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1893-1980）的好友傅斯年曾主張“史學就是史料學”，日記、書札等作為第一手資料，素來為現(xiàn)當代學者所重視，尤其近年來對未刊的日記、書札手稿的整理，伴隨著《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中國近代日記叢刊》《晚清珍稀稿本日記》《現(xiàn)代學人日記叢書》等幾種叢書的出版，儼然出現(xiàn)了一個高峰。最近，張劍兄《近些年日記整理情況與未來展望》一文（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24年第4期）對日記的整理、出版情況，作了簡明扼要地梳理，值得一讀。

2007年、2011年《顧頡剛日記》先后由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后，因其時間跨度大、涉及人物眾多、記錄簡明，甫一出版便成為海內外研究近代學術史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余英時曾專門為聯(lián)經(jīng)版《日記》寫過長序，真的很長，長到可以出單行本，那便是《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在序言中，余英時揭示了顧頡剛很多不為人知的細節(jié)，這源于他對《日記》的細致閱讀、深入挖掘。《顧頡剛日記》固然是可作信史讀的，卻也有一些被我們忽視的地方。在此，只是想用一個與《顧頡剛日記》相關的小人物——汪安之作為例子，對日記材料做一個抽樣式的分析，揭示一些隱于《顧頡剛日記》背后的細節(jié)。

顧頡剛

一、發(fā)現(xiàn)汪國治

汪國治就是顧頡剛的表弟汪安之。汪安之在《顧頡剛日記》中出現(xiàn)得并不多，甚至他的大名“汪國治”一次都沒出現(xiàn)過。雖然他曾參與南京中國邊疆學會、《中國邊疆》雜志的相關事務工作，但并不從事學術研究，就是一個普通“打工人”，且為期頗為短暫，故顧潮在《顧頡剛年譜》談及中國邊疆學會時，汪氏名字一次都未曾出現(xiàn)。《顧頡剛書信集》中，也沒有收錄致汪氏信函。幸好汪安之的日記殘留了一部分，讓我們在六七十年后，重新發(fā)現(xiàn)顧頡剛這位略帶神經(jīng)質的汪家表弟。

《汪安之日記》稿本四冊，是我在蘇州博物館資料部日常編目過程中自雜件庫理出，后來將之編入《蘇州博物館晚清名人日記稿本叢刊》影印出版。原稿四冊，為民國三十六年第二、三、四、五冊，缺第一冊，有些可惜。四冊書衣單題“日記”，并不署名，僅鈐“汪國治印”，只知作者是汪國治。紀事始于1947年5月28日，終于1948年1月20日。在日記第二冊的夾層中發(fā)現(xiàn)了兩通顧頡剛的書札，確認汪國治就是汪安之的大名。兩通書札，我已在《偶見“雙哥”遺簡》（收入拙著《春水集》）一文中作了介紹，并示俞國林兄，內容得以收入《顧頡剛全集補遺》。

有關汪安之的家世情況，從他本人的《日記》中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1947年8-9月間，汪氏因手臂生病回蘇州休養(yǎng)，曾去胥門外王家村展拜“遷吳七世祖廷臣府君，六世祖靜安府君及五世祖介堂府君”，閑暇時整理祖先傳記，9月11日曾撰寫《先祖考凌皋府君傳》，他父親則去世已達十五年之久。由此可知，汪安之的祖父應該就是吳縣汪鶴衢（1840-？，字青昂，號凌皋），同治九年（1870）舉人，光緒七年（1881）后歷官常州府、太倉州訓導。他們這一支汪氏，同樣祖籍安徽歙縣，由歙縣遷休寧后，再遷蘇州，世居盤門梅家橋，故稱梅家橋汪氏。同族中，清末曾出過秀才汪芑（1830-1889）、舉人汪鐘霖（1867-1933）等。據(jù)1947年8月23日黃奮生致汪安之函，信封地址開“蘇州盤門西大街七十一號”，知其當時住在盤門內的西大街。

