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全部的尊嚴感就在于思想。

——帕斯卡

排斥平庸市儈的人

朱利安·拉斐特出生于尼斯，是一位年輕的科學家，正在研究克萊蒙費朗周圍的火山。他的父母都是心理學家，且終身為法國共產黨激進分子。他離開尼斯去波爾多攻讀研究生，之后在克萊蒙費朗工作了六年。他看上去有點像朋克，但很有風度。

與本書開篇提到的迪迪埃、約翰和盧一樣，朱利安非常重視生活的審美層面。他對那些文化見識短淺的科學家同事表現出極大的蔑視。他容易感到無聊，對品位差的人毫無耐心。朱利安擇友十分謹慎，因為他需要跟朋友有心智上的共鳴，并能暢談政治話題。他無法想象和右翼分子成為朋友。這也是他與頂頭上司處不好關系的部分原因，他將其描述為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這位科研主管熱衷于金錢，喜歡看輕歌劇和商業大片，而且“對藝術文化一竅不通”。

朱利安感覺自己比某些人優越，諸如那些“一天不落地看電視”的人，隨波逐流、“從來沒有政治立場的人，三句話不離錢的人，還有那些每到八月就去海邊度假的人，兩年換一次車的人……他們不會獨立思考，對電影、唱片、戲劇、展覽永遠沒有自己的見解。他們從不表達觀點，甚至害怕說出自己的想法”。

朱利安是文化排他者的一個理想型范例。像他這樣的人，通常基于才智水平、受教育程度、世界主義和精雅程度來評估人的地位。他們在這些方面感覺到優越，看不起那些“眼界狹隘、連報紙都懶得看的人……除了孩子的事和自己的高爾夫球賽，一無所知”（印第安納波利斯某律師），那些“在才智上跟我不對等”或者“未充分發揮自身才智”的人（印第安納波利斯某數據經理），還有那些“不動腦子，從不自我提問……滿足于眼前的一切，對什么都盲目接受的低能兒”（克萊蒙費朗某哲學教授）。與朱利安一樣，在討論他們欣賞的朋友的品質時，這些人較少提及為人誠實或世俗上的成功，而是更多地談到有趣的靈魂、世界主義的眼界和精雅的品位。他們欣賞能夠激發自己的求知欲和創造力的事物，甚至可以將成功定義為 “保持智性的活力”（印第安納波利斯某計算機專家）。

訪談表明，文化因素是兩國高等地位信號定義的核心。然而，從受訪者在文化維度上的定量排名可以看出，與法國人相比，文化邊界對美國男性受訪者來說重要性稍低。當被要求在23個性格特質中選出自己最看重的品質時，他們的選擇反映了這種差異。有24％的法國人和6％的美國人認為才智優越是列表中最重要的性格特質；類似的結果還有，22％的法國人和僅6％的美國人將思想狹隘視為最負面的個人性格特質之一。最后，有52％的美國人將世界主義描述為一種讓他們無動于衷的性格特質，而這類法國人只占30％。這一調查結果有重要意義，因為在研究美國文化資本的文獻中，高等文化地位信號被視為美國中上階層文化的核心。我的數據表明，對此種觀點尚須進行細致的分析，畢竟有相當多的美國專業人士和經理人都以較為批判的眼光來看待智性主義、世界主義及其他高等文化地位信號。

本章的前半部分探討法國和美國中上階層成員如何定義才智水平、自我實現和文化修養，以及他們在談論地位評估時如何運用這些維度。與前幾章一樣，我們將指出兩國中上階層成員使用高等文化地位信號的重要差異，例如，這兩個群體以不同的標準評估才智和文化修養程度，同時，美國人比法國人更強調自我實現。我們還將看到，大多數人所運用的高等文化地位信號比文獻中最初提出的范圍要廣得多。事實上，雖然有關文化資本的研究大多強調語言能力、掌握高雅文化和展示有教養品格的重要性，但訪談結果表明，受教育水平、才智和自我實現也在文化地位評估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通過比較法國和美國各自的優勢和知識分子亞文化的差異來分析兩國文化邊界的特點。數據表明，法國的知識分子亞文化比美國的更有凝聚力，這進一步證明了文化邊界在法國的重要性。此外，兩國的文化邊界具有不同的形式結構：法國人運用的邊界更穩定、更普遍、更等級化，而美國人運用的邊界較弱。美國人比法國人擁有更廣泛的文化劇目，他們在文化上更寬容，更多地表現出文化自由放任（cultural laissez-faire），因為他們對“好”品位和“差”品位的區分不那么具體，而是比較模糊和不穩定的。這印證了文化邊界在美國語境中的重要性較低。它還表明，兩國的文化邊界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所不同。因而，如最后一章將指出的，相比法國人，美國人在話語層面上劃定的文化邊界較少可能轉化為客觀的社會經濟邊界。但是，首先我要探討這兩國人劃定文化邊界的信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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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排他、才華、專業知識及其他形式的才智表現

