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碑證史：金元以來山陜水利社會新探》，張俊峰著，南開大學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198.00元

我一直認為張俊峰教授供職的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是國內同類學術團體中最具活力、實力、向心力、競爭力的隊伍之一；無論在管理體制、學術風格、團隊結構，還是在資料積累、課題創設、研究成績方面都是如此。張俊峰循著喬志強、行龍兩位教授開創的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山西脈絡入門，先成長，再成熟，現已作為新一屆中心掌門，帶領著一幫雄心勃勃的青年才俊，開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作為同行好友、忘年之交，看到張俊峰能在這樣優質的學術平臺上施展才華，我心里實在高興。正因為如此，當張俊峰要我為他的新作《圖碑證史：金元以來山陜水利社會新探》寫點感想以作序言，當然就引為幸事，不敢也不愿推辭了。

清代山西夏縣南大里鄉趙村《青龍河石盆圖》碑及拓片

首先會引起讀者關注的，一定是“圖碑證史”四字對于中國水利史研究的特殊意義。在學理上，“圖碑證史”既不新也不僻，大體上可視為與“二重證據法”類似的一種資料使用形式，主要做法是收集整理某地水利碑刻的拓本、抄本、影像和實物，提取其中的圖文信息，根據其反映的內容，對某地、某個（類）水利事件的有關細節和具體過程進行深入解讀，在其他各類資料的配合下，發現新線索，解決新問題。隨著石刻文化及社會史研究不斷向縱深推進，全國級和省區級歷代碑刻資料陸續結集、出版，如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1989）、張正明等主編《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2005、2007）、劉澤民主編《三晉石刻大全》（2015）等。不少學者發表的范圍稍窄但水利專題更明確的成果，也為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如董竹山等編著《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輯錄》（2003）、李松等輯校《〈芍陂紀事〉校注暨芍陂史料匯編》（2016）、趙志宏著《云南水利碑刻輯釋》（2019）、趙超著《黃河流域水利碑刻集成》（2021）、余麗萍等著《大理古代水利碑刻研究》（2017）、劉詩穎著《明清時期武威地區水利碑刻調查與研究》（2021）等，都以所收資料體現的較高專業水準得到了學界的好評。但是，能以跨省區中等時段為時空范圍，能將專題性水利史研究明確框定在“水利圖碑”基礎上，以補某地區現有水利文獻之不足的作品還很少見到，這就使這本著作具有了首創性和開創性意義。

張俊峰教授團隊在運城市稷山縣檔案館

其次，“首創”容易理解，“開創”則需具體說明，因為這層意義表現在作者對水利圖碑這一資料形式本身的深入認識中。在他看來，“圖碑”是“古代中國人在各自地域處理人水關系、進行資源分配和管理過程中出現的新事物……它的出現不是孤立的，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每一通水利圖碑所承載的就是一個地域社會較長時段的發展歷史……能夠豐富并推動偏重以文字碑刻為核心史料的水利社會史研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修正某些研究結論”。之所以會對其做出這樣高的評價，并不是由于圖碑現存數量多和分布范圍廣，而是出于以下兩個理由：一是水利圖碑的出現和演變，反映了“從單純強調文字描述到圖文并茂、圖文結合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資料品質得到了明顯的提升；二是圖碑中的圖像有助于研究者進行圖文互證，因為“圖像是歷史的遺留，同時也記錄著歷史，是解讀歷史的重要證據。從圖像中，我們不僅能看到過去的影像，更能通過對影像的解讀探索它們背后潛藏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多種信息”，這就大大改善和豐富了現有的研究方法，“從以往比較側重收集文字史料轉移到注重圖文資料尤其是圖像資料的搜集……達到圖像證史的目的”。雖然水利圖碑之“圖”能不能直接稱之為“圖像”還可以再斟酌（詳下），但援“圖碑”創意之顯豁直達，以補“文碑”語意之煩瑣曖昧，并用此法貫穿全書各章各節，則罕見先例。其得其失，亦為同儕觀瞻所系。

