“汝們說福州話，我們亦會說福州話！”杰人乃問其貴姓臺甫，渠以“榮祿號仲華”對。余知不妙，遂移往他坐。后數日，昆師告余曰：“榮仲華告我，汝與杰人以福州話唐突他。”余曰：“杰人問這個山查是否續燕甫。山查者，閩人指紅頂言也，并非諧謔。”師聞之大笑。

何剛德字肖雅，侯官（今福州）人。光緒三年（1877年）進士，官至蘇州知府。清代一二品官員的官帽上飾紅色珊瑚珠（俗稱紅頂子），狀如山楂（即北方之糖葫蘆），故福州人通常幽默地以“山查”代指。在北京劇院，鐘杰人與何剛德旁若無人以榕腔對白，以為沒人能聽得懂，前者用“山查”指稱大名鼎鼎的榮祿，不料想后者出自福州駐防旗人，所以也會說福州話，遂有此一笑場……

研究一地社會文化，不了解地名和方言，常常會出笑話。海外有位非常著名的一流歷史學家曾指出，晚明由海外引進的番薯，對福建人口增長與社會變遷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煞有介事地提到：當地的一首民謠形象地描述了這種外來作物戰勝當地物種的過程。根據文中的注解，我找出《侯官鄉土志》查對，發現他的根據是“鼓嶺番薯戰坂芋”之民諺。其實，“鼓嶺”和“戰坂”皆是地名，民諺實際上是指福州當地的兩種著名物產。但他誤以為除了外來物種番薯外，與之對應的是當地的“坂芋”，遂以“戰”字為動詞，虛構了兩種作物相互爭斗的歷史，從而無限夸大了番薯引進的成效。

除了地名之外，對方言的解讀也時常容易出錯。1949年以前的《青天白日匯刊》曾刊載《老爺老爺》的民歌：

老爺老爺，破布之遮遮。

紅帽掏汝戴，房桶掏你遮。

1993年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代民歌鑒賞辭典》收錄該詩，賞析者斷定“這是一首嘲笑清朝官員服飾的民謠”，他說：“從語氣推測，這首民謠出自吳方言區。語言色彩、情趣濃郁。‘破布之’是破布頭的意思；‘紅帽掏’，‘房桶掏’中的‘掏’字無實義。這首民謠的大意是：老爺老爺，裝模作樣，破布頭掛掛，紅帽子戴戴，桶一樣的袍子遮遮（丑）。”其實，這首民謠是典型的榕腔歌謠，評析者之解讀完全是強作解人。“破布之遮遮”是說用破布遮來遮去，“之遮遮”一語迄今在福州人口中仍然常說。“掏”是給，而“房桶”則是馬桶的意思。對此，陳澤平編著的《福州方言熟語歌謠》亦指出，另一本《古代民謠注析》中也選了類似的“老爺老爺，破布之遮遮……”的歌謠，題解曰：“這首民謠形象地諷刺了清朝官吏，他們穿著繡袍，表面上道貌岸然，實則袍下包藏禍心。”不用說原書的注解完全錯誤，而且，陳先生還指出，“歌謠原文也顯得有些莫名其妙。考之于福州熟語，原文應作‘老爹老爹，破布之遮遮’。福州話的‘老爹’是舊時百姓對官吏的稱呼，詞義相當于北方話的老爺，大約是哪位整理者覺得老爹在書面上不好理解，就擅改作同義詞老爺了，可是這么一改后，與下句的遮字就不能押韻了。”順著陳先生的話往下講，還可補充的一點是——福州話中稱官吏為老爹，在明代文獻（尤其是訴訟案卷）中時有所見，可見由來已久。晚清《榕腔初學撮要》中有“老爹”（lo tia）一詞，釋作：“His Honor，the officer”。另外，在清代前期長崎的唐通事教科書中，也常常出現“老爹”一詞，那是指日本幕府任命的公職人員——負責溝通、翻譯的唐通事。以往，在從事民間文學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中，不少文人學者常常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似乎總覺得自己比那些下里巴人來得高明、文雅，故而常常隨意大筆一揮，將看似“俚俗”的民謠、俗諺和歇后語等改成自己看得順眼的文字，殊不知，如此一改，倒暴露出自己的無知。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在前文中提到，八九十年代民間文學三集成的編纂成果中，我們應特別看重區、鄉一級的“資料本”，因為他們最為原始，也最具史料價值。

其實，即使是專門研究方言的學者，如對方言的相關背景并不熟悉，也難免會出錯。例如，有一句福州俗諺曰：“好是好，毛糟養豬母。”有的學者就從字面上看，理解成“毛（無）糟養豬母：連喂豬的酒糟也沒有，形容極窮”。（《福州方言俗語歌謠》，49頁）而在事實上，這句俗語的真實意思并不在此，它是譏諷一個人貪心不足。其典應出自清初禇人獲《堅瓠乙集》卷四的“豬無糟”條：

