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飛鴻——黃飛鴻傳奇與嶺南文化》，張彧著，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7月出版，296頁，188.00港元

何謂嶺南？嶺南何為？

宋哲宗紹圣元年，蘇軾被人告以“譏斥先朝”的罪名被貶入蠻荒之地嶺南兩廣，次年四月他在惠州初嘗荔枝鮮味，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詩，其中寫道“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然而何謂嶺南？嶺南處于越城、都龐、萌渚、騎田、大庾五嶺以南，南海以北，是中國最南端的疆土。從地域與地理的角度，“嶺南”在歷史文獻中多稱為“五嶺”，也就是南嶺山脈的山嶺。在東晉裴淵《廣州記》中記載：“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但后來社會統一認知的想法中，這五嶺從東至西分別是大庾嶺、騎田嶺、都龐嶺、萌渚嶺、越城嶺，與《水經注》以水文解釋這五嶺的位置是一致的（參考羅樂然編：《再現嶺南：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域文化》，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第3-5頁）。

歷史文化學者認為：“嶺南一詞之意義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地理位置概念，而是一種不斷轉化，并不斷按不同時期社會的文化與政治需要，注入新定義的地域文化意象。”在唐宋或以前的方志中，嶺南百粵一帶是野蠻之境或瘴氣之地，文人的南方想象較為片面，甚少對地域的各種風物作整全的論述。自明代開始，各種地方志開始在郡縣志部分增設“風俗”一節，開始通過方志表述自己對嶺南文化與中原文明標準之間關系的看法。在郭裴編著的《萬歷廣東通志》中，對廣州府的風俗表述與以往地方志有所不同，展現了一種與中原之地對等或相差不大的意識：“百粵衣冠禮樂，將于中州，昔人比之古鄒魯云。”（參考《再現嶺南》，90-91頁）

羅樂然編《再現嶺南：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域文化》

任教于中山大學多年，現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學的程美寶教授曾在一篇訪談中提出“嶺南作為方法”（《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11月16日）。她認為近代“嶺南”話語的建立始終處在國家意識和地方關懷的二重奏中，她尤其關注“省港澳”三地的互動關系，以及通過嶺南能看見怎樣的中國。在《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一書中，程美寶教授通過對歷史進程中各個時代、不同角色源于各種動機對“廣東文化”的表述的考察，運用文化人類學與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重構了所謂“廣東文化”被歷史地建構起來的過程。她尤其關注晚清以來中國的地方文化觀究竟是在一種怎樣的機制與情景中被知識分子生產出來的，它所呈現的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樣態與國家認同之間又是如何復雜地糾纏在一起的（參見唐小兵：《“廣東文化”的建構——評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二十一世紀》2007年10月）。

程美寶著《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

曾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約克大學東亞系及歷史系任教，目前回流香港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張彧博士在2023年出版了《香江飛鴻：黃飛鴻傳奇與嶺南文化》，該書圖文并茂、文史結合，從人物生平、家族歷史、影視制作等多個角度，充分展示了作為嶺南文化代表的黃飛鴻如何在中華文化圈內外逐漸成為建構想象中國的重要元素。作為香港收藏家協會終身會員，張彧博士掌握了極為珍貴的歷史檔案資料，還得到黃飛鴻遺孀莫桂蘭誼子李燦窩的認可支持。此書正文共分為六章：一、嶺南文化中的黃飛鴻；二、南來香港的黃飛鴻傳人；三、朱愚齋和他的徒弟——黃飛鴻傳記和廣播劇的作者；四、黃飛鴻電影的誕生；五、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的黃飛鴻電影；六、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創新與突破。

嶺南文化代表黃飛鴻及其后人

張彧在書中這樣定義嶺南文化：“在文化意義上，嶺南代表的是一種南北兼容、中西交匯的人文精神，在人口遷徙、政治嬗變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下，形成了由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海南文化、少數民族文化、澳門文化、香港文化、外省入粵文化及外國入粵文化共存及互相沖擊的多元文化體系。”（25頁）他通過分析黃飛鴻傳奇的誕生和發展，展現了嶺南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質。

黃飛鴻1850年出生于廣東南海西樵（現屬于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成名于佛山、廣州等地。根據此書考證，真實的黃飛鴻是一位武癡，十二歲時用棍法打敗武師鄭大雄，被譽為“少年英雄”，十九歲時在西樵官山墟某當鋪夜宿時被賊人打劫，成功擊退盜賊，在當地一舉成名，雖然有一些實戰記錄，但他一生中并無太多傳奇事跡，其主要事業體現為武術教練和跌打醫師兩個方面。他十六歲受邀到廣州擔任武術教頭，二十二歲在廣州西關回瀾橋附近開館，首次自立門戶授徒，并經營跌打，二十六歲時被聘為廣州水師武術教練，首次在軍中任職。1886年父親黃麒英去世后，黃飛鴻在廣州十三行附近的仁安里開設跌打傷科醫館“寶芝林”。據傳，1888年左右，黃飛鴻治愈黑旗軍將軍劉永福多年腿患，被對方贈匾致謝，還被聘請為黑旗軍的醫館、福字軍的技擊總教練。1911年辛亥革命后，劉永福被推為廣東民團總長，聘請黃飛鴻擔任廣東民團總教練。

