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訪華，在時代大潮的推動下揮起了砸破中美堅冰的第一鎬。50多年后，基辛格這個名字似乎已成為了“中國通”、“知華派”、中美間“橋梁”的代名詞，當然對此也存在一些不同視角的爭議。如今，斯人已去，中美關系也經歷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即使無法再回到過去，中美之間也依然需要如基辛格那樣，堅持不懈維護和促進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有識之士。或者說，中美關系越是艱難，越需要有更多的“基辛格”來努力維系中美之間各領域的交流不絕如縷。

基于此，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國際新聞中心推出“尋找‘基辛格’”系列報道，對誰可能成為“基辛格”進行開誠布公的探討。也許，當下的中美兩國間是否還能出現“基辛格”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抑或“尋找‘基辛格’”的探索和努力將可能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觀察和討論中美關系的一個切入視角。我們也歡迎讀者朋友加入這個討論和思考，期待您在留言互動中分享自己的看法。

當地時間2023年11月29日，剛過完百歲生日的基辛格溘然長逝。這位親身經歷、運籌和處理中美關系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美國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國際政治學學術大家離世而去，但他對美國外交和中美關系發展所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將長留人間。

基辛格在人生最后幾個月對中美關系發出的警示——“中美兩國管控沖突、避免陷入軍事對抗的窗口期只剩下不到十年的時間”，更是中美兩國政界和學界需要不時咀嚼和汲取的恒言。尋找和呼喚“下一位基辛格”,是基于發掘和提升兩國關系中真正能夠代表人民心愿的理性聲音和強大智力，為中美關系的未來開辟健康、可控和可以共鳴共生的政治和社會力量。

中美關系的穩定和建設性發展呼喚“下一位基辛格”

中美關系從上世紀80年代的“準同盟關系”到90年代以后克林頓政府對華“接觸政策”，從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反恐合作到奧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從特朗普政府宣布中國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到拜登執政后旨在全面打壓中國、又要與中國保持選擇性合作的“3C戰略”，美國的中國政策自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以來歷經45年風風雨雨，已經進入了質變的關鍵階段。

從國際關系理論和歷史來看，特定的國際權力分配結構中的“老大”都普遍將實力地位最接近自己的“老二”視為最大的威脅，并將遏制“老二”的持續崛起視為維護自身霸權地位優勢的最大戰略利益和政策目標。盡管中方不斷對美國官員強調，中國共產黨執政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中國不想跟美國競爭老大、還是老二，希望美國樹立對華正確的戰略認知，但國際政治的本質永遠是國家間圍繞著權力、財富和利益永無休止的競爭。美國今天的中國政策更是基于美國霸權、霸凌和霸道的心態與利益觀，試圖通過遏制中國崛起來鞏固美國的霸權地位和特權。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的“威脅”，系統性地進行戰略打壓與遏制，不但自己陷入、還試圖將中國拖入“修昔底德陷阱”——在這種“陷阱”中，老大、老二的關系永遠是最具有爭議性、沖突性，甚至是戰亂對抗性的關系。

然而，世界已經進入了21世紀。面對人類渴望可持續的和平與發展的基本訴求，面對科技革命給戰爭行為帶來的巨大傷害，面對新冠疫情、氣候災變等全球性議題的嚴峻壓力，面對多元世界在不同國別和區域始終難以改變的沖突和戰亂，中美兩國作為國際社會兩個最重要的大國，如果陷入新冷戰和全面對抗，對世界和兩國人民究竟意味著什么、對全球發展意味著什么？這都將是不言而喻的。中美合作是21世紀人類的福音，而中美難以管控的對抗，只會變成21世紀世界政治最大的災難。

“基辛格現象”背后的歷史根源

中美關系中的“基辛格現象”并非可以輕易復制的。

基辛格 視覺中國 資料圖

首先，基辛格杰出的才華和學術成就，是他作為頂級外交官所具有的、常人難以企及的稟賦。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期間，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秘密訪華，為中美建立外交奠定了良好基礎。1972年2月，基辛格陪同尼克松總統訪華。基辛格還是結束越戰的談判中美方主要人物。1973年1月，他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基辛格也為美蘇締結限制戰略核武器條約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基辛格也因此贏得了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1977年，基辛格退出政府任職，當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福特授予基辛格總統自由勛章，并稱贊他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基辛格是在人類智力世界和權力世界都達到鮮有高度的強者，其聲名顯赫且歷久不衰。

