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巴黎奧運會從籌備期間開始，法式松弛感這一話題就不斷地沖上熱搜，成為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早一點的，在游泳場館建好開幕當天，法國的跳水運動員當著總統和市長的面表演失誤，從跳板上摔下去導致背部擦傷；接下來，奧運會場館的工期無限延誤，直到開幕前幾天，網上還有人在擔憂巴黎人是不是能夠如期完工；開幕式上的康康舞，跳得亂七八糟；開幕之后，不斷地有掛錯國旗搞錯國家譯名的事情發生；剛剛閉幕沒多久，又傳出奧運獎牌開始脫皮……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8日，法國巴黎，杜樂麗花園的奧運主火炬。

因為我自己之前在法國生活了十幾年，法國等同于我的第二故鄉，所以自然也會關注到這些新聞。除此之外，我的微信朋友圈也有很多在法國生活的朋友。所以不管主動或被動，總是會收到很多跟法國有關的信息。一些不是法國文化圈的朋友，也經常會跟我討論關于法國文化的各種現象。比較認同法國的文化的，通常都會表達對法式松弛感的羨慕；還有一些不太認同的，就會問我：法國人真的這么不靠譜嘛？

我的法國之旅始于2008年，當時我滿懷憧憬地去那里求學，對法國有著一系列浪漫化的想象。然而，十年的留學生活讓我從一名外國學生轉變為深諳當地文化的研究生。這段時間不僅讓我揭開了法國文化的多層面紗幕，也使我能夠以更加寬廣的視角審視和思考這種文化的獨特之處。

因此，結合個人的體驗和觀察，我認為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解析這種被外界既羨慕又詬病的“法式松弛感”：

一、真的，一點兒也不松弛！

首先，我并不太贊同將“松弛感”作為描述法國人的標簽。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法語本身的復雜性。法語被譽為世界上最嚴謹的語言之一。舉個例子，法語的動詞變位，比如說，吃這個動詞，你，我，他/她，你們，我們，他們/她們，后面跟的“吃”都是不一樣的。每個動詞首先有六種變位，這還沒完，法語還有法語共有6大語式：直陳式（l'indicatif ），命令式（l'impératif），條件式（le conditionnel ），虛擬式（le subjonctif），不定式（l'infinitif），分詞式（le participe）。每個語式還有不同的時態，其中直陳式（l'indicatif ）主要時態包括了，直陳式現在時（Indicatif Présent），直陳式復合過去時（Indicatif Passé Composé），直陳式未完成過去時（Indicatif Imparfait），直陳式愈過去時（Indicatif Plus-que-parfait），直陳式簡單過去時（Indicatif Passé Simple），直陳式先過去時（Indicatif Passé Antérieur），直陳式簡單將來時（Indicatif Future Simple），直陳式先將來時（Indicatif Future Antérieur）。所以，一個法語動詞就要背幾十種變位形式。

即使我使用法語已有十多年，至今仍然會犯錯。完成博士論文后，我請專業法語編輯校對了語法，改完后又讓同專業的法國同學審閱，最終導師還能再提出修改意見，每次修訂都能發現新的錯誤。這說明，即使是母語為法語的人，也難免會出錯。

除了語法，法語表述也分為三個等級：soutenu（優雅的），standard（標準的），familial（日常的）。在日常的郵件交流中，如何使用恰當的敬語也是一門學問，這需要我們對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準確的判斷。例如，初次與人交流時通常使用“cordialement”（有禮地），關系稍微親近一些則用“bien à vous”（祝您好），朋友間則可能用“amicalement”或“amitié”（友好地），而與非常親密的人則可能用“je t'embrasse”或“bises”（擁抱，親吻）……我曾經有一個香港同學，因為不了解這套規則，跟一個初識的教授通信時在信末寫了bien à vous, 教授回信：ne soyez pas trop affective（請不要太熱情），令我的香港同學受到了語言和情感上的雙重打擊。而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經歷，曾在晚上回復一位老師的郵件時寫上“祝您晚安”，結果被告知這樣的表達不適宜，至今想來仍感尷尬。因此，即便現在，每當我給法國人寫郵件時，依然感覺非常緊張，從未有過所謂的“松弛感”。