汪安之的母親與顧頡剛之母是同父異母的姊妹，汪安之第一次在《顧頡剛日記》中出現(xiàn)，便是1933年7月11日和汪姨母一同找顧頡剛，“商訟事”。彼時，汪安之三十六歲，尚未成家；顧頡剛已四十一歲，處事十分干練。兩人年齡相差五歲，表兄弟間相當親密，1933年8月20日顧頡剛還曾“為安之弟寫扇”。

1946年5月，顧頡剛返回闊別多年的故鄉(xiāng)蘇州。汪母于1944年7月去世，汪安之已四十歲出頭，依然單身未婚，待業(yè)在家。在《顧頡剛日記》中，1946年5月29日有“汪安之偕其妹三人來”的記錄。同年11月6日有提到“到醫(yī)院。二嬸、九嬸、吳子明太太、三侄女、余妹到院視靜秋，汪安之兄妹三人亦來，同游拙政園”。12月11日，顧頡剛為父親及亡妻殷履安安靈設奠，來客名單中有汪安之。

因有表親這層關系，1947年，顧頡剛將待業(yè)在家的大齡單身男青年汪安之推薦到南京中國邊疆學會工作，可以說解決了表弟的燃眉之急。當日，中國邊疆學會借用新亞細亞學會位于南京江蘇路八號的場地，汪安之落腳于此，寄人籬下。中國邊疆學會也因為汪安之的到來，成為顧頡剛在南京的臨時辦事處，他到南京開會，必到邊疆學會，了解相關工作；他去陪張靜秋去徐州，一般從蘇州出發(fā)，都會在南京停留一晚，次日過江換車北上，汪安之也會幫忙照應。

1947年6月6日，張靜秋自蘇州去徐州，中途在寧停留一晚。顧頡剛正好在南京開會，《日記》有飯后“乘人力車到站，則凱旋號車早到。到邊疆學會，留條，回旅館，則靜秋等已來，由起釪接得”的記錄。其實，這一天顧頡剛上、下午先后兩次到過邊疆學會，汪氏中午也曾抱病往下關站接表嫂，結果火車提前到站，張靜秋由劉起釪接走了，他在日記中對此記錄甚詳：

午前，雙哥來會，告悉表嫂今日十四時左右來京小住去徐，帶有行李。下午，面癥不甚痛，因乘車去下關車站。迨詢得蘇州來車時間已過，即折赴鼓樓醫(yī)院，就診面癥。歸，又得留條，知雙哥亦以時間相左，未能會面。晚飯前，郵局送到致雙哥信，按之覺頗厚，或有重要事，飯后即送去，則表嫂等已至逆旅矣。略道家常，匆匆即返，時計已過九時焉。迨抵會，又見桌上教育部致雙哥至急函二件，乃囑工役乘車送去。

隔天晚上，汪安之去給顧頡剛送信，考慮到張靜秋一人孤身赴徐州，又專門買了面包、橘子露等送去中央飯店，“俾表嫂車上之需”，從點滴細節(jié)中，可見他并不是一個不通人情之輩。不過，親友口中稱道的“自家人”，未必是一個好的“打工人”。

二、“老板”眼中的“打工人”

在南京中國邊疆學會工作期間，汪安之滿眼都是表兄顧頡剛，而顧頡剛似乎并不十分欣賞這位表弟，尤其是在離職風波中，他作了一段評價，像領導寫的工作考核一般，這在后文會細說。客觀說來，汪安之是個感性的人，所以有時會神經(jīng)兮兮，顧頡剛是理性的學者與管理者——今人研究學術史，特重學者氣質，而忽視其管理者身份，試想顧頡剛沒有一定的管理能力，何以能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如果去掉表親這層關系，當時汪安之與顧頡剛之間，確存在上、下級關系，雖然不像現(xiàn)今的老板與員工那般，但也不可無視。邊疆學會工作盡管瑣碎繁雜，頭緒無數(shù)，汪安之盡力做好，對顧頡剛負責。不過，邊疆學會工作卻只是顧頡剛所有工作的一小項，他接觸的人與事是汪氏的十倍、百倍之多。從這個角度，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汪安之日記》里滿是顧頡剛，反之《顧頡剛日記》里很少提到汪安之。

