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朔州市的甘泉山風電場。2023年年底，中國的可再生能源裝機已經是十年前的15倍，專家表示，中國可以在氣候目標的設定上更加有雄心。圖片來源:CynthiaLee/Alamy

在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氣候特使劉振民向對話地球表示，目前中國正在緊鑼密鼓地制定新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簡稱NDC目標），主要是2035年的氣候目標。

按照《巴黎協定》要求，各個國家每五年須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NDC目標，力求將全球溫升控制在低于2°C之內，并爭取將溫升幅度控制在1.5度以內。NDC目標不僅體現了各國的減排承諾，也反映了全球氣候治理的整體進展。而在2025年2月之前，各國須提交至2035年的國家計劃。

中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NDC目標的進展和更新備受矚目。而研究顯示，中國NDC目標完成進度良好，有些“功課”甚至超出預期。然而，要實現1.5度溫控目標，中國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其“作業”難度。

以十年為尺看過去和未來，中國NDC目標更新應該納入哪些考量因素？2035氣候目標將會如何更新？中外專家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回顧與前瞻：NDC是否會擴充？

2015年，中國第一次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了NDC目標，此后在2021年進行了更新，只是二者改動并不大。

中國的NDC歷經十年、兩次更新，多位專家表示，下一版NDC目標的骨架設計與元素搭建可以更為大膽。

“2021年更新的NDC目標，其骨架還是基于2013-2014年設計出來的，如今十年過去，中國的新NDC目標應當反映新的變化。”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氣候中心總監李碩向對話地球表示。

十年來，中國在許多領域的轉型進展超出預期，最顯著的莫過于可再生能源井噴式的發展。2023年，中國可再生能源累計裝機已經突破15億千瓦——相當于十年前的15倍。其中，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占全球風光發電量的37%。

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也尤為亮眼。2023年中國實現銷售新能源汽車950萬輛，全球占比超過60%。中國科學院院士歐陽明高對媒體表示，到2030年，中國的新能源汽車保有量會預計會達到1億輛。

“中國可以考慮納入更多的行業目標來充實NDC目標，比如新能源汽車市場占有率、鋼鐵水泥行業的減排量等等。”李碩表示，新一輪的NDC目標設計中應當納入前瞻性考量。

綠色創新發展研究院主任、聯合創始人胡敏則認為，除了考慮國內的進展與變化，還要考慮國際環境的變化。

“外部條件的變化，主要是全球的排放減排進展跟不上氣候變化的嚴峻程度。”她說：“此外，因為美歐綠色貿易政策的提出，對清潔技術全球合作帶來極大影響。”

中國可再生能源的增長速度和規模對于實現COP28提出的全球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標至關重要。國際能源署近期盤點了150個國家的氣候目標，報告顯示，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有望在2030年達到約8000吉瓦，而中國的可再生能源裝機有望達到約3200吉瓦，接近全球裝機的一半。

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師柳力認為，中國制定支持行業持續增長的NDC目標，既能為全球加快能源轉型提供重要助力，也有利于解決國內市場上的發展瓶頸。

“保守的目標將導致國內對清潔技術的需求可能不足，這將導致產能過剩狀況急劇惡化、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及中國貿易伙伴對傾銷的擔憂加劇。”柳力告訴對話地球。

減排路徑：“直線”VS“拋物線”？

《巴黎協定》的溫控目標是全球氣候行動的“錨”，也是NDC目標內容更新的重要依據。今年5月，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劉振民出席了中美“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會議，在官方文件的表述中，中美兩國認可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全球盤點決定的號召，將按時提交全經濟范圍、包含所有溫室氣體并對標1.5度溫控目標的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這意味著中國新的NDC目標設計將對標1.5度溫控目標。

中國2021年更新的NDC目標實際上是以2度溫控目標為導向設計的，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標和碳強度下降目標，脫胎于2020年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一項研究的2度情景。

青海海南州共和縣的一個太陽能園區。工人正在為一個300兆瓦的光伏項目安裝組件。今年上半年數據顯示，中國傳統的經濟增長動能，比如房地產和基建投資，正在失去動力，清潔和低碳產業正在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圖片來源:ZhangHongxiang/Xinhua/Alamy

若以1.5度為錨，中國的新NDC目標很可能會出現一個以達峰峰值為參照的碳排放下降比例目標。然而，國內外研究機構對于中國在2030年前碳達峰到2060年碳中和的路徑存在“直線”與“拋物線”之爭。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研究認為，為了與1.5度目標保持一致，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到2035年應在達峰的基礎上減排至少30%，而最具雄心的情景則要求減排幅度達到80%。

“減排30%意味著在2060年之前，從達到排放峰值到實現碳中和將遵循一條直線路徑，這是對標1.5度目標且可信的方法。2035年前減排不力就意味著之后到2060年前的時間段減排壓力會更大。”柳力說。