法語之所以顯得如此嚴謹復雜，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析。首先，從歷史背景來看，早在1635年，法國紅衣主教黎塞留便成立了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aise），這是法蘭西學會下屬五大學術院中歷史最悠久、最有影響力的機構。法蘭西學術院擔負著規范法語和保護藝術的雙重使命，雖然他們的決策對政府和公眾并無強制力，更多起到咨詢和指導的作用，但無疑極大地影響了法語的發展方向和形態。

其次，從使用層面來看，法語不僅是約30個國家的官方或共同官方語言，而且還是多個國際組織的工作語言，故而被譽為“外交語言”。自18世紀以來，法語逐漸取代拉丁語成為起草國際條約的首選語言。例如，1714年的《拉什塔特和約》就是第一份完全使用法語起草的國際條約。此外，法語在歷史上曾是歐洲多個法庭的交流語言，如維也納會議和《凡爾賽條約》的談判均使用法語進行。如今，法語仍然是歐盟委員會的工作語言之一，也是聯合國和國際法院的官方語言之一。它的精確性使得法語成為國際談判中避免歧義、確保表達精準的理想選擇。

因此，法語的嚴謹和精確不僅是它的歷史遺產，更是其國際地位的體現。這種歷史和地位又反過來要求法語必須保持其準確性和規范性。法語已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更成為法國人的文化遺產和身份認同的重要部分。

除了法語本身的嚴謹性，法國人的不松弛還體現在社會階層的劃分上。盡管法國歷經大革命，并將其視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今年奧運會的開幕與閉幕儀式都不忘對這段歷史表達敬意，但階層問題依舊是文學、學術、藝術創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議題。

以巴黎為例，我們常說的“小巴黎”指的是主城區，包含20個區；而“大巴黎”則涵蓋了周邊的衛星城市和更廣的區域，也被稱作法蘭西島。這20個區的劃分不僅反映了地理區域，更體現了明顯的社會階層和種族劃分。例如，第一區是巴黎最古老的區域，擁有巴黎圣母院、盧浮宮等名勝古跡；拉丁區則位于五區和六區，因中世紀時期使用拉丁語作為教學語言而得名，這里匯集了眾多高校和研究機構。七區有總理府和外交部，八區則有總統府和著名的香榭麗舍大街。而九區是著名的商業區，擁有巴黎春天和老佛爺等大型購物中心。同時，十六區則以使館區和高級住宅區著稱，住在這些區域的基本上都是富裕或中產階級。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十三區，這里是巴黎的華人區，不僅聚集了大量華人和東南亞移民，還有眾多的中餐館、越南餐館和亞洲超市。十八區以北非移民聚居區著稱，治安情況較差。十九區和二十區的情況也類似，位于這兩個區之間的美麗城也是巴黎的另一個華人聚居區。

講到階層的具體故事，我曾在一個具有精英傾向的私立學校就讀。雖然這所學校并非歷史悠久，但它的創始人是Denis HUISMAN，其父Georges HUISMAN是戛納電影節的創始人。該校的校友遍布法國各大文化機構，如博物館和劇院，這從側面反映了教育背景在社會階層中的重要影響力。

這所學校坐落在香榭麗舍大街附近的一條街上，同學們多數居住在著名的拉丁區，即巴黎的五區和六區。他們對出身和形象都極為看重，這從日常的著裝中就可以看出。學校里的女生幾乎沒有人會穿牛仔褲和羽絨服——法國人大多不穿羽絨服，我和一些留法的朋友們曾開玩笑說，不穿羽絨服是巴黎人的最后驕傲（畢竟巴黎的冬天也沒有那么冷）。她們常常梳著公主頭，扎上蝴蝶結，身穿連衣裙，春秋時節外搭開衫，而到了冬天則是大衣和圍巾——法國人特別愛圍巾，甚至男性比女性更為喜愛。鞋子多為Repetto品牌的芭蕾舞鞋。