《圖碑證史：金元以來山陜水利社會新探》書中圖版

再次，作者從眾多的水利碑刻資料中關注“圖碑”這一類別，是在對中國水利研究學術史進行宏觀把握、從而深刻認識了“圖碑”所具特殊地位后得出的結論。所謂宏觀把握，具體表現在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水利研究三個時代所用資料及所達目標的類型梳理。在1949-1989年的第一個時代，主要使用正規資料，即正史中的河渠書、溝洫志、水利志，歷代一統志、省府縣志中的水利記，以及與治水、水工直接相關的專志，所達目標是對全國各地水利工程、水利事業、水利技術和江河湖泊在人類干預下發生演變的歷史進行綜合性整理。在1990-2010年的第二個時代，展開了類型學指引下的區域性水利社會史研究，推出以《陜山地區水資源與民間社會調查資料集》（共四集）為代表的一系列區域性水利文獻和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2010年以來的第三個時代，整理出版了各地的水利碑刻、水渠圖冊、水利契約、水案判例、漁民文書等反映問題更復雜、剖析案件更細致、牽涉層面更多樣的水利文獻，引起國際學術界同行的高度評價和廣泛應用。隨著區域性和跨域性水利社會研究的推進，以山陜型、關中型、華北型、水網型、泉域型、庫域型、圍垸型、集權型為代表的中國水利社會中層理論的積累，也達到“有可能為全人類提供一個中國范式和中國經驗”的高度。然而作者認為，上述三個研究時代盡管成就斐然，但在主體資料的選用上還存在某些共同的缺陷，其中最主要一項，就是“對于那些雕刻在石碑之上，與所在區域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廣為某一地域民眾熟知的水利圖碑的史料價值卻未予以足夠的關注，充其量只是將其作為水利碑和民間水利文獻這些海量文獻的附屬資料”，對此他很不滿意，立志必須彌補，因為“‘水利圖碑’是一種將江、河、湖、泉等水利開發的渠道、堤壩、水道、航運工程地圖等直接鐫刻于碑石之上，以便于永久流傳和傳承利用的特殊文獻形態”，即便出于配齊資料品種的工具性考慮也不應該被忽視、輕視，更不要說此類資料的覆蓋面及其系統運用，對于水利社會研究方法所具之特殊地位了。

清咸豐三年（1853）山西祁縣古戀村《大東渠水利圖碑》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山西陽曲縣西張村《呼延同心兩渠圖說》拓片

最后，水利圖碑對于水利社會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在于相比包括文碑在內的一般水利文獻，它可以從不同側面揭示地方社會的結構和水利事件的實際過程，它就是說根據水利圖碑，研究者可以發現一些水利文獻中不易反映的問題，甚至可以反向思考作為民間文獻之一的圖碑本身在反映基層社會事實方面的一些特點。本書第六章討論的清代絳州鼓堆泉域由席村、白村分別刊立的兩通《鼓水全圖》碑就是典型一例。兩塊圖碑傳達的信息非常豐富，都是以鼓堆泉為源頭的渠道圖以及周邊的村落、廟宇、水利設施等，但兩碑表達的重點則隨立場的不同而呈現差異。作者結合其他文獻資料的記載，發現這些差異是席村與白村在鼓堆泉流域不同的成村歷史、居民構成和對泉水資源不同利用份額的反映。積累多年而難分難解的委屈、糾結、憤怒和不滿，導致兩村村民不得不對簿公堂，訴諸法律，而官府的介入結果往往又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所以只能在不影響社會整體利益前提下的“和稀泥”，民間社會矛盾的處理常常就是如此了結的。《鼓水全圖》一類水利圖碑的特殊功能也就表現在這里。刻成的圖碑分別反映了各村的利益，席村圖碑“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村民，不論是否識字，人們都可以通過此圖對席村在整個鼓水流域中的定位有一個明確的印象”；白村圖碑也是如此，“土地爭端是白村刊圖的直接原因……對官方正式記錄的接受也是該圖的特點”。作者由此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一是“水利圖碑也并非能應對所有爭端，圖像長于呈現空間，對涉及時間的信息其表現能力是不如文字的”，這可以看作是受制于圖碑資料類別的局限和“短處”；二是“水利圖碑的出現并非一個水利社會各個利益集團博弈調和并產生的公認秩序的產物，而是作為‘最小利益體’的聚落對資源訴求的展現。換言之，水利圖碑并不標志著一個水利社會運行秩序塵埃落定的聯合聲明，而常常是在利用了不同性質的公共權威默許之后才得以刊立，是一個夾帶著刊立人‘私貨’的單方面宣言”。

《圖碑證史：金元以來山陜水利社會新探》書中圖版

最令我嘆服的就是以上幾點概括。水利圖碑之“夾帶私貨”，更是一個令人拍案叫絕的判斷。此四字不宜作貶義解，若能指出什么是“私貨”，當事人刊立圖碑時“夾帶”了多少“私貨”，那是要在洞悉了事件全過程、盤活了全部細節后才能得出的“誅心”之論，豈容我等“吃瓜”人輕易置喙？官方文獻可以堂而皇之宣揚政治正確的“公”，地方文獻也可以兼而有之捎及小家小我的“私”，沒想到高高矗立的威嚴石碑居然也會在復雜的社會運作中，以圖文并茂的形式成了當事人“夾帶私貨”的載體，以至于“由圖碑數十年間衍生成的觀念、認知和印象撼動了數百年來的傳統，甚至能夠挑戰成文的正式規則”。圖碑之能被或應被賦予“證史”重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于此可得充分地說明。

