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是一次深刻的文明改造，是文明形成后最偉大的變革。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過程中變得更加壯大，通過吸取外來文明精華，使古老文明更豐富、更有活力。現代化過程標志著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文明大融合，它比前幾次融合規模更龐大、內容更深刻。借助現代化，中華文明融合了世界、也融入了世界。文明互鑒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文明載體和中華文明“內核”的問題、中華文明的融合本性即“外融”的問題、在現代化過程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問題。

第一，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文明的兩個載體相輔相成，完美對接，保證了文明的主體性始終堅固。文明有兩個載體，一是精神的載體，即宗教或非宗教的學說，這是文明的意識形態；二是政治的載體，即國家力量，這是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載體和政治載體缺一不可，否則文明就無所依賴，站立不穩。兩個載體的關系決定了文明的強弱和延續：如果相互支撐、彼此銜接，文明就生生不息、長盛不衰；倘若有一無一或搭配不當，文明就發育不全、難以為繼。中華文明的特別之處，就是在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精神載體（孔子學說）和政治載體（統一國家）的完美對接，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自那時以后，兩個載體始終相輔相成，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內核，跨越兩千年而不變，由此保證了文明的主體性始終堅固。

相比之下，世界其他主要文明都不是這種情況。西歐一直沒有形成兩大載體的有機搭配：古希臘既沒有完整的國家（只有城邦），也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盡管古希臘哲人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但作為歐洲最早的文明，它卻如過眼煙云，曇花一現。羅馬時期的歐洲形成了龐大帝國，其國家力量強大，卻長期未出現統一的意識形態；待這種意識形態（基督教）終于出現時，羅馬國家卻行將就木。中世紀的西歐維持了基督教強大的精神力量，從而使文明的精神特征十分明顯；但“國家”卻被拋棄，封建領地解構了國家，也解構了社會，直到近代民族國家出現才改變這種狀況。南亞的特點是意識形態早熟，雅利安人到印度之后，確立了以種姓制為基礎的統一的意識形態（婆羅門教/印度教），建構了強大的精神載體；但在政治方面卻長時間小國林立，征戰不已，始終缺乏強大的國家力量的支持。這種情況造成長時期的政治分裂，為外族的不斷入侵提供了便利條件，最終沖擊了印度教的獨尊地位。西亞—北非的特點是文明出現早，文明的形態卻定型很晚。學術界一般認為最早的人類文明出現在兩河流域，但歷經幾千年，這個地方都未能凝結出特定的文明形態，眾多國家和眾多宗教此生彼長，直到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后，強大國家和統一的意識形態才同時出現，并精準對接。從那時開始，一個有著鮮明特色的文明形態才在西亞、北非形成，并一直影響世界。

在人類文明史上，只有中華文明經歷幾千年時代變遷而延續至今，其基本特征始終不變。究其原因，是文明的精神載體和政治載體任歲月變異卻始終相互依存，一直保持著完美的對接。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有直接的聯系：社會穩定經濟就繁榮，社會一旦動亂，生靈必遭涂炭?？鬃訉W說提倡天人秩序，主張社會安寧；統一國家力量則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社會的穩定。文明這兩個載體牢固對接，就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基本“內核”，保證了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

第二，中華文明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具有高度的融合性，有能力并且有意愿融合一切外來文化。中華文明從起源的時候起，融合就是它的特征，并且因融合而不斷發展、不斷壯大。在中國歷史尚沒有文字記載的萌生時期，就有黃帝族和炎帝族融合的傳說，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源頭。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華夏與百越、九黎等文明的融合，形成東亞大地的文明主流。再往后，關于“東夷、西戎、北狄、南蠻”的說法，體現著中原文明與周邊文明的互動，而互動的結果，則是夏商周三代的變化和秦漢統一國家的出現，中華文明奠基時代的完成。這以后，“中國”和中國以外“異域”的交融互動就成為融合的主題，中華民族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壯大?？梢哉f，沒有融合，就不會有中華民族。許多人在討論中華民族的屬性時指出：中華民族不是一個血緣的民族，而是一個文化的民族，這是千真萬確的。從血緣上看，中華民族是諸多種群在歷史上形成的集合體，呈現出生理方面的多樣性；然而從文化上看，中華民族顯現出高度的同質性，體現出相同的文化特征，而共同的文化特征正是在幾千年文明交融的過程中形成的，融合造就了中華文明。