當地時間2024年5月17日，法國巴黎拉丁區，“小王子”商店。

在我求學期間，有兩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因為那時候大家年紀比較小，班里同學還是會有一些小團體。我們班上的女生分成了兩個陣營，互相看不順眼，而我作為唯一的外國人，她們都試圖拉攏我加入她們的陣營。其中一個陣營的女生經常在我面前說另一個陣營的壞話。有一次，我問其中一個女孩：“你是不是很討厭她們？”她回答：“哦，不不不，‘討厭’這個詞太重了，她們只是離做我的朋友的標準遠了一些。”這種說話的藝術，讓人感受到法國精英階層的表達從不直接，尤其是對于像“討厭”這樣的負面情緒，他們認為直接表達非常粗鄙。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事情是關于我的一位老師，他曾是法國文化部的特使。他來中國與國家博物館商討合作，并順便訪問了一些藝術基金會。在一次訪問結束后，他對我說：“你看那人的穿著，我很難相信一個擁有這樣審美的人能有什么藝術品味。”這些經歷讓我意識到，盡管常說法國人有一種松弛感的美，但實際上他們對日常的穿搭有著極高的要求。走在街上，你會發現，許多人的裝扮都與即將參加的活動相符，無論是上班、運動、觀看畫展還是聽音樂會，他們總是穿著得體，顯示出對場合的尊重和對自身形象的重視。這與那些穿著沖鋒衣隨意出門的人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在巴黎街頭，每一位行人幾乎都在用服裝表達著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態度。

法國的餐飲文化非常講究，餐桌禮儀也極其復雜。在外用餐時，餐廳的服務員分分鐘都能教你做人。圣熱爾曼大街上的任意一間咖啡館，可能曾是薩特和波伏娃約會的地方，或海明威吃早餐的場所。我記得一次在學校附近的一家名為 Le Sélect 的餐廳用餐，據說海明威曾住在對面，每天早上都會從這里的一杯咖啡和一塊羊角面包開始他的一天。這里的服務員多為年紀較大的白人男性。那次我和朋友點了一個火腿拼盤作為前菜，由于前菜的分量相當大，我們沒有吃完。我告訴服務員可以開始上主菜了，他卻反駁道：“可是您的前菜還沒吃完。”我回答：“沒關系，可以上主菜了。”他再次質問：“您確定要這樣做？”我堅定地回答：“對，我確定。”他顯得很無奈，聳聳肩說：“您非要這樣嗎？那好吧，隨您的便。”此時，這位服務生是在鄙視我是一個粗魯的中國人，還是在羨慕我這種看似松弛的態度呢？

我想表達的是，這些事情都是體現了法國階層的一種嚴格的區分。區分（Distinction）這個詞，來源是皮埃爾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一本書的名字《區分：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布爾迪厄（1930年生于法國，2002年去世）是一位杰出的社會學者、人類學家和哲學家。這本書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學著作之一。

在書中，布爾迪厄探討了法國不同階層在文化品味上的差異。他認為，我們對美學、文化，特別是體育的品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在整個教育過程中以及更廣泛的生活中逐漸滲透的慣習（Habitus）。慣習強調的是一種延續性，“慣習[……]是整個個人歷史的產物，但也通過童年早期的形成經驗，以及家庭和階級的整個集體歷史。”他認為：一個人如何做出選擇以便向世人呈現他個人的社會空間——換言之，一個人的審美意向——描繪了這個人的地位，并讓他與更低層的群體產生距離。具體來說，布爾迪厄推測，這些意向是在個人童年時代所內化的，并引導年輕人朝向他們適當的社會地位，朝向適合于他們的行為，以及對其他行為的厭惡。審美意向的發展，絕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出身，而不是隨著時間推移而產生的積累資本和經驗。文化資本的取得大多取決于“全面、早期及潛移默化的學習，這是從人們生命最早階段就在家庭內進行的。”布爾迪厄相信“最顯著的”階級區別和偏好是“在平日的各種選擇，例如家具、服裝，或煮食，這特別揭示了深植人心和長期維持的偏好，這是由于這些偏好位于教育體系的范圍以外，人們必須用最純真的品味去面對”。

既然我們今天的主題涉及到奧運會，那么關于體育運動，早在1978年，布爾迪厄就在《如何成為運動員》一書中分析了體育實踐如何反映出階層化的差異。他指出，精英階層和中產階層的體育活動往往強調優雅、美學和控制，傾向于非接觸性、設備化且成本較高的運動，這些活動很少以教育為目的。而在大眾階層，體育則更多融入了力量和男性氣質，強調身體的犧牲、競爭精神和職業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法國足球隊中，大多數隊員都是移民后代，而非本土精英階層，因為這種對抗性和競爭性強的運動更受大眾階層青睞。

