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是中國和坦桑尼亞建交60周年，兩年前中坦兩國元首共同宣布將雙邊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從以坦贊鐵路為代表的基建合作，到《歡迎來到麥樂村》展現的人文交往，60年來，中坦關系一直走在中非合作前列，已成為中非關系和南南合作的典范。然而，大多數中國讀者對于坦桑尼亞這個8000公里外的國度，或許只聞其名，未見其貌。

近期，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赴坦桑尼亞實地走訪，從最大城市達累斯薩勒姆到東部的魯菲季區，從農業重地莫羅戈羅到丁香遍地的桑給巴爾島，與開摩的的青年、逛書店的公務員、政府官員、玉米種植戶及往來兩國間實地開展農業試驗的中國學者充分交流，與讀者共同品味這個立體而多元的坦桑尼亞。

在坦桑尼亞最大城市達累斯薩勒姆的中心街區，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摩托車和三輪人力車來回穿梭，帶起坑洼馬路上一陣陣塵土。行人在路邊，不斷有人上前問“要去哪里”，并招呼上車。坐上一輛摩的，像是乘上一條魚，在車河的縫隙里飛快游動。拐了幾條巷子，喧囂漸離，沿路看到一家書店臨時停了下來。

達累斯薩拉姆街頭。

嵌著四方玻璃的老式木門幾乎掉光了白漆，透過玻璃一眼看到，墻上并排掛著坦桑尼亞首任和現任總統的表框照片。騎摩托的小伙子薩利博科指著書店招牌上“始于1966”字樣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店有些年頭了，外國人去得多，但他從來沒進去過，沒有看書的習慣。

書店里，除了柜臺后的店員空無一人，靠門的展示書架被坦桑尼亞裔英國作家古爾納的小說占據，每本書封上都印著“2021諾貝爾獎”的標識。正翻看著小說，有人推門進入，“古爾納是坦桑尼亞出生的作家，很受歡迎。”這位穿襯衫的中年人自然地攀談起來。

他實際上只讀過古爾納小說的一些片段，通過碎片信息了解大致內容，但對于書中展現的后殖民時代生存現狀，他頗有感慨——“不停回望過去就容易止步不前，我們已經獨立60多年，許多殖民國家都發展得很好，我們不應該把貧窮和落后歸咎于歷史原因，而應該重新審視現在所處的境地。”這似乎在回叩古爾納2021年的獲獎演說——“殖民史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腐敗和暴政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殖民遺產的一部分”。

說著，他遞來一張名片——他叫埃拉斯托·拉斐爾，在坦桑尼亞財政和規劃部信息通信技術和統計部門工作，言談間透露出對社會發展不足的強烈感受，渴望迎接一場變革。

門外的薩利博科依然坐在摩托上等待。他兩年前從專科學院畢業便一直在街頭開摩的，因為英語流利經常和外國顧客打交道，也因此比其他同行賺得略多一些。他透過玻璃一直往書店里看，希望能續上下一單生意。此刻，書店那扇老舊的木門如同知識和財富流動的分水嶺，門外有成千上萬薩利博科這樣的青年。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年輕的國家之一，坦桑尼亞青年勞動力快速增長，工業化進程卻難同頻，這個東非國家奔跑在后殖民的失望與希望中。

坦桑尼亞農村的孩子們。

摩的險途

在空蕩的書店轉了一圈，埃拉斯托·拉斐爾選了幾本有關法律、通信的書，他不確定自己能否完全看懂，但他認識到自己知識儲備太少，因而經常光顧書店。“這里英文書居多，很多人只會斯瓦希里語，有閱讀門檻。如果生活難以為繼，就更別提讀書了。”他說道。

薩利博科在門外等了約一個小時，看到終于從書店走出來的兩人，便熱情地詢問要不要再去博物館或者沙灘看看。被問到為何不去別處招攬乘客時，薩利博科靦腆一笑解釋道，跑得多不等于收入高，外國人一般去的地方多而且出手慷慨，是重點客戶。

