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訪華，在時代大潮的推動下揮起了砸破中美堅冰的第一鎬。50多年后，基辛格這個名字似乎已成為了“中國通”、“知華派”、中美間“橋梁”的代名詞，當然對此也存在一些不同視角的爭議。如今，斯人已去，中美關系也經歷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即使無法再回到過去，中美之間也依然需要如基辛格那樣，堅持不懈維護和促進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有識之士。或者說，中美關系越是艱難，越需要有更多的“基辛格”來努力維系中美之間各領域的交流不絕如縷。

基于此，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國際新聞中心推出“尋找‘基辛格’”系列報道，對誰可能成為“基辛格”進行開誠布公的探討。也許，當下的中美兩國間是否還能出現“基辛格”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抑或“尋找‘基辛格’”的探索和努力將可能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觀察和討論中美關系的一個切入視角。我們也歡迎讀者朋友加入這個討論和思考，期待您在留言互動中分享自己的看法。

約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每個美國人都會感謝拜登總統及其卓越的總統任期。”2024年7月22日，81歲的約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對已宣布退選的美國總統拜登的贊許，當然他并未對退選決定本身發表任何看法。

令人玩味的是，這距離克里上一次更新社交媒體已經過去了3個多月，而在2024年，克里之前發布過的3條社交媒體帖子都是同一個主題：先后表達了對3位逝者的哀悼——卸任國會參議員喬·利伯曼（Joe Lieberman）、前任國會眾議員比爾·德拉亨特（Bill Delahunt），以及波士頓紅襪隊前總經理拉里·盧基諾（Larry Lucchino）。由此可見，如果不是因為2024年大選選情持續緊繃，需要民主黨陣營大佬們紛紛表態的話，克里大概會繼續置身事外，只關注自己的老友和周遭的關系。

事實上，按照美國媒體的報道，卸任美國聯邦政府氣候變化事務特使、結束了40多年政治生涯的克里仍然在自己既定的軌道上疾行。按照他自己的話說，“我決定離開這份工作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們的任期結束了……我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出現，可以與我選擇的任何人合作，以幫助加速進程。”

要繼續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克里很清楚成敗的關鍵何在。正如他今年3月在美國外交關系協會接受專訪時再次對中美溝通合作重要性的強調：“我深信關系很重要，接觸很重要。”

“克里前來報到”

“我是約翰·克里，我前來報到。”整整20年前的7月29日的晚上，這位馬薩諸塞州國會參議員罕見地在自己的主場波士頓接受了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總統侯選人提名。為了展現自身越戰老兵的經歷，特別是回應當時所謂“快艇老兵求真相”所引發的爭議（編者注：當時一個名為“快艇老兵求真相”的美國越戰老兵組織在電視上頻頻播放廣告指責克里夸大越戰戰功以騙取勛章），克里特別選擇了一開場的“報到”，以展現已準備好履行總統職責。

當時的克里在綜合民調中仍然微幅領先在任總統小布什，與白宮寶座可謂一步之遙，攀至其政治生涯的最高點。雖然民主黨輸掉了這場選舉，但克里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給了一位當年在伊利諾伊州競選參議員的年輕人可遇而不可求的最佳全國舞臺，讓他發表主旨演講。后來，這位年輕人不但順利當選、成為克里的同事，而且在4年后幫助民主黨重返白宮，他就是奧巴馬。

也許還比不上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提攜里根的重要意義（編注：1964年總統大選期間，里根代表共和黨候選人戈德華特發表了名為《抉擇時刻》的演講，使自己成為全國矚目的人物），但作為奧巴馬時代的前奏曲，克里在奧巴馬自認為安撫好黨內對手之后的第二任期獲得了一個關鍵位置——出任國務卿。雖然早已無緣續寫少年時代見過的肯尼迪總統的白宮之旅，但對于大學期間就公開演講抨擊美國越戰政策、后來又長期在國會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任職的克里而言，這無疑可以被接受為政治生涯終點的最好安排。

克里宣誓就任國務卿。

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克里似乎已經習慣于接受挑戰，甚至是他自己曾經反對過的挑戰。1966年，完成了耶魯大學本科教育的克里，在以前往巴黎交流一年為由暫緩入伍的申請被拒之后，依然穿上軍裝，并在1968年末到1969年初被派往遠東前線，直接參與了自己此前極力反對的越南戰爭。

雖然在戰場的表現為他贏得了3紫心勛章、1枚銀星勛章和1枚銅星勛章，但面對國內反戰聲浪的風起云涌，克里還是在1970年初申請提前6個月退役，隨后積極投入到反戰運動中。一年之后的4月，面對仍然深陷越戰泥潭的美國，國會參議院進行了著名的富布萊特聽證會，連續22場。

1971年4月22日，第8場聽證，年輕的克里坐到了國會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的聽證席上。“我們要求美國人想一下這些問題：你怎么能讓一個人成為在越南犧牲的最后一個人？你怎么能讓一個人成為為錯誤犧牲的最后一個人？”通過電視等媒體的傳播，這些在當時直抵人心的發問讓克里一舉成名。據說，當時在場的來自羅得島州的民主黨國會參議員克萊伯恩·佩爾（Claiborne Pell）不禁感嘆：這小子將來應該來咱們這兒！

