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私募大佬徐翔等操縱證券市場責任糾紛案一審引發的關注仍在繼續。

9月4日，文峰大世界連鎖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文峰股份”，601010.SH）公告稱，近日，公司收到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南京中院”）送達的《民事判決書》【（2021）蘇01民初2281號】，南京中院就原告劉某某、周某某等4名自然人投資者與徐翔、徐長江、文峰股份操縱證券市場責任糾紛一案作出一審判決，要求被告徐翔、徐長江賠償合計損失110.2萬元；文峰股份對上述賠償義務承擔連帶責任，并在實際承擔責任后有權向被告徐翔、徐長江追償。

文峰股份表示，將就本案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上市公司作為證券違法案件的被告人或者賠償主體屢見不鮮，但是，操縱市場民事賠償案件當中，未見過將未因操縱證券市場受過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的上市公司定性為操縱證券市場，并承擔連帶責任的判決。”上海市浩信（北京）律師事務所趙兵律師向澎湃新聞解釋，為何4名投資者起訴昔日私募大佬徐翔等操縱證券市場責任糾紛案會引發業內人士的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該案不僅是操縱證券市場案件中，上市公司主體承擔民事侵權責任第一案，也是徐翔、徐長江等涉嫌操縱市場系列中的民事索賠第一案。

南京中院于2021年7月受理此案，并在2022年3月、2024年5月開庭審理。該案審理前后跨度超過3年時間，復雜度程度較高。澎湃新聞注意到，在判決中，南京中院總結該案存在四大爭議焦點，包括徐翔、徐長江、文峰股份是否存在投資者主張的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應否承擔相應民事責任；投資者主張的損失與案涉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案涉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的期間應如何認定；投資者的損失應當如何計算等。

其中，尤為受到關注的是，徐翔、徐長江、文峰股份是否存在投資者主張的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應否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而針對徐翔、徐長江等人涉嫌操縱證券市場案的刑事判罰，在2017年已經作出；南京中院近日的此番判罰中，作為上市公司的文峰股份是否存在投資者主張的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應否承擔相應民事責任，更受關注。

澎湃新聞注意到，文峰股份在一審庭審中辯稱，公司主觀上不存在操縱證券交易市場的故意，客觀上也未實施操縱證券交易市場的行為，也不是刑事判決或行政處罰所認定的侵權人。文峰股份稱，“作為被操縱的對象，公司同樣是受害人，不應被列為被告。”

而南京中院則一審判決書中則寫道，文峰股份應當就案涉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給投資者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一是，文峰股份按照其時任董事長、實際控制人徐長江指示，以公司名義在證券交易市場擇機發布股權轉讓、“高送轉” 等利好信息，其行為系案涉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徐翔、徐長江得以通過操縱證券交易市場實現非法獲利目的的重要因素。二是，文峰股份在未經董事會集體決策的情況下，受徐長江控制、指使，發布利好消息，其內部控制制度失靈導致在徐翔、徐長江要求的時間節點配合發布對其股價產生重大影響的信息，未能有效平等保護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其對案涉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的發生具有過錯。

與此同時，上述法院的判決書也承認文峰股份的“受害人”身份。判決書提到，徐翔控制賬戶組連續交易文峰股份股票，徐長江濫用其董事長、 實際控制人身份控制文峰股份發布信息，二人均獲利巨大，其行為損害了文峰股份的合法權益，故徐翔、徐長江應系案涉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的最終責任承擔主體。文峰股份在向投資者實際承擔賠償責任后有權向徐翔、徐長江追償。

對此，文峰股份代理方江蘇億誠律師事務所律師陳揚、黃震方面表示，股權轉讓、高送轉以及內控制度的缺失均不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14年修正）操縱證券市場行為，文峰股份在未經董事會集體決策的情況下，受徐長江控制發布利好消息，說明文峰股份沒有參與合謀操縱證券交易市場；“民事侵權的認定是有侵權行為、損害事實、主觀過錯和因果關系，論證過錯的前提是行為成立。”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金融法律學院鄭彧教授向澎湃新聞表示，文峰股份是否存在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應結合市值管理的背景來看。“在過往的十年里，市值管理的大背景下，很多上市公司都會建立市值管理的制度。如果文峰股份在市值管理的過程中，授權董事長徐長江與徐翔合作等，存在市值管理的配合，即使發布相關消息是真實的，也是有意識地影響市場股價，該行為就有可能違反《證券法》五十五條的規定，上市公司也有可能成為操縱主體。”不過，鄭彧進一步強調，判決書的信息中，原告主張上市公司是配合，但沒有更多地去論證以及信息披露，僅有董事長進行市值管理的約定行為，如果上市公司能夠證明對市值管理不知情，那么，上市公司就不構成信息型的操控合謀。

“本案最大的關注點在于，文峰股份在徐翔、徐長江操縱證券市場罪的刑事判決中或行政處罰中未被認定為操縱證券市場，而在本案里因對徐翔、徐長江操縱證券市場存在過錯而需要向股民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趙兵律師向澎湃新聞記者說道，從判決書披露的信息來看，刑事判決里，徐翔、徐長江均構成操縱證券市場罪，但文峰股份僅存在信息披露相關的違法行為。