鑒于大學教育和專業知識在確定中上階層成員身份中的重要性，因而并不奇怪，受教育水平和才智的差異是兩國受訪者在劃定文化邊界時最常見的兩個基點。事實上，有很多人，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自認具有文化修養的人，當談到希望結交什么類型的人時，都很看重才智。他們一再將自己的朋友和最喜歡的同事描述為既聰明又能激發思考的人。他們這樣描述自己感興趣的人：“具有一定知識水平”的人（紐約某律師）；“善于思考，或者說試圖去認真、嚴謹、有邏輯地持續思考的人。他們優于那些思維不連貫或拒絕思考的人”（巴黎某文學教授）。這些群體也很重視高等教育，正如有關教育和地位獲得研究的大量文獻所指出的，高等教育是獲得中上階層地位最重要的門檻，無論是從工作機會還是從融入社交圈的角度來說都是如此。

我訪談的法國人似乎特別關心才智，他們反復申明自己很難容忍愚蠢。同樣，他們譴責愚蠢（la bêtise）的強烈程度，只有美國人對無能的抨擊可與之匹敵。如凡爾賽的商業管理專家路易·杜邦所說，愚蠢是最嚴重的罪行，遠比不誠實更甚：

思考問題并試圖找到解決方案，是生活中最?的樂趣之???現實中存在的平庸和愚蠢程度令人驚愕。我更愿意和狡猾的聰明人打交道，因為?少我們能夠相互理解。倘若他們不誠實，那不是我的問題。一個蠢貨才真讓我無可奈何。

本章前面提到的物理學家朱利安·拉斐特也認同這一觀點。對于朱利安來說，不誠實的人不像思想狹隘的人那么糟糕，因為“和不誠實的人仍有可能進行交流。有可能把他帶回正確的方向。而面對思想狹隘的人，你真是束手無策”。這種明確將文化標準置于道德標準之上的觀點，美國的受訪者中沒有一個人表達過。

法國受訪者對才智的格外關注也反映在對英雄和榜樣的描述中：偉大的知識分子，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雅克· 阿塔利（Jacques Attali）、讓- 保羅· 薩特（Jean-Paul Satre）均占據了一席之地。受訪者中的一位，克萊蒙費朗的博物館館長雅克·孟德爾，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感受，他承認經常這樣作自我評估：“那些智識水平在嚴格意義上超越我的人，令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因為我覺得他們在我試圖取得成功的領域獲得了成功。”歸根結底，對于這些人來說，智力成果才是最卓越的成就，遠遠超出了金錢和它所能帶來的世俗的成功。法國社會的一些特征反映了這種信念。僅舉一個例子，法國的許多政要都撰寫過嚴肅的政治論文；他們非常有興趣在智識方面受到尊重，并從參與巴黎的知識分子生活中獲得聲望。

我的法國和美國受訪者通過截然不同的文化范疇來理解人的才智（正如同他們理解誠實的方式）。法國人強調要有一種批判意識，這被視為衡量一個人分析能力的標準。他們還通過智力玩笑、抽象能力、口才和語言規范來解讀才智。相比之下，我們看到美國人主要關注的是實際能力。正因如此，他們主要將專業知識視為才智的體現，非常重視“了解事實”，最重要的是了解“相關的”，即有用的事實。我將在下文中依次討論這些跨國差異。