1947年5月中旬，顧頡剛到南京開會，為期近一月，兩人日記的時空第一次出現(xiàn)重合。5月19日上午七點三刻，顧頡剛乘火車從蘇州赴寧，參加參政會，當天下午兩點抵達南京，他與邵力子夫人同乘汽車到會報到，取款攜物，入住中央飯店二一九號。隨后毫無意外，“到邊疆學會，晤公武，安之”。安之即汪國治，公武即許崇灝（1882-1959），系許崇智、許廣平的堂兄，新亞細亞學會的負責人，也喜研究邊疆史，著有《新疆志略》《瓊崖志略》《青海志略》《內蒙古地理》等。當時南京的中國邊疆學會借用新亞細亞學會的地方辦公，這直接為后來汪安之的“離職風波”埋下了隱患。

許崇灝

蘇州博物館藏《汪安之日記》始于1947年5月28日，當天就提到他去訪表哥顧頡剛，結果未遇：

晨八時前，應黃君約，前去其住宅，面洽一是。午后，赴鼓樓郵局，寄成都陳宗祥稿酬若干元。晚飯已過，再去中央飯店，仍未晤雙哥，恐遲誤昨日收到大中國圖書館局函事，即留條及信，囑值勤茶房轉致。

黃君即黃奮生（1904-1960），江蘇沛縣人。顧頡剛與張靜秋成婚，便由他和蕭一山作伐。黃奮生與顧頡剛一起負責中國邊疆學會事務，共同主編《中國邊疆》雜志。顯然，他也是汪安之在南京的領導之一，在汪氏日記中，時時要去黃處面洽會務，并幫黃氏跑腿。上文提到的陳宗祥（1919-2012），浙江寧波人，1940年畢業(yè)于輔仁大學哲心系，曾任教于華西協(xié)和大學、西南民族學院等校。1947年出版的《中國邊疆》雜志第3卷第10期上刊發(fā)陳崇祥《寧屬之水田民族》，汪氏所發(fā)稿費，或即此文之酬。反觀5月28日這一天《顧頡剛日記》，并沒出現(xiàn)汪安之的身影。

汪安之在邊疆學會的工作普通而瑣碎，包括但不限于收發(fā)稿件、草擬文件、發(fā)放稿費、郵寄樣刊、寄賣刊物、采買物資，幫顧頡剛、黃奮生跑腿辦事、收發(fā)信函等。如8月2日汪安之“早餐后即去太平路書店，計算《中國邊疆》復一、二期銷數(shù)，毫無起色，邊疆問題不為國人注意也無疑”，唯有“感嘆感嘆”。尤其在聯(lián)絡基本靠通信的時代，每天都有幫顧頡剛轉遞信函的記錄。顧頡剛在南京逗留這大半個月，他的信件都紛紛寄到中國邊疆學會，均由汪氏處轉交。《汪安之日記》提到，5月29日晚上，身在南京的黃奮生有一信致顧頡剛，也托汪安之轉交，加上“上午上海朱姓致雙哥函，于晚飯后送去。據(jù)云，雙哥又外出”，于是仍交茶房轉致。5月31日，汪安之又將信函四件，交工役送往顧頡剛下榻的中央飯店。6月10日“午前，雙哥來。因下午應政治大學講學之邀，囑轉致臨時車迎地址而去。晚飯后，樊漱翁又來稍坐。然后送雙哥函件，往返匆匆，將近十時數(shù)十分矣”。可見汪安之對待這份枯燥而瑣碎的工作是十分認真的。6月13日，汪氏聽說“頡剛表兄擬乘今夜十一時車去申后返蘇，余乃于晨間前去中央飯店道別，并托帶家信及國幣十萬元，妹等日前函示一是也”。《顧頡剛日記》用“安之來”三字概括之。