達累斯薩拉姆街頭等待載客的摩的。

除了在街頭找尋散客之外，薩利博還在物流平臺注冊了騎手賬戶，手機隨時接單跑腿送外賣。另外，他還和一家醫療機構簽了半年期的臨時合同，每周固定時間向實驗室送一些采樣樣本和藥物，可以說最大化利用了自己的交通工具。

即便如此，他算了算月收入，情況好的話50萬先令（約合人民幣1325元）。但是每月要付25萬先令的房租，加上油費、修車費、伙食費等支出，一個月的結余不到十萬先令。“攢夠120萬先令，就能找一份正經工作了。” 他信誓旦旦地說，明年就能達成目標。

薩利博科從學校畢業兩年多，曾通過不同渠道找工作，荒廢了半年時間，不得已才開始跑摩的。“你知道who you know network（人脈關系網）嗎，這很重要。”這是他找工作過程中最深刻的體會，如果沒有人推薦和介紹，找工作難于登天，大多數時候投遞簡歷后連個面試機會都得不到。雖然他出生在達累斯薩勒姆，但父母只是開一個雜貨店，經濟和人脈都幫不上忙，要找工作只能花錢找“中介”。

據薩利博科對行情的了解，像他這樣的學歷要在私營企業獲得一份正式工作，要給中介預付120萬先令（約合人民幣3150元），簽約雇傭合同之后再交一半的月收入。他也曾嘗試過求職網站，同樣需要高額中介費，而且需要提交更多材料。

盡管坦桑尼亞近年經濟顯著增長，2023年GDP預計增長5.4%，服務業是主要推動力，工業領域仍然非常薄弱，新增就業崗位有限。坦桑尼亞研究與減貧研究所2019年報告顯示，每年約有100萬年輕人從各種教育機構畢業，而政府和私營企業每年創造的就業數量為25萬個，平均每個畢業生需要5.5年才能找到工作。政府敦促年輕人不要依賴政府提供的服務來求職，而是尋求從事自營職業。

薩利博科響應了官方呼吁，做摩的司機是門檻最低的自營職業之一，買輛二手摩托，考一張駕駛執照就可以糊口，至于其他一些必要的檢測和材料，他說只要向警察“打點”一下即可。根據坦桑尼亞政府統計數據，2014年坦桑尼亞新增摩托車注冊量14.8萬輛，目前估計全國共有160萬摩托車騎手。

作為東非沿海的特大城市，其人口快速膨脹超過800萬，推動出行需求不斷增長，由于道路基礎設施條件差、公交服務質量低下，摩的服務的需求量攀升。 薩利博科打著了摩托車，行駛在達累斯薩勒姆城區的一條主干道上，半邊車道的路面被全部挖開，一路上泥漿和沙土飛濺，交通規則和信號燈對摩托而言形同虛設。

薩利博科駕駛摩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在過去十年中，非洲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數增加了17%，專家指出摩托車數量的大幅增加是道路死亡人數增多的部分原因。坦桑尼亞首席醫療官艾菲洛·西克瓦勒2022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醫院急診科的交通事故傷者中超七成與摩的或三輪人力車有關，這給醫療保健系統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即使不提道路安全、空氣污染問題，單從就業而言，大量年輕人從事非發展性工作的影響是深遠的。正如《公民報》評論所言，讓坦桑尼亞加冕非洲摩的之王不是正確的方向，對于一個擁有大量青年人口的國家，摩的這樣的工作對勞動力知識或技能的提升幾乎沒有貢獻， 這個社會的人力資本面臨缺乏關鍵技能的重大阻礙。

在非洲大陸，從政治家到社會經濟分析師，無不感嘆就業崗位短缺，問題在于人力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匹配。包括坦桑尼亞在內，采用的大學模式是殖民國家的復制品，具有基本相同的學科配置和治理結構。“從大學和各種院校出來的‘夾生’（half-baked）畢業生找不到合適工作，對國家經濟貢獻寥寥，工業化發展落后，繼而難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 。” 埃拉斯托·拉斐爾認為，必須推動坦桑尼亞的教育體系改革，讓年輕人學習到切實的技能，才能改善就業率。