在法國的笛卡兒主義傳統中，知識來源于系統地懷疑假設和公認真理的能力。無論個人付出多少代價與努力，最重要的是，獲取知識需要具有質疑權威及尋求真理的能力。因此，擁有才智的標志是有批判意識和一定的智性誠實，即“不循規蹈矩，有能力理解各種情況并表達個人觀點，同時與一切社會從眾行為保持距離”（巴黎某社會工作者）。粗魯型的人是不可能具有批判意識的，他們不“仔細分辨自己的思想，不思考；只是在道德上保護自己。他們自以為無事不知，無事不曉”（巴黎某律師）。在大西洋此岸，笛卡兒懷疑論可能被視為具有過度批判傾向或是缺乏靈活性的象征，美國的受訪者很少談及批判意識，除了一向與歐洲智識遺產聯系緊密的少數猶太人。這種批判意識的重要性及其所暗示的對心靈生活的魅力（ 和普羅米修斯精神）， 部分是由精英高中的畢業考試（baccalauréat）所要求的哲學教育功底支撐的。私立天主教高中（相當大比例的中上階層子女去那里就讀）都非常強調哲學思維訓練。這種環境間接地鼓勵學生們將修辭學當作一種智力游戲，在其中展現自己的機智、靈活和敏捷；推理能力，包括抽象能力、表達能力以及閱讀的廣度都至關重要。另一方面，掌握事實則不受重視，因為學生們學習的是如何在理論基礎上建立復雜的論點。建筑學教授迪迪埃·奧庫爾的態度體現了人們對求實精神（factualism）的普遍反應。當被問及消息靈通對他來說是否重要時，他答道：“我完全不關心這個。時事是無關緊要、轉瞬即逝的知識流動。”

有這樣一句名言：“法語是最精確的語言”（What is not clear is not French）。法國的知識分子傳統非常強調思維和表達的清晰性，這被視為才智的進一步標志。一位受訪者（巴黎某人力資源顧問）在描述“句子之間的平衡，注意選擇詞匯及其確切定義，以及它們蘊含的基本思想”的重要性時，簡直到達了抒情的巔峰。在另一個場合，一位受訪者對我說：“糟糕的語法暴露出思想的粗鄙。”有不少人指出我的調查問卷中有一個拼寫錯誤，顯示他們是法語的忠實信徒。在談及才智為何物時，兩國受訪者的語氣也戲劇性地突出了相互競爭的概念：美國人的回答往往簡短而中肯，而法國人尤其是巴黎人的回答，明顯地更長、更復雜、更富有細節和自我反思的評論。

法國教師運用的評價標準反映了這些不同才智信號的重要性。事實上，演講風格、口音和措辭等方面，對各級學生的表現評估均有很大影響。對語言的嫻熟掌握是被社會推定為才華出眾者的關鍵，尤其是考慮到法國的教育體系沒有采用國家標準化的能力傾向測試（aptitude tests）。

這種對口才的強調也擴展到了專業互動領域，法國人在職場中經常唇槍舌劍，就像美國人每天都通過展現業績來競爭一樣。因而，口才這門以智取勝的技藝被錘煉得爐火純青。此類競爭形式也有其弊端。巴黎的一位老外交官向我描述了其行政部門里的精英同僚，他們畢業于著名的法國國立行政學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他不大看得上這些人，因為：

他們并不是什么都懂，但就是有本事在不懂的情況下侃侃而談。這真讓我感覺不舒服。你讓他們應對?件事，對此他們一無所知，但也能不懂裝懂地發表?番意見。

在這種環境下，要想成為被社會推定的才華出眾者，其關鍵并不一定是擁有專業知識。我們發現，即使在工程學院里，專業能力也并未獲得高度重視。那些最負盛名的學校引以為傲的是向學生提供一種通用的分析方法，一套理論工具，使他們能夠游刃有余地應對一系列的問題。近年來，高等教育機構發生了許多變化，引入了強調專業化的課程。然而，笛卡兒式的智識傳統似乎依舊影響著法國人理解和感知才智的文化范疇。例如，在法國的工作場所，文化資源，譬如抽象而不失優雅地表達自我的能力，對成功至關重要。文化邊界本身在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些高等地位信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美國職場中誠實、友善和沖突規避所占據的地位，使得文化在整體上比道德更能決定成就的高低。由于法國職場高度重視的道德人文主義與人文主義文化本身（或曰文化地位信號）是不可分割的，這一點得到了加強。