顧頡剛離開南京后，傳遞信函依然是汪安之的日常重點工作，如6月19日有“晚七時四十五分接到國史館致頡剛表兄函，因即加封……快郵寄出”的記錄，此后國史館、立法會、教育部等致函，均由汪氏轉寄。7月26日“國史館致雙哥函壹件，依日前雙哥面囑，拆閱一過，知系報告表壹件，因即平信轉蘇”。這些信件往來，《顧頡剛日記》中基本沒有記錄，自然也未提到為此奔波道途的汪安之。7月3日，顧頡剛寫信給汪安之，囑咐他固定每周寫信一次，報告會中事務：

累承轉信，至感。剛定本月九號到京，如再得他人來信，即不必寄下，待剛親來領取。采妹有信，囑轉上，當屆時面奉也。聞《中國邊疆》第二期已出版，何以竟未寄下為念。此后每期可寄來五分，以便分發(fā)。會中事務亦望每星期作一報告寄剛，以便對人談話時，不致隔膜也。

顧頡剛寫信給汪安之的信

1947年7月9日上午八時半車，顧頡剛再次乘車赴南京，下午兩點抵達，汪安之到下關車站接他，《顧頡剛日記》并未提及此事，只說晚上“到邊疆學會，晤公武，安之，張西曼，取《民周》歸”，汪氏日記則道出了不少細節(jié)：

午飯后，即去下關車站，候接雙哥，恐行李褦襶，兼顧不易，要亦母黨弟兄行應有之互助也。……晚飯后，雙哥來會，帶來妹等函，坐談時許，并書就致王澤民函，明晨方可投郵矣。

在職場上，主動去給領導接站，會讓人小小感動一下吧！汪安之確也這樣做了，然卻并非從職場角度考慮，而是沉浸在和“老板”的兄友弟恭中。雖然這個比方打得并不妥當，但可以肯定，顧頡剛與汪安之兩人對此的看法可能并不完全一樣。此后數(shù)天內——7月10日、12日、13日、14日（兩次）、15日（送《民眾周刊》一百冊），汪安之均曾到顧頡剛宿舍尋表兄，像上次一樣，大多數(shù)時間都沒能見上面。直至17日下午五點左右，顧頡剛到邊疆學會，告知汪安之將于當晚移居中央飯店三六一號房。從《顧頡剛日記》知，當晚他只是整理行李，次日才正式遷居。7月23日，顧頡剛即將離寧之際，汪安之“應雙哥昨晚面約，即去中央飯店少坐，取到《民眾周刊》贈余本若干。雙哥偕余出外午飯，步出飯店，忽遇某君有事。余乃先與雙哥握別，蓋雙哥擬今日下午三時余車赴滬轉蘇矣”。可能臨別前，顧頡剛要從工作角度關照汪安之幾句，一起吃頓飯，剛出中央飯店，就遇到別的事，只好匆匆告別。之后不久，汪安之的“離職風波”就來了，或許這早在顧頡剛預料之中，卻直接導致了“打工人”的離職，間接也加重了他的癔癥。

三、“打工人”的離職風波

汪安之到南京工作后，也在為自己的職業(yè)做規(guī)劃。1947年7月中旬，汪安之對邊疆學會的工作已經(jīng)很熟練，他就打算參加上海昌明法政函授學校的函授課程，以期多條出路，于是向邊疆學會提出預支薪水，以充學費，看似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fā)展。可惜，前文已經(jīng)提到，中國邊疆學會借用新亞細亞學會的場地辦公、住宿，為汪安之的離職埋下了種子。究其原因，應是汪安之與新亞細亞學會的負責人許崇灝一家相處不甚融洽，以致最終關系破裂，汪安之無處安身，不得已“引退”。關于汪氏離職一事，在《顧頡剛日記》中沒有太多涉及，只有寥寥幾處汪安之到訪的記錄，實際上卻一波三折，從汪安之本人的記錄看，似乎他并未真正意識到問題出在哪里，就糊里糊涂主動離職了。