諷刺的是，布爾迪厄雖是批判社會階層的社會學家，卻在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中不斷強化這種階層劃分。他雖然出身于外省的非精英家庭，憑借努力考入了巴黎高等師范學院這所精英學府，但他的書寫風格卻極具精英主義色彩，喜歡使用冗長的句子和混雜的拉丁語詞匯，以展示自己作為精英知識分子的身份。 “Habitus” 這個詞便是拉丁語。我讀書時，還專門背過布爾迪厄的拉丁語詞匯表。法國文人對拉丁語的追求，類似于我們寫作時摻雜文言文或引用古詩詞，以彰顯自己的文化素養。因此，從階層劃分來看，法國人表現得非常嚴謹，這種嚴謹性不僅體現在語言上，也體現在文化和體育品味上。

二、松弛感=對于環境的放心

我之前講了很多，主要是為了反駁一個觀點：即法國人就是松弛感的代表。那么，為什么大家普遍覺得法國人松弛呢？

在奧運會之前，我曾在微博熱搜上看到過關于法國或巴黎女孩松弛感的討論。那時熱搜里有很多巴黎女生在塞納河邊或盧森堡公園的草地上席地而坐的照片，她們的包隨意放在身邊的地上。這些場景在我初到法國讀書時就已經發現了。例如，上課時，大家習慣把包放在座位旁邊的地上，下課時則在教室外的階梯上隨意坐下。他們還會隨手掏出一個水果來吃，不洗也不削皮。而在餐廳用餐時，法國人通常沒有飯前洗手的習慣，如果食物掉在桌子上，他們也會直接拿起來吃。

當地時間2021年10月27日，法國巴黎，人們在盧森堡公園中休憩曬太陽。

作為人類學研究者，我們主要研究異文化現象，人往往對跟自己不同的才會產生意識。我初到法國時，對這些現象很不解。但隨著我對人類學的深入學習，我開始思考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我認為，這種松弛感體現了人們對于環境的安全感。他們預設的環境本身是安全的，干凈的。

我記得碩士時參與一個團隊調研，和幾位法國老師和同學一起外出時，他們早上發信息問我什么時候下樓吃早餐。我說我還在洗臉，他們居然不理解“洗臉”是什么意思。后來聊開了才知道，法國人通常沒有“洗臉”或“洗腳”這樣的概念，對他們而言，就是“洗澡”，要么晚上洗，要么早上洗（大部分人選擇早上洗，晚上直接睡覺）。

而在我們的文化中，從小就被教育要飯前洗手，掉在地上的食物不能吃，水果要洗凈削皮。如果在公園廣場的地上坐下，我們會鋪一張紙或墊些東西，因為我們的預設是環境是臟的。這種文化差異讓人對“松弛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

總之，這些行為并非真正的松弛感，而是一種文化習慣的體現。這種習慣源于對環境的不同認識和對安全感的不同預設。因此，法國人看似的“松弛”，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自身生活環境的獨特理解和適應。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區分呢？

從我們的角度看，法國人的“松弛感”是否可以理解為不講衛生呢？我曾與一位公共衛生領域的學者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她告訴我，如果嬰幼兒從出生開始就接觸各種環境，包括寵物，未來的過敏反應會減少，免疫力和抵抗力也會更強。因此，法國人一些看似不講衛生的習慣實際上幫助他們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免疫系統菌群，使他們的身體與環境更加和諧。如果我們嘗試采用他們的方式，可能會因無法適應而生病。