2005年，廣州博物館人員于香港尋得本肖像，據其背面書有“黃飛鴻像鄺祺添”之字樣而疑其為黃飛鴻肖像，而鄺祺添乃黃飛鴻之徒弟凌云楷門人之一。

在個人生活方面，黃飛鴻一生娶妻四位，兒女十人。他二十四歲娶妻羅氏，數月后羅氏病逝，四十六歲娶馬氏為第二任妻子，馬氏生下漢林、漢琛（一稱漢森）等子女后病逝，五十二歲娶第三任妻子岑氏，生下漢樞、漢熙等子女后，岑氏又病逝。幼子黃漢熙排第十。六十歲時，黃飛鴻娶第四任妻子莫桂蘭，但由于被認為剋妻，當時以妾室的名義迎娶。兩人相識過程頗具戲劇性，簡單而言，是黃飛鴻受邀參加佛山鎮附近的二公廟寶誕，親自表演壓軸好戲“瑤家大耙”，舞到最后一式時提腿一踢，腳底布鞋不慎飛脫，擊中臺下一位少女的額頭。身材嬌小的少女身手矯健，拿著布鞋飛登上臺，將布鞋擲到黃飛鴻面前，一言不發給了他兩記耳光。黃飛鴻對少女抱拳道歉，后來莫家派人到寶芝林向黃飛鴻道歉，黃飛鴻便趁機提親。這位莫氏夫人自幼習武，有醫學根底，也是武癡一名，嫁入黃家之后每天跟丈夫學武，包辦寶芝林日常事務如眾人伙食、制藥、治病和教拳。黃飛鴻晚年多經磨難，愛子漢琛盡得其武藝真傳，卻被奸人謀害，英年早逝，于是他不再將武藝傳授給子嗣。在黃飛鴻去世之后，遺孀莫氏跟隨黃飛鴻女弟子鄧秀瓊于1936年經澳門抵達香港定居，當時她四十五歲，目不識丁，孤身一人，但仍克服困難，于1937年2月在香港灣仔成立了黃飛鴻國術館，行醫授藝，并向誼子李燦窩傳授衣缽，將黃氏武術發揚光大。她們兩位后來還參與了黃飛鴻系列電影的制作。

黃飛鴻之子黃漢熙

黃飛鴻主要活動范圍在嶺南地區，主要是西樵、佛山、廣州等地區，也曾多次往返省港兩地。正如程美寶教授指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前可以說是文化上省（廣州）港（香港）不分的年代。雖然他在香港并未長期定居，其傳奇故事卻在此地延續流傳。根據張彧統計，自1949年10月8日以來，在香港上映了超過一百部以黃飛鴻為題材的電影，可謂是香港乃至華語電影行業的奇跡。1949年到1970年年底，由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系列電影共拍攝了六十八部，創下了吉尼斯世界紀錄，成為全球集數最多的電影系列。到1980年，黃飛鴻系列電影的總數已超過八十五部，此外還制作了十三集電視劇集。進入八十年代，黃飛鴻電影系列開始式微，只制作了八部相關影片。但在九十年代前半期，黃飛鴻電影迎來了新的高峰。1991年由徐克導演、李連杰主演的電影《黃飛鴻》（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在第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及第二十八屆金馬獎均有斬獲。此后，由徐克、袁和平、劉家良等執導的黃飛鴻電影都叫好又叫座，在海外市場大受歡迎，其成功原因何在，值得探討。

寄托國族想象的黃飛鴻電影

總括而言，從1949年到1990年末，香港共制作了九十八部黃飛鴻電影，其中關德興主演了七十五部，余下的由其他十二位演員分別飾演黃飛鴻。從國族想象建構的角度而言，黃飛鴻電影系列的制作、傳播與接受過程，展現了嶺南文化已經成為海內外市場共同構建的中國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元素。《香江飛鴻》結合豐富的圖文資料，梳理了黃飛鴻電影系列發展脈絡，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七天，在香港首映的粵語片《黃飛鴻傳》（導演胡鵬、主演關德興），該片是1949年香港四大賣座粵語片之一。張彧從幾個角度分析了其成功原因：首先，1949至1970年時期的黃飛鴻電影充分運用了粵劇資源。在選角方面考慮到了粵劇演員關德興（1950-1996）師傅在外埠，尤其是在南洋華埠的號召力。在飾演黃飛鴻電影之前，關德興就已經以“新靚就”為藝名在南洋和美洲華埠演出，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在美國和加拿大等地華埠籌款捐資支持祖國，并組織粵劇救亡服務團回國服務，是粵劇界參加抗戰的第一人。在電影音樂方面，黃飛鴻電影利用了極為豐富的華南民間音樂資源，如民間曲藝、戲曲、譜子、粵樂、潮樂、國樂等。其次，它善用嶺南文化資源。黃飛鴻電影一方面運用了中國古典文學里英雄救美人的傳統情節，加以“硬橋硬馬，真軍演出”的嶺南武術打斗場面，更以嶺南文化風俗作為重要賣點，如在電影廣告里重點突出嶺南風格的醒獅技藝，并列出多種黃飛鴻成名絕技，特別說明這些絕技將由居港嶺南國術名家演出。再次，關德興在該片中加入了個人創意元素，如飛鞭橋段。這個靈感來自他1932年在美國三藩市唐人街登臺演出時觀看西部牛仔電影，他購買了牛仔裝、皮鞭等，在美國練習了十四個月，鞭無虛發。可見，這部電影充分體現了古今中西結合、多元雜交的嶺南文化風格。