剛開始，汪安之與許家自然相安無事。1947年6月1日，許崇灝六十六歲生日，汪安之獲悉后，專門略備薄禮相送，以為祝賀。許氏邀請顧頡剛參加壽宴，顧頡剛開會忙忘了，在《日記》中說“在碑亭巷吃飯。歸，想起許公武生日，即趕往入席”，汪安之作為“打工人”卻因此疲于奔命，他在日記中說：

許公老誕辰，余知焉晚，前去冠生園略購菲儀為贈，藉祝六六老人之添壽也。……午，頡剛表兄遲未來聚宴，黃君囑電話以催。適由逆旅外出，未獲通話。黃君又虞茶房傳言不足憑，亟囑去中央飯店面促。因再雇車往，茶房為余言，恰值赴宴中。力求確實計，仍留一字條，俾明余之來意也。

看《汪安之日記》，其中并沒太多的筆墨談及自己與許家的摩擦，更多的反而是與許家相處融洽的記錄。如6月23日適逢端陽節(jié)，中午黃奮生邀汪安之去午飯，汪氏“再四言之，情不可卻，應之。繼思為余一人而諸多形擾，心實不安，因于午飯初過，即去其家，面致心領之忱”，足見他處世之法。晚上許公武“來邀敘餐，相處一樓，無辭可托，叨陪末座，杯盡大紅——葡萄酒，為領主人盛情耳”，之后汪安之還寫了兩首七絕紀其事，即夾在日記中的《公老邀敘端陽晚宴》一頁。

1947年8月中旬，汪安之手臂突又生病，在他請假回蘇州一個多月后，回南京即與許公武發(fā)生沖突，一發(fā)不可收拾。從《汪安之日記》看，8月16日下午他曾去中央大學醫(yī)院看手臂，“為詳盡計，掛特別號”，結果醫(yī)囑開刀，他頗猶豫，找黃奮生商量，結果決定回蘇州休養(yǎng)一段時間。8月19日，汪氏乘火車回蘇州，歸鄉(xiāng)過程日記頗詳細：

上午六時三十分，即乘公共汽車，至建康路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中國旅行社，候啟門，購得凱旋號車二等車票（二輛三十八號）一張，返會午餐。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下關站，二時三十分，進車廂對得號目，卸衣休息，四時三十五分啟行。迨九時余抵蘇，雇人力車至家已十時余矣。凱旋票已增至六萬二千元。

次日，汪安之往顧家花園訪顧頡剛，結果顧氏夫婦一早乘車赴徐州，失之交臂。其實，當天顧頡剛夫婦曾在南京逗留，顧氏并往邊疆學會訪汪安之，8月20日記有“予往訪汪安之，未晤”的記錄。

從8月19日回蘇，一直到9月23日汪安之回南京，一個多月里，他聽從妹妹的建議，用中醫(yī)治療手臂，頗見成效，但耗時頗久，曾兩次寫信給黃奮生，申請延長假期。病愈回南京的當天晚上，汪安之與許公武的矛盾就暴露了，《日記》載“返會，許公老囑勿讀夜書。余應之，并答以住的環(huán)境尚須調整，有何心思靜讀夜書，即日間亦無致力于此數(shù)日之可能”，次日因中秋臨近，許公子和汪安之“談送禮，余以為送禮一事，在交情上發(fā)生，否則即不適合人道”。僅僅一天之后，9月25日汪安之便提到“因會址遷移問題”去邊疆教育館一行，與黃奮生面商。黃氏建議他先回家?guī)仔瞧冢靶轮芬捑秃螅ㄖ獊砭保羰衔创饝酉聛韮商炖^續(xù)和黃氏溝通，無法一致解決。于是，汪安之決定直接去徐州“面告雙哥一是”。