然而，中國的專家認為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減排軌跡應該是一條先慢后快的拋物線。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滕飛教授告訴對話地球，在實現達峰的前后一段時間有很多不確定性，碳排放不是達峰了就掉頭往下走。

“碳排放下降要克服很多能源系統內的慣性，很大可能是，在達峰后的五年，碳排放下降的絕對幅度不會太大，但之后應該會加速。模型研究顯示，平臺期是在2035年到2040年，之后開始加速，而不是在2030年出現轉折式的下降。”滕飛告訴對話地球。

不確定性：碳達峰年份與GDP增速

中國將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但“達峰”的年份和峰值會對未來的排放趨勢產生直接影響。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加快構建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指出在“十五五”時期，實施以強度控制為主，總量控制為輔的碳排放雙控制度，而在達峰后，則實施以總量控制為主、強度控制為輔的碳排放雙控制度。

“問題在于中國認為自己什么時候達峰，什么時候做這樣的切換。”李碩告訴對話地球：“中國一直覺得達峰時間比研究機構預測的要來得遲，而這樣的認知可能導致中國政府的氣候力度總是低于研究機構的預期。”

除了碳達峰時間的不確定性，經濟增長趨勢也是中國在設定氣候目標時的重要考量因素。碳強度目標的實現取決于碳排放總量和GDP增速。而碳排放總量目標的實現則取決于GDP增速與碳強度降速（單位GDP的碳排放下降率）。

自從2005年以來，中國的碳強度下降超過51%。滕飛告訴對話地球，中國近幾年的碳強度下降相對穩定，大約在3%-4%之間，因此影響中國未來碳排放的最大因素就是GDP的增長率。GDP增長率的不確定性也是中國很難拿出一個絕對總量目標的主要原因。

“發達國家之所以能承諾碳排放總量目標，是因為它們GDP的年增長率就在2%-3%左右，不會有太大波動。”滕飛告訴對話地球：“但是誰也無法預測中國2030年的GDP是否會保持在5%，上升或者下降的可能性都有。”

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是當務之急。國際能源署的研究指出，2019年到2023年期間，對基礎設施、制造業產能和房地產的持續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去年，中國的能源強度與2022年相比僅下降了0.5%，碳強度也幾乎與上一年持平。

今年上半年的各項數據顯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持續疲軟，基礎設施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中國的GDP增長舊有的引擎增長正在失速。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全球策略顧問姚喆表示，清潔低碳產業，包括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全產業鏈，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UNFCCC執秘斯蒂爾就鼓勵各國將氣候行動計劃看作是未來投資的藍圖。”她說：“從促進經濟的角度，中國也有充分的理由強化氣候目標，加速經濟與碳排放的脫鉤。”

呼之欲出：全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多位專家告訴對話地球，全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很有可能被納入新的NDC目標中。

一直以來，中國關于碳達峰的表述都明確為二氧化碳達峰，然而，碳中和是指二氧化碳中和，還是所有溫室氣體中和，并沒有官方文件明確說明。已經卸任的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曾經在多個場合表示，中國的2060碳中和目標包含了全部溫室氣體。

滕飛告訴對話地球：“我個人判斷2035年的NDC目標應該是一個全溫室氣體的，這可能是中國NDC更新一個比較大的目標范圍上的改進。”

柳力同樣認為覆蓋全溫室氣體的目標非常重要，他補充說：“中國的新NDC目標應該包括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并且明確2060年的碳中和目標涵蓋所有溫室氣體。”

排放因子

單位生產或消費活動量的溫室氣體排放的系數，例如每單位化石燃料消耗所對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購入的每千瓦時電量所對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

作為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溫室氣體，甲烷導致全球變暖的潛能（Global Warming Potential，即甲烷氣體捕捉大氣中熱量的能力）是二氧化碳的28-34倍。

滕飛的研究團隊認為，中國的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已經達峰。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主要看甲烷，而中國的農業和能源領域的甲烷排放呈下降趨勢。滕飛認為，盡管中國煤炭的產量近年來有所增加，但大部分煤礦產自甲烷排放較低的露天礦，而非過去排放較高的井工礦，但目前中國的碳排放核算清單沒有完全反映排放因子的下降。

“我們研究認為中國的能源甲烷在2013-2014年就已經達峰了，現在比峰值的時候下降了大約20%左右，帶動了中國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的下降。”滕飛說：“從這個角度來講，全溫室氣體也會在2030年前就達峰，并且開始下降。最主要的問題是未來下降會有多快，下降到多低，這個對于實現碳中和的影響是更大的。”

作者：林孜，中國項目總監。她于2019年加入對話地球，曾經擔任北京辦公室運營總監。她長期從事氣候變化和環境政策相關工作，參與并主導了多個氣候變化、能源、農業、海洋等領域的傳播項目。她擁有倫敦大學學院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