法國人用于定義才智的范疇與美國人的范疇形成了鮮明對照，后者主要是圍繞實踐知識和對事實的掌握來組織的。我們看到，美國人欽佩能力。因而他們將才智解讀為以合乎邏輯、清晰可行（不必講究優雅）的方式呈現、組織和分析具體事實的能力。這種求實精神在美國人談及自卑感的時候出現過，以長島的汽車租賃商克雷格·尼爾的表述為例： 

那些觸及我的知識盲區的?讓我感覺不舒服。比方說，如果我坐下來跟股票經紀??時間交談，我多半會感 到不自在，因為我對股票業務一無所知。如果有人和我坐下來討論建筑設計，我也會坐?不安，因為我對建筑設計?竅不通。 

專業知識既能打開邊界，又能關閉邊界。事實上，它一方面可以用來顯示優越感，從而讓其他人“感到不自在”；另一方面，我的美國受訪者常常將他們覺得有趣的人定義為掌握 “豐富的信息”；這些人“不一定發人深省，但一定會令人振奮；他們了解自己做的事，去過的地方，見過的人，懂得如何融入社會”（紐約某環境專家）。在這里，用以區分“自己人”和“其他人”的界限不再是批判意識和得體的談吐，而是掌握 關于世界的廣泛信息。正如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招聘專家向我們解釋的： 

我受不了那些不諳世事，對歷史、地理或時事?竅不通的人。我甚?都不要求他們對體育運動有很多了解。但?個?假如在其他方面知之甚少，懂點體育也會很有幫助??我有?個好朋友，是我的鄰居，他對體育不感冒，去年在看I.U.（印第安納?學）全國冠軍賽時居然睡著了。但我仍然喜歡他，因為他關注時事，?且熟知歷史。這就在三個，或者說四個領域里占了兩個。

美國受訪者的閱讀類型也揭示了美國中上階層文化對專業知識的欣賞。與法國人相比，他們對雜志和行業出版物更感興趣，這能幫助他們隨時了解自己專業領域的最新發展，并據此作出明智的購買決定。紐約的一位娛樂業專業人士的閱讀品位很有代表性：“（我）喜歡閱讀……體育雜志、服裝目錄和房產目錄；你知道，就是關于住宅、房地產、抵押貸款之類的小冊子。有時為了消遣，我也會讀紀實文學或自傳。”常被提及的出版物還包括《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s）、《汽車與司機》（Car and Driver）、《體育畫報》（Sports Illustrated）和各種計算機雜志、專業雜志和時事雜志。約翰·克雷格——上一章中提到的紐約那個疲憊不堪的市場營銷專家，當談到他妻子的讀書時機和動力時，也為我們勾畫出了很多人的閱讀習慣：“只有當受到什么事情的激發，或是需要查找資料時，她才會讀書。比如最近我岳母重病臥床，正在接受臨終關懷，她就開始閱讀相關的書，了解臨終關懷到底是怎么回事。”訪談結束后進行的一項關于如何打發閑暇時間的問卷調查顯示，法國的受訪者比美國的更傾向于將自己定義為經常讀書的人（有72％克萊蒙費朗人認為自己經常閱讀，巴黎人有77％，而在紐約人中這一比例為44％，在印第安納波利斯人中為58％）。

這種對信息的欣賞有時會與對知識的量化追求掛鉤，即強調閱讀書籍和已知事實的數量。舉例說，暢銷雜志《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危險邊緣》（Jeopardy）之類的益智問答電視節目，《智力棋盤》（Trivial Pursuit）等派對游戲，都表明追求量化知識和求實精神是很受歡迎的。當然，也有相當多的美國人并不參與這些，但它仍是美國文化景觀的一個鮮明特征，這是法國所不具有的；法國人的那種注重抽象和措辭的方式對美國人來說意義甚微。