坦桑尼亞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推行高等教育政策自由化，包括1999年頒布的教育和培訓政策、國家高等教育政策，這導致致力于培養中等技能勞動力的非大學高等教育機構的轉型，它們放棄了三年制的高級文憑課程，轉而提供 “專業學位”，學術項目和組織結構向大學靠攏。達累斯薩雷姆大學教育學院的一份報告認為，這種“學術漂移”使中等技能勞動力的平衡發展受到限制，影響了國家發展目標的實現。

非洲大學協會前秘書長Goolam Mohamedbhai撰文指出，非洲無疑需要更多優秀的專業工程師，但同樣需要受過實訓且技能多樣的技術人員，他們不僅要支持專業工程師，而且要為中小型工業提供服務，以便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生活質量，并更充分地利用當地資源。但是隨著技校和職校的減少，人力資源出現短板。

浪潮邊的平靜

薩利博科在3年制的學院就讀商業管理，獲得了專業文憑。在他看來，學位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對律師、醫生、老師這種專業性強的工作很重要。“對我來說是一張紙而已，多幾張也找不到工作”。

他在為求職發愁時，鄰國肯尼亞正爆發曠日持久的Z世代抗議，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一代首當其沖地承受了該國經濟問題帶來的影響——更高的失業率、更低的收入水平和更少的投資，肯尼亞政府提高稅收的企圖觸發了他們積蓄已久的不滿。坦桑尼亞同樣也存在失業率高企、收入水平低的問題。

坦桑尼亞反對黨ACT-Wazalendo警告說，如果政府未能解決青年失業問題，就有爆發反政府抗議的風險。坦媒報道稱，該國民眾對抗議的態度是絕望又謹慎。8月3日，坦桑尼亞總統哈桑向當地糖廠經營者發表講話，試圖平衡商業利益與百姓生計，被廣泛視為預防Z世代抗議的言論。她說：“當沒有食物時，Z世代就不會保持冷靜，他們將走上街頭。或者如果一公斤糖賣到9000先令，年輕人也不會平靜。”

坦桑尼亞路邊售賣的總統海報，戴紅色頭巾的為現任總統哈桑，另一位是該國首位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

薩利博科說，抗議不一定能解決問題，政局動蕩對誰都沒好處。他的態度代表了一部分年輕人。

8月12日，坦桑尼亞反對派計劃舉行集會時，警方以有暴力行動計劃為由，逮捕了主要反對黨的領導人和數百名支持者，次日釋放。總統哈桑作為坦桑歷史上首位女總統，2021年上任時曾承諾，將回歸“競爭性政治”，并于2023年解除了對反對派集會的六年禁令。分析人士認為，坦桑尼亞避免受到反政府抗議浪潮影響的唯一途徑是建立機制，確保公共問責。

薩利博科對社會穩定表現得很篤定，坦桑尼亞的一位資深記者也對澎湃新聞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我們與其他東非國家不同之處在于，為和平而驕傲。”他認為，坦桑尼亞人具有很深的民族認同感，斯瓦希里文化及其語言是其源頭和基礎。然而不可否認，在坦桑尼亞看似平靜的水面之下，各種形式及維度的貧困是和平所面臨的最大威脅，

茅屋之困

坦桑尼亞官方統計顯示，按照每天1.9美元的國際極端貧困率計算，2011年至2018年間，該國的貧困率一直保持在49%。此后據非洲開發銀行估計，有100萬人因新冠疫情再度返貧。與城市人口相比，農村人口的貧困程度更高，擺脫貧困循環方面面臨的障礙也更多。

在東部魯菲季區的Ikwiriri鎮，泥瓦房不多見，沙土路兩邊的人家大多住在金屬薄板屋頂的單間平房，零星幾只羊散養在外面，精瘦得像家犬。

哈迪雅·巴卡里一家的條件明顯更差一些。她倚著墻坐在自家屋檐下，茅草屋頂被焦陽曬得發脆，風一吹就飛起一層草屑。背后的黃色泥墻干裂成一塊一塊的，墻面上的破洞露出里面的石塊和細條樹枝。從遠處看，屋子往一邊微微傾斜，兩側用兩根粗木棍支撐著。屋里除了一張床，就只剩幾個敞口的塑料水桶。