汪安之日記

9月27日，汪安之將會中事務略作安排后，“雇車至中山碼頭，渡江，購得建國號特快二等車”，晚上九點多開車，次日一早七點抵徐州，吃過早點、洗過澡之后，雇車到女師：

得晤雙哥夫婦，談話良久，并介紹高鳴球及李得賢二君，知李君將由京飛蘭，執(zhí)教蘭大，不日來京，雙哥因托李君會址遷移問題，承允于西北通訊社內設法，俟來京會面后定奪，并有一函，托致黃君。余以時間從容，不擬多留，午飯后，即去中國旅行社購和平號特快二等車票……并暢游云龍山一過。……晚飯后，與雙哥、李君及車君等閑話，李君以學者而頗好相術，殆亦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之謂歟？八時余，雇車至車站，對號入座，九時十分南開。雙哥病胃腸吸收力薄弱，以致時便時止，現(xiàn)倩某新醫(yī)療治，余以為此類病癥，初以調養(yǎng)為主，舊醫(yī)或更有效驗方法，故力勸就舊醫(yī)兼治，或口服資生丸，自可得到相當效果。雙哥頗以為然。余乃戲語雙哥，養(yǎng)病逍遙堂——東坡遺跡，自是受用事，相對莞爾。此行佳話也。

同一天《顧頡剛日記》，僅簡單記了一句“汪安之自京來，商邊疆學會事，晚回京”，關于南京中國邊疆學會要遷址一事，顧頡剛特意附記了一段話：

安之以許公武先生與之不協(xié)，江蘇路不能住，來想辦法。因介文實之西北通訊社，不知能成事否。此人性太黏膩，接近神經(jīng)病，為先母故，過而舉之，實不慊也。

從中可知，汪安之此前在日記中說“以會務著想，自有遷址必要”，實際上遷址的主要原因是他本人與許家關系沒處理好。

徐州之行，表面上似乎解決了邊疆學會遷址的問題，其實不然。9月29日一早，汪安之回到南京后，連日數(shù)次往西北通訊社訪李文實，想落實借用場地事，結果李氏未馬上到寧。直到10月8日，李文實到南京，過訪汪氏，言及“辦公可借，而宿處不敷”，汪安之的問題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他在日記中感嘆“適與黃君及雙哥主張相反”，并說：

為今之計，盡力人事，不克如愿，唯有聽其自然，可居則居，不可居則去，蓋剝奪自由，毋寧自休，辜負雙哥一番盛意，日內當預先去信言明原委也。

鑒于西北通訊社無法借用場地，顧頡剛、黃奮生都不可依靠，汪安之只能自己想辦法。10月12日、13日，汪安之趁外出聯(lián)絡會中事務時，先后拜訪吳佩庵、張禮千，均以宿處一事相托，不免有點病急亂投醫(yī)。伴隨住宿出現(xiàn)問題之后，汪氏還面臨“飯食無處可包”的窘境，于是10月14日他自作主張，買了一副炊具，自炊自食，此舉“竟觸許公武之怒，不準煮飯”。次日，他從黃奮生家回到江蘇路八號，發(fā)現(xiàn)炊具不見了，汪氏問許公子，“未及多言，許公武即來，聲勢洶洶，摩拳擦掌，大有動武形態(tài)”。從旁觀者角度看，許崇灝如此失態(tài)，想必與汪氏積怨已深。

黃奮生聽汪安之講述以上情況后，建議他回蘇一段時間，汪安之則仍堅持錯不在己，以為許氏“目標于雙哥”，要去徐州找顧頡剛。10月18日，汪氏將日用之物寄存黃奮生家，買票回蘇州一趟，再去徐州。其實，同一天，顧頡剛夫婦恰好從徐州返蘇，次日抵達南京時，汪安之已到蘇州。10月24日，汪安之去慶泰醬園買五香蘿卜，以備旅行之需，并為顧頡剛買資生丸數(shù)兩。結果25日打算去徐州前，打電話去顧家，才得知顧頡剛已經(jīng)返回蘇州。晚飯后，汪氏去文通書局，確悉顧氏已經(jīng)返蘇，“有病如前”，“以時間過晚，恐多擾其精神”，約明天再去晤談，因病延遲一天。《顧頡剛日記》1947年10月27日有“汪安之來”四字記錄，汪安之記述甚簡明：

