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企鵝英國史的第六卷，已故知名歷史學家馬克·凱什嵐斯基的《君主制變革：1603—1714年的不列顛》，是一部集中呈現過去半個多世紀英美史學界修正學派對17世紀英國革命史研究成果的最重要的學術著作之一，也是一部采用“戲劇的手段描繪本就極具戲劇性的歷史事件”（本書前言第Ⅲ頁），適合普通讀者閱讀的大眾讀物。

馬克·凱什嵐斯基曾是哈佛大學專攻斯圖亞特王朝政治史的杰出學者，他的職業生涯始于20世紀70年代。彼時，在17世紀英國革命史研究領域，歷史的輝格解釋遭遇持續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解釋也在失去生命力。代之而起的是“修正學派”，其主張從不列顛群島視角研究17世紀革命，強調革命進程中的偶然因素，以及宗教分歧、具體人物與外因的重要性，有意展示歷史變革中動機和結果的不一致。馬克·凱什嵐斯基迎上這股史學潮流，成為修正學派有關英國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全書正文共分為十三章。第一、二章總體描述了斯圖亞特時期不列顛與愛爾蘭區域的社會與政治。隨后，作者并沒有按照傳統的以英格蘭為中心的歷史分期，將政治進程分為內戰、共和、復辟、光榮革命四個階段。相反，凱什嵐斯基有意凸顯偶然因素與具體人物的重要性。在第三、四、五章中，作者強調1603年蘇格蘭國王成為英格蘭國王這一偶然事件帶來的意想不到的結果、王室寵臣白金漢公爵引發的政治風暴，以及查理一世的個性及其統治風格。在隨后的六章“叛亂與內戰”“內戰與革命”“圣徒與士兵”“復辟方案”“為了教會和國王”“新教徒登基”中，凱什嵐斯基充分展示了修正學派所看重的歷史的過程，使讀者感受到過程本身影響著歷史走向；與此同時，作者也將發生在蘇格蘭與愛爾蘭的事件融入英格蘭政治進程的敘述中，體現了不列顛群島視角下的危機、戰爭與革命的復雜性。第十二章“歐洲聯盟”則展示了革命起因、進程與結果的外部元素。最后一章“大不列顛”講述了安妮女王統治時期英格蘭的對外擴張與結果，以及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聯合形成的大不列顛王國。

盡管修正學派排斥對革命進行單一歸因，但是，在馬克·凱什嵐斯基筆下，仍然存在某種決定性因素。這便是16世紀宗教改革的遺產與1603年斯圖亞特王朝開始統治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三個王國，二者的疊加造成斯圖亞特王朝的統治悲劇。宗教改革使英格蘭成為圣公會主導的社會，蘇格蘭則由長老會主導，愛爾蘭大體上是天主教占主導。每個王國內部還存在其他宗教派別，不同派別之間的分歧不僅影響著每個王國內的政治，還通過同一個王室而與其他兩個王國的政治走向緊密掛鉤。這意味著，從1603年開始，國王無論推行何種統一的宗教政策，均不能滿足三個王國的需要，而當國王“選擇多樣性時，抱怨的聲音就像王室堅持統一性時一樣響亮”（本書第61頁）。的確，在這個世紀里，宗教問題就像一個“馬蜂窩”，沒有誰不被蜇。

當然，馬克·凱什嵐斯基更強調多種因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其帶來了種種始料未及的結果。

可以看到，1641年10月下旬，查理一世已經結束了與蘇格蘭的戰爭，他與英格蘭長期議會的劇烈沖突也因斯特拉福德伯爵被處死而暫時緩解。但是，11月初傳來了愛爾蘭天主教徒叛亂的消息，正是這一意外事件導致查理與長期議會迅速對立。議會擔憂，一旦讓國王以鎮壓叛亂為由擁有了一支軍隊，國王可能會將軍隊對準自己。為此，議會試圖剝奪查理的兵權、行政任命權，而國王認為議會開始反叛，雙方在互不妥協的情況下，各自招募軍隊，走向內戰。對此，凱什嵐斯基總結說，“議員對國王的不信任、對陰謀的偏執，以及對查理意圖的妄想，是內戰起源的關鍵因素。”（本書第176頁）1649年1月，處死查理一世也不是議會進行內戰的目的，甚至是其反對的事，“請求饒查理一命的呼聲潮水般涌入，其中很多來自議會支持者”，然而，奧利弗·克倫威爾認為，“國王之死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本書第194頁）。凱什嵐斯基還告訴我們，如果不是詹姆士二世意外得子、詹姆士出乎意料地放棄對抗、瑪麗堅持拒絕獨自登基以及當時的貴族們找不到其他解決辦法，于1688年率兵登陸英格蘭的荷蘭執政奧倫治·威廉未必會成為英格蘭國王，畢竟他“沒有懷著成為國王的意圖入侵英格蘭”（本書第342頁）。

除了強調歷史過程，本書在對許多問題的解釋上也遵循了修正學派的觀點，這些觀點盡管已在英美史學界流行多年，但對國內讀者來說，可能仍是耳目一新。例如，凱什嵐斯基從不列顛群島視野下審視17世紀革命史，使用“三個王國的戰爭”描述傳統上被稱為“英格蘭內戰”的事件。凱什嵐斯基也指出推動革命發展的是“清教徒熱情的力量”，“紳士憲政主義的力量則阻礙著革命的進展”，因為，對憲政主義者來說，他們“專注于政府”，“革命的問題是一個秩序的問題”（本書第228頁）。不過，本書在許多重要問題上依然遵循傳統觀點，其是無法否認的。例如，1688—1689年的非常議會堅持使用“王位空置”這一表述，強調詹姆士二世是“自行退位”的，意在否認革命意圖和革命責任，因為“無論退位和空置的提法有多么危險，它遠沒有廢除和叛亂的提法危險”（本書第344頁）。此外，作者依然強調克倫威爾的政權缺乏社會基礎，其軍事統治不受歡迎，以及查理二世的復辟獲得了“普通人的真正熱情”（本書第268頁）。

總之，《君主制變革：1603—1714年的不列顛》是一部充分體現修正學派關于17世紀政治史研究成果的佳作，它將為人們所熟悉的歷史事件、主要人物以及重要結果，置于當時千絲萬縷、瞬息萬變、緊張的歷史情境中進行分析，并將復雜的歷史過程清晰地講述給讀者。讀罷本書，我們不難看出凱什嵐斯基將本書題為“君主制的變革”的蘊意。政治精英們從一開始追求的僅是限制國王的權力，而非廢除君主制，但是其目標不夠明確、堅定，也沒有找到有效的途徑。內戰、處死查理一世、克倫威爾軍事統治均是始料未及的結果，造成了社會失序，得不到人們的支持，但這些經歷讓政治精英們明確了政治目標——回到君主制并限制國王的權力。最終，政治精英們在1688年通過擁立威廉與其妻共同成為國王與女王并頒布《權利法案》，實現了君主制的變革。

就中譯本而言，本書的出版對于國內更新有關英國革命史的認知大有裨益。不過，筆者在讀罷此書后也難免產生一個疑惑：為何將Penguin History of Britain中的Britain翻譯為“英國”，而將本卷書名A Monarchy Transformed: Britain 1603-1714中的Britain翻譯為“不列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