哈迪雅·巴卡里坐在屋檐下。

“最擔心房子的狀況，下雨時屋頂漏雨，可能隨時會塌。”50歲的巴卡里對澎湃新聞說起生活中最大的擔憂，那一刻貧困被具象化了。她和孩子們以及孫輩24口人住在一起，種地一年僅有20多萬先令的微薄收入，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

今年4月，大雨持續沖刷，魯菲季區附近的坦桑最大河流魯菲吉河發洪水，超8萬人受災，超過 28000 公頃的農作物受損。雨季過后，魯菲季河的大量淤泥沉積在兩岸形成沼澤，體內有瘧原蟲的按蚊便在沼澤中滋生繁殖，巴卡里熬過了洪水泛濫的日子之后，她和女兒相繼染上了瘧疾。

這對巴卡里來說并不陌生，被按蚊叮咬之后，瘧原蟲進入人體會直接引發瘧疾，每年家里都有人感染，她已經記不清得過多次，發燒、頭痛、寒戰、全身不適，嚴重的時候甚至有生命危險。中國在2021年已經消除了瘧疾，但瘧疾仍在非洲肆虐，該地區11個國家的瘧疾負擔約占全球的70%，其中也包括坦桑尼亞。1990年代以來，坦桑尼亞采取了不同的干預措施，也嘗試借助其他國家的經驗，減少這種疾病所帶來的負擔。2018年12月，在蓋茨基金會的支持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制所和坦桑尼亞依法卡拉衛生研究所主導實施了“中-坦瘧疾防控合作示范項目”，在借鑒中國消除瘧疾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一個本土化的瘧疾控制策略。盡管新冠疫情期間部分干預措施的實施受到影響，所有干預地區的人群瘧疾患病率均呈現下降趨勢。此外，在外部援助的支持下，坦桑尼亞瘧疾非重癥病例的檢測和治療是免費的，但巴卡里和女兒都沒有去鎮上的健康中心治病，而是自己在藥店買了些藥。

根據魯菲季地區衛生信息系統協調員薩吉德·伊斯梅爾的介紹，在該地區，一個家庭的平均月收入為10萬先令，醫保費用為1年3萬先令，卻只有15%的居民有醫保。5歲以下兒童、孕婦和60歲以上老人看病完全免費，但如果醫保不普及，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的風險依舊很高。

巴卡里一家都沒有醫療保險，去公立醫療機構看病需交5000先令的掛號費，舍不得掏這筆錢。然而一家人反復患病，不斷買藥的費用也不是小數目，疾病使這個貧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哈迪雅·巴卡里一家老小。

依法卡拉衛生研究所首席科學家普羅斯珀-查基（Prosper Chaki）指出，醫改覆蓋率低的原因當中存在意愿問題，不完全是負擔不起，大多數人認為一次交30000先令保費太多，更傾向于自己花錢去買藥。在坦桑尼亞，人們尚未形成購買醫療保險的意識，也沒有為健康投資的概念，如果進行廣泛的教育，他們將會意識到醫保的重要性。

現代醫保意識是一方面，而歷史的陰霾或許是硬幣的另一面。1961年坦桑尼亞獨立之前，曾是德國殖民地，后來成為英國保護地。在這72年期間，西方醫療服務針對的是為殖民政府工作的外國人。獨立后坦桑政府擴大了醫療服務，但是面臨諸多挑戰，一些分析認為鴻溝主要在于疾病負擔的數據積累少，醫療衛生人力不足，在醫療衛生領域投入的預算十分有限。

根據坦桑尼亞衛生部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只有約15%的國民擁有某種形式的健康保險。去年底，坦桑尼亞頒布了《全民健康保險法》，要求所有居民必須至少擁有最低限度的健康保險，由國家健康保險基金或其他經批準的供應商提供。然而，《非洲報告》（The Africa Report）今年 5月報道，坦桑尼亞國家健康保險基金因債務、管理不善和腐敗等沉重負擔而陷入困境，目前已威脅到公共健康保險計劃的安危。