其次，基辛格對中美關系不僅親歷親為，而且和平與合作的信仰始終是基辛格世界觀的核心內涵。基辛格的中國情結，更源于他對中國和中華文明的欣賞、理解和尊重。基辛格1971年7月延續“乒乓外交”的北京之行，為尼克松1972年2月的訪華和中美兩國跨越自1949年以來長達23年的敵對狀態，與周恩來總理一起做出了務實安排。即便退出政府之后，基辛格仍然始終關注中美關系，并為兩國關系的發展不斷盡心盡力。基辛格不止一次強調，中美合作對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至關重要。他表示，“期待美中兩國都確認共同致力于建設一個和平與繁榮的世界秩序”，雙方應把友好與合作作為共同目標，并為此做出不懈努力。他在《論中國》一書中強調，“我終生都在從一個美國人的視角反思如何締造和平”。

基辛格在美國外交史上占據了重要位置，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更是中美關系一路走來的歷史性謀劃者、參與者和見證者。更重要的是，基辛格作為學者和外交官對和平的信仰來自于他的大學學習。基辛格在哈佛大學的本科畢業論文《歷史的真義》，極為推崇康德的“絕對命令”理念，認為“和平是人類最崇高的奮斗目標，是對人的道德人格的終極肯定”。基辛格91歲時出版的《世界秩序》一書仍在大量引用康德的觀點。和平主義的信仰，是基辛格一生成就的重要基石。

第三，基辛格是中美關系合作的堅定信仰者和中美友誼的傳播者。這位為半個多世紀中美交往盡心盡力的外交家和學者，被中國政府當之無愧地稱贊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剛剛度過百歲生日的基辛格冒著酷暑訪華。習近平主席特意在當年周恩來總理首次會見基辛格的釣魚臺國賓館5號樓同他親切會見，深入交談。習近平主席表示，中國人重情講義，我們不會忘記老朋友，不會忘記你為推動中美關系發展、增進中美兩國人民友誼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前駐美大使崔天凱后來撰文提起這次習主席與基辛格會面的場景，強調“那次會見飽含真情實意，今日重溫，讓人回憶起更多往事”。

基辛格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從上述三個角度出發，嚴格按照基辛格先生的標準尋找“下一位基辛格”的成功幾率太小了。但正如崔天凱大使所言，“基辛格用畢生精力維護中美關系穩定，促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友好相處。這項偉大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續努力。中美關系希望在人民，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希望中美兩國的青年人能夠繼承和發揚基辛格的事業，為中美關系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為世界和平、穩定、繁榮做出應有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來說，尋找“下一位基辛格”，就是要為中美關系的穩定、進步和發展尋找生生不息的中美交往與友情中的代表性正能量！讓兩國人民和社會更多地聽得見、聽得進合理和建設性的推進兩國關系的聲音。

詹姆斯·斯坦伯格：最有希望的下一位“基辛格”？

詹姆斯·B·斯坦伯格教授（James Braidy Steinberg）在學術和政府工作經歷、政策參與深度以及對華政策和戰略思維主張的包容度等方面，是一位跟基辛格博士具有一定相似性的美國學者。

斯坦伯格擁有哈佛大學學士學位和耶魯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之后進入美國政府任職。1996-2000年，他曾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作為克林頓總統的特別代表參與了1998年和1999年的兩屆G8峰會。斯坦伯格教授曾在2009年至2011年期間擔任奧巴馬政府國務院的常務副國務卿，是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主要助手，也是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非常活躍的外交官。斯坦伯格在美國政府、智庫和大學頻繁的“旋轉門”經歷，不僅使得他在美國高級外交官中具有深厚的學養和理論功力，更使他在美國國際關系學者中對于現實世界具有一般學者難以獲得的接觸度和透視力。斯坦伯格還曾擔任得克薩斯大學林登·B·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院長（2005-2008年），以及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項目的副總裁兼主任（2001-2005年）。

作為在國際事務和政策制定領域享有盛譽的學者和外交政策專家，斯坦伯格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第十任院長。他之前擔任錫拉丘茲大學社會科學、國際事務與法律大學教授，并擔任該校麥他斯韋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達五年之久。他的專業領域涵蓋外交政策、戰略決策和國際安全，其在政策規劃和國家安全領域的貢獻備受國際矚目。

