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什么角度來看，“尼崎事件”都堪稱是新世紀后日本罪案史的奇葩，一個貌不驚人的中年婦女在數十年的時間里，在大阪灣城市圈里橫行霸道，肆意入侵他人家庭，利用精神控制加暴力虐待，巧取豪奪幾千萬日元的資產，并且殘忍地殺戮了十幾條生命。上述的描寫是基于日本媒體的報道，“魔女”“吞噬”這些聳人聽聞的詞匯充斥在案件被揭露的時刻，日本民眾無不驚駭于角田美代子的操控能力，如同北九州“被抹去的一家”一樣，一時間專家、評論員又開始在大小屏幕里分析、嗟嘆不已。

當記者小野光一踏上尼崎市土地的時候，報道“尼崎事件”的大批記者們已經作鳥獸散，留下的是已經被騷擾到惱怒的相關人士，居酒屋里的老板看到陌生面孔就會警覺起來。2012年，案件被曝光之后，記者們對于素材的攫取可謂竭澤而漁。光一并沒有興致索然，相反憑借敏銳的新聞嗅覺，他判斷出冰山之下大量的盲區，而這些素材被忠實地還原、記錄在《被寄生的家庭》一書中，在這本書里，一個罪案的“奇觀”被歸還到了日常生活當中，當隱秘的惡通過矯飾，均勻地分布到柴米油鹽之中，大眾是否會對它奮起反擊，倘若不能，“尼崎事件”就僅僅是一個奇觀，獵奇只能帶來刺激，而刺激總是短暫的，事件的余韻伴隨著麻木，一同凝視著日本現實的深淵。

“我對那個大媽最深的印象就是錢。總之呢，她不管走到哪兒都在找能給她“宰”的人……角田大媽說：‘錢沒了緣分就沒了，沒有錢緣分就斷了。這就是個看錢的世界。’”角田美代子成為十惡不赦的魔頭，當然也是拜環境所賜，野蠻粗暴壓榨工人的包工頭父親，性格強勢做皮肉生意的母親。她出生于“二戰”后日本的“團塊世代”，彼時的尼崎市是一個工業發達的港口城市，五湖四海的勞工匯聚于此，不少人還是從朝鮮半島偷渡而來的“黑工”。成長于這樣的家庭，缺乏父母的關愛，美代子從小就混上了社會，不僅和小混混一起勒索同學，甚至在16歲時就當上了皮條客。在小野光一筆下，美代子少時的相識們都不約而同地慨嘆，她（當時）其實不是個壞人只是家庭環境太差。“團塊世代”是戰后日本經濟復蘇的助力，但同時也埋下了一些不穩定的種子，多子女家庭的教育存在很大的問題，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工作重心全部撲在經濟上，對于非法移民、“黑道”崛起以及風俗產業等持一種姑息的態度。諸多龐雜的細節不一一復述，單看美代子被親生母親介紹去賣淫，那就可以想象這或許就是她惡的起點。

小野光一的文筆在如今一眾的罪案類圖書中顯得十分另類，他閑筆與文學化表述非常多。比如與知情人的“接頭”，每每于KTV的包廂里推杯換盞；揣摩受訪者的心態，不斷地在腦內演繹可能遭遇的情況，提前做好應對策略。但是顯然這位經驗豐富，有勇有謀的調查記者也有言不由衷的地方，在全場景盡可能地復現角田美代子的犯罪經歷之后，他得到了一種結論——“美代子絕不是什么怪物，她是因為軟弱才殺害對方，如果不這么做，她會日夜不寧，擔心有人暗算自己。”看到這里，讀者會感到一種不暢快，這個在看守所內自殺的女魔頭用一種最“方便”的手段讓所有的罪孽失去了意義，而我們的作者得出了一個十分日本的犯罪理由——“是啊，她也不容易……”

這種類似的結尾實在不新鮮。

東野圭吾的小說作品《惡意》可以看成這種情緒的延伸。在寫《惡意》的時候，東野顯然還沒有進入江郎才盡的輿論氛圍，他不需要那些冗余的鋪墊就能把讀者的注意力緊緊抓住。多線的敘事在交代細節、線索的同時，也能將懸念保留下來，因為他想在這本小說里探討的是犯罪的“動機”這一核心要點，他很坦誠地用故事告訴公眾，“惡”有時不需要理由。角田美代子瓦解他人家庭，趁虛而入、非法侵占的手段其實并不高明，口頭威脅、暴力虐待，與日本校園中廣泛存在的霸凌并無二致。《43次殺意》一書記錄的霸凌事件中，受害者被發現死在川崎市多摩川的店旁，年僅13歲的遼太渾身赤裸，身上有多達43處的刀傷。犯罪者都是他的同學，根據作者石井光太的調查，這些施暴者其實也沒有明顯的犯罪動機，可能只是認為遼太好欺負。同樣的，2004年，角田美代子將一對在柏青哥店認識的年輕情侶軟禁在家，并向那位女性的家人索要贖金，沒想到這人的朋友正好混黑道，美代子反倒被對方威脅了。對強者徹底地示弱，對弱者徹底地強勢。這就是角田美代子“縱橫”瀨戶內海，禍害多戶小康家庭，殺戮十余人的犯罪哲學——她會不擇手段地讓自己看上去更加強大。不必去戰勝對手，而是去尋找能戰勝的對手。