包括抗瘧項目在內的許多醫療衛生項目都面臨缺乏資金的挑戰。過去幾十年，包括中國、瑞士、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和非政府組織在坦桑尼亞實施抗瘧合作和援助，但是項目一旦停止，當地又面臨病例反彈的風險。

正如巴卡里一家住在漏雨又漏風的茅屋，極易遭受瘧疾等傳染性疾病之苦，繼而加重貧困，進入循環往復的惡性循環。當問及“是否應該把減貧的努力置于消除瘧疾之上”時，薩吉德·伊斯梅爾坦言，人們通常會去應對結果，而非源頭。比如應對瘧疾時致力于分發蚊帳，而非阻斷滋生蚊蟲的水源問題，但后者需要地方政府去改善，比如道路建設時設置適當的排水系統，解決蚊子繁殖問題，從而降低感染的風險，但實際上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魯菲季區Ikwiriri鎮的一條正在修建的馬路。

道路排水和水利設施建設都將有助于改善魯菲季地區的衛生環境，促進當地發展，但是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考慮到建設成本和效率，基礎設施的完善過程是艱難的。例如在魯菲季河上仍在建設的新朱利葉斯尼雷爾水電站大壩，自1960年代開始考慮建設這座大壩直到今天尚未竣工，而且其主要目的是水利發電而非防洪。

今年一場嚴重的洪水讓魯菲季地區受到重創，這個以農業為支柱的地方面臨顆粒無收的局面。據坦桑尼亞媒體報道，政府承諾將為此類災害做好準備，總統辦公室國務部長穆罕默德·姆成格瓦在災后到訪，捐贈4000萬先令以支持農民購買下一季的農作物種子。

巴卡里家以種水稻為主要收入來源，一場洪水足以摧毀一個家庭全年的生計。在坦桑尼亞，如此極端貧困的家庭并不是廣泛存在，但是多數小農戶的確過著“靠天吃飯”的生活，抵御自然災害能力非常差，而小農戶是坦桑尼亞經濟支柱產業的主導力量。

土地上的鴻溝

從達累斯薩勒姆一路向西進入莫羅戈羅省，沿途的劍麻一望無際，這種形態張揚的常綠作物提供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天然硬纖維，可用來制作纜繩、汽車內襯、地毯等，19世紀它由德國殖民者將劍麻帶入坦桑尼亞，同時引入的還有咖啡、棉花等經濟作物。隨著種植園的迅速鋪開，坦桑尼亞建立起經濟作物種植體系，為歐洲工業和消費提供原材料，賺取了大量外匯，迅速取代了以高粱、木薯、鷹嘴豆等殖民前的傳統作物，本土農業系統的自然演化被打斷。

去往莫羅戈羅省沿途的劍麻。

來自德國、英國的殖民統治促進了農業技術在坦桑尼亞的應用，但事實上直到現在，無論在大陸的莫羅戈羅省還是桑給巴爾的溫古賈島，灌溉設施十分稀缺，大型商業農業模式很難在小農戶的家庭生產中得以應用，而小農貢獻了坦桑尼亞農業總產值的 75% 以上。

在莫羅戈羅省的瓦辛巴村，小農戶種少量水稻、玉米等主糧作物，基本自給自足，還有一些種香蕉、椰子、腰果、芝麻等經濟作物，規模也很小。當地沒有整齊的溝渠和灌溉，村民也很難負擔買化肥和農藥的費用。莫羅戈羅地區助力行政秘書羅薩莉亞·魯韋加西拉指出，小農戶的勞動力有限且缺乏機械化，而且他們沒有正規渠道銷售水果和經濟作物，只能自己去市場直接售賣，或者通過商品交易所等機構拍賣。隨著每一年收成以及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小農戶的收入也是彈性的，這些都限制了他們大規模生產。

瓦辛巴村附近的農田。

伊德里薩·塞勒姆家有幾畝地，種了水稻和香蕉，但他作為青壯勞力很少為家里務農，更多時候是去各個農場和種植園做收割工，非豐收季就在商店打工。“種地產量低，給農場做短期雇工收入更多，一切能賺錢的活兒都做，但都不長久。”他說，農村地區沒有年輕人只固定做一份工作，多少會干些農活來滿足自家需求。