“本案的案由是操縱證券市場責任糾紛。操縱證券市場在刑事上有操縱證券市場罪，在行政法中有《證券法》所規定的操縱證券市場行為，但是在民事上，不能認為文峰股份存在內控上的缺失，就認為文峰股份存在操縱證券市場行為，也就是說，首先要定性文峰股份是否存在操縱市場的行為，才能夠進一步要求文峰股份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趙兵律師補充道。

趙兵還表示，徐長江是文峰股份的實控人以及董事長，上市公司對于徐長江而言是被動的。徐長江在利用信息優勢操縱證券市場的過程中，文峰股份必然是被利用的信息操縱市場的手段或者工具，在徐長江操縱證券市場罪中，其實文峰股份也是受害者。

此外，浙江京衡律師事務所金融爭議解決法律部主任李重托向澎湃新聞分析道，在司法實踐中，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責任糾紛相關判例并不多見，根據裁判文書網公布的司法判例可知，在市面上尚未有判決上市公司承擔操縱證券交易市場侵權責任的相關判例。

“曾經有投資者對公司及實控人一并作為被告提起訴訟，但是法院認為公司并不具有侵權行為而駁回投資者相關訴訟請求。如上海金融法院審理的東莞中科中廣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與邵軍、上海阿波羅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等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責任糾紛一案，本案中，《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的操縱行為人為被告邵軍和其他案外人，阿波羅公司、陸金琪并未受到行政處罰。同時，原告亦未提供證據證明阿波羅公司存在參與操縱證券市場的行為與意圖，且尚無證據證明阿波羅公司實際控制人的個人行為等同于公司行為。”李重托說道。

“上市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實際上承擔責任的是上市公司股東。”北京海潤天睿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上海分所主任王肖東對澎湃新聞記者分析，一小部分的實控人或者股東操縱上市公司股價造成的投資者損失，投資者主張上市公司賠償，應該斟酌，“現在不論是行政處罰、民事賠償，抑或是刑事責任，法律上從賠償的角度來說，一般追究的都是董監高與實控人的責任。即使上市公司作為法人機構存在內控不足，也是董監高的原因導致的。”

徐翔、徐長江目前的償付能力還不清晰。

根據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官微披露，2017年1月，徐翔因操縱證券市場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又六個月；另據徐翔妻子應瑩個人微博透露，徐翔被處罰金110億元，同時約210億元家庭財產被司法機關查封、扣押和凍結。

此外，據華夏時報2018年報道，2017年4月27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操縱市場罪判處徐長江兩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并處罰金12億元，徐長江違法所得25億元依法上繳國庫。青島市中院判決中還明確，將繼續追繳其違法所得9.07億元。據了解，涉及徐長江的這兩筆違法所得，相當比例是從文峰股份控股股東江蘇文峰集團有限公司賬戶上劃走的。

關于徐翔、徐長江的刑事罰沒款是否可以用于投資者的民事賠償，趙兵律師表示，首先，要確定是否窮盡所有的手段能夠證明徐翔、徐長江沒有賠償能力；其次，2022年7月29日發布《關于證券違法行為人財產優先用于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有關事項的規定》，前提是，違法行為人違反證券法，應當同時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繳納罰沒款的行政責任。而違法行為人在繳納繳納罰沒款后，剩余財產不足以承擔民事責任，民事賠償責任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投資者，可以向證監會提出書面申請要求將同一行政違法行為已經繳納的罰沒款來用于承擔其民事賠償責任。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它的前提是，違法責任人存在著違反行《證券法》當中的行政行為，與刑事案件中的罰沒是兩回事，刑事案件當中，目前沒有相關規定。”

部分受訪者曾提及“鮮言案”的判決。據“中證報價投教基地”2023年10月官方發布的投保典型案例披露，2022年，上海金融法院在審理13名原告投資者訴被告鮮言操縱證券市場民事侵權案件中，依據《證券法》確立的民事賠償優先原則，對鮮言操縱證券市場刑事案件罰沒款作了相應保全，優先用于執行民事判決確定的賠償責任。“中證報價投教基地”在文中稱，該案一審判決鮮言賠償投資者損失470余萬元，目前保全款項已執行完畢，最大程度實現中小投資者權利救濟，并稱“本案成功實踐了《證券法》有關民事賠償優先的規定，是全國首例落實民事賠償責任優先的證券侵權案件”。

就徐翔、徐長江的刑事罰沒款是否可以用于投資者的賠償的話題，王肖東提到了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他表示，《刑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犯罪分子，同時被判處罰金，其財產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對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責任。《證券法》第二百二十條也規定，違反《證券法》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繳納罰款、罰金、違法所得，違法行為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優先用于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刑事罰沒款用于投資者的賠償存在《刑法》和《證券法》規則上的支持。

王肖東表示，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在我國多個法律法規中均有規定，譬如《民法典》《刑法》《公司法》《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合伙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根據上述法律法規，當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產生競合時，采取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當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產生競合時，同樣采取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2022年7月29日，中國證監會和財政部聯合發布《關于證券違法行為人財產優先用于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有關事項的規定》，違法行為人繳納罰沒款后，剩余財產不足以承擔民事責任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投資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將違法行為人因同一違法行為已繳納的罰沒款用于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在證券違法領域，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產生競合時，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已經有了更為細化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