那么，為什么我們的文化環境沒有塑造出類似的“松弛”衛生習慣呢？朋友告訴我，新中國成立后的很多年里，鼠疫依然存在。我國現有38種甲乙類傳染病，這與公共衛生習慣息息相關。衛健委宣傳和科普提醒大家做好自我防護，特別是在流感季節和冬季，要注意個人衛生，如勤洗手、戴口罩等。這些習慣背后有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我們的人口密度極高。流行病在我們這樣的人口密度環境中傳播速度和影響，與法國自然是不同的。另外，我認為歐洲公民相較于亞洲公民，比較少受到公共衛生的規訓。因為公共衛生也是國家構建（State building）的一部分，國家可以利用公共衛生加強社會管控，強化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例如一些東亞國家的醫療體系事實上都是前殖民宗主國留下的統治機制被現政府延續利用，繼而讓民眾繼續將維護衛生的價值內化，在心態上服從體制的管制。宋怡明（Michael Szonyi）的書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中有一個章節叫作“老鼠尾巴與公共衛生”，里面就談過這個問題。

此外，還有幾個典型的“松弛感”案例，例如法國警察抓賊的慢悠悠態度，賊通常很難被抓到。我們曾經歷過被偷的情況，報警也只是自我安慰，找回來的可能性很小。去年夏天，我在闊別法國三年后，又去巴黎訪學了三個月。那段時間，我感到非常緊張，一點也不放松。因為小偷太多了，我和同學們在地鐵上都被偷過，甚至有同學經歷了入室盜竊和搶劫。每次出門前，我都會糾結于貴重物品應該帶在身上還是留在家中，因為都可能被偷。那幾個月在巴黎，我完全不松弛，因為我對環境不信任。回國后，我感覺放松多了，不再擔心街上的小偷，即使外地出差到凌晨下飛機打車回家也不會有安全顧慮。然而在巴黎時，我住在市中心，樓下的車因為一些慶祝活動被燒掉了。而本屆奧運會期間，也有不少人嘲諷說小偷的盛宴，新聞上報道了許多權貴在觀賽時被偷，甚至有阿拉伯貴族丟失了十幾只愛馬仕。

法國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小偷？這主要與移民政策有關。例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羅馬尼亞四分之一的人口遷移到了西歐。2007年羅馬尼亞加入歐盟后，移民人數進一步增加。根據外交部的數據，很多移民選擇了拉丁國家。意大利接納了1137000名羅馬尼亞人，西班牙1087000人，英國950000人，德國接納了826000人，而法國接納了106000人，位居第十。人類學家米里亞姆·蒂克廷（Miriam Ticktin）指出，盡管人道主義是出于減輕痛苦的道德需求，但在缺乏政治原則和實際指導的情況下，人道主義可能帶來歧視甚至暴力的后果。她的研究表明，處理移民問題時，很多時候遵循的是“人道主義”邏輯，而非司法邏輯。由于缺乏制度和司法保障，羅姆人來到西歐后并未很好融入當地生活，反而將巴黎變成了羅姆少年扒手的天堂。由于他們未成年，即使被抓，也往往當天就會被釋放，等于白費力氣。

兩個警察抓住了一個小偷

此外，小偷的目標通常是身上帶現金的外國游客。法國的支付方式也值得一提。我初到法國時，現金、銀行卡和支票是主要的支付方式。現金和銀行卡用于小額消費，比如超市購物、餐廳就餐等。大額交易如交房租和學費則需通過銀行轉賬或支票支付，以避免偷稅漏稅和貪污腐敗。若有不明的大額進賬或出賬，銀行會打電話詢問原因，解釋清楚后錢才會到賬。法國的移動支付不像我們這么發達，因此現金使用仍然很普遍。當地華人開餐廳較多，收入大部分以現金支付，因此身上常有現金。旅行的華人通常沒有當地銀行卡和支票，往往會攜帶大量歐元，因此也成為小偷的目標。

除了羅姆人，非洲移民后裔也是小偷的來源之一。二戰后，西歐國家為解決勞動力短缺，廣泛引入非洲移民，加快西歐建設。然而，這些非洲族裔還構成了另一個暴力行動的來源：法國每當有大型活動時，無論是慶祝還是抗議，車被燒毀似乎成了新興傳統。許多留學生在法國經歷過被催淚瓦斯誤傷的情況。去年夏天我在巴黎訪學，國慶節第二天，我出門坐公交車時，就看到住處附近有輛車被燒得只剩下車殼。