坦桑尼亞政府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農業占該國 GDP 30%，但從事農業的人口正在逐步下降。雖然農業產出的實際價值顯著增長，主要反映了耕地的顯著擴張而非土地生產力的提高，莫羅戈羅是坦桑尼亞重要的農業中心，但是也面臨缺乏現代技術和農業設備的困境，中國農業大學自 2011 年起開始與該省合作，開展以玉米增產、增收為核心的“小技術、大豐收”項目，并從2021年發起“小豆子、大營養”項目，促進當地的大豆生產與加工。

“一開始他們很難接受，突破了傳統知識體系。他們原先沒有整齊播種，也不會定期除草。而我們的示范做法是固定行距和株距，并且定期除草。” 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學院副院長唐麗霞說，希望當地能接受中國的“精耕細作”，更好地使用土地。但是他們很難全盤接受，因為土地資源并不緊缺，而勞動力有限。

中國農業大學的“小技術大豐收、小豆子大營養”項目

瓦辛巴村的農戶反饋，他們愿意學習先進農業技術來幫助增產，但是實踐起來需要購買農業裝備和肥料，并要投入更多勞動力，很難持續負擔后續支出。當澎湃新聞把這個問題拋向莫羅戈羅地區行政秘書穆薩·阿里·穆薩，他回應：“錢不是問題。”

穆薩·阿里·穆薩解釋，地區政府推行了很多項目支持農民，比如為年輕人、婦女和殘疾人提供0利率的貸款，以幫助他們促進農業生產。但關鍵問題是他們拿到錢之后怎么花。 “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最難改變的是文化和習慣，但是我相信可以做到。”

政府希望農民更有效地利用農業資金，而政府的農業預算分配同樣存在利用效率問題。非洲聯盟（CAADP）曾呼吁聯盟成員國將國家年度預算的10%用于農業，多國簽署了《馬普托宣言》，承諾把國家預算用于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比例至少提高到10%，但其在整個非洲大陸的落實情況并不一致。

英國學者撰寫的《非洲鄉村的繁榮？通過坦桑尼亞的縱向研究洞察財富、資產和貧困》一書中指出，坦桑尼亞也簽署上述宣言，但調查顯示分配給農業部的資金往往只夠支付工資和行政費用，在地區一級，農業人員可用于基層工作的資金很少。

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何小農戶對“現代”農業方法反應遲緩。盡管集約化被很多人視為非洲農業前進的道路，但是在坦桑尼亞，小農戶采用農業集約化方式的比例仍然很低，這反映了農民對改變種植模式以及依賴市場等變化仍然憂心忡忡。

坦桑尼亞歷任政府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農業規劃。2011年，基奎特政府制定了農業和糧食安全投資10年計劃，規劃了實現農業GDP 年增長率 6%目標所需的投資。2018 年，馬古富力政府啟動了農業部門發展計劃，規劃了到 2028 年的農業發展道路。2024年，哈桑政府提出 2050 年農業轉型總體規劃，旨在領導未來25年發展。

“我們擁有很多愿景和計劃，每換一任總統就會出現一個新的路線，但是很少人去關心前一個規劃實現了多少，現階段更需要什么。” 坦桑尼亞財政和規劃部信息通信技術和統計主管埃拉斯托·拉斐爾說，政策連續性是一個重要問題，否則一直擺脫不了落后的狀態。

莫羅戈羅省的一家小店，孩子們在門口玩耍。

“雨水從何時開始抽打我們？拉斐爾說，人們常常會用這句話來哀嘆國家的破碎，這是西非 “伊博族”的一句諺語，意指一個人如果不知道雨水從哪里來襲，就無法知道他在哪里拭干自己。非洲社會文化和政治話語中常常假設，從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到 1885 年柏林會議（1885年的柏林會議上，歐洲列強決定了非洲的領土劃分）， 歐洲的“發現”讓“雨水”開始襲擊非洲。

“我們應該思考的或許不是雨水，而是找到一把傘。” 拉斐爾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