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RICE-CCES第44期“當前經濟形勢的研判與政策選擇”沙龍，多位專家學者圍繞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和熱點進行了深入研討。

9月10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RICE-CCES第44期“當前經濟形勢的研判與政策選擇”沙龍，多位專家學者圍繞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和熱點進行了深入研討。

關于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教授施東輝表示，從物價、資產價格、居民去杠桿行為來看，中國需要防范階段性通縮風險。

“疫情是全球經濟流量迅速收縮的‘導火索’。”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表示，“如果沒有疫情的沖擊，大多數國家面臨的問題跟今天有很大不同。中國也是這樣，沒有疫情，我們不會面臨收入流量的收縮。即使負債率不低，但大多數情況下只要有付息能力，債務問題就不會變得像今天這樣尖銳。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快速演變過來的，一旦有一個領域因為外部沖擊而出現收縮，債務就出現違約風險，然后就會通過債務鏈迅速波及其他領域。即使存量可能不會受大的影響，但流量上會出問題，如付不了利息、租金、甚至工資，公司就可能不得不考慮開始裁員，最后必然讓政府部門和家庭部門都受到流量收縮的影響。”

張軍將四年前的疫情沖擊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作了比較。他認為，疫情沖擊所導致的全球經濟收縮狀況更為嚴重，更持久。美國、歐洲的恢復情況都不樂觀。同時，由于全球貿易和跨境投資的發展，各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聯系比二十年前更緊密得多。

“跟那次全球金融危機相比不一樣，那時候還有全球的合作與更負責任的治理框架，但現在地緣政治開始主導貿易和投資，資本從新興市場退出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全球經濟不再可能通過加強全球治理與合作獲得快速恢復，西方在構筑阻礙貿易和投資的小院高墻，開始與我們在很多方面分道揚鑣。”張軍說道，“孤立中國的政策實際上會限制更流暢的貿易與投資，西方世界的經濟流量層面會經歷收縮。總之，是疫情的原因，經濟走勢處于L形，并且這個L形可能代表了一個階段。”

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院長、教授劉江會則指出，過去跨國公司進行全球資源配置、產業鏈在全球范圍內延展是效率驅動、以效率為導向的。如今，在地緣政治及系列公共外部事件沖擊下，這些跨國公司除了考慮效率因素之外，安全因素更凸顯。

“今天基于安全邏輯推進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演進力量，超過了基于效率的邏輯。” 劉江會說，產業空間布局，出現了“近岸化”“短鏈化”“友岸化”。中美直接貿易受到影響，但通過第三方的間接貿易，卻是加強的。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由直線型變成了曲線型。很多中國企業，尤其制造業零配件企業外遷、出海，產業鏈的空間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

張軍表示，多年來我們的陣痛主要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而今天還要面臨流量收縮造成的陣痛。

“大家要放棄幻想，必須去適應這些改變。”張軍指出，所謂適應就是得去尋找新的出路，這意味著整個經濟要進入到一個轉型的新時期。經濟繁榮的時候很難形成轉型的動力，現在這種狀況下，企業、包括房地產企業要轉型、地方融資平臺要轉型、地方政府也要轉型，發展模式也要改變。也許，這就是現實，中國一定會加快模式轉型的步伐。如果能夠真正有了實質性轉型，經濟雖然回不到此前的擴張速度，但發展的質量也確實會有大幅度的提升。

關于政策選擇，施東輝建議，貨幣政策對通縮風險宜出重手。常規的貨幣政策還有空間，而財政政策不宜反復搖擺，目前力度還是不夠的。此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同非常重要，并且要高度重視預期管理。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鐘寧樺表示，中央政府原則上既要防道德風險，又要防系統性風險，還要防經濟下行風險。他建議由中央政府“加杠桿”。

劉江會表示，要發揮巨型城市群在暢通產業內外循環中的空間價值。“城市群是產業鏈的備份基地，是科技創新策源地，是生產網絡決策中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