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經濟正面臨較大的挑戰和壓力，包括全社會消費需求持續下滑、企業利潤下降、地方債務規模過大、全社會融資規模增長乏力、以及外貿規模進一步增長的可持續性降低。這些挑戰和壓力的存在和市場對中國經濟總體的預期和判斷有一定的相關關系。關于這一點，實際上前幾年中央就已指出，中國經濟存在“預期偏弱、信心不足”的問題，這一判斷具有高度的前瞻性，是對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問題的精準診斷。

“預期偏弱、信心不足”背后的原因，則是消費者和投資者對目前包括產權保護在內的營商環境的變化比較敏感，并影響到其對未來的預期導致他們對擴大投資和消費較為謹慎。的確，近年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對對企業產權、企業經營乃至企業家正常生活均造成一定影響的現象。例如，有時候一些政策的形成和執行，缺乏與企業（家）甚至社會公眾進行必要的溝通、解釋和磋商。這就既使得市場各個主體對究竟會面臨什么樣的政策較難形成穩定的預期，也可能導致政策出臺后，各市場主體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應對，使得企業正常經營和投資者的決策均受到一定的擾動；除此之外，在政策實施環節，一些政策雖然出于良好或必要的考慮，但其執行和實施很容易變成“一刀切”，給企業造成損失；部分地區的部分官員，在執法過程中對企業采取拘押企業高管和負責人、或凍結財產等方式來辦案，對企業正常經營造成了影響。

中央一直在強調現階段產權保護的意義和重要性。早在2016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聯合發布了《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2017 年再度聯合發布《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黨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所發布的各項公告，也不斷地指出改革的目標和重點包括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產權保護水平顯然是其中的重要指標和內容。尤其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所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申了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強化了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決定》還強調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完善產權制度，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其中，特別強調了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提出要防止和糾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同罪同罰。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央對產權保護的高度重視，以及這種重視的連續性和針對性。這也是目前市場上很少有人再擔心經濟改革和經濟政策大方向會再度變化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說明要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改善產權保護的確難度不小。

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和規范化應成為目前落實產權保護的重點

針對中國經濟這樣的超大經濟體，究竟怎樣做才是落實產權保護、進一步改善產權環境的最優策略，當然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不僅各地客觀條件不同，各地對中央政策精神的解讀也不一樣，地方反應和實際進展自然會存在很大差異。從市場投資者和企業的角度來看，實際上這也反映出了各地營商環境（包括產權保護水平）存在巨大差異。要在短期內實現產權保護水平的躍升顯然有較大難度，但從可操作的角度來看，可以把提高政策制定過程的制度化和規范化作為目前落實產權保護的重點。

建立制度化的維護和落實產權安全機制的一個基本內容，就是進一步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和公共治理改革，改進和提升政策決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程序化和規范化水平，提高整個相應過程的透明度和社會參與度，增加事前的行政部門和社會各界的磋商和咨詢以及事后的信息收集和反饋，以此來降低政策制定的隨意性、減少政策之間的相互矛盾和沖突、避免政策執行的一刀切現象，從而提高政策決策和實施過程的科學性、民主性和公平性，并兼顧政策的人性化、成本權衡和執行效率。建議有關方面組織和委托相關部門和研究機構共同進行商討和研究，以確定具體的對策和規劃方案。這也是提高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保障。

另外，部分官員要么因為謀取私利，要么出于尋求政績，而訴諸各種手段，對企業（家）甚至普通居民的產權安全造成不利影響，例如在執法過程中對民營企業家動輒采取人身拘押、凍結甚至變賣其財產的現象。而各個部門也可能出于本位主義和局部利益，傾向于采納和推行局部性短期化的政策，而不顧全局性和長期性的總體利益。因此，以制度化方式維護和落實產權安全的另一個建議，就是改革目前的行政管理的激勵機制，大幅度減少上級政府通過各種帶有指令性的具體考核（指標）對下級政府進行績效考核。對下級政府和官員的績效，應更多地根據其工作是否在一定時期內產生了足夠的有益于社會民生等公共利益方面的效果。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減少目前地方政府和官員不斷通過行政命令和指示來干預市場和企業的傾向，同時也給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發揮主觀積極性和進行政策創新留出相當的空間。