我在上文中提到過，美國受訪者對才智的看法也比法國人更實際。舉例而言，當你問及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樣時，他們提到的“偉人”更有可能是某位杰出的企業家而非純粹的知識分子（如讓- 保羅·薩特）。然而，我們將在下文中看到，不同職業的人在這方面有著重大差異。

印第安納波利斯人和紐約人重視實用型才智的原因可能與這樣的一個事實有關，即他們普遍地更看重成功，而且經常將成功解釋為有能力充分利用頭腦的優勢。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腳踏實地的房地產經紀人這樣評論某些聰明人：

他們也許掌握了?些書本知識，可?旦涉及那些我認為非常簡單的實際判斷時，他們就會得出荒謬的結論。在商業世界，做事絕對是憑常識。它沒有什么秘訣，也不深奧，不是非要有物理學家的頭腦才能成為商人。

在這種情況下，才智被視為是“識別機會、抓住機會、利用機會并使之發揮作用的能力。而其他人處于同樣的時間、地點和環境，卻錯失了一切機會”（印第安納波利斯某房地產開發商）。

這種實用型才智觀顯示出美國人劃定文化邊界的方式與法國人的不同。法國人認為在料理日常生活方面的低能是可以接受的，如上文所述，法國男人甚至會炫耀自己在處理被認為平庸的事務時笨拙無能，而美國人對這類無能之輩更為挑剔。當然，我也確實遇到過一些欣賞知識本身的美國人，但即使是這類人，也普遍重視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力和對實用知識的掌握。

法國人和美國人之才智觀的主要不同，還體現在這兩個群體彼此談論對方的方式上。銀行家杜托瓦和經常到美國出差的工程師路易·杜福爾概括了很多差異。在提到法國人對口才的酷愛時，杜托瓦先生解釋道： 

法國經理人的才智可以輕而易舉地遠超美國經理人??無論是從文化、信息、教育和分析能力的層面來說，還是從他們的廣博興趣來說??他們無疑要聰明得多。但若想成功，光是聰明、精雅和有教養是不夠的。你還得務實，得知道你為什么要開會，要作出哪些決定，為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法國人不明白這?點。他們太愛夸夸其談。他們對權力有?種渴望，并試圖通過修辭來滿足這種渴望。誰的談吐最優雅，誰掌握法語最嫻熟，誰說了算，誰就贏了。因而，對我們法國人來說，更聰明、更有教養是非常重要的。

杜福爾先生也認同這些觀點，他覺得美國專業人士過于專業化，而且興趣過于狹窄： 

我認識的美國?除了工作和日常生活，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當）他們出國時，當他們來到法國，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刻板印象中的（法國?活）。（他們的興趣）不是很多樣化，而且很膚淺??他們愛拍照，以此證明自己親眼見過埃菲爾鐵塔。他們對（社會）差異不是很好奇。（他們和我們之間）也存在?些積極的差異。比如，他們對工作中的人際關系（和沖突）不太在意。他們對職業生活的意義有著更嚴肅的理解。他們的效率要高得多。

法國職場中的那些被社會推定的才華品質，在美國職場中可能毫無用處。在法國職場中，口才、綜合能力、批判意識和強大的抽象能力非常關鍵；在美國職場中，求實精神、注重效率、專業知識和實用主義更為重要。

自我實現

如果說法國人似乎特別強調知識分子風格，那么相比之下，美國人則更看重自我實現。印第安納波利斯的計算機專家鮑勃·威爾遜娶了一位音樂家，他的生活非常忙碌，在運動場和藝術圈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在談到成功的概念時，生動地說明了自我實現的含義：

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被各種活動占滿了??所以對于那些正在實現夢想的人，我是很欣賞的。那些?所事事的???在我眼中沒有地位。我更喜歡跟那些追求?我實現的人相處，我認為成功是?種能夠找到值得解決的問題并解決它的能力。我46歲了，我想成為惠普的?席信息官，我有三幢房?，年收?48.7萬美元，兩個孩子，一條狗和一輛法拉利。這類生活，你懂的，對我來說算不上成功。?且，有可能在六個?后（我的?活）就會改變。我可能會發現?些絕對能點燃我求知欲的東?。我必須如饑似渴地追求，到那時再回頭看我?前的成功，可能就不過是圍繞著解決某個問題，可能是?件非常具體的事情，比如完成某個目標。所以我想，保持思想的活躍或許是我對成功的真正定義。