晚晨去顧家花園，面致雙哥會中情形，雙哥病體尚未健全，因略述梗概。彼此同意，先期引退，余又以為光明磊落，此其時矣。……下午五時左右，因書一函，快遞黃君，告以上情，并托照顧存寄行李。

黃奮生回信挽留，希望他“繼續(xù)努力會務，唯仍擬借江蘇路八號小屋辦公”，汪安之“當即決然拒絕”。之后，黃氏又來一函，汪氏堅持遷址后才愿回去工作。這場風波，以汪安之這位正直“打工人”離職而告終。

四、余聲

離職風波過后，汪安之回到蘇州，雖然與邊疆學會脫離關系，癔癥卻有加重的趨勢。《日記》第四冊中，有很多疑神疑鬼的記錄，妹妹與外人搭話，他認為是別有用心者的騷擾；他去滄浪亭圖書館看書，有一老太說了一句話，他聽見后，認為對他進行攻擊，報警處理；有人敲門問詢，他誤以為是許公武從南京派人來騷擾他，不許他寫日記等等，讓人覺得他已走火入魔。顧頡剛也不再出現(xiàn)于他日記中，而《顧頡剛日記》中偶爾會提及他，如1948年2月22日“到汪安之處，聽其與諸妹互詆”，正是汪安之發(fā)神經(jīng)病后，與妹妹們爭吵的真實寫照。

建國以后，顧頡剛回蘇州時，還會惦記有病表弟，如1950年6月23日有“雇車到汪安之處，未晤”及“汪安之來”的記錄；1951年10月5日回蘇州，8日“出遇汪安之”，12日有“汪安之來”的記錄，還不時給汪氏寫信。后來，因發(fā)病與鄰居發(fā)生矛盾，蘇州住不下去，汪安之一度北上，依其定居天津的妹妹生活，1955年6月26日曾去北京看望顧頡剛，同年8月10日又進京，顧頡剛在日記中提到：

安之表弟犯神經(jīng)病，到處與人吵架，以致蘇州不能住而移天津，又致天津不能住而移北京。適值回鄉(xiāng)運動，派出所不任其遷入，又到毛主席處及人民法院告狀。采齡妹自與東北張君結婚后住津。嵩齡妹任盤門外小學教師，每晨四時即出，每日來回走十里路，其工作精神甚好，惜有便血、頭暈等病。壽齡妹主家務，子宮生瘤，小便不暢。此次來京，主于醫(yī)治。此三表妹均肯工作，而二人不嫁，一人嫁而無子。安之年已五十，亦不結婚，只會胡鬧，可厭之至！

彼時汪安之已經(jīng)五十八歲，依然單身，固然可憐，但俗話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顧頡剛日記》中最后一次提到汪安之，是1956年4月28日，“汪安之自天津來”，并附記：

安之表弟患精神病，到處疑人與之為難，住天津久，與比鄰崔家斗毆，欲居北京，來與予商。北京有何空房，且報進戶口亦屬不可能，只得遣去。

汪安之進京定居的想法，自然未能實現(xiàn)，此后如何收場，似乎并沒有太多的懸念。

還有一事需要補充，汪安之雖患病，日記卻未荒廢。前幾年，坊間出現(xiàn)一批無錫蕩口殷家老宅中散出的古籍，我偶然在一舊書店見到日記稿本一冊，看其字跡甚為熟悉，一時想不起來，回家后恍然大悟，那是汪安之1950年代的日記。過了段時間再去詢問，獲悉已被售去。后來，我去鈕家巷文學山房舊書店小坐，江澄波丈告訴我，不久前買到一本蘇州人的佚名日記，后來查了一下，作者是顧頡剛的表弟汪某。我想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卻也沒有向江丈索閱此稿，不知是否仍在文學山房，抑或早已轉讓。人生遇與不遇，都是巧合，一切還是順其自然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