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桑德拉

車子駛過東四地鐵站又折回。步行至地鐵站，愷撒與何三諾、石霓那和圣地亞哥已在東四地鐵站前的座椅上等待。天朗氣清，春光正好。寒暄一番，在愷撒的帶領下，我們沿街進入胡同。

愷撒不是說出“我來，我見，我征服”的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軍事家、政治家愷撒大帝，愷撒是戴著黑框眼鏡、穿著紅色沖鋒衣、蹬著運動鞋的西班牙攝影師。這個男人，愷撒，每逢周末、節假日，不論晴雨，總是帶著外國友人游湖同，或步行，或騎單車，或駕三輪摩托車。這兩個愷撒倒是有一點相同：他們個子都不高。

“最近忙嗎？”太陽照得我睜不開眼。

“瞎忙活，最近在辦簽證。”愷撒抬頭看著我。和上一次見他相比，他黑發中的白發多了些。

“我也是，最近要續簽。”何三諾又卷了一根煙，他的手指骨節發白。何三諾與愷撒來自西班牙，通過2013年一場“神奇的考試”——央視西班牙語考試相識。那次考試不需任何資質，面向社會，考試內容包括翻譯（英翻西）及播音。

三里屯、鼓樓、五道口是外國人在北京的聚集地。愷撒和何三諾不喜歡三里屯的氣氛，多在鼓樓附近活動。

跟著中國導游逛北京城不足為奇，隨著愷撒游胡同才稀罕。我跟愷撒并肩走著，聽著清脆的腳步聲，突然后悔自己穿了一雙牛津鞋——并不適合春日遠足出游。

進入東四的禮士胡同，先后經過了推拉門半開著的小賣部、貨架上擺滿彩虹色蔬果的小超市、侵襲味蕾的豬腳飯餐館、謝絕參觀的六十四號大院，還有拿著木劍在朱紅色門前的石像與墻角間玩耍的爺孫倆。

觸摸著帶有溫度的磚墻，漫步在僻靜的胡同里，乘著一縷陽光，在發出綠芽的樹梢尋找春意。生活在這座城市，每日經歷交通擁堵，每日在繁忙的都市空間奔波，不曾停下來看一看、聽一聽。當我們日夜坐在辦公桌前敲打鍵盤、寫方案，抑或百無聊賴地開會時，時光在趕，我們在衰老。草木枯后逢春，人死而歸土。

“北京沒有霧霾的時候還是挺美的。”愷撒抬頭看了看天，“來到中國后，我才聽說一些中國人不愿住在中國，想要移民海外。”室外溫度十九攝氏度，立春之后，這或許是最暖的一天了。

何三諾雙手揣著口袋，問道：“為什么他們想要離開？除了霧霾的原因。”“交通擁堵？”話一出口，連我自己都覺得沒有底氣了。

“大城市都交通擁堵。”愷撒說。

“中國有句話叫‘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人們總是對未知的遠方更有探究和了解的欲望。”我補充道。

在和愷撒的交流中，你會驚嘆于愷撒對胡同的熟識。

“你在胡同里住了多少年？”愷撒會心一笑，扶一下眼鏡：“沒多久。走得多了就熟了。”2016年1月到10月，愷撒住在南鑼鼓巷，幾乎熟識了那一帶的每一條街道。自打運營起自己的胡同一日游，幾乎每個周末他都會組織徒步游、三輪車游及單車游。愷撒帶你游湖同，你永遠不必擔心拍出的照片在聚焦、構圖和色彩上出問題。愷撒拍出的每一張照片都可以被印刷成明信片。

燈草胡同里坐在門前擺弄著纏繞在一起的彩色毛線，聽著紅色收音機的老爺爺；演樂胡同灰色墻面上的泄雨出口；東花廳胡同里晾在繩子上的印著牡丹圖案的大花被子，堆在院落一角的泛黃的藤椅和嬰兒手推車；內務部街的褡褳火燒店……這里沒有籠罩在霧霾下的樓宇大廈，仰首即見白云蔽日，低眉便尋寸草夾生。

行至銀河SOHO，過天橋后直行，拐進一條窄街，墻邊圍聚著一群下象棋的老漢，他們操著一口京腔品評著棋趣。經過一棟破舊的矮樓，迎面看到樓外墻上掛著一排小黑板，每塊黑板上寫滿了字。左手邊的儲藏室外墻根有一排鮮艷的花，近看才發現是塑料花。塑料花上方掛著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好心倒尿，全當肥料；此法不妥，燒死葡萄；提醒大家，不要再倒；共同維護，小院風貌。”日壇公園的噴泉旁站著一對外國夫婦，黃頭發小孩兒爬上假山；身著運動裝、身材高大的黑人從我們身邊跑過。一行人上了船，船上的咖啡館緊閉著門，幾張桌子擺在甲板上。我們坐成一排，何三諾卷了根煙遞給石霓那，圣地亞哥拿著相機在船邊拍著遠處的景致，愷撒轉身看著春游的人群。

一整天的時間，不是在租來的公寓中貓著看電影、吃零食、發呆，也不是把每個周末過成程式化的模樣。結伴出游，撫摸朱紅色高門上的金黃色鉚釘，凝視窗框上的塵埃，遠眺升起的朝霞，近觀市井常態。遠離城市的喧囂，才能更深、更靜地思考：我為什么在這里，我要在這里待多久，我想要得到什么，我愿意失去什么，我想要去哪里……

本文節選自《風之書·生而自由：生活在北京的外國人》，三聯生活書店2019年1月版，收錄于《獨立日》叢書“少數人的生活”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