對鮑勃來說，自我實現代表著“做事”并“成功地”做事，他將這一概念與求知欲和智力活躍聯系在一起。普遍而言，自我實現在這兩個國家都受到重視，它被等同于才智或求知欲。正如一位信息提供者所說：

（那些不努力實現自我的人）不具備真正的求知欲。我發現他們對什么事都不投入，他們沒有任何熱情。我覺得這些人不太可取。我試圖保留對他人的評判，直至對某?有所了解，你懂我的意思嗎？也就是搞清楚他的才智跟我的相當還是更勝?籌。對于沒有求知欲的人，我往往不予理睬。

不思自我實現的人被逐出圈外，因為他們沉迷于被動而平庸的休閑活動，尤其是愛看電視。確實，自我實現者中很少有人會很贊賞看電視這種消遣。印第安納波利斯一位睿智的醫學教授這樣表達了他們的觀點：

我覺得大多數情景喜劇都很愚蠢。有獎競賽節目是對人智商的侮辱。我對體育運動毫?興趣。我從不看體育比賽。我不覺得它有什么意義??反正我是真沒看出它有多大的價值。

一般來說，自我實現者會參與積極且有組織的活動，他們的長期目標是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潛力：他們下棋、學樂器、鍛煉、節食、去博物館，拯救雨林，選修各種課程，等等。同樣，他們也將自己的朋友描述為熱愛生活的人，他們會給自己提出問題，有好奇心，還會“僅出于好玩兒而自己打造家具，買房子并翻新它，對各種各樣的主題感興趣并如饑似渴地閱讀”（克萊蒙費朗某財務顧問）。正如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英俊的雅皮士單身律師所述： 

那些安于平庸的人對我沒有吸引?。真的，我對他們?點也不感興趣??你懂的，我指的就是那些不想提升自己、不想改善思維方式的?。出于某種原因，?論是社會學的、?理學的還是經濟學的原因，他們?般都會陷??種循規蹈矩的?活，這實在是太、太、太?聊了??我不想和那些?所事事、坐在煙霧繚繞的酒吧里的人交往。 

美國的這些中上階層成員高度重視任何可被視作自我實現信號的活動。尤其是節食和鍛煉，有些人說，他們對那些身體狀況差的人會產生優越感。比如紐約的一位公務員解釋道：

我喜歡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能照管好自己的?，那些與眾不同的人。我有?位木匠朋友，他56 歲退休之后開始堅持跑步??沒人真愿意和那種放任自己身材走樣的人做朋友。我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同情弱者，但他也必須是個自愛的?。

在許多方面，這種對自我實現的關注可被視為美國中上階層的標記：這個群體擁有參與許多文化和體育活動所需的經濟資源。有關閑暇時間和育兒觀的研究表明，在關注自我實現的人群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比例超高。一項針對不同社會職業群體的休閑活動模式研究發現，雖然專業人士和經理人大約僅占美國人口的15％，但在對“國際化”活動和自我充實（定義為提供激發才智、獲得獨特的和創造性成就的機會）感興趣的人當中，38％是經理人或專業人士，而在藍領工人、文秘和白領技術工人中所占比例分別為10％和25％，剩下的是家庭主婦和學生組的占比。同樣，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看電視的時間也較少。此外，與工人階級相比，中上階層人士認為，將某種求知欲、探索的興趣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傳遞給他們的孩子是更重要的事。

當人們將自我實現作為一種高等地位信號來強調時，便可能同時劃定了文化邊界、道德邊界和社會經濟邊界，將自我實現等同于展示道德品質的證明，并且是具有取得社會成功的 “正確”品格。自我實現在美國中上階層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可以解釋為：它能間接地標志一個人在道德、文化和社會經濟等級制度中的高級地位。

《金錢、道德和做派》；作者: [加] 米歇爾·拉蒙；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潮汐Tides；2024年7月版

【本文節選自《金錢、道德和做派》，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