反戰而參戰、而后再反戰，如此的峰回路轉的確讓克里遭遇了一些所謂“兩面人”的負面評價。按照他自己在1971年出版的回憶錄《反戰的越戰老兵》（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里的說法，“我并不真正想卷入戰爭”，言外之意參戰是對國家的責任使然。或者這未必是完全對立的“兩面”，而是克里雖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場，但同樣清楚要順勢而為，要懂得如何更有效地將自己的看法和立場變成現實。

雖然立身于顯赫的福布斯家庭，就1970年代完全不同于如今的美國政治環境而言，剛剛名聲鵲起的克里還是需要更多歷練。在1972年馬薩諸塞州國會眾議院第五選區競選中，克里險勝，獲得民主黨提名，但最終仍然在保守民主黨人參選攪局之下敗給了共和黨對手。隨后的10年，克里轉而深耕地方，回到學校深造提升自己、在電臺做主播保持影響力、在馬薩諸塞州地方從事法律實務，結識各種關系。直到1982年，克里抓住在任者不再連任的良機突出重圍，當選了馬薩諸塞州副州長；兩年之后，在任國會參議員因身體原因不再連任，克里再次抓住了機會。

擔任參議員時期的克里

國會山的生涯，讓克里想到了少年偶像肯尼迪；1988年他曾輔佐兩年的馬薩諸塞州州長邁克爾·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代表民主黨角逐白宮，更是讓克里的期待值倍增。但毫無疑問，2004年總統大選的惜敗終結了克里走過賓夕法尼亞大街（編者注：連接國會大廈與白宮的街道）的計劃，他需要一個新的目標。

據其在2018年出版的回憶錄《每一天都是額外的》（Every Day is Extra）里的說法，克里對環境保護與氣候變化的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作為所在社區首位環保志愿者的母親的言傳身教。其次就是他1970年退役回國后參加過的4月22日“地球日”（Earth Day）活動，那時他看到了很多環保組織反對尼克松政府相關做法時爆發出的政治能量。非常湊巧的是，克里參加的“地球日”恰恰是在當時環保主義運動興起背景下的首個“地球日”。由此可見，初涉政治的克里，除了反戰之外，在當時接觸到的新事務就是環保議題，這也塑造了克里自身的政治偏好。按照克里自己的總結，除了戰爭與和平之外，他持續關注最多的議題應該就是環境保護了。

2009年，第111屆國會開幕，告別白宮賽道后的克里首次面對民主黨同時占據白宮和國會兩院的“一致政府”的華府局面。克里自己評估認為，是時候可以將多年來關于氣候變化的工作轉變為沖破國會僵局的切實努力，來解決一下這個星球真正面對的問題。4年之后的2013年，離開國會山的克里繼續將這些議程帶到了美國國務院。在其坐鎮霧谷（編者注：美國國務院所在地）的4年中，最為重要的成就當屬巴黎氣候協定與伊朗核協議，前者極為充分地展現出中美合作的關鍵世界意義。

美國總統氣候特使約翰·克里在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閉幕之際向新聞界發表講話。

2021年，經過了心情復雜的4年，克里再次迎來了延續乃至重建被特朗普政府破壞的氣候變化議程的機會，出任拜登政府的氣候變化事務特使。這次3年多的工作，克里延續了與中方的密切溝通，并隨著2023年11月15日中美發布“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而迎來了高光時刻，鑄定了克里氣候外交的關鍵遺產。

“宇宙問題”

約翰·福布斯·克里，1943年12月11日出生于美國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父親理查德·約翰·克里（Richard John Kerry）曾為職業外交官，母親羅斯瑪麗·福布斯（Rosemary Forbes）則來自福布斯家族。從公開信息看，羅斯瑪麗的祖父，也就是克里的曾外祖父弗朗西斯·布萊克維爾·福布斯（Francis Blackwell Forbes）在旅居歐洲之前曾在華經商20多年，可謂是生意興隆，還曾創辦過上海鄉村俱樂部（Shanghai Country Club）。1879年10月22日，弗朗西斯在上海迎來了他第二個兒子，也就是克里的外祖父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James Grant Forbes）。這位福布斯后來成為家族的榮耀，成功地經營著波士頓與上海之間的貿易。

這些家族故事，或許多少也影響著克里關于那個東方大國的最初印象。作為國會參議員，面對上個世紀90年代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多次年度投票，克里都表示了支持。甚至在1994年秋天，國會參議員克里還曾率領馬薩諸塞州企業高管代表團訪華，希望開拓中國巨大且利潤豐厚的潛在消費市場。2000年9月，國會兩院投票表決編號為H.R.4444的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的法案，克里也成為83位投贊成票的國會參議員之一。新世紀初，克里在國會參議院多次就所謂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立法投下了反對票。當然，在經貿等合作領域上采取務實態度的同時，克里也曾在1996年臺海危機時公開支持時任總統克林頓的相關局勢部署，展現出在價值觀和地緣政治上一定的強硬。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總統競選期間，克里陣營的官方競選網站曾推出了涵蓋基本內容的中文版網頁，凸顯了克里對華裔群體的關注乃至重視。現在回看，在總統競選層次可以這么操作，前無古人，也不確定會否后有來者。