上述制度化和規范化措施能夠產生實效的一個重要前提，還是要通過實質性的市場化改革，來推進和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所頒布的各種發揮企業家精神、維護市場主體產權安全，建立新型政商關系等決議、方針和指示。其中，加快推動包括戶籍改革和土地要素在內的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和自由流動、擴大民營經濟市場準入、和對外開放，應該是目前市場化改革的抓手。

具有現代性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是改善產權保護的重要參與者

重視產權和保護產權安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核心標志與內容。發達國家用了數百年的時間才基本實現了這一點。這一波瀾壯闊的演化進程，是由包括企業家在內的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參與者之間的相互斗爭、博弈、妥協和合作所推動的。企業家精神也在時代大潮的推動下，不斷革新，充分反映了時代特征，呼應了時代要求，其“現代性”的要素越來越顯現。這種現代性，不僅體現在企業家對風險的態度和對利潤的追求，更體現在企業家對自己所處歷史時代精神的深刻認識，尤其是其對各種社會關系和權利關系的認識，和在此基礎上對其和政府的關系、交往方式的重新界定。從春秋戰國時期活躍在朝野各個角落的商人對利益的認識，到古希臘羅馬時代直至中世紀對法人團體和公私利益的界定，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美第奇式的政商結合、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超大規模政商共同體（例如大名鼎鼎的東印度公司）的出現、到鍍金時代對野蠻大亨的約束規制、再到現代社會的企業家對社會責任的強調，企業家精神的內涵也隨之不斷變動，直至其現代性的鑄成。顯然，現代市場經濟所強調的產權保護，既是企業家從歷史發展和階級斗爭中繼承下來的成果，也是企業家作為一個整體，在現代性企業家精神的感召和驅動下，主動參與歷史進程維護自身權益的產物。歷史的發展為企業家精神注入新的內容，促使它不斷地揚棄，實現更新。

換言之，這種具有“現代性”的企業家精神，不僅是企業家個人素質的體現，更是一種體現時代精神的內在動力，驅使企業家立足自身利益，根據時代要求，針對形成新的權責關系發出主動訴求，其呼吁和行動與時代相互影響、相互塑造。以此觀之，“現代性”意味著企業家精神是企業家響應時代的號召主動界定新型權責關系、實現自身社會價值最大化的產物。為了實現這一點，企業家的行為不僅要接受市場的檢驗，而且要接受時代的檢驗，即企業家在新的權責關系下的行為，是否能夠為時代的進步和文明的進化貢獻力量，甚至是起到引領的作用。這也表明，企業家精神的現代性，一定是通過企業家和其他社會參與者的互動而得到彰顯。企業家精神當然會表現為企業家個人通過市場活動和交易而做出的逐利行為，但其作用和意義，只能放在時代發展的環境下，通過和他人的互動并由此產生的社會影響來進行評價。

從改善產權保護的角度來看，企業家精神的現代性意味著企業家要清楚認識到，在現代市場經濟里政府和企業的邊界在哪里，從而主動保持健康的“親與清”政商關系，尤其是主動拒絕從政府那里拿到差額超額利益，避免依賴行政權力獲得市場地位和構建準進入壁壘。實際上，一方面政府會有濫用行政權力介入市場和企業經營的傾向，另一方面企業也有利用和通過利用政府的權力去得到更多的利益的動機。這種在排他性利益基礎上的政商結合，并不能歸咎于某一方的單方面責任。尤其是對于企業而言，過于依賴行政權力獲得利益和市場地位，不僅企業事業無法長青，企業家的獨立人格和尊嚴，乃至其長遠利益也必然喪失殆盡。另外，企業家也應該主動認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和倫理，接受一定的責任倫理約束，例如在股東利益最大化和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之間尋求平衡，拒絕通過主動迎合和利用狹隘的民族主義熱情來獲得商業利益。企業家主動拒絕和排斥這種和現代性明顯沖突的利益，這不僅對企業家個人和企業自身有利，也有利于通過發揮自身作用而有效提升產權保護環境，對整個企業家階層乃至整個社會健康發展也大有裨益的。企業家應該具有這種現代性的精神和意識。

（作者章奇為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本專欄關注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問題，由上海市高校智庫——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供稿，將在澎湃新聞陸續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