中華文明歷史上有過幾次大融合，第一次是在漢亡、唐興之間的幾百年，即歷史上被稱為“魏晉南北朝”的那個時期，出現了東西文化交融、南北互通有無的局面。盡管在社會、政治層面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大亂局，然而從文明的角度看卻是一次大融合。南亞、中亞甚至北亞的文明因素成批涌入中原地區，為中華文明輸入了大量新鮮血液，其結果就是“盛唐”的出現，思想方面儒釋道漸趨合一，生活、技藝等方面則多方滲透，使文明的成果愈顯輝煌。第二次大融合出現在宋、遼、金、元時代，政治上的政權分立反而凸顯了文化方面的交融深度，而文明間的交流則突破了東亞的地理限制，擴展到亞歐大陸。以馬可·波羅為代表的歐洲元素進入中國，中華文明于是開始面對“世界”，而不僅僅是一個“天下”。作為這個過程的必然延續，是明代中國向西方的探索（“鄭和下西洋”）和西方向中國的探索（耶穌會士來華），其結果，一方面是中國主動接觸域外，另一方面是西方的科學、技術、宗教等漸次進入中國，并逐漸為中華文明所吸收。第三次大融合是在清朝建立以后，作為北方游牧文化的繼承者，清王朝的建立不僅意味著在政治上延續了漢唐宋元明的強大國家體制，而且意味著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深度融合，擴大了中華文明的內涵，同時又延續了中華文明的內核，即以孔子學說為特征的精神載體和以強大國家為特征的政治載體的相互配合。與西方某些人杜撰的“內亞”之說恰恰相反，清王朝又一次說明：中華文明的每一次壯大都是在融合中完成的，“內核”和“外融”同時起作用。

綜上所述，在幾千年時間里，中華文明依靠強大的融合力，兼收并取，有容乃大，不僅在重大危機的沖擊下轉危為機，并且通過吸取外來文明而使自己更有活力，更能適應時代變化。這是中華文明在世界諸多文明中歷經數千年而延綿不絕的重要原因。愿意學習、善于學習是中華文明的本性之一，中華文明正是在互學互鑒的過程中不斷壯大并代代相傳的。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更具包容性，而最少排他性，這與它在文明生成的早期就擺脫單一神宇宙觀，提倡用非神學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觀察和認識社會與自然密切相關?？梢?，在古代中華文明中，理性主義的主導地位（這一點在諸子百家的學說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是極為重要的。

第三，在現代化過程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面對新的危機，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挑戰。危機的背景是16世紀以后西方在新形成的“民族國家”的推動下開始擴張，在世界各地搶奪殖民地。一開始，擴張基本在文明邊緣地區進行，沿著海岸線建立殖民地。18世紀下半葉開始進入新階段，英國開啟工業革命；之后，擴張就成為工業生產力對農業生產力沖擊的性質了，一種新的文明“工業文明”漸次在世界展開。19世紀中葉，英國人借助大工業的力量，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其他西方列強蜂擁而上，試圖瓜分中國。中西力量的懸殊是顯而易見的，農業生產力不敵工業生產力，整個世界由此發生巨大變化，眾多古老文明紛紛面臨生存危機，中華文明也不例外。

從危機的性質看，這場危機不僅是國家層面政治性的危機，也是一次文明危機，它關系著國家的生死存亡，也決定著文明的延續。經過幾代仁人志士的艱苦探索，中國人最終找到了出路，那就是完成中國的現代化。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方面堅守中華文明的基本內核，堅持核心價值觀，堅持精神力量和國家力量的通力合作，保證精神載體和政治載體各守其責；另一方面，我們以最開放的態度對待世界各種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畢竟西方是現代化的發源地，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積累了經驗，也留下教訓，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諸多可借鑒之處。我們也以最謙遜的態度對待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經歷，學其所長，避其所短，和各國共同探討現代化成功之路。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政治、經濟、社會的全方位變革，也是又一次文明大融合，其規模之巨大，內容之深刻，前所未有。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建設起來，它既是傳承，也是拓新，其產生的世界影響，一定與歷史同在。

（作者：錢乘旦 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