關德興

在五十到七十年代，黃飛鴻電影系列發展有所停滯。其時，中美關系惡化，西方國家對華實施禁運，內地禁止進口港產片，導致港產粵語片失去原本占據票房兩成收入的廣東、廣西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原本投資粵語片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僑商人對繼續投資黃飛鴻電影持觀望態度。1953年，黃飛鴻門下弟子林世榮的徒弟劉湛（即香港功夫演員劉家良、劉家榮的父親）決定投資創辦雄風影業公司，希望能夠讓黃飛鴻電影“重振雄風”。他邀請關德興再次扮演黃飛鴻，拍攝了《黃飛鴻一棍伏三霸》，隨后在1954年又制作了《黃飛鴻初試無影腳》和《黃飛鴻與林世榮》。自此，關德興、胡鵬和王風形成了“演、導、編”的鐵三角組合，再加上曹達華、劉湛和石堅的演出，構成了五六十年代黃飛鴻系列電影大量生產的核心制作班底。在這一階段，黃飛鴻電影還進行了“文化雜交”的大膽嘗試，最具代表性的是1960年上映的《猩猩王大戰黃飛鴻》，該片融入了1933年好萊塢電影《金剛》（King Kong）中的大猩猩元素。盡管王風在1968至1969年間連續執導九部黃飛鴻電影，但這一高峰只是曇花一現。

第二個階段是七十年代，或稱為“后李小龍時代”（以1973年李小龍逝世為標志）。張彧在其書中提到一個有趣的可能性：1972年，李小龍曾在嘉禾片場以不同造型試鏡拍照，據傳其中包括鐵橋三和黃飛鴻的造型。如果李小龍沒有在1973年7月20日英年早逝，他是否真的有可能飾演黃飛鴻這個角色？在“后李小龍時代”制作的九部黃飛鴻電影中，有三部由倪匡編寫，兩部由王晶編寫，另外三部分別由司徒安、奚華安和吳思遠編寫，均為香港電影界的中堅力量。這一時期的黃飛鴻電影主要是為了填補李小龍逝世后功夫片市場的空白。在這九部電影中，關德興仍然飾演黃飛鴻的有四部，足見其地位不易取代。在另外兩部電影中，黃飛鴻的扮演者包括劉家輝和成龍。電影的武術指導主要由袁小田及其兒子們組成的“袁家班”、劉家良和他的誼弟劉家輝領導的“劉家班”負責。

第三個階段從九十年代開始，這一系列的黃飛鴻電影由李連杰主演。徐克執導的電影系列包括1991年的《黃飛鴻》、1992年的《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以及1993年的《黃飛鴻之三：獅王爭霸》，它們在香港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隨后，李連杰又拍攝了王晶執導的《黃飛鴻之鐵雞斗蜈蚣》和洪金寶、劉家榮執導的《黃飛鴻之六：西域雄獅》，同樣獲得了口碑和票房的雙重成功。自1998年起，李連杰開始進軍美國好萊塢，成為李小龍、成龍之后的又一位國際武打巨星。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音樂人黃霑將中國傳統音樂《將軍令》重新編曲并作詞為《男兒當自強》，成為徐克的黃飛鴻電影系列的主題曲。這首曲子不僅在九十年代廣為傳唱，至今仍是海內外華人凝聚人心的重要樂曲。這一批黃飛鴻電影繼續借助嶺南民俗文化和武術傳統，講述了黃飛鴻在晚清歷史情境中，為平民打抱不平、反擊侵華洋人、抗擊清政府并保護孫中山等革命志士、在海外唐人街以武功樹立華人形象的故事，其中蘊含著濃厚的家國情懷。它們也成為海外華人回望故土、構建國族想象的重要文化資源。

李連杰

作為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黃飛鴻出生于佛山；作為影視中的傳奇形象，黃飛鴻則源自香港。在這一傳奇的塑造過程中，嶺南的風俗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為中華文化在海內外的傳承與發展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去年（2023年）舉辦的第三十三屆香港書展上，主辦方聯同嶺藝會、香港書法家協會等多個機構，攜手推出了“嶺南瑰寶·絢麗探索”展覽。作為嶺南文化的代表人物，黃飛鴻也被設立了專門的展區。張彧博士的著作《香江飛鴻：黃飛鴻傳奇與嶺南文化》被香港中華書局選為參展書籍，凸顯了其重要意義。這本書對黃飛鴻傳奇進行了深度解讀，不僅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嶺南文化，還為我們從全球中國文化傳播的視角，思考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這一重要課題提供了寶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