王婆釀酒為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與，飲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為若掘井。”井成，泉涌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持井所出泉應沽者，比夙釀更佳，得錢數萬。逾三年，道士忽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婆曰：“酒甚好，只豬無糟耳。”道士笑題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豬無糟。”題訖而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

這個典故為福州人耳熟能詳，只是在當地流傳的民間故事在細節上稍有出入。根據福州傳說：一個人開了酒坊，因好心免費招待過化身為乞丐的神仙，神仙遂將其院內的一口井水全都變成了美酒。從此以后，此人因此口酒井而賺得盆滿缽滿。后來，神仙又來此店，問起店中的生意，主人仍不滿足，說了句“好是好，毛糟養豬母”。意思是說，自己除了賣酒，還養了一些豬，最好還要有許多酒糟來喂養肥豬。神仙見他貪心不足，遂又將井中之酒變成清水。所以，福州人說起這句話，是譏諷一個人的貪心不足，而不是形容“太窮了，也難怪女家不愿意”云云。

（六）東亞海域史視野中的“榕腔”文獻

閩東襟山帶海，在傳統時代，福州府城及其下轄的長樂、福清等縣，有著長久的海外貿易歷史，所以福州文化的影響亦波及域外。早在晚明，著名旅行家謝肇淛就曾指出：

吳之新安，閩之福唐，地狹而人眾，四民之業無遠不屆，即遐陬窮發、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之。

“吳之新安”也就是皖南的徽州。而“福唐”本為福清原名，原為長樂縣地，唐圣歷二年（699年）析置萬安縣，天寶二年（743年）改名福唐，長興四年（933年）始稱福清。不過，從唐代至明代，“福唐”也曾作為福州之別名。因此，謝肇淛所說的“閩之福唐”，也可以理解為福州府，當然主要是指福清。

在上述的這句話中，謝氏將徽州與福清相提并論，認為這兩個地方都是高移民輸出的地區。這一點，乍看有些奇怪，也好像未曾引起多少人的重視。

如所周知，徽商是明清時代的重要商幫，謝肇淛在其著名的筆記《五雜組》中還指出：“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財中賈耳。”這一條史料，明清史研究學者耳熟能詳。雖然在海外也有徽商活動，但徽商重點經營的地區仍然是在國內。而福州（尤其是福清）商人在國內并不十分起眼，但根據近來的研究，此一地域人群履萬里如戶闥，在東亞海域有著廣泛的分布，尤其是在日本、安南等地，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商業網絡。

在此背景下，隨著移民的外出，“榕腔”文獻還是研究東亞海域史的重要史料，對于解讀一些域外文獻亦頗有助益。《俗文學叢刊》中收錄有一首《新編馬達加》，內容講述了福州人前往東南亞謀生的故事：

（銀柳絲調）叫聲奴佬媽，千萬因冬拖，現時其光景，實在難企腳，著去馬達加，現銀五十塊，乞汝先安家，教許快亻鞋發財，免的受破查。嚇呵奴佬媽，那時回轉再宜室家。

（旦唱）……此事妾不依，聽講馬達加，地廣共人希，病痛有誰知，汝我齊年少，誤卻好佳期，嚇呵奴的郎，者代就死妾不依。

……

“馬達加”一般認為是福州人對于東南亞某地的想象，并非實際上的地名。“奴”是唱者的自稱，“佬媽”（“媽”字此處當讀作上聲mǎ）是他老婆，“千萬因冬拖”是說千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其”是的，“現時其光景”，也就是現在的情況，“實在難企腳”，是說自己實在沒有立身之地。“著”是要的意思，男子拿出銀洋五十元，給妻子作為生活費，并憧憬說到了“馬達加”那里就能發財（“教許快”，到那里；“亻鞋”，會）這是夫妻二人的對唱，丈夫自感“家貧如水洗，難落福州城”，為免餓死，決計冒險前往“馬達加”。而“佬媽”（妻子）則一方面擔心“馬達加”條件惡劣，丈夫吃苦受難，另一方面也不希望自己獨守空房，所以說“者代”（這件事）我死也不會依從。

在明清時代，福州府下轄十縣。其中，長樂和福清與海外關系最為密切。從室町時代開始，日本九州一帶的唐人異鄉聚處，就有不少人來自福清。根據劉序楓教授的研究，在日本江戶時代，長崎世襲的唐通事有六十家以上，其中第一代能判明出生地的有三十家。個中，福建人占了二十三家，而福州人又占到十家，占全部的三分之一。因此，福州方言有較大的影響。林慶勛教授在其《唐通事的世襲傳承與職業語言》中曾引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收藏的一本《福州話二十四孝》，可能是唐通事學習福州話的抄本。其中的第二則為《懷橘遺親》：