2013年到2016年期間曾經9次訪華的紀錄，讓克里成為了中美建交以來在任上訪華次數最多的國務卿。2021年4月14日，克里到訪上海，是拜登政府就位以來在任高級別官員的首次訪華。

今年3月1日，已出任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主席的奧巴馬政府期間的貿易代表邁克爾·弗羅曼（Michael Froman）主持了與老同事克里的一場公開對話。在活動開始，克里在主題發言中提出，“（中美關系）不是也不應該成為一場意識形態之爭。這就是我能夠與中國打交道的原因。因為這不是雙邊關系，而是宇宙問題，事關整個星球。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和最大的兩個排放國。如果我們（兩國）不采取行動，怎么能要求別國行動呢？”

隨后的對話環節當中，弗羅曼還是提到了所有人都關心的中美關系。他特意問克里：“這是兩國競爭激烈、沖突頻發、危機頻發的時期。氣候問題能與兩國關系中的其他問題很好地區分開來嗎？我們能開展多少合作？潛力有多大？”

克里顯然對這個問題也很有興趣，于是做了比較長的回答。他坦言：“如果我們沒有讓中國參與進來，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毫無意義。幸運的是，我一開始就與解振華（編者注：前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建立了大概20年的關系。我們在許多締約方會議上會面。我們一起工作。我們甚至偶爾在擦肩而過時會面。……我深信關系很重要，接觸很重要……即使在看起來最暗淡的時候，你也需要有一個可以溝通的渠道，否則就將錯過避免災難的任何機會。因而，我必須說服政府中的一些人，我們確實需要與中國溝通合作。”

2023年，克里訪華，會見時任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

2013年12月，美國歷史學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提出并討論了一個新詞，即“克里主義”（The Kerry Doctrine）。這位曾在2004年出版過題為《天職苦旅：約翰·克里與越南戰爭》（Tour of Duty: John Kerry and the Vietnam War）因而對其本人較為熟悉的學者，將所謂“克里主義”的內核總結為“面對面的高層外交可以解決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問題”，進而認為“克里主義”是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或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們所代表的外交傳統的延續。依照如此界定，“克里主義”無疑也是克里在擔任氣候變化特使時推動工作的核心邏輯。或者說，執著于外交，堅持接觸、對話與溝通，以此來尋找共識與合作的可能性，以此來避免最糟糕的可能性。這是克里的總結，也應該是當前中美兩國互動可以借鑒的經驗。

克里與基辛格

2023年11月29日，亨利·基辛格博士離世。3天之后，克里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悼念稱，“1938年8月20日，年僅15歲的亨利·基辛格隨家人逃離了納粹德國以及他曾唯一經歷過的生活。幾周后，他們抵達紐約市，從此開啟了一段只在美國才可能發生的故事。他參加了二戰和阿登戰役，并被授予銅星勛章；他從學術界崛起，躋身于華盛頓最高決策圈，出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當我從越南戰爭回來時，身為國務卿的基辛格與我簡直是兩個世界。后來，我成為了國會參議員和國務卿，隨著生活回轉，他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堅定的觀點和視角。盡管我們存在分歧，但我們努力尋找共同點。我很感激我們之間的對話。特蕾莎和我對他家人深表同情。”

必須看到，克里與基辛格原本就存在很多不同點，更何況他們處于不同的歷史時代、面對著不同的美國、不同的中國、不同的中美關系。我們追憶基辛格，事實上追憶的是中美老一輩領導人當年打破兩國隔絕對抗堅冰，實現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進而翻開中美關系新篇章的非凡的遠見卓識、政治勇氣和外交智慧。追憶之余，我們所希望的是，當前美國各界有識之士可以有同樣的歷史智慧、理性認知與務實態度，從對彼此的切實利益與全球的長遠福祉出發，來繼續維護好兩國關系。

雖然克里本人曾多次公開表示，他將繼續與私營部門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議程，也將回到耶魯大學做一些相關的事情，這些完全有可能繼續涉及并豐富中美合作，但他本人會否如基辛格在世時那樣頻繁訪華，外界難以猜測，甚至沒有能夠讓我們做出這種判斷的任何跡象。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克里在中美互動當中特別是在中美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當中展現出的對于兩國接觸溝通的極為珍視，以及對于兩國合作共贏重要性與必要性的充分認識，顯然具有極強的榜樣價值。毫無疑問，華盛頓如果有更多的人認同克里、效仿克里，中美關系就有可能更為穩定、面對更好的未來，向著更為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的方向持續發展。

（刁大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