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平原上的摩西》《漫長的季節》等影視劇的熱播，東北正成為大批觀眾關注的焦點。在此之前，雙雪濤、班宇、鄭執、楊知寒等東北作家掀起的寫作浪潮已經讓這片土地被讀者視為心目中的“文學熱土”，近年來，東北作家們的作品也多次被改編，其中有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和《刺殺小說家》、班宇的《逍遙游》、鄭執的《生吞》……

就在剛剛過去的院線暑期檔，鄭執的短篇小說《仙癥》被搬上銀幕。電影由顧長衛導演，葛優和王俊凱主演，片名改成了《刺猬》，“刺猬”正是原著和電影里故事的發端——車流擁堵的街頭，大姑父王戰團正指揮一只刺猬過馬路，這一幕正好被名叫周正的“我”撞見。

從指揮刺猬過馬路這幕就可以看出，王戰團這個角色有些特殊。王戰團出生于1947年，19歲參軍，因為一場運動變得不正常，他先是離開部隊，再早早從工廠退休，不用上班，沒有人管，小說里對他生活狀態的描述是，“大部分時間里，他每天在家附近閑逛，用我大姑上班前按日配給的零花錢買兩瓶啤酒喝，最多再夠買包魚皮豆。中午回家熱剩飯吃，晚飯再等我大姑下班”。

王戰團的“不正常”很有限，他只是無所事事，在行為舉止上偶爾有些怪異，但這已經足以讓他成為他人眼中的異類。他被周正媽看作瘋子，必須時刻跟周正保持距離。他是周正奶奶口中的累贅，拖累了周正大姑一家人，應該被送去精神病院。而在大姑看來，王戰團絕對不能被送進病院，承認他有病就等于承認這個家有污點。為了解決王戰團的不正常，大姑請過神婆，給王戰團喂安眠藥，直到最后才不得已把他送進精神病院。

故事所呈現的便是一個略微偏離正常生活軌道的人如何在遭受非議的同時，被周圍人用各種方式往回拽，因為不被視為健全的人，他失去了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故事里，看上去唯一能跟王戰團相處的周正同樣是他人眼里不正常的那個，因為自幼患有口吃，周正被同學歧視，被父母拉著嘗試各種辦法，“在石景山的一間小診所里，舌根被人用通電的鉗子燙煳過，喝過用螻蛄皮熬水的偏方，口腔含滿碎石子讀拼音表，一碗一碗地吐黑血”，口吃并未好轉，反而導致周正成績下降，多次留級。

原著里，鄭執沒有刻意強化王戰團和周正之間的關系，并不試圖營造一對邊緣人在抱團取暖中對抗外界的勵志感。這個以周正視角完成的敘述里，他對王戰團有著更幽深和復雜的感受，這之中有像其他親人表露出的疏遠，有可能基于共同的“不正常”而來的吸引力，“我似受到一股熟悉的力量驅使……獨自來找王戰團”，對父母所作所為的恨也可能是周正跟王戰團站在一起的緣由，這種對父母的恨進而延續成周正對自己的恨，“我恨這個家，恨我爸媽，恨我自己”。面對王戰團時種種難以疏解的感受讓周正矛盾的內心世界得以顯露，他想要接納自己，但時常又陷入自我厭惡。

小說里，王戰團用“卡住”一詞形容他的生活狀態，“我卡在節骨眼兒了，全是灰”。但比起王戰團在應對他人擺布時的坦然，甚至有時假裝糊涂，周正似乎才是真正被“卡住”的那個，他表現得更憤怒、更敏感，當想要掙脫的姿勢變得強烈時，他在“卡住”的位置上就會更痛苦，他的“卡住”是既不想被當成王戰團一樣的人，又不知道成為怎樣的自己。

這也是小說和電影最顯著的區別之一。電影里，一起頻繁相處的周正和王戰團變成了彼此支撐、對抗外界的同盟，少年在面對另一個跟自己相像的人時幽深的內心就此被抹平，他顯得不那么“卡住”，他也在電影的里收獲了一個逆襲般的光明結局，成為一名周游世界的海軍。他不僅變成了正常人，而且算是正常人里“爬到尖兒”的一批。

