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嚴肅的人口學八卦組 嚴肅的人口學八卦

作者｜胡文波

責編｜李婷

圖文｜胡文波

低生育率已成為學界和社會的普遍共識。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的生育率持續走低，2023年出生人口僅為902萬，已不到2016年出生人口的一半。

在青年群體中，低迷的生育意愿尤為明顯。根據2021年中國大學生婚育觀調查，大學生的平均意愿子女數僅為1.36個，這一數據顯著低于其他年齡段。

與此同時，經濟不確定性帶來了青年群體失業率的上升，以及加劇了青年群體的焦慮與悲觀情緒。從“躺平”、“擺爛”、“內卷”等詞的興起，再到“發瘋文學“、“窩囊廢文學”這些梗的爆火，均反映出年輕人在面對社會困境時的無奈與彷徨。

一項對知乎評論文本的網絡話語分析研究發現，青年對未來發展的悲觀預期、自我感知的被剝削感，以及對孩子未來社會地位的憂慮，都是影響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那么，對未來越悲觀，真的越不想生孩子嗎？

一、悲觀與生育：從經濟不確定性說起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在生育領域經歷了第二次人口轉變，生育率急劇下降，并長期低于更替水平。在人口學研究中，通常從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視角出發，強調個體化進程以及婚育觀念的轉變對歐洲人口變化的驅動作用。然而，第二現代性理論同樣提供了理解低生育率現象的另一種視角，尤其是從風險社會和不確定性等角度出發。

烏爾里希·貝克著作《風險社會》封面

貝克提出的第二現代性理論強調，現代化帶來的新風險以及由此引發的個體本體不安全感，是導致低生育率危機的重要因素。雖然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讓人類擺脫了前現代社會中面臨的饑荒和地方性傳染病等生存風險，但同時也創造了新的不確定性。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技術的快速變革、勞動力市場的波動，以及傳統家庭作為個體庇護傘的瓦解，均使個體面臨無處安放的困境。

在風險社會中，人們的生活充滿不確定性，進而引發普遍的焦慮、不滿和對風險的厭惡。在現代社會中，生育和養育孩子是一項充滿風險的事務，尤其是在缺乏傳統家庭支持的情況下。為了規避風險，選擇少生育、推遲生育甚至不生育，便成為了許多人的自然選擇。

第二現代性理論恰恰回應了當時西方社會在經濟領域的變化。當我們把目光轉向經濟領域，同樣是20世紀70年代后，自20世紀70年代起，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興起，去政府管制、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化成為主要經濟政策原則。二戰后建立的福利國家制度經歷了轉型，國家不再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

盡管新自由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帶來了經濟的繁榮、更具活力的市場和企業，然而，在另外一個維度上，新自由主義同樣將風險轉嫁給了個人，為個體特別是年輕人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在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經濟社會的不確定性加劇，許多年輕人需要直面不穩定和低質量的工以及不確定的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前景。

在這個意義上，經濟社會的不確定性、風險向個體的轉移等因素，共同導致了低生育率的出現。

二、從客觀轉向主觀：未來敘事的作用

08年經濟危機后，研究逐漸關注重大危機對生育的影響，同時，經濟不確定性的相關議題也開始融入生育實證研究的視野。研究表明，經濟不確定性指標與生育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基于歐美國家的數據，相關研究發現，消費者信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等指標明顯負向預測出生率。

如果經濟不確定性對生育的影響僅限于客觀經濟限制，那么隨著經濟復蘇，生育水平理應隨之回升。然而，數據顯示，經濟危機結束后，生育水平并未隨著經濟的回暖而恢復。隨著時間推移，許多國家的生育率仍在緩慢下降，即便是性別平等和家庭政策最為完善的北歐國家也是如此。

這一現象表明，僅靠客觀的結構性因素無法充分解釋生育水平的下降，研究者們開始將目光轉向經濟危機對人們主觀態度的影響。

一系列研究顯示，經濟危機對生育的影響不僅體現在人們的客觀經濟狀況變化上，還在于經濟危機改變了人們的主觀認知。危機加劇了人們所感知的經濟不確定性，放大了對未來經濟的負面情緒，從而抑制了生育意愿。

即便危機已經過去，這種“過去的陰影”仍持續影響著人們的生育決策。

Vignoli等提出的“未來敘事”框架進一步強調了個體對未來看法在生育決策中的重要性。該框架認為，個體對未來的認知是生育決策的關鍵因素，結構性約束、過往經歷、期望、想象和對未來的敘事共同影響生育選擇。在個體心理層面，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前者影響后者，但后者并不完全受前者的制約。

圖片來源：Vignoli一文中的“未來敘事”框架

“未來敘事”框架同時強調，個體對未來的看法并非孤立存在的“無緣之木”。它深深扎根于個體所處的文化和制度環境中，受到公共媒體、朋友關系以及由這些因素形成的“共享敘事”的影響。因此，個體對未來的看法能夠超越經濟不確定性，并不完全依賴于結構性約束和主觀感知的影響。