原早漢朝有一個陸姓，名叫做績，系吳郡人，伊娘亻罷（即郎罷，父親）叫做陸康，也做廬江太守其（其，的）官。當時有一個袁術，在九江做官，績許時候（許，這）年紀只務（只務，只有）六歲，來九江見袁術，就曉的禮數（禮數，禮貌）。術見陸績六歲，孩兒乖巧可愛，就叫人捧一盤紅橘，請伊就食。一個嘴里雖然里（里，正在）食，心里就思量我娘奶（娘奶，母親）也愛食，看見儂目秋（目秋，眼睛）剌斜，就偷掏（偷掏，偷拿）二枚，藏在袖中，帶轉去乞（乞，給）娘奶食。及拜謝回家，相揖一拜，不覺紅橘二枚隨落地下，術與之戲曰：“陸朗作儂客（儂客，客人）而偷乎？”績跪答曰：“因是娘奶癖性愛食，故此偷掏二枚。”……

如所周知，《懷桔遺親》是“二十四孝”之一，講后漢六歲的陸績之孝順故事。括號內的文字，是我對福州方言的翻譯、解釋。此一《福州話二十四孝》，想來是出自祖籍福州的唐通事之手。另外，同樣庋藏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的《唐話（長短拾話）》亦曾提及：“大凡學了福州話的人，舌頭會得掉轉，不論什么話都會，官話也講得來。”這顯然是福州人編纂的唐通事教科書，所以自我感覺才會這么好，竟至認為自己的發音遠較“下南兄”（漳、泉地在閩江之南，故傳統時代遂有“下南”之稱，這一帶的人也被福州人戲稱為“下南兄”）為優。此類優越感，頗像“007空降大胡州，邦德苦練福州話”中那位女上司的諄諄教誨：“學好福州話，走遍天下都不怕。”

長崎唐通事教科書《唐話（長短拾話）》

在江戶時代，長崎當地還有“唐話會”，其中就提到了福州方言。關于這一點，日人筱崎東海《朝野雜記抄》中有享保元年（1716年，當清康熙五十五年）“長崎通事唐話會”條：

問（福州話）：先生紅毛船里去了沒有。（河間幸太郎）

答：從來未曾上去看。（彭城八右衛門）

問：我也未曾下去看。

答：想必是未曾。唐船樣頭尾烏烏的，叫造夾板船，料也各樣不得發漏。造的堅固，使船自由自在，真真能干！

……

“河間”、“彭城”都是中國中古的郡望，是歸化了的中國人為了“從和俗”所取的日式姓氏。據日本學者若木太一、木津祐子等人的研究，河間幸太郎的先祖是從福清縣東渡日本的俞惟和，到了幸太郎時已是僑日的第四代，參加唐話會時只有十五歲。而另一位彭城八右衛門是大通事彭城仁左衛門宣義的次子，其先人則來自福州府長樂縣。上述對白中的“紅毛船”，也就是荷蘭船。唐通事的唐話，有南京口、福州口和漳州口三種方言。這一段對話是用福州話問答，其中的“頭尾烏烏的叫造夾板船”，也就是“船體黑黑的叫做夾板船”，不知這是否就是指以前福州俗語中的“烏櫓”（一種出海的大帆船）？“頭尾”“烏烏”“叫造”“夾板船”和“使（駛）船”，與當代的福州方言仍然完全相同。

長崎浮世繪中有一幅叫“唐人與游女交加圖”。“交加”二字，乍看殊難索解。在唐代，韓偓《春閨》詩之一，有“愿結交加夢，因傾瀲滟尊”句。此后的前蜀韋莊《春愁》詩亦曰：“睡怯交加夢，閑傾瀲滟觴。”這里的“交加”二字，是指男女偎依、親密無間。及至清代以后，“交加”一詞類似用法還保留在榕腔中。例如，《新編賣白菜》講述婦人賣白菜，一男子議價，實則欲與之通奸，婦人峻拒，男子則軟硬兼施，殊不料婦人仍不依從。其中有“叔叔講者話，真正大差，雖然奴乃鄉下平腳，曾比那煙花講的口喇喇，汝騙奴買白菜，分明論交加。”在這里，“者”為這，“交加”是勾搭之意。在福州方言中，“交加”有相互勾結或男女不太正經的交往之意，此處自然是指后者，因為江戶時代的“游女”，也就是日本的妓女。當時，前往長崎的唐船水手中，以福州人為數最多，他們在唐館內時常招致丸山游女狂嫖。

記錄清代中葉福州俗語的《廣應官話》

另外，明初太祖朱元璋賜閩人三十六姓給琉球國，這些人多是福州河口附近的人，明代中葉以后，琉球人前來進貢，也以福州作為入華之起點，故而福州方言的影響較大，這在《廣應官話》等琉球官話課本中多有反映。關于這一點，本人此前撰有《作為“福語”的琉球官話》（刊《上海書評》2021年9月28日）等文，主要觀點指出：就目前所見的諸多官話課本來看，早期官話課本之區域特色尚不明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伴隨著琉球人在福州活動的日益頻繁，清代官話課本中“福語”的色彩愈益顯著。想來也就是這個原因，十九世紀初，“福語”色彩濃厚的琉球通事與學習蘇、杭官話的薩摩通事在一起切磋，有時在場面上難免會遭逢雞同鴨講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