2023年，斯坦伯格在上海接受媒體采訪。

在學術領域，斯坦伯格著有多部關于美中關系的權威著作，包括與邁克爾·奧漢倫合著的《半滿的玻璃杯？美國與中國關系中的再平衡、再保證與決心》（2017）、《戰略再保證與決心：21世紀的美中關系》（2014）。他還在眾多學術出版物中撰寫了大量章節和文章，探討了美國的全球政策架構、歷史與政策決策的交互作用等主題。他的著作和研究不僅對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對實際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寶貴的參考。斯坦伯格因其卓越的貢獻，榮獲了包括美國政治學會約瑟夫·J·克魯澤爾紀念獎、中央情報局局長獎章以及國務卿杰出服務獎在內的多項重要榮譽。

斯坦伯格的“中國觀”總體特點，是他既不同意“修昔底德陷阱”所預言的“中美必有一戰”，也不同意美國現在需要全面戰略打壓中國、只有中國重新走向衰落才能讓美國從“中國威脅論”中解套，而是堅信中美關系的未來是兩國互動的結果。美國一味指責和抹黑中國、一味對華戰略施壓、一味想要削弱中國，反而將導致中美關系危險的不確定性上升。這也是斯坦伯格特別強調處理這兩大國的關系，需要的是歐洲外交和國際關系史揭示的一個重要歷史經驗——大國關系的穩定需要“再平衡”和“再保證”。

“再平衡”(rebalancing)重在這樣的觀點：一旦崛起大國力量顯著上升，導致主要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出現歷史性調整，守成大國需要堅定地發展自身的多元實力，以保證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力量對比重新回到相對平衡、守成大國依然保持力量優勢的地位。“再平衡”理論的核心，是面對崛起大國的力量興起，守成大國必須及時應對，繼續保持自身的相對力量優勢。斯坦伯格的這一理念，也是沃爾茲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的典型理論視角。

“再保證”(reassurance)則是基辛格在自己的學術出版中也經常用到的核心概念之一。包括基辛格推動的美蘇核軍控談判等行動，都來自于國家間力量對比和力量競爭都無法避免的背景下，大國關系如何走向穩定的重要戰略性舉措。“再保證”的核心要素，一是明確各自的戰略意圖和政策主張，不能單方面改變現狀；二是避免對彼此戰略目標的誤讀誤判，對可能引發誤讀誤判的問題，要有彼此對話基礎上的“再認識”。三是要談判和制定相關的政策文件，減少和降低對彼此主張的誤判誤讀。

在臺灣問題上，斯坦伯格認為中美兩國需要建立“再保證”：美國不會改變自己的“一中政策”，而中國不會主動武力解決臺灣海峽兩岸的統一問題。面對近年來中美力量對比的新變化，斯坦伯格在基辛格智慧的基礎上，強調“再平衡”和“再保證”在中美關系穩定和發展中的重要性，體現了美國“后基辛格時代”認識和處理中美關系的現實主義主張。

拜登政府2021年1月上臺后，其中國政策堅持對華戰略打壓，兩國關系應有的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已經基本垮塌。在美國將中美關系高度政治化、安全化和對抗化的聲浪中，斯坦伯格教授是為數不多公開反對美國對華發動新冷戰、強調兩國依然可以尋求相互包容關系的學者之一。

今年4月，美國前副國家安全助理博明（Matt Pottering）、美國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前任主席麥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這兩個共和黨勢力中臭名昭著的反華鷹派在《外交事務》雜志發表文章，以《除了勝利我們沒有選擇：與中國競爭，美國必須取勝，而非管控》為題，竭力主張美國必須放棄與中國的競爭管控，應該通過實質性削弱和打殘中國來獲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勝利，并叫囂這是美國追求的“對華勝利”。

斯坦伯格很快與康奈爾大學政府系教授、美國國務院前顧問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發文反駁了博明和加拉格爾的錯誤主張，指出對華的冷戰對抗思維十分危險，有損美國自身與盟友利益，也與美國主流民意背道而馳。斯坦伯格和白潔曦指出，美國政府一方面可以保持對華戰略競爭，但另一方面，應繼續以開放的姿態與中國保持接觸、溝通與合作。

斯坦伯格教授2023年12月到訪南京大學，與本文作者（右）進行了長時間的“爐邊談話”。

斯坦伯格教授2023年12月到訪南京大學，與筆者進行了長時間的“爐邊談話”。作為現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他充滿熱情地努力推動兩國共建的首家教學機構——南京大學中美文化中心——繼續做大做強。展望中美關系仍需止跌企穩、合作共存、和平共贏的艱難旅程，斯坦伯格教授的資歷、睿智與才華，將會繼續在兩國關系的起伏跌宕中發揮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朱鋒，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