在影片結尾，出海歸來的海軍周正跟母親有這樣一段對話——周正對母親說，我就是王戰團，母親問周正，你能原諒我們嗎？周正說，我不原諒。成年后的周正接納了自己，也終于有勇氣聲明自己的態度。面對曾被傷害過的周正，母親祈求原諒的話更耐人尋味，她在話語里流露的悔恨也好，服軟也好，似乎都建立在如今的周正已經成為正常人的基礎上，如果面前的周正還是那個口吃、留級、像她眼中的王戰團一樣無所事事的瘋子，她還會說出這樣的話嗎？這個看似以周正的成功畫下完美句點的故事，并沒有為所有像周正和王戰團這樣有缺陷的人許下一個帶來包容和尊重的“光明未來”，它指出了這個群體必須要走的路：成為這個正常社會里絕大多數正常人要求你成為的人——跟他們一樣的人，甚至要比他們做得更好。

原著里，鄭執借一個看上去不起眼的角色表達了不一樣的看法。當王戰團的女兒王海鷗跟藥房同事李廣源相戀時，這個比王海鷗大八歲，在眾人眼里離過婚、沒孩子、混舞廳的男人并不受待見，以至于大姑一度要找李廣源拼命。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花花公子”，在婚后生活中卻逐漸表露出他好的一面，大姑的態度改變了，“廣源啊，我看明白了，你不是壞人”。李廣源在他人眼里的形象轉變，戳破了這些“不正常人”身上的種種偏見，這些偏見并不能決定他們是怎樣的人，該怎樣被對待。也恰恰是李廣源的存在讓王戰團身上的悲劇性更突出，同為被偏見束縛過的人，王戰團到死也沒有脫下他身上瘋子、累贅、污點的罵名，他死在了精神病院，“早上護士給他盛粥的工夫，一扭頭，腦袋已經搭在了窗沿上，像在打瞌睡”。

諸如王戰團、李廣源、周正這樣的邊緣人在鄭執和其他東北作家的筆下都不少見。在首部長篇《生吞》里，鄭執塑造了青年秦理，這個父母雙亡、性格孤僻卻智商超群的男孩在成長中遭受著歧視和暴力，即便在友誼里也被不公平對待。秦理最終成為一個如卡西莫多般的聾啞人，唯一能與秦理感同身受的同伴黃姝有著跟他類似的家庭背景和成長遭遇，卻在將近成年的一次意外傷害后選擇自盡。最純真的心靈似乎總是要在創作者筆下經歷最殘酷的拷問，在從天臺墜落之前，替黃姝完成復仇的聾啞人發出怒吼，“那聲怒吼，或者叫哀號，本應具有劃破夜空的鋒利，卻像個瀕死的生命一樣無力，沒有回響，轉眼被黑夜生吞”。

鄭執的《生吞》以兩名青年對命運無望的悲憤結束，事實上，故事結尾那聲消失在黑夜的回響傳遞出的是一代人的失落。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引發的下崗潮，無數曾端著“鐵飯碗”的東北人都變成了沒有工作、為生計發愁的邊緣人。短篇《蒙地卡羅食人記》里，鄭執寫一位下崗后的父親整日游蕩在市場里找零工，“他戴了頂土匪帽，扯下來遮住大半張臉，只露雙眼睛”。短篇《森中有林》里，機場驅鳥員呂新開和他的盲人妻子廉婕幾乎可以視為秦理和黃姝的化身。《仙癥》里周正的父母在雙雙下崗后開了抻面館，這個細節就改編自鄭執父親的親身經歷。

憑借《仙癥》奪得匿名文學賽的首獎后，以黑馬姿態亮相文壇的鄭執曾在演講里提到過這個群體。在沈陽一個叫做“窮鬼樂園”的啤酒屋，許多東北人會在里面坐上一整天，喝得不省人事，“他們當然就是那些因為某種原因丟失了生計，失去了家庭，甚至被自己的親人和兒女嫌棄，或者干脆就是孤寡了半生的最失意、最痛苦、最絕望的人”。或許，在鄭執和東北作家這里，文學存在的意義不止是以虛構的方式記錄這些消逝的人和事，它呼喚我們對周圍世界敏銳的感知和同理心，也告誡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在某一刻成為這個社會的邊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