極其惡性的犯罪事件，其動機往往是十分虛無的、無意義的，這或許才是令人細思極恐的地方。

但是作為旁觀者的我們仍舊持有巨大的疑問，角田美代子鳩占鵲巢在他人住宅內肆意虐待毆打，動靜是絕對不小的（書內的目擊者、知情人眾多），然而真正愿意為受害者報警的人卻寥寥無幾。這種吊詭的現象似乎暗合了書中的表述——“別的地方我不清楚，但在尼崎這個地方呢，大家都是‘我不問你，你也別打聽我’的態度。”這又哪里只是尼崎，整個日本好像在世界范圍內的形象就是這樣，一方面極度的自律，對邊界感的把握精當；另一方面則極度的冷酷，許多案件正是因為錯過了早期的介入（明明已經暴露），釀成了大禍。《被寄生的家庭》提到了一個例子，被美代子拘禁的豐先生僥幸出逃，他多次向屬地的警察局反映自己及家人遭受角田的虐待和欺凌，請求警方及時介入拯救他的女兒。但是警方以“不介入家庭糾紛”為由拒絕了豐先生，他們還暗示這個事兒不是“案件”，不方便立案調查。走投無路又掛念女兒的豐先生不得不重回魔窟，攛掇角田美代子和自己一同進行多次盜竊，這才得以被警方關注，逃離了魔爪，遺憾的是他的女兒已經泥足深陷，最終成為了角田美代子的犧牲品。小野光一這樣寫道：“豐先生的雙眼中，早已沒有了剛剛燃燒的憤怒和悲傷的火焰。他的眼睛喪失了一切感情，好似兩個無盡空虛的大洞。此時，我確切地感受到了。的確，一切的元兇是美代子。要是沒有和她扯上關系，一切慘案都不會發生。然而真正麻煩的是，美代子也只是一個媒介。她的存在引發了社會和個體中那種潛藏的惡。而這些惡，統統施加到了被害者的身上。我不由得一陣戰栗。”

日本警方在重大案件中的不作為已經成為了一種“名物”，辦案時的不負責任以及事后的鞠躬道歉相映成趣。當角田美代子將既有的家族關系玩弄于股掌之間時，實際上日本警察也將民眾的性命視若兒戲，大家也可以想想為何日本的刑偵劇長盛不衰，為什么目暮警官離不開江戶川柯南。

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發生造成了該地區的重大災難，房屋倒塌、人員被困，一時間地方政府失去了行政能力，不少地區的災民只能自救。凡是基層權力出現失能與真空，其他的勢力就會趁虛而入，“山口組”正是在此期間充當民間救援的力量，這成為其在世紀末稱霸日本的道義支撐。“尼崎事件”實際上與日本社會局部看不見的“黑幕”有著緊密的聯系，角田美代子與尼崎市當地的黑惡勢力關系密切，幫助她犯罪的不少青年都有黑道背景，另一層隱秘的聯系是在日朝鮮人的“三不管”狀況，日本警方在事件上的逡巡猶疑，不愿給自己招惹麻煩乃至報復。電視劇《柏青哥》（又名《子彈球游戲》）改編自韓國作家李敏金的同名小說，講述了韓國人在日、美影響下的家族變遷，其中的掙扎、彷徨以及經久不覺得傷痛，都是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尼崎事件”的鑰匙。只是電視劇的改編顯然加入了很多美國制片的“雞湯”，比如“歷史辜負了我們，但我們無所畏懼”，這樣概括顯然窄化了李敏金所欲表達的復雜性。因為無所畏懼其實是一種敷衍，如同在看守所了結自己的角田美代子一樣，看不見的惡在水下涌動，不可名狀的恐怖潛藏在生活四周。

《子彈球游戲》劇集海報

當小野光一將要結束自己調查“尼崎事件”的歷程時，一位已經和他混熟的居酒屋老板向他調侃，問他什么時候會再來尼崎。小野也不無玩笑地回答，或許這里再出現大魔頭的時候，他就會回來。有多少真心話是以玩笑的方式，殘酷地暴露在現實里。“其實只有角田家族消失了不是嗎？除此之外什么都沒有變啊。他們的同伙還都在，同樣的事還有很多人在做……”新聞調查無法實現記者個人求真、救世的理想，小野光一只能遁走，留下一行精神氣質與魯迅相投的句子。

“夜晚的街道漆黑寂靜，我邁開了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