這里也讓我順路想到了與閱讀文獻有關的一些問題。一般而言，官方文獻受統治者地位、立場、價值、利益的支配，常對朝堂之外的社會事務存在一定的偏見或猜忌，更會忽略和省略許多生動的生活細節，甚至會特意或無意地覆蓋、抹殺、否認、歪曲與官方觀點不相符合的事實。但由于官方文獻面對的是范圍不可控的讀者，因而奉公行事的編撰者會有心理壓力而不得不遵守公開的和正式的職業規范。而譜牒、碑刻、契文、規約等民間文獻雖有官方文獻所不具備的巨大價值，但因其讀者范圍有限可控，致使身份、目的各異的編撰者“夾帶私貨”的可能性劇增，也會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在使用包括圖碑在內的各類民間文獻時，進行必要的史料鑒別和史料批判工作是絕對必要的。華東師范大學王家范提醒我們閱讀方志時要密切關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普遍性，中山大學劉志偉提醒我們拿到族譜時要常常記得“倒過來讀”，廈門大學鄭振滿提醒我們面對地方文獻時要盡力理清“地方邏輯”。張俊峰的四字判斷也是這個意思，但與諸大佬的“提醒”相比，“夾帶私貨”論則更實在、更精彩地顯出作者對民間社會實際運作內在套路和外在表現形式之間那種奧妙微妙的平衡之深刻領悟。佩服之余，更值得仔細琢磨，好好把玩。

《圖碑證史：金元以來山陜水利社會新探》內頁

可以提出來供張俊峰在今后研究中繼續思考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如前所說，圖像之“圖”與圖碑之“圖”似乎有所不同。可以“實現視角的創新，達到透過圖像看物質文化、社會景觀、可視的敘事史的學術追求”的圖像，按我的理解，應該是指人們創作的各種畫像、塑像、影像、造像一類通過對所指事物和現象進行摹寫而成的作品，其能指與所指幾乎是重疊的，只有這樣的圖像，才能使“我們不僅能看到過去的影像，更能通過對影像的解讀探索它們背后潛藏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多種信息”，我們的思路、情緒和認知是可以同這些圖像傳遞的信息發生“短路”、出現火花的；而圖碑中的“圖”，多為簡潔的線性示意圖，按本書的描述，就是對水利存在狀態的渠道走向示意、水利開發示意、資源情況示意、村落形勢示意、溝渠分水示意、族群關系示意、地形分布示意等。如何在這兩種性質不同、手法不同的“圖”中找到共通的邏輯，使圖碑之“圖”也能如圖像之“圖”一樣，與研究者產生共鳴，使之成為“認識過去文化中宗教和政治生活視覺表象之力量的最佳向導”，是需要作者在今后的實踐中做出示范，并繼續探索和總結的。

第二，本書第六章結論中有幾個意味深長的問號：“水利圖碑是什么性質的存在？水利圖碑在地方社會起到了多大作用？為什么會出現從文字到圖像的轉變？”這些問題的提出，說明作者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在以“圖碑證史”之前，還有屬于圖碑本身的“內史性”問題需要解決，就像我們在研究族譜、以譜證史之前，一定會問族譜究竟是什么文獻？人們記錄族譜的目的是什么？人們在記錄族譜內容這件事上發現了什么意義？等等。不問這些前提性問題不行，不認真追問、不表現出自洽的邏輯并得出一個初步結論更不行。

第三，若要真正以“圖碑證史”，就要努力做到可用以“證史”的圖碑具有系列性、連續性、系統性的特點。要做到這點當然很難，圖碑畢竟不是圖像，但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要求高不一定是壞事，事實上也不見得就沒有實現的可能（如席村、白村分別刊立的兩通《鼓水全圖》就差強人意，約略似之）。要知道寫過《圖像證史》的彼得·伯克，是用 287幅年代可確定、已完稿的畫像（還不包括他掌握的 332款有準確年代的紀念章）才完成《制造路易十四》的。而在寫作該書之時的歐洲（1989年），在路易十四的歷史形象靠著文獻幾乎已世人皆知、人們堅信“不存在什么未見諸文字記載的重要史實”（見該書中文版前言）的情況下，作者是需要克服巨大困難后才能勉力做到這一點的。

以上是我讀了張俊峰新作后的一些感想和聯想，焦點有些散，考慮也不周全，有些內容可能已超出了本書范圍。但因為與張俊峰的交情夠了，互相間已有充分的默契，所以我一點不擔心，他是懂我的。

謹此祝賀本書的出版，期待張俊峰取得更大的成就。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