當然，網上有些帖子說法國人的“松弛感”表現得很極端，比如即使在打砸搶或者燒車時，仍然有人悠然自得地坐在路邊喝咖啡、品紅酒。雖然法國人確實很重視享受生活，但這種極端畫面其實相對較少。法國的游行通常都會提前報備，警察會全程跟隨，失控的情況并不常見。前幾年黃馬甲運動引發了一些暴力沖突，但這種情況畢竟較少，正常人往往會遠離這些混亂。網絡上流傳的那些畫面和圖片，往往是偶然事件，因其沖突感較強而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心，從而被廣泛傳播，形成了刻板印象。這就像外國電影對中國的偏見一樣。比如我剛去法國的時候，社交網絡還不如現在發達，有法國同學竟然問我家里是否有電視，還問我是否會武功，因為他對中國的印象主要來自張藝謀的電影和成龍、李小龍的武打片。

關于法國人的“松弛感”，我記得幾年前法國國慶閱兵時，曾有兩個騎兵騎著摩托車在凱旋門前相撞，戰斗機噴國旗顏色也搞錯了，大家都說這很“松弛”。對此，我持保留意見。因為經常往返中法之間，我自然會擔心法國的航班安全。最近我看到新聞，法國兩架軍機在練習時相撞了。因此，我出行時傾向選擇國內航空公司，特別是川航。2018年川航事件中，一位曾駕駛戰斗機的機長在面對飛機風擋破損的情況下，憑借毅力成功將128名乘客安全送回地面。這一事件還被改編成電影《中國機長》，讓我對川航的安全性有了更高的信任。

和法國文化不同的是，我們的文化強調從小培養集體榮譽感和集體責任心。個人的差錯和失誤不僅影響自己，還可能影響到整個集體，因此個人的表現代表著整個集體。

三、緊繃感：個人主義的缺席

奧運會上那些被稱為“松弛感”的場景，我認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對立。例如，康康舞表演的舞步顯得亂七八糟，但大家依然展現出開心的態度。其實，松弛感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個人主義的盛行——即個體不必與他人相同，也不需要集體主義來提供安全感。在我們看來，和別人一樣通常代表安全，而不一樣則被視為離經叛道。舞步不整齊可能會被認為是沒有認真練習，從而影響整體的整齊度。我們的集體活動總是追求一致性。我們小時候都穿校服，而在法國，校服幾乎沒有，只有少數有軍事背景的學校才會有制服。而且，法國的學校沒有運動會，很多法國人認為：“我們已經一起學習（工作），為什么還要一起娛樂或運動？”他們認為一旦有集體活動，就會有對個體的束縛。現在我們也經常看到一些工作的人在網絡上抱怨團建這件事，而團建這個文化現象我也是在回國之后才開始了解到的。我們也常說，這個人不合群，但是在法國文化的評價體系里，不太會有這樣的評價。

事實上，“個人主義”這個術語最早源自法語 的“individualisme”，來自歐洲人對法國大革命及其根源——啟蒙運動思想的普遍反應。康德在其出版著作《實用主義人類學》中首先使用個人主義概念：“個人主義包括三種不同的狂妄：理性的狂妄、鑒賞的狂妄和實際利益的狂妄。《新大英百科全書》給“個人主義”的定義是： “一種政治和社會哲學，高度重視個人自由，廣泛強調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來約束的個人或自我......個人主義的價值體系可以表述為以下三種主張：一切價值均以人為中心，即一切價值都是由人體驗著的（但不一定是由人創造的）；個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價值，社會只是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一切個人在某種意義上說道義上是平等的。”這種價值觀在西方文化中被倡導，但它有時也會顯得自私和冷漠。例如，當我們在法國的行政機構辦事時，即使我們再著急，對方也可能冷漠地說：“ce n'est pas mon souci.”（這不是我關心的事兒。）

說了這么多，好像對“松弛感”一直是持否定態度的。其實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或者批判松弛感本身，而是希望能用一種人類學的反思精神，帶大家去看法國文化的另一面。這種松弛感背后的個人主義，確實很多時候會讓人覺得不靠譜，但是它其實也有積極的一面。比如，我讀書的時候， 我的很多同學，可能讀著書就突然終止學業去干別的事情。也有很多人是工作著，突然就辭職來讀書了。教室里從20歲到80歲的人都有。我在法國讀了十多年書，我中間也gap過，也去實習過，短暫地工作過，然后30多歲博士畢業回國工作，面試的時候，有老師就問我：“你怎么這把年紀才博士畢業啊，你這些年都干嘛去了？” 之前我一直引以為豪的豐富的人生經歷，在這一刻卻變成了讓我尷尬的來源。在面試的那段日子里，我思考過：如果讓我跟一個一直在校園里乖乖讀書26歲就直博畢業的人交換人生，我愿意嗎？答案是否定的。

似乎，我們的文化體系里就默認什么年紀該做什么事兒，如果你的人生軌跡不是這樣就會引來許多的質疑和評價。而法國文化里，大家對于生活方式的選擇比較多元，整個社會對于個人的選擇也比較包容。我們的主流標準，就是人要上進，要勤奮，但是巴黎街頭到處都是流浪漢，大家也不會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做價值判斷。因為個人主義的盛行，你個人就只代表你個人。在中國，個人很容易把家庭和集體綁定起來。比如，你如果沒考上好的大學，父母就會覺得丟人，在親戚和單位的同事們面前抬不起頭。在我們的評價體系里有很多諸如家門不幸/家風不正這樣的詞。一個人出現的問題，就是父母家族的問題。不僅是家庭，還會擴及到讀書時所在的學校，工作后所在的單位等。我記得我小時候總聽老師說：成績不好拖班級后腿。那個時候韓寒的書開始流行，他有一句話就是：班級又不是一條狗，怎么還有后腿。

2024年7月12日，法國，巴黎街頭咖啡館。

現在都在談松弛感，但是我覺得對松弛感的追求還是非常表面化的，因為我們對人生的定義還是非常的狹窄和單一，就是你要成功。成功是什么？進名校，進體制內或者大廠，30歲的時候要成家還要立業，40歲的時候功成名就，然后持續到死切忌晚節不保……要達到這個標準，每一步都不能出錯。而且你個人的成功和失敗都不僅是你自己，年輕的時候要思考怎么跟父母怎么交代，老了還不能丟兒女的臉。

人類學家閻云翔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社會的個人主義》，書中提到：一，人們常常很難將他人當作平等者加以對待，從而會忽視他人的同等尊嚴和同等需求；二，不能將自己的精神自我改善納入對個性的追求，從而會忽視個體性和公共性兩層次的“靈魂自由”。近年來他談到現在“雞娃”這個現象時，認為雞娃的背后就是那些緊繃的家長，他說：“大家都用單一化的生活理想來界定成功標準，只有一個賽道，也因此加劇了競爭。這背后的原因還是回到了個人主義缺席的問題。而我們整個社會對個人主義的理解有偏差，只強調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完全忽視了個體的自主、自立、尊嚴和與他人的平等關系等等。所以，我認為古典個人主義從來沒有在中國社會得到正確理解和傳播。”

結語

講了這么多，我想表達的是，那些讓我們羨慕的“松弛感”背后，往往也隱藏著不靠譜和冷漠；而讓我們感到沉重的“緊繃感”背后，也包含著責任和關懷。在一些關乎大是大非、涉及生命財產安全的領域，我們一定不能松弛。正因為我們的公共交通系統和安保系統有嚴格的管理和高效的運行，才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環境，從而使我們能夠享受日常的松弛生活。

另一方面，在個體人生選擇和幸福定義方面，我們應當減少對他人的評價和干涉，增加對他人的尊重和理解，這樣才能真正營造出寬松的氛圍。

回歸到我的學科，人類學一直都致力于打破偏見，認為每一種文化都是其特有的環境造就的相對的實踐。文化之間也沒有可比性，更不應當去做價值判斷，我們其實沒有必要去羨慕他們那種松弛感。因為我們看到的都是表象，當我們從外部視角去審視一種文化現象，那么看到的必然都是殘缺的。

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郁的熱帶》這本書有一組概念我很喜歡，美學的沉思和生存的焦慮。我覺得，對待一種文化，我們不參與其中的時候，總是能夠以一種審美的目光去看待，可是當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時候，很多時候就變成了切實的生存焦慮。列維-斯特勞斯還說：沒有完美的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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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KTIN, Miriam I. Casualties of care: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itarianism in Franc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LéVI-STRAUSS, Claude. Tristes tropiques. 1955. Trans. 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