那么，個體對未來的看法又是如何影響生育的呢？Vignoli團隊在另一項基于情境實驗的研究中發現，個體的未來觀確實顯著影響其生育意愿。當人們接收到關于積極經濟情境的描述時，往往表現出更高的生育意愿；而在接收到消極經濟情境的描述時，生育意愿則顯著降低。值得注意的是，積極與消極的未來情境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并不對稱。相比于積極的經濟場景對人們生育意愿影響的增益，消極的經濟場景對人們生育意愿的負面影響更大。

三、不僅僅是經濟狀況，同樣也是對社會環境的擔憂

多年前，樸樹在接受一檔電視訪談節目中說到自己不敢嘗試做父親的原因：“我會覺得我沒有把握，把這個孩子教育成一個好人，一個人格健全的人，社會是這樣，然后我真的沒有把握，看著他從小在看著垃圾電視劇，吃著垃圾食品”。

這段話揭示了悲觀情緒與不生育之間的另一層關聯。在人們進行生育決策時，除了考慮經濟狀況外，他們還會評估整個社會環境的氛圍是否對自己的孩子更友好。

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於嘉老師，在講教育焦慮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時，也談到了類似的說法。

“其實我們在考慮生育這件事情的時候，并不僅僅考慮我當下的狀態，我們也會考慮孩子成長之后會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環境里。如果我生活在一個教育競爭壓力這么大的地方，我會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也要面臨一個這么焦慮的環境，我的選擇可能就是干脆不生孩子了。”

最近發表在《人口與發展評論》上的兩篇實證研究支持了類似的觀點。在其中一篇中，研究者利用了荷蘭的一項縱向研究數據，以處于生育年齡的個體作為重點受訪者，這項數據在初訪時收集了受訪者認為未來一代六個不同領域的自我報告負面評估，同時也追蹤了受訪者實際的生育狀況。最終結果表明，那些對下一代未來感到更悲觀的人，成為父母的可能性顯著更低。

圖片來源：Societal Pessimism and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A Future Too Bleak to Have Children?

另外一篇則基于德國經濟社會小組數據，發現除了經濟和安全因素外，對環境保護、氣候變化和戰爭等社會環境的擔憂同樣顯著降低了受訪者成為父母的可能性。

四、寫在最后

盡管缺少嚴謹的實證研究證據證實中國情境也是如此，但上述研究也許為我們理解近些年的低生育率現狀提供了一個視角。

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很可能塑造了年輕人的社會心態，從而進一步影響他們的生育觀。隨著整個社會走入相對穩態的周期，外部環境愈加復雜以及社會經濟發展不確定性的增加，今天的年輕人對于未來的敘事和想象更容易陷入一種普遍的焦慮感和悲觀當中。此外，正如Vignoli所說的，人們對未來的敘事同樣也是基于社交媒體的“共享敘事”。處于數字時代的個體，也更容易被社交媒體上放大的焦慮感所席卷。近年來“考公熱”的現象，正是年輕人在不確定時代中追求確定性的一個重要表現。

此外，我們還需關注人們對社會環境的感知可能對其生育決策產生的影響。在東亞的語境下，人們的生育決策往往與他們感知到的社會流動性狀況密切相關。如果年輕人對自己的未來持有較為悲觀的態度，無法為自己的孩子提供一個相對優渥的生活環境，并且覺得下一代將面臨階層固化、難以改變命運的局面，那么他們很可能會選擇不生育。

因此，如何重塑年輕人對未來的信心，讓年輕人擁有更多的獲得感，營造一個更多元和包容的社會環境，或許將是破解低生育率難題的一個重要面向。只有當年輕人看到希望和機會時，生育意愿才能得以恢復，未來的社會才可能煥發出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劉慧君，陳香君. 低生育率困境何以形成？——中國青年生育意愿的質性分析［J］. 家政學刊，2024，1（1）：66-74.

Golovina, K., & Jokela, M. (2024). Personal and social worries associated with the likelihood of having childre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Ivanova, K. and Balbo, N. (2024), Societal Pessimism and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A Future Too Bleak to Have Childre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50: 323-342.

Vignoli, D., Minello, A., Bazzani, G., Matera, C., & Rapallini, C. (2022). Narratives of the future affect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8(1), 93-124.

Vignoli, D., Guetto, R., Bazzani, G., Pirani, E., & Minello, A. (2020). A reflection on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fertility in Europe: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Genus, 76, 1-27.

本期作者

胡文波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碩士生

本期責編

李婷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

本期圖編

胡文波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碩士生

原標題：《不確定的時代：對未來